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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厚泽现象试析

 

杜应国

 

二0一一年五月九日,中国当代思想家、已故朱厚泽先生的骨灰安葬仪式,在他所钟爱的黔山故土——贵阳市郊的凤凰山麓举行。这一天,正是他逝世一周年的忌日。我与几位朋友相约,匆匆赶赴贵阳,在满山的苍松翠柏间,与数百人一起,向这位罕有其匹的贵州同乡,这位以“山之骨”的挺拔与高贵而闻名于世的大山之子,致以深切的祭奠和缅怀。仪式结束后,承刘学洙先生及吴建滨兄盛意,获赠一本《厚泽在人心——朱厚泽纪念文集》。归来细细披览,整整两天,一直沉浸在一种难言的悲切、惝怳与空落之中。待一气读完这本煌煌六十余万言的厚书,脑中浮出的,竟是王元化先生曾经引吊顾准的那首王安石诗:

沉魂浮魄不可招,遗篇一读想风标。不妨举世嫌迂阔,赖有斯人慰寂寥。

我与朱氏,素昧平生,尽管早在八十年代初,就已注意到他在贵州政坛不同寻常的跃升,但由于地位悬殊,他居庙堂之高(奉调京都后就更是如此),我处江湖之远,至多只能算是一种远距离的旁观,除了公开的报道之外,对他的了解实在有限。直到读完此书,才对他的人格、风范、思想、言行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认知。尤其是书中披露的许多动人细节,更令我悲不自禁,几至哽咽失声。由此也更明白,这个人的离去对我们以及对这个国家来说意味着什么。扼腕太息之余,忍不住挥笔写下了这篇读后感,欲对这位以思想家名世的伟大逝者作点个人的解读。

人格魅力

朱厚泽的官方身份是“前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前中宣部部长、前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老实说,这样的身份与职务,在官本位制度十分森严的等级体制下,实在算不得什么,但他的逝世,却在官方与民间都引起了异乎寻常的反应。在官方,严加控制下的媒体几被禁声,不准报道;而在民间,在网上,在海外媒体的报道中,反响却是强烈而又持续的,海内外几乎异口同声,传来的都是一片深深的悲痛与惋惜,以及巨大的遗憾。甚至有媒体就直接使用了这样的标题:“朱厚泽带走了中共最后希望”(《动向》)。而来自民间的吊唁更是语出惊人,如“朱厚泽去世是中华民族的重大损失”(杜光),“中国失去了一位大思想家和大政治家”(何方),并说他“站到了当代中国思想史上的最高峰”(笑蜀)等等。显然,这样的反响与评价——包括官方的严格控制,都已远远超出了一个所谓正部级官员的地位和影响,何况还是一位遭到贬黜的官员。这是十分罕见的,姑称之为“朱厚泽现象”。

一个“级别”不算很高的中宣部长,在授予他职务与荣誉的堂堂执政党那里,引起的是一种难言的戒备和恐惧,而在根本无法左右其命运的民间社会,引来的却是一片广泛的推许和赞誉。换言之,朱氏何德何能,何以能够在今天的中国引出如此截然相反甚至可说是尖锐对立但却同样强烈的反响?所谓的“朱厚泽现象”究竟意味着什么?隐含着什么?又是如何形成的?

我读此书,最大的收获就是发现,所谓“朱厚泽现象”,首先与朱氏完美的人格构成有关。我注意到,被人称为“见解非凡”、“不媚权贵”的郑仲兵先生对朱氏有这样的评价:“具有圣人般的完美人格、思想和气质,这样的人几百年才可能出一个。”[1]郑氏是朱氏引为知己的老部下,他出此语,自有其近距离的个人观察作支撑,而重要的是,征诸书中众多作者的回忆,以及朱氏生前的所作所为,所思所虑,可证此言决非溢美。然所谓“完美人格”标准何在?标准就在古人所说的“三达德”,即仁、智、勇兼备。这是古往今来的仁人志士皆视为最高典范、最高境界的完美人格,理想人格。以此衡之,朱氏集三者于一身,既有仁者风范,又有智者思想,更兼勇者之为,正符合“知(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的理想境界。

关于“知者不惑”,下文再作伸论,这里且道“仁者”之说。“仁者爱人”,此乃朱氏风范。本书作者,有党内耆宿、知识精英、理论权威、维权人士、青年才俊,以及部分亲属;所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老中青三代共同聚焦朱氏,莫不为其宅心仁厚的悲悯情怀和风标独树的风骨操守所吸引,所折服。他宽厚豁达,通透睿识,又洒脱不拘。既有和光同尘的包容与亲和,又有超凡脱俗的高尚与纯粹。待人接物,出以至诚;心怀坦荡,平易可亲,善与各色人等交往,从无尊卑贵贱之分。不论是有知遇之恩的老上级、老领导,还是自己身边的下属、亲人,乃至素不相识的小青年,无不视之以平等人格而给予发自内心的尊重。在众多的回忆中,我注意到一篇署名“梵天无净土”实则出自其外甥笔下的文章,读来尤让人感佩。作者在文中深情忆及当年已年过六旬的“舅舅”,帮自己提着行李,步行着送自己上车,一路上谆谆嘱咐的情景,[2]曾令我几难自禁,为之下泪。一个心系天下,胸怀广宇的睿智老人,居然对一个至亲晚辈都给予如此亲历亲为的关爱照拂,别说同样的退休官员,就是一般长辈也不易做到。“力行近乎仁”,此非仁者、贤者而何?至于“仁者不忧”之说,其实并非真的是言其没有任何忧虑,而是说仁者心怀天下,乐观通达,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很少为个人的遭际、经历所烦忧,却常为社会、民生所牵怀。忧国忧民,此乃大忧,亦即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境界。朱氏一生,起伏跌宕,坎坷曲折,然无论在位还是赋闲,皆以国事民瘼为己任,直至最后病卧在床,犹对所谓的“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发出尖锐质疑,谆谆嘱托前来探病的友人注意研究此一问题。其忧、乐所关,于斯可见。无怪有这样的回忆:“无数次的倾心交谈,无论是他作省委书记时,还是任中宣部长时,或不到退休年龄就居家赋闲时,以至最后与病魔抗争的日子,你看到的,永远是清醒的朱厚泽,宽厚的朱厚泽,睿智的朱厚泽,微笑着充满活力的朱厚泽,坚毅的朱厚泽,讲话时一语中的的朱厚泽。”[3]至若“勇者不惧”,似勿庸论,朱氏两次遭贬,两次拒绝检讨,已属非凡之举。须略加伸说的是,他之决不检讨,拒绝自辱其身,全是为了捍卫自己所认定的正义与大节,视卑躬屈膝为耻辱。尤其“六四”后那一次,虽无李慎之先生“决不在刺刀下做官”的豪迈,但一句“中国共产党内总该有几个有骨气的人吧”[4],却同样掷地有声,动人心魄。所谓“知耻近乎勇”,此乃大勇。

