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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与权力

郑永年

 

  中国没有这个以解释事物和世界为使命的知识群体,因此知识分子如果要得到权力,就会倾向于求助于权力。

  令人们非常惊讶的是中国传统的根深蒂固和强大。即使从孙中山先生发动的辛亥革命算起,到现在也已经有了一个世纪的时间了,但知识分子和权力之间的关系,竟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变化。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仍然可以用分类传统知识分子的方法,对当代的知识分子作分类。可以发现,知识分子和权力之间的关系的本质没有变,但名称和内容则有变化。

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知识分子

  和传统知识分子一样,当代知识分子仍然可以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两大类。根据前面的顺序,我们先来看体制外的那些对权力不感兴趣的知识分子群体。传统上,这个群体是道家。当代中国也存在着“道家”,他们对知识感兴趣,自愿边缘化。和传统“道家”不一样,除了在宗教意义上的当代道家外,这个群体的很多人不得不关注社会现实。不过,这个群体不大。下面会强调,商业化已经完全改变了知识分子的生态环境,传统道家所拥有的生存环境,现在已经不复存在。

  体制内依附型知识分子还是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主体。这个群体传统上是儒家,但现在则比较复杂。这里有几个变化。第一个大的变化就是传统儒家里面的“规范”“忠诚”派已经接近消失。传统儒家有强烈的“忠君爱国”思想。尽管人们可以批评说“忠君”和“爱国”应当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君”并不是“国”呀!但这个思想太过于现代,因为无论中外,历史上的很长时间里,人们把两者是等同的,即“君”就是“国”,至少“君”代表“国”。实际上,在一些忠诚的儒家那里,这两者也是有区分的。有时,儒家对“国家”的忠诚连“君”也接受不了。说真话是有很多代价的,一些儒家为了“国家”而批评“君”导致生命的丧失。这里,不管是为了“君”还是“国”,很多儒家的忠诚是绝对的。从秦始皇帝的“焚书坑儒”到毛泽东的“反右”,长达数千年,儒家的这种忠诚精神从未消失。这也就是传统中国知识分子所说的“良知”。知识分子和权力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非常重要。传统中国的王权所受的制约不多,由知识分子的这种“良知”所产生的道德对帝王的影响算是相当重要的。正因为如此,这些忠诚者(“忠丞”)一直为后人所尊敬和仰望。

当代知识分子面对更多诱惑

  但是,这种知识的“良知”在很快消失。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面临外在世界的无穷的压力和诱惑。传统上,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压力和诱惑只来自权力。物质和经济利益对传统知识分子的影响即使有,也不具实质性。在“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里,知识分子把自己放在了第一位。所以,人们称知识分子为“清高”,也就是说,他们和经济利益不是一体的。“不为五斗米折腰”是知识分子的信念。现在呢?现在的知识分子面临权力和物质利益双重的压力和诱惑。中国知识分子在数千年农业社会里一直坚持的“良知”精神,在现在商业革命的冲击下很快就解体了。失去了这个“忠诚”的群体,中国体制内知识分子里面只剩下“依附型”知识分子了,要不依附权力,要不依附利益。

  体制内依附型知识分子现在也很复杂。传统上只有儒家这个群体,但现在有很多群体。依附类型的多元化至少有两个条件。首先是当今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利益多元化了,掌权者需要相应多元的支持和依附者。其次,这也说明了权力这方面正统意识形态的衰落这个事实。儒学是传统王权的意识形态,数千年不变。但是今天的政权已经没有像儒学那么强大的意识形态了。在此情况下,掌权者就会到处寻找多元知识的支持,什么有用就借用什么。所以,即使是“依附型”知识群体中,不同的次群体之间是互相矛盾,甚至互相冲突的。

  各个次群体拿什么来依附和支持权力的呢?简单地说,有二。一是从西方输入的知识,二是从中国传统承继的知识。输入的知识包括马克思主义和各种版本的新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民族主义等等。承继的传统知识主要还是儒家学说。在改革开放之后儒家学说有了很快的复兴,主要体现在所谓的“国学”运动中。无论是西方输入的还是传统承继的,都是为现存政权辩护的。当然,人们很容易发现这两者之间的深刻矛盾。不管怎样,这两者都希望自己能够影响权力,并且成为权力者的意识形态。辩护者对他们所持学说的信仰,并不亚于欧洲中世纪教会对宗教神学的信仰。

体制外知识分子也要权力

  体制外的权力反对者又如何呢?应当再次强调的是,反对权力者也是为了权力。问题是这个群体拿什么来反对权力呢?实际上,和“依附型”群体一样,这里面也有两个次群体,一是输入的西方知识来反对权力,二是拿中国传统,主要是儒家传统来反对现存权力。

