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  DEMOCRACY  PARTY

   热 点 新 闻  |   |    |    |   |  万 众 一 心  |   |

 


中国政治改革有多少可能性?

 

何永全

 

当温家宝面对记者再次强调中国要进行政治改革的时候,而且他的语气和用词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强烈,我们看到无论是支持和反对都产生了激烈的议论。

从邓小平再次掌握中国的政权之后,改革一词已经成为中国舆论上大概使用最多的一个词了。任何一届统治者,任何一次相对重要的会议,改革的内容已经降到次要的地位,而改革必须提及。因为只有提起改革自己才有正统的感觉,是一种名正言顺的继承。

这样改革已经变成一种护身符,是延续执政的必须保证。尽管从开初提出改革,包含着政治、经济等几个方面,但统治者由于各种原因而更钟情于经济的改革,政治方面的改革除了在必要的场合下略加提起,更毋庸说有什么举措了。

尽管这几年中,温家宝一再提出政治改革,而正如许多人批评的那样,他除了表明他的想法之外,再也找不到什么有实际意义的行为了。我们的批评人士往往喜欢用愿意不愿意来衡量统治者的观念和行为,好象一个政治趋向,完全取决于统治者的意愿。

正如许多人指责胡锦涛一样,他为什么没有政治改革的愿望,为什么不学学戈尔巴乔夫?

我们无法指出这种批评的对错,同样我们也无法评定温家宝要求政治改革的真假。我始终认为一定要去弄清楚这方面的对错、真假,并不会带来我们认识上的多大意义,我们更应该关切的是政治改革现实条件与其可能性。

我认为政治改革能否进行,与以下三个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关联。

第一,政治改革的力量,第二,中共现存的权力机构,第三,中国现存政制容纳改革的空间。

任何政治改革,除去有一个政治改革的蓝图,就应该是政治改革的力量,而且后者往往比前者更为重要。令人惊讶的是,除去实施改革者之外,这个重要的问题往往很少有人关注。对许多人而言,只要有政治改革的愿望,就万事大吉了,这种政治上幼稚的看法,几乎比比皆是。

我们许多人喜欢引证百年之前的戊戌变法,或者引证更远一些的日本明治维新。特别是明治维新,它是怎样成功的,其实是与那时武士阶层中的许多人的努力分不开。

我们读一下福泽谕吉的著作,我们就会发现,那时许多有志向的武士不仅在社会改革方面全力以赴,更为政治改革奠定了社会基础。

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中国的戊戌变法,它的失败并不在于慈禧太后的顽固和强大,而正是这场变法缺乏一个完整的政治改革力量。缺乏完整的政治改革力量与政制形态有着直接的关系。特别是在个人或者是少数人的统治形态下,我们往往很难发觉有一个真正意义上中间阶级的存在。尽管我们许多学者喜欢用他们的精细眼光,来告知我们这个阶级正在形成,并预言它将会在以后的社会、政治改革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我认为这种分析运用到政治领域除了复杂化之外,并无太多的用处。

在个人的或少数人的政制形态下,真正有意义的只剩下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正如在统治阶层之中很难形成真正的改革力量一样,在被统治阶层中也同样如此。当年邓小平提出改革设想之后,就把改革的重担扔给了胡耀邦和赵紫阳,也只有他们两个立即遇见改革力量何在的困惑。

之后,胡耀邦把目光投向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为此有些知识分子激动起来,认为天降大任的时刻到了。但事实证明,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足以形成改革的中坚力量,而且更要命的是,他们很快就表现出与统治阶层在改革进程方面的偏差。这种偏差正是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的偏差。

我们再把目光投向最后几年的苏联。那时戈尔巴乔夫当政,他为了寻找改革力量,把苏共核心人员象走马灯地更换。──这点招致很多的批评。──说实在的,直到戈尔巴乔夫下台,他都没有找到真正合意的改革人物。当他把改革看成是全民参与的重任之后,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之间的差异很快就表现出来。这个差异葬送统治者特权的同时,也葬送了统治者所想要的改革。严格地说,改革是多元政治的产物,它很难在个人或少数人政制形态下形成。

我们知道当邓小平再次掌握权柄的时候,他就悄然地将中国个人政制形态转变为极少数人政制形态。这种变化,带来社会与过去相比的松动。这种松动不仅为统治阶层经济上的变革所需,同时也带来一系列社会和政治上的动荡。