或许,正是因为如此,朱氏的存在与离去才牵动着那么多的人,才造成那么大的影响。就存在而言,朱氏或许是当今中国社会人们在体制内外所能见到的除胡、赵而外最具有领袖气质与超凡魅力的人物;或者换一种说法,在被称之为“党内民主派”的一帮老人中,朱氏是位并不多见的兼有政治家襟怀和思想家睿识的领袖型人物,他是政治家中少有的思想家,思想家中罕见的政治家。两种角色,和谐统一,集中在他的身上,使之负载着、凝聚着太多的人(渴望中国尽快走出改革困境,走向民主宪政之路的人)的太多的希望。尤其是他的晚年,甚至几有一身而系天下安危之势。以致他的去世,引来了如此沉痛的惋惜:“在一个正常的政治环境里,他完全可能发展成为继耀邦紫阳之后,引领中华民族走上健康发展的康庄大道的杰出政治家。可是,他却在初展身手时便遭黜退,中华民族也因此丧失了一位有可能扭转乾坤的大政治家。”[5]

政治智慧

一般来说,政治家与思想家的角色颇不易协调,甚至常常矛盾、冲突。政治重现实,重实际,重行动,而思想则需要某种超脱,因而更注重于理论的严谨与彻底。政治是智慧的博弈,充满了制约与妥协,折冲与尊俎,委屈与伸达,故而政治家往往更注重操作的可行性与施政的机巧性,也就是所谓的通权达变,善于运用谋略、手段和机会,此即所谓政治的艺术。而思想则是在自由的天地里驰骋,因此思想家更看重的,往往是理论的建树与创新,以及思想的彻底与超越。也因此,除了少数伟人,一般人很难将此两种素质或曰角色统一于一身。

朱氏一生经历,约可分为两段,“八九”以前,以从政为主,“八九”以后则以思想为主。而无论哪一段,朱氏的表现都堪称可圈可点,令人击节。譬如还在其担任贵州省委书记(常务)期间,就提出了“浅内陆发展”概念和打造“黔中经济圈”的设想。尤可叹者,是他那时就已考虑到环境问题,认为贵州“不能小富即安。我们搞更大的农业结构调整,让更多的山坡不再种粮食了,不再搞大字报田了,要种草种树”,“恢复生态”。[6]还有他当时对贵州三线企业的看法,[7]以及对当时盛行一时的“梯度开发”战略(自沿海始,先东部再中部再西部,依次开发、发展)表示异议等等,皆可看出,其胸襟、眼界、胆识、气魄均远非一般地方要员可比。再以他广获赞誉,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的“三宽”而论(他甚至因此而获得“三宽部长”的美名),除了表现他的远见卓识,其实也表现了他特有的政治智慧。他后来也说:“这是一种策略,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只能采取这个办法。”[8]而今细省,“三宽”实则是一个倒果为因的说法,要真正实现“三宽”,就需要实现宪法所规定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等等权利,但以当时的情势和朱氏特殊的地位论,别说正面提及,就是稍有异议也会触犯所谓“四项基本原则”的天条,因此只能避其锋芒,以果为因,既巧妙躲开对手的正面阻击,又将不可逾越的“四项原则”搁置虚悬。但其剑锋所指,却正是人们千呼万唤,翘首以盼的自由之境。说白了,“三宽”的底线就是自由、民主、宪政、法治,这才是朱氏的本色所在。也难怪它至今仍为很多人怀念不已,因为即使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它仍没有过时,不仅没有过时,反而更显珍贵与急需。

据不少老同学的回忆,青年时代的朱氏还是个少见的全能型人才,不仅文理兼擅,而且音体美俱佳:漂亮的男高音,拉得一手好胡琴,又长于演讲,喜欢运动,文笔优美……诸多爱好中,最引我注意的,是他对自然科学的热爱和对技术的着迷。他喜欢物理科学,熟悉半导体技术,早年就亲手装过半导体收音机,后来又装过黑白电视机;九十年代后,他还是国内最早一批学会使用电脑并利用电脑写作的领潮流人物。在我看来,这样的技术兴趣与动手能力,也许正好构成了朱氏政治品性中既不同寻常也不容忽视的潜在因素亦未可知。科技熏陶加上人文素养,自不可能不对他的工作作风、思维特点以及行事风格(如简朴、务实,善于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注重可操作性等)等等产生影响。而更重要的是,这种互补还使他形成了一种善于从科技进步的角度来观照历史、观照时代的宏观视角,因而对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及其可能引起的社会变化、时代变迁等等,能够给以格外的关注和重视。这确实是十分难得的。