  其中,第一个次群体是主流。清末以来,中国传统类型国家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西方类型国家所击败。中国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对中国传统完全失去了信心,他们开始从西方寻找“真理”。“新文化运动”期间,中国所谓“百家争鸣”。但所有这些百家都是从外国输入,没有一种属于中国自己的。当然,当时也有知识分子坚持中国传统,但并没有占主导地位。各种外国的主义在中国互相竞争,非常激烈。早期,自由主义占据主导地位,因为很显然西方强大国家都是民主国家。“五四运动”把西方的成功概括成为“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并不难理解。但是,辛亥革命失败之后,自由主义在竞争中退出,胜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外在的条件和一个内部条件。外部条件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苏俄革命的成功。在当时中国的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表明西方自由主义的失败,西方资本主义的失败。而苏俄革命的成功,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成功。因此,知识分子很快就转向后者。内部条件就是在像中国那样的落后国家,要实现西方自由主义制度并没有什么现实可能性。很显然,西方制度是西方社会经济数百年发展的产物,很难移植到其它文?。

  自由主义并没有演变成为中国的政治制度,但西方的价值则生存下来。除了蒋介石时代也就是上世纪30年代,掌权者试图恢复中国传统(也就是新生活运动)之外,在中国的土地上,历来是各种外国观念的竞争。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掌权者的意识形态之后,西方自由主义就成为其竞争者和反对者。不过,接受了西方自由主义观的人,和传统儒家的思维有惊人的一致性。上面已经提到,依附性知识分子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上升为政治意识形态,来论证政权的合法性。同样,反对者也试图把西方自由主义上升为一种“反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来论证政权的不合理性。我们可以说,中国并没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者,中国也没有自己的自由主义者,中国所有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者和西方自由主义者。在批判者当中,也有人试图把西方和中国传统两者混合在一起,例如儒家和西方自由主义。

对解释世界并不感兴趣

  很显然,和“依附型”知识分子一样,反对权力的知识分子也具有如下特点。第一就是上面所强调过的,两者都是为了权力,非常类似于执政党和反对党一样。反对权力的目标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自己拥有权力。第二,反对者也同样不是解释事物的知识体系。他们对解释世界并不感兴趣,他们的兴趣在改造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不是知识产生者和拥有者,而是知识的使用者和应用者。第三,公平地说,和“依附型”知识分子一样,反对者也是理想主义者,他们的目标也是建设一个他们想象中的国家。不过,他们的知识想象并不是基于他们对客观现实的认知和理解,而是借用业已存在的知识想象。不同的主义就是他们从各种借用来的知识体系中所作的想象。第四,也和“依附型”知识分子一样,反对者同样是各种说教。他们用各种西方的价值或者道德来评判人、制度、文化。他们没有能力来解释世界,但有巨大的动机来批判现实。

  在西方,尽管也有为权力辩护或者反权力的知识分子,但其主体是那些解释事物和世界的知识分子。中国没有这个以解释事物和世界为使命的知识群体,因此知识分子如果要得到权力,就会倾向于求助于权力。依附权力和反权力者因此具有同样的思维和行为逻辑。

对知识分子的几点启示

  我们已经从“知识就是权力”的概念出发,讨论了西方的传统、中国的传统和中国的现实。从这个简要的讨论中能够获得什么样的信息呢?也就是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会有什么样的启示呢?如下几点是很显然的。

  第一,现实地说,不管人们喜欢与否,中国的传统还会继续。这不仅是因为传统根深蒂固,已经演变成为一种深层次的文化,而且也是因为“依附型”知识体系背后是其庞大的利益,这块利益不会放弃。而“依附型”知识体的存在,也表明反对者的存在。他们之间是有机的对立,缺一不可。

  第二,知识分子要对文明的进步负有责任。对中国文明最大的考验是商业革命。中国这个文明数千年是农业文明,没有经历过商业文明的洗礼。现在在商业文明面前,中国文明如何发展,这是人们需要考虑的一个大问题。作为文明内在部分的知识分子,也面临商业文明的考验。

  第三,知识本来就是力量和权力。谁生产出新的知识,谁就会拥有改造世界的能力。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表明,谁说思想不能产生物质呢?中国的邓小平在上世纪70年代末就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思想产生物质的另一种说法。在任何社会,知识分子都是想改造社会的。但如何改造社会呢?首要的任务是生产能够解释社会的知识体系。没有这样的知识体系,就不会有改造社会。

  第四,中国的变革和社会进步,需要一大批独立但同时关心社会的知识分子。也就是前面所说的能够投身于解释中国社会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努力并不是为了权力或者其他利益,而是为了理解和解释事物(也包括任何社会现象)。尽管解释世界也可以产生力量或者权力,但这里力量和权力只是副产品。但不管怎样,只有在把世界解释好之后,才能把世界改造得更好。

  第五,对任何一位知识分子来说,应当认识到人类的思维能力是没有边界的,就是说,谁都具有潜力来构造知识体系。不过,一旦人的思维受制于权力和利益,思维就有了边界,知识就没有了想象力。中国社会的进步,取决于独立的知识体系的出现。超越权力和利益之外,这是中国未来知识体系建设的最低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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