“八九”后彻底赋闲的朱厚泽,因远离政治舞台而只能将他的主要精力放到思考上。一向以勤于思考,勇于思考著名的他,在摆脱了体制的硬约束后,更是如鱼得水,纵横驰骋,逐渐迈向其晚年思想的高峰,其思考的彻底性,已远远超越了所谓“党内民主派”的范畴,并因此而被尊之为思想家。不过,以我的体察论,即使是在此一阶段,他的思考,仍不脱其政治家的本色,仍具有注重实际,注重操作的特点,而非纯粹的理论思维。比如有人回忆:一九九六年朱氏到南宁参加一个会议,其间听说南宁郊区正在发展一种新的水箱养殖业,乃与几位年轻朋友前往考察,在向养殖户打听有关情况时,朱氏提问之细,连陪同的年轻朋友都感觉奇怪。[9]其实,这正是其政治家作风使然,即考虑问题,总是从现实可行性出发。此外,同样显示其特有的政治敏感和务实态度的,还有这样一桩小事。据曾任其秘书的孙方明回忆:在朱氏被解除中宣部长的职务后,原由胡耀邦组建的十三大报告起草小组解散,另成立了由鲍彤担任组长的起草小组,此时尚在等待分配工作的朱氏却将已调至中办的孙找去,托他带话给鲍彤:“你一定要向鲍彤转达一个建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在十三大报告中,一定要把‘初级阶段’的文章做足,‘初级阶段’讲清楚了,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就有了理论基础。”[10]即使是后来已经看透了这套体制的本质,甚至得出了“没有希望”的结论,他仍在孜孜矻矻,不倦地探寻着,思考着任何一种有可能出现的积极因素,以便从现实着手来一点一滴地推动社会的变革。一如他自己所说:“我们不是主张越乱越好的,乱了对谁都没有好处,对老百姓也没好处。”“我们是促进派,即促进社会的变革。”[11]以轰动一时的孙志刚案为例,他从中看到的是这样一种现实的可能:“抓住一个个具体违宪事件,深入剖析,达到上下认识一致,普及宪政意识,是对领导人的最好帮助,是对愿意改革的力量最有效的支持。”[12]这显然是一种更务实,也更负责的政治家姿态。因此,他虽赋闲却并未真正的闲下来,而是成天忙于参加各种会议和调研,以为他“有步骤地推进政治改革”的设想,寻找和积累任何可能的依据与资源。为此,他几乎跑遍了全国各地。表面看,这与他“没有希望”的结论似乎是矛盾的,而实际上,这正是朱氏政治家品格的表现,亦是其魅力所在,即永不放弃、永不言败,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往直前精神,不屈不挠精神。

回望历史,自不难发现,中国的改革开放,其实一直在期待和呼唤具有此超凡魅力的政治领袖:他既需要脚踏实地,拥有直面现实,直面历史的勇气,又要具有某种思想的前瞻性与超越性,能够洞穿时代的本质,看清楚中国改革的目标和方向;同时又要具有高超的政治技巧和政治智慧,能够在复杂的党内斗争和人事纠葛中,纵横捭阖,排除一切阻力,坚定不移,循序渐进地推动中国的改革沿着民主政治的方向前进。事实上,这是中国人民的又一次“出埃及记”!因为一九七六年以后的中国所面临的,不仅是一个如何医治文革创伤,努力实现所谓经济现代化的历史过程,更重要更本质的,还有一个如何在深切反思历史的基础上,尽快启动已被延误过久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引领中国彻底摆脱毛泽东专制主义的阴影和走出一党专政的历史困境,真正走上宪政民主,繁荣富强的人类文明大道,实现百多年来所有志士仁人的伟大梦想。正所谓天降大任,有待来者。而朱厚泽,以其后来所展现的卓越才干与高贵品质而言,他或许才是能担此大任的不二人选。无奈命运对其过苛过酷,当大转折到来之时,他由于位势过低,远离权力中心而无从膺命而出。当他得人识拔(从池必卿到胡耀邦、赵紫阳),开始他不同寻常的跃升时,又每每在他正准备一展雄才的时候,机遇就会离他而去,出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时是这样,出任中宣部长时也是这样(三宽不过是他政治才干的牛刀小试而已),及至最后获赵紫阳起用而出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时还是这样。

中国自古有“三不朽”之说,即立功、立德、立言。以此观之,朱氏独缺“立功”一项。是天妒英才?还是命运不公?偏偏在人们最抱以希望而其才又足以负之的“立功”上,朱氏留下了巨大的缺憾,这与其说是他个人的悲剧,不如说是中国的悲剧。此乃历史的遗憾,也是一个悲剧英雄,一个折翅而飞的历史巨人所留下的遗憾。

思想超越

朱氏晚年的思考,无论就深度、广度还是就其思想的彻底性而言,都可称光耀夺目,精彩纷呈,以至有论者认为,他“已经走到了时代的最高峰。”[13]而在我看来,朱氏思想的难能可贵之处是实现了三个超越,即超越自我,超越体制,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超越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超越自我,是说他的思考不再受自己身份、地位乃至处境(一个遭贬黜的中共高官)的局限,而是完全站到一个思想家的立场,追求的是思想的彻底与其理论逻辑的一致。因此,他不仅超越了自我,而且超越了体制;他所追求的改革,已不再是通过所谓的修修补补而使现行体制延续下去,而是“从这里出去,再见那灿烂的星空”(但丁),直达宪政民主的大门。正如其所言:“改革开放就是回归人类文明的共同大道,回归历史,回归常识,回归人类的共同价值。”[14]寥寥数语,鲜明表达了他出离体制,超越体制的不妥协立场。也因此,与一般人喜欢将他当作中共党内改革派或民主派的代表或重镇不同,在我眼中,更愿意将之视为中国民间思想谱系上又一颗闪亮的星座,一颗继顾准之后最辉耀夺目的巨星。换言之,朱氏以他晚年思想的彻底性,已经汇入到中国民间自一九四九年以来就一直绵亘不绝的反专制极权,争民主自由的异端思潮中。从追问:“为什么从寻求自由,人权平等,宪法宪政的门进来,却从窗户里跳出去,最后走到文化大革命那边去了?”[15]到得出这样的结论:“结果追求来的东西是个什么呢?是争取民主,争取自由,争取人权,争取科学的结束!”“从辛亥革命到今天,我们转了一圈,又回到了专制的起点,而且这个专制超过任何一个时代,其控制的严酷前无古人,其对思想的钳制超过历代。相比之下,过去那些文字狱算不得什么。”[16]其离经叛道的思想轨迹毋庸置疑。所以,他不仅质疑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论,而且将批判的锋芒直指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并最终得出了这样不可易移的结论:“反对经济垄断,主张市场经济;反对政治垄断,主张宪政民主;反对思想垄断,主张多元文化。”[17]他还自言“反垄断完全是站在另外一个立场上来。”[18]什么立场?就是民间立场,人民立场,彻底反专制的立场。所以,他回归五四,回归启蒙,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就是启蒙运动的终结”,[19]对中共建政、执政的历史合法性给予了彻底的颠覆和否定。可见,与那些备受尊敬的党内民主派老人不同,晚年朱氏在思想上的“华丽转身”,已远远超越了中共历史观的局限而成了“共产党内的异数”,[20]无怪有人说“他是党内民主开明派甚至中国知识思想界沿着人类文明大道走得最远的一位”。[21]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向为一些号称党内改革派和党内民主派的理论家所珍视。尽管由于理解不同,他们各自所选择的合理性也未必相同,但有一点却是一致的,即都将新民主主义论视为中共建政、执政的合法性基础,甚至是构成中共道统的重要理论资源。所以,迄今为止,除了朱厚泽,还没有任何一位来自党内的理论家对新民主主义论表示过置疑或批判。而正是这一点,构成了一条重要的分界,即能否超越毛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已经成为党内改革派、民主派能否超越中共一党专政逻辑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前提。朱氏晚年思想的标杆性意义亦在于此。在他看来,毛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新”——即由无产阶级掌握“革命领导权”的思想(这是毛新民主主义论的理论基础,亦是他用来区分所谓新、旧民主革命的标准),首先包含着一个时代判断的错误,即认为二十世纪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来临的新世纪,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必然走向腐朽和灭亡,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必将取得全面胜利、最后胜利的新时代。证之以后来苏联解体、东欧崩溃的事实,这个预判显然大错特错。因此,那种“认为工人阶级应该掌握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乃至主导人类的未来,却是马克思主义的神话。”[22]而更重要的是,这个源自马克思,成熟于列宁、斯大林的“领导权”思想,即名为“无产阶级领导”实为共产党“领导”的“先锋队”理论(且不论中国革命是否合符马克思的教条,是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还是一场十足道地的农民革命),实则已经暗含着中共一党专政的政治逻辑,因此不管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是发生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还是八十年代,都必然要导向一党专政。而一党专政的政治实践和毛氏专制主义的危害,“也就是从三大改造到大跃进到人民公社,再到最后的文化大革命”这一套,[23]已经让我们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给整个国家、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所以,他的结论是:“一九四九年以后,新民主主义的逻辑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我们的改革目标是市场经济、宪政民主。新民主主义是不可能达到这个目标的,是和改革目标背道而驰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只能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相通,历史已经证明,他搞的社会主义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灾难。所以,我们必须丢掉新民主主义这个幻想。” 因为毛氏“新民主主义的逻辑是专制主义”。[24]

走出新民主主义的迷障,突破党内改革派、民主派的局限,朱氏迎来了他大彻大悟的思想飞跃,进一步将他的反思、置疑和批判,指向被视之为传统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马克思的失误是“从阶级真理出发,走向了阶级论。以一个阶级的利益来代表人类发展阶段中一切群体的利益,而且这个群体要统治一切,其它群体社会被认为是祸害,一文不值,要镇压他们。”[25]这就是从“阶级专政”到“党专政”再到“领袖专政”的一党专制逻辑的必然归宿。

鉴于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神话”至今仍是许多左派理论家最喜欢挥舞的大旗,而且动辄就喜欢摆出一副无产阶级当然代表的架势指责别人;更鉴于中国的思想理论界由于言说环境的限制,一向只能在这个问题上含糊其辞,从未对之作出过正面的澄清与回答,这里试根据个人的理解与认识,对之作一点必要的梳理与廓清,亦算是对朱氏的结论作一注解。

在我看来,马克思共产革命亦即所谓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错误,首先来自他那个被称之为伟大发现的唯物史观,即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都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的支配下,沿着铁的必然性不断从低级向高级演化、发展的结果。这个充满了历史决定论(或曰经济决定论)的理论框架,在今天已遭到了广泛的置疑,它究竟有没有或有多少合理性,这里姑置勿论。下面想着重讨论的,是马克思有关于无产阶级及其历史使命的理论分析。

首先,马克思选中无产阶级,并赋予它引领和主导未来社会的神圣使命,是同青年马克思所发生的一次思想“断裂”有关。[26]对后来的马克思而言,此次“断裂”具有双重意义,即其一,标示着马克思同他的精神教父布鲁诺·鲍威尔及其所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决裂;其二也是更重要的,则标示着他开始从全人类立场转向无产阶级立场。后者之所以可能,是因为那时的马克思在结束了《莱茵报》主编的工作之后,已经迁移到了巴黎。在那里,马克思对新兴的共产主义思潮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了解,并结识了一大批活跃在巴黎的诗人、革命家、鼓动家和流亡者,如海涅、巴枯宁、莫伊勒、路易·勃朗等,同时也接触到一些秘密的社会组织如德国的“正义者同盟”等。彼时的欧洲,正处于大动荡的前夜,这对于深受法国大革命影响的马克思来说,似已敏感地发现,一场疾风骤雨般的社会变革正在孕育之中。特别是当时此伏彼起的工人斗争如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的起义,更使马克思隐隐看到了他从青年黑格尔派那里继承过来的社会批判理论,有了经由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而转化为现实批判的可能和希望。亦如他所言:“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27]换言之,正在将新兴(工业革命以来)的欧洲社会搅动得扰嚷不宁的工人阶级,成了马克思终于找到的可以担负起他的哲学批判及社会改造使命的“物质力量”。自此,无产阶级在马克思的批判理论中担负起主要角色,成了日益抢眼的舞台中心。在他看来,无产阶级具有其它阶级所不及的两大优势:一是作为大机器工业的产物,无产阶级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和未来社会的方向,当然也是历史的方向。二是作为一个人数众多而且只会越来越多的强大阶级,无产阶级还天然地代表着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的利益。这就是《共产党宣言》中所宣称的:“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将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消亡。”在马克思阶级分化的蓝图中,由于竞争的存在和加剧,社会日益分裂成为两大尖锐对立的阶级——资产者与无产者,二者之间的中间阶级,将随着竞争的加剧而发生分化,日趋消亡(少数人上升为资产者,多数人沦为无产者)。

有了这样的宏观判断,再继之以微观(抽象中的具体)证明,即运用他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劳动价值论,来为这个推论提供科学证明,实则也就是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合法性提供学理证明。其具体的分析是先将“劳动”而且是狭义的“体力劳动”,定义为形成商品价值的唯一因素,然后再将资本生产过程中的工人劳动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前者创造大体相当于劳动力价值的工人工资(即付给工人的报酬),后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则为资本家无偿占有,这就是资本剥削的秘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积累乃至资本的统治,都是建立在这个秘密之上,都是以剥削工人阶级为基础的。因此,当无产阶级有一天团结起来,推翻资本的统治,将社会财富收归己有,就不过是把本来属于自己的东西又重新夺回来而已,这就是所谓的“剥夺剥夺者”,是合理合法的正义之举。沿着这个逻辑,马克思进一步把投入生产运营的资本分解为两部分,即“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前者代表投放在生产过程所必须的那些物质资料上的资本,即机器、厂房、设备以及各种生产工具等,马克思称之为“物化劳动”;后者则代表花在雇佣工人工资上的那部分投资,亦称“活劳动”。“物化劳动”即不变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只转移价值,不创造价值;只有“活劳动”也就是可变资本才创造价值,并使资本的价值增殖。结论是:所有的有产者或曰资产阶级都是靠盘剥工人而生存的。

但就是这个曾被誉为科学揭示资本剥削秘密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却隐含着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两个内在矛盾。一个矛盾是:如果只有工人的劳动(活劳动)才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那么按照效益最大化原则,资本家为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理应想方设法地增加活劳动亦即雇佣工人人数,尽量减少物化劳动即不变资本(表现为生产资料的那部分资本)在资本构成中的比重。然而实际情况却正好相反,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总趋势则是不变资本比重越来越高,可变资本比重越来越低,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机器排挤工人,物化劳动排挤活劳动”,从而使资本的有机构成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这一点下文还要讨论)。按照马克思不变资本不创造价值只转移价值的理论,如何解释资本在物化劳动不断增多,活劳动(即雇佣工人数)不断减少的总趋势下,资本不断增殖,财富不断增长的事实?对此,马克思有一个解释:即由于技术进步,较少的活劳动可以推动较多的物化劳动,从而使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所致。但是,既然所有花在技术进步上的投资(技术研发、较先进的机器设备的制造或购买等等)都只是物化劳动的一部分,而且都只会固定不变地转移价值,那么一个工人从操作一台机器到操作十台机器之间的变化又有何区别?只要劳动量不变,在相同的劳动时间内工人所付出的劳动就不会给生产过程增添什么,既如此,资本的增殖和资本家扩大再生产的积极性又从何而来?这就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第一个矛盾。而矛盾的症结,就在其劳动价值论的粗糙与狭隘,即只承认工人的劳动而且主要是体力劳动才创造价值,而将所有其他可能参与价值形成和价值创造的因素如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运用、有效的规范化管理、以及科学的制度设计与作用,还有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等等,通通都排除在价值的形成和创造之外。由此可见,马克思的狭义劳动价值论并不像他的追随者所鼓吹的那样严谨、缜密,无懈可击,而是充满了漏洞和偏见——而且是阶级的偏见,即为了论证资本家的剥削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合理,而置真正的科学于不顾了。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第二个矛盾是有关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理论。按照他的分析,资本为了在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追求超额剩余价值,都会被迫竞相将钱投到研发新产品、引进新设备、采用新技术和新工艺等等之上,从而使资本的有机构成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即不变资本的比重不断增加,可变资本(记住,这是被雇佣工人的代名词)的比重不断减少。这是资本技术进步的动力,也是资本积累的必然趋势,历史趋势。证之以后来出现的生产自动化技术,应该说,马克思的分析与历史发展的趋势是十分吻合的,糟糕的是,这里出现了一个最大的不吻合,即无产阶级将日益减少,日益萎缩的历史命运,已经逻辑地包含在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总趋势中了,这与马克思认定无产阶级将愈益强大,愈益众多的结论,刚好正相悖逆,相互矛盾。马克思何以看不到这一点?还是因为阶级论的偏见使然,以致他从中看到的只是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其推论是:随着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雇佣工人不断减少,由此形成相对过剩人口,造成有效需求不足,进而导致生产过剩危机;一旦危机周期性爆发,那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可是,将一个从诞生起就注定不会走向强大,而只会走向衰弱的阶级视为未来新社会的主角,这不是马克思编造的神话又是什么?至于马克思以此为基座,在无产阶级革命的花冠上所臆构出来的那些美好图景,诸如消灭商品,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和压迫,财产公有,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等等,则不过是他怀揣梦幻臆造出来的又一个空想主义的政治乌托邦而已[28]。所以,在马克思之后,所有以无产阶级专政之名行一党专政之实的国家,无论是苏联、中国还是东欧各国,都一无例外地走向反面,以美好的承诺始,以残暴的统治终。人人平等,财产公有的幻象,全都变成了党国一体,全面垄断的官僚特权阶级专政、领袖个人极权专制,充满了伪善、说教、谎言、欺骗和噬血的暴戾。所以,在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的根须上,在世界百多年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政治实践中,出现前所未有的斯大林专制、毛泽东专制,以及波尔布特专制等等,就只能是国际共产运动的历史宿命。早在七十年代,顾准就看透了这一点,得出了“地上不能建立天国”的结论,而继之而来的朱厚泽则更进一步,作出了回归宪政民主,回归普世价值的回答。这对于一个从青年时代起就参加中共地下斗争的老党员来说,需要的不只是勇气——直面历史的勇气,自我否定的勇气,而且还要有思想的彻底性与超越性。这正是朱氏最了不起的地方,也是其卓尔不群的思想魅力所在。

“逆淘汰”问题

苏联解体之后,有关中国戈尔巴乔夫的议论曾一度在民间广泛流传,不胫而走。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年龄?影响?作风?抑或兼而有之?民间的传说多以朱厚泽作理想人物。原以为这或许只是众多民间版本中的一种,未曾想,在一篇回忆文章里竟得到了这样的佐证:“他被人称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我曾问他是否听到此传闻,他说有此一说。”[29]这是一个颇为耐人寻味的回答,既无辩解,也不否定。或许,在内心深处,他对戈氏的许多作法及想法是认同的罢?但以其性格而论,怕也未必仅止于此,毕竟戈氏的改革同样也是跛足的,只不过与中国相反,有政治改革的实效却无经济改革的成果。以朱氏一向关注民生,关注底层百姓利益的眼光去看,戈氏的改革,纵有很多可取之处,也未必就值得全盘效法。说到底,他自己未必会以戈氏自许,倒是别人却真把他当作戈氏来防了。

不管怎样,朱氏毕竟没有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于是,有关历史的逆淘汰问题,就成为中共改革史上最引人瞩目也最令人扼腕的痛点甚至死结,而一再地让人唏嘘不已,徒唤奈何。

何谓逆淘汰?就是历史的选择不是遵循“优胜劣汰”的机制来识拔人才,而是相反,优秀者不断被淘汰出局,平庸之辈却不断获提拔重用。自改革开放以来,胡耀邦、赵紫阳、朱厚泽等等的命运,几乎无一例外,都证实了这一点。这就是逆淘汰。

不过,在我看来,这与其说是逆淘汰的结果,不如说是正选择(体制正向选择)之使然。

在国人眼中,而今已被尊之为邓小平氏伟大贡献的改革开放,是对运动不断的毛时代的告别与走出,因而被冠以邓时代的称号,并且被视为是继毛独立建政、执政的伟大事功之后的又一场“深刻的革命”,乃至 “第二次解放”。尤其是在毛时代遭受迫害的许多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无不将邓视之为 “大救星”而对之感激涕零,却似乎少有人注意到邓时代与毛时代的联系,尤其是邓掌控下的老人政治体制与毛个人专断的极权体制之间的一脉相承。

自从反右后形成牢固而保守的“五七体制”[30]之后,一向号称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共权力体系,从一党专政,多党合作的政权形式,一变而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实质是完成了中共一党专政向毛氏个人专制的演变。而一向被视为“毛派”的邓小平氏,不仅是“五七体制”的受益者,更是其重要的建构者和捍卫者。因此,即使是在毛巨大的个人权威下,邓与刘一样,对毛那些左得出奇,不切实际的瞎折腾心存抵触,也不曾有过要摆脱这一体制束缚的非分之想。直到文革爆发,在经历了被打倒、下台的惨痛教训之后,邓才感到所谓党内民主的重要。但是,当由毛说了算转向由邓说了算之后,[31]邓却发现这种大权在握的极权体制之惬意与可爱,因此,他不能不挺身而出,以所谓“向前看”的姿态,拒绝反思和清算毛时代的所有错误,以维护旧体制的继续运转;并继被视为阻拦其复出的“两个凡是”遭到突破和痛批之后,又提出了他的“四个凡是”,即所谓“四项基本原则”。也因此,即使是在放言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他也要念念不忘加强党的领导,念念不忘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重要。据赵紫阳的回忆,就在为十三大报告作准备的过程中,邓就一再向他打招呼:“无论如何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受西方议会政治的影响,连一点这方面的痕迹也不能有。”[32]所以,赵对邓的所谓政改有一个基本判断:“他心目中的改革,并不是真正的政治上的现代化、民主化,主要的是一种行政改革,属于具体的工作制度、组织制度、工作方法、工作作风方面的改革。邓主张的是在坚持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前提下的改革,改革正是为了进一步地巩固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任何影响和削弱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改革,都是邓坚决拒绝的。” “邓的信条是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允许挑战,高度集中的集权政治、专制制度是他特别欣赏和喜爱的。”[33]邓珍爱这一体制,选择了这个体制,反过来,这个体制也选择了他(这当然都不是偶然的)。而体制一旦成熟(这在毛时代就开始成熟了),就必然要发生异化,从为人所用转变为役人己用,从人的产物一变而成为人的主人,并按照其自身运行的逻辑来选择人、淘汰人。

体制并不是一堆无言的典章、规范、条文或文本,体制有它的灵魂、血肉和机体,它不仅范导人而且养育人,在体制的背后,是大量受到荫庇的利益和利益集团,他们与体制血肉相连。而体制就依靠这种利益驱动,将他们以及所有渴望分享到体制利益的人,紧紧吸附在自己周围,识拔、重用,使之成为捍卫它、保护它的坚强力量,坚强堡垒。反过来,体制也会尽其所能地将任何希望改变或改革它的努力——不论个人还是群体,予以排斥和拒绝。这是体制自我保护,自我生存的本能,亦是其自我建构的机制使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窃以为,体制所遵循的,实际上是一种顺向选择,顺向淘汰的运行机制。毛时代如此,邓时代如此,邓后时代亦复如此,因为他们所承袭的都是一党专政的极权体制。

今天看来,已被人们普遍视为改革开放起点的一九七八年,实质上是已被毛式个人集权及其“继续革命”理论折腾得奄奄一息的一党专政体制,在毛后时代所迎来的唯一一次有可能通过自身变革而改弦易辄,走出迷局的历史机会。此时复出的邓小平氏,挟“治理整顿”之余威,受到党内外的广泛拥戴,可以说是众望所归,舍我其谁。而他也面临着两个重大选择:或者是像党内元老派所希望的那样,修复已被文革冲击得残破不堪的旧体制,重建更牢固的“五七体制”,以恢复他们旧日的荣光与特权;或者是应党内外改革者的要求,吸取毛与文革的教训,痛下决心,动大手术,通过坚决的改革来兴利除弊,推动民主化进程,彻底走出毛时代的阴影与迷误,乃至困局,再造自由民主之新宪政、新共和。转折关头,曾被人们寄以巨大希望的邓,几经权衡,终于以他特有的“毛派”立场选择了前者,从而成为毛泽东及其“五七体制”的遗嘱执行人。这样,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一旦新的领袖得到确认,体制就表现出了惊人的自我修复与自我建构能力。因此,当第一波来自民间、也是来自体制外的变革力量——一九七八年末兴起的民主墙运动,在胡耀邦等党内改革派所发动的“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变革讯号的鼓舞下,首先揭竿而起,公开提出了体制外的变革要求时,它立即遭到了来自体制的顽强阻抗,随之就是无情的镇压和打击。而紧随其后被清除的,则是一批不愿与之妥协并继续坚持其改革与反思立场的体制内民主派知识分子,这就是在所谓“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最先遭到整肃的白桦、周扬、王若水、郭罗基、胡绩伟、高尔泰、阮铭等等。事隔一年,大学生们风云鼓荡,民主变革之声响彻校园,引发体制的围追堵截,“反自由化”风浪复起;而这一次倒下去的,居然是中共的最高领导人总书记胡耀邦及其部分追随者如朱厚泽等,以及一批在“清污”运动之后依然活跃在体制内的自由知识分子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苏绍智、张显扬、李洪林、孙长江等等。最后,当体制引发的党内外矛盾已经空前尖锐,并酿成了一九八九年以天安门学生抗议运动为代表的全民民主运动之后,体制终于撕下伪装,露出了它狰狞、恐怖的噬血本能。“六四”枪声一起,中共表面所仅有的那一点历史合法性统统丧失。而邓氏,也终于以他的铁腕作风和嗜血本色,证实了他对体制的忠诚,同时也将自己钉到了历史的耻辱柱上。随着又一任总书记赵紫阳的下台,体制开始了全面的过虑与清算,以彻底将所有危及它存在,乃至所有想触动它、改革它的因素全部消除、掐死,斩尽杀绝。就这样,在短短十年的时间里,作为毛氏遗产的“五七体制”就通过其顽强的自我保护与自我建构能力,完成了向邓氏“六四体制”的蜕变。[34]十年之间,几乎所有试图变革体制的努力都为体制所不容,并被其一步一步地清除,从体制外到体制内,从底层小人物到思想文化界的知识精英、理论权威,乃至包括朱厚泽等在内的党内高官,以及党的两任总书记,所有来自异己的威胁,无一例外都被扫荡以尽,纷纷落马。

与“五七体制”相比,“六四体制”的最大特点,是越来越依赖暴力,越来越依赖于监狱、警察和军队的赤裸裸镇压,因此具有突出的准军事化色彩。由于恐惧——对自身统治不稳的恐惧,对民间抗议运动的恐惧,以及对世界民主化浪潮的恐惧,“稳定”成了“压倒一切”的重中之重,不计代价的高额“维稳”成为执政集团唯一的合法性基础。同时,为了保证其领导核心不再出现异己力量,它还形成了隔代指定接班人的最高选拔机制和默契规则;而其顺向选择、顺向淘汰的机制也被高度激活,通过所谓“与中央保持一致”的组织程序,严格识别和选拔干部(每一份干部履历表上都新增了是否参加过“动乱”的必填内容,后来又多了有关法轮功的内容),以保证其基本队伍对体制的高度认同。更有甚者,陈云一句担心掘墓的忧虑,立即大大强化了近亲接班,血缘继承的选拔机制,一大批“官二代”开始堂而皇之地登上政治舞台。体制已经不是一个国家,甚至不是一个政权,而是一个党员股东会,家族董事会,如何进行利益的分配与调节,则不过是持股各方以及作为其代理的寡头权贵之间相互的博弈与妥协。

另一方面,体制的选择越是趋向于纯粹和“清一色”,就越是容易产生因高度认同而带来的同质化现象,其内蕴的弹性与活力就会越来越少。这样,体制在变得更自觉、更刚性、更强硬的同时,也变得更僵硬、更敏感,也更虚弱。它已容不得任何一点异议的存在,任何风吹草动,死水微澜,都会令它草木皆兵,惊惶失措,以至作出全面动员的超强反应。所谓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莫此为甚,这就是当今社会“频繁使用警力”的根源。然而,全面激化的社会矛盾,此伏彼起的群体事件、群体冲突,却不会因为体制的顽固和僵硬而消除。因此,它只能永远保持高度的戒备与警惕,将自己置于永远的紧张状态乃至临战状态,永难安宁,直至它耗尽能量,轰然倒下的一天。

二十年来,就是依靠这种顺向选择、顺向淘汰的识别——选拔机制,“六四体制”不仅成功地抑制了来自内部的任何变革要求,而且成功地摒除了所有渴望改变它的梦想,真正实现了将一切“动乱”之源消灭在萌芽状态的“维稳”目标。尤须指出的是,在超强控制,强力“维稳”的基础上,依托于分税制后所获得的庞大财政资源,以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原则,逐渐形成了一套可怕的将全面的社会控制与强大的社会动员相结合、具有突出的准军事化特征的“举国体制”。与毛时代动辄就依靠群众运动激发活力不同,“六四体制”则是依赖于高度集权的权力体系和过于发达的组织机体,而将一党专政的极权、专制体制发挥到了极致。所以,它不仅保持了“稳定”,取得了“繁荣”,并且创造了“奇迹”,即所谓“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奇迹。但同时,它也种下了积重难返,自我毁灭的病根。就像那艘曾经号称固若金汤的豪华游轮泰坦尼克号一样,一旦踏上那条在劫难逃的不归路,就无人能够改变它的命运。这是它的宿命。生前的朱氏看透了这一点,所以得出了“不存在希望”的结论,虽然他明知,他就是很多人的希望。而现在,连这样的“希望”也随他而去了,那么,接下来的会是什么呢?

路在何方?路在脚下。纵然洪水滔天,也只能靠我们自己了。

      

2011512——21日初稿

2011年“六四”后一日、端午前一日改毕,不禁揪然,怅然。

 

附言:

写罢此文,还有一个萦绕心头而令我追索不已的问题,即向以“勤于思考,善于思考”著称的朱氏,在其政治生涯的早期有何异常表现,特殊表现?包括“三宽”在内的他那些富于改革精神和人道价值的举措与言行,其思想基础何在?又来自何处?

遗憾的是,恰恰是这一方面的材料少之又少。在本书的有关回忆中,仅见到两条零碎资讯,一是文革时期,他曾以“天上神仙打架,地下百姓遭殃”来形容当时乱糟糟的局面(姚礼乾《一面党旗能遮盖朱厚泽的光辉吗?》,同书113页);一是文革后期,他曾向友人发问“我们这个党前途怎样,会不会变质?”(毛希谦《同窗挚友六十年》,同书332页)前一句话虽语出调侃,却已表明尚处待罪之身的朱氏,早已窥破了“上天”的秘密,窥破了那场神圣革命的“伊之胡底”。而后一句话则表明,朱氏对这个党的怀疑与焦虑,已经达到了何种程度。而更重要的是,这两条宝贵材料说明,朱氏当年的思考就如同他晚年的思考一样,同样具有超凡的眼光和大胆而不拘成见的独立个性。而这正是朱氏晚年思考的基础,是其一以贯之的思想本色之所在。只可惜这样的思想资料实在太少,太有限。就本书而言,多数人包括朱氏那些令人尊敬的老朋友、老同学(他们应是朱氏早期思想最重要的知情人),大都为朱氏晚年的思想光芒所吸引,所忆所写,也都主要侧重于此。但事实上,对朱氏以及朱氏的研究而言,他那些早期的尤其是文革时期的思想资料却同样宝贵,同样很具价值。就如同今天的许多觉醒者一样,文革曾是酝酿、培育和熔铸当代改革思潮的丰厚土壤。朱氏在文革时期的思考,与文革后期散布于全国各地的民间思想村落一样,同是当代中国思想史的一部分,也是中国民间思想谱系中极重要的一环。为使之不致永远湮灭于无闻,知情者尤其是那些与朱氏交厚而今又硕果仅存的故旧耆宿们,有责任尽快将之披露出来,这在今天已经具有了刻不容缓的抢救和打捞意义。倘如此,功莫大焉。

 

0一一年六月五日深夜改毕又记

 


 

[1] 窦海军《在暗夜中辞世的光明使者》,《厚泽在人心——朱厚泽纪念文集》第84页;以下凡引该书,只注页码。
[2] 梵天无净土《优雅的孤独,无尽的思念——追忆舅舅朱厚泽》,同书386页。
[3] 孙方明《忆睿智宽厚的长者——纪念朱厚泽逝世一周年》,载201159日《香港传真》。
[4] 刘学洙《三宽浩气耀神州——厚泽周年祭》(未刊稿)。
[5] 杜光《朱厚泽去世是中华民族的重大损失——在朱厚泽逝世百日追思会上的发言》,同书第35页。
[6] 胡德平《厚泽同志在八十年代》,同书20——21页。
[7] 参见龙志毅《我与省委书记朱厚泽》,同书259——260页;席与年《开明又高明的好领导》,同书375——376页。
[8] 朱厚泽遗稿《胡耀邦的全面改革主张》,载《炎黄春秋》2010年第九期。
[9] 王德邦《高山仰止——朱厚泽》,同书107页。
[10] 孙方明《忆睿智宽厚的长者——纪念朱厚泽逝世一周年》,同注3
[11] 李洪林《朱厚泽的精神财富》,同书2930页。
[12] 冯兰瑞《怀念厚泽》,同书第10页。
[13] 笑蜀《用我们自己的光芒,照亮脚下的路》,同书155页。
[14] 朱厚泽《胡耀邦的全面改革主张》,载《炎黄春秋》2010年第九期。
[15] 姚礼乾《一面党旗能遮盖朱厚泽的光辉吗?》,同书117页。
[16] 李洪林《朱厚泽的精神财富》,同书26页。
[17] 何寻《让我们更多地了解朱厚泽——我的读书札记》,同书185页。
[18] 冯兰瑞《怀念朱厚泽》,同书第10页。
[19] 李洪林《朱厚泽的精神财富》,同书26页。
[20] 李洪林,同上29页。
[21] 于浩成《悼念厚泽寄望青年——在朱厚泽追思会上的讲话》,同书34页。
[22] 李洪林《朱厚泽的精神财富》,同书24页。
[23] 同上。
[24] 杨继绳《哲人其萎——朱厚泽逝世百日祭》,同书58页。
[25] 王德禄《朱厚泽和我们这个时代》,同书98页。
[26] 此说源自法国新左派哲学家亦即所谓“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开创人阿尔都塞。阿氏认为,1845年的马克思经历了一次“认识论上的断裂”,即从属于意识形态的人道主义转向属于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笔者仅认同“断裂”一词,而不认同其所作出的相关分析与结论。笔者认为,青年马克思的这次“思想断裂”具有双重意义,一则表示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决裂,一则表示从全人类的立场转向无产阶级立场。详见拙著《奔突的地火》第十三章《思想屐痕》(一)。
[27]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恩选集》第一卷9页、15页。
[28] 乌托邦梦想对于人类而言,自有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但作为政治实践的乌托邦却是只会给人类带来灾难和危害的虚幻想象。故吾师钱理群先生认为,乌托邦只宜存在于彼岸世界,应将两种性质不同的乌托邦区别对待。诚哉,斯言。
[29] 余世存《漫忆厚泽,作新斯人》,同书147页。
[30] 详见钱理群《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1949——2009)——另一种历史书写》(未刊稿),“第五讲反右运动前后(下)”。
[31] 据宗凤鸣《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载:“邓曾对江泽民交待说,‘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什么时候你说了算,我就放心了。’”见该书75页。
[32] 赵紫阳《改革历程》(录音谈话),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274页。
[33] 同上,271页、276页。

[34] “六四以后进一步强化、发展的一党专政的体制,既是毛泽东时代的‘五七体制’的延续,又有新的邓小平时代的特点,而这样的‘六四体制’又和六四以后中国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动紧密联系在一起:既是这样的结构变化的体制上的原因,而社会结构的变化,又赋予‘六四体制’有别于‘五七体制’的新的特征,并深刻影响了此后中国社会的变化。”引自钱理群《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1949——2009)——另一种历史书写》“第十三讲后毛泽东时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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