对许多人而言,不管他怀有什么样的目的,都表现出变动的希望。作为执政党的最高层领导者,也时时感受到来自于各方面的压力,但是对政治改革本身以及其后果的认识不同,几乎永远也不可能使这个最高层保持一致的看法。而要推行政治改革这样的举国大措施,又是非要最高层做出一致或者至少大多数同意才能进行。但是现存统治者是在少数人政制形态之下,或者用一些人的说法是威权统治的时代,某个统治者的愿望在这种权力结构下,只能是个人的愿望。而且他只可能是表达,而无法成为一项政治举措。

正如支持温家宝的人,可以绘声绘色地告诉我们,他是多么真诚而且是如何地坚决。同样反对他的人会告诉我们,那只是一种伪装,是一场演戏。我们完全没有必要纠缠于这种真假的认证,而是应该从这种政治权力的结构中来做出自己的判断。

关于中国现存的政制,我还想多说几句。中国现在不仅被以一党名义统治着,而且是被这个党的极少数人主宰了一切。更有意思的是这少数人还是任期制的。从政治常识来说,任期制无疑要比终身制优良。但是任期制一定要与真正的监督相结合,没有监督的任期制完全有可能使执政的人没有任何责任心,因为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怎样在他们的任期内太平无事,然后是交权了事。这样他们不可能有勇气做出巨大的改革,而更多地是考虑怎样把问题往后拖拉,把这一切交给他们的后任去处理。这种权力结构,只要没有监督,不仅失去责任心,而且对官场的过错甚至罪恶都不可能采取有效手段,因为他们还要顾及自己卸任的生活。

不幸的是,我们正遇见这样的现状,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去指望统治者中某一个人能做出惊天动地的事情呢?也许他有这样的愿望,也具有这样的才干,但是他处于这种政制之下,权力结构之中,他除了表达一下个人的看法之外,手脚无法施展。在这样的状况下,从统治者那里需要产生推动社会能量的话,也许少数人的政制形态比不上个人政制形态。当年的蒋经国和戈尔巴乔夫如果没有手握个人绝对权柄的话,台湾和俄国的变化是不可想象的,至少在变化的开始是这样。

中共的最高权力结构已经在邓小平手中悄然平静地从个人政制形态走向了极少数人的政制形态。虽然我们至今绝对无把握地说,这种极少数人的政制形态是否有再回到个人政制形态的可能,尽管这种回复将面临巨大的困难。如果我们不去考察这种回复,那么它是否以改革的名义会发生其他的变化呢?如果说会,那么它将带给我们的是什么?

对政制而言,我将其分为个人政制形态、极少数人政制形态、少数人政制形态、多数人政制形态以及全民政制形态。这很有点古典划分的味道,但我认为这样很能说明政制的特征。

如果说,政治改革是改变社会重大的弊病,并能进一步适合社会发展的话,那么政治改革应该是将现存的政制推向多数人政制形态或者是全民政制形态。那么当中国现存的政制是从个人政制形态转变而来,由于它不仅承袭了个人政制形态下的许多经济形态,同时也承袭了许多统治的套路。当它想通过政治改革而对原有的经济、统治进行改变的时候,这不仅要比它从个人政制形态脱胎困难得多,所产生的社会、政治等各方面的影响也将更为深刻。

但这只是停留在我们的推断当中,而是否发生在真的现实中将会是另一码事。这样的推断是有意义的,因为它告诉我们,中国现存的政制已经象个向前的行走人遇见一道墙壁一样,也就是说,中国的现存政制已经没有向前的空间。剩下的要么是回头,要么是拆墙。我们如果不愿意回头,唯一的出路就捣毁在你面前的障碍物。如果这个捣毁就是政治改革的话,那么对现存的政制就意味着是一场革命。

现在我们很清楚,中国尽管在改革的旗帜下度过了30多年,至今仍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或者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改革力量。从执政党来说,他们的最高权力结构的特性,形成推动政治改革的意志和措施几乎等于零。当我们来认真考察现存的政治体制,就很容易发现,其实并没有多少政治改革的空间。这就是为什么30多年来,中国政治改革仍然停留在只说不做的阶段。

尽管如此,仍然无法断言进一步就是被统治阶层起来举行革命。因为从执政党的最高权力结构来看,尽管它对个人的作为可以限制,但也存在公开分裂的因素。当社会和政治等各种矛盾产生强大压力的时候,执政党的公开分裂的可能性是存在着的。通过这种公开分裂,最终完成社会改变的意志,现存的政制被另外能够体现民众意志的政制所取代。当然,这也只不过是一种推断而已,而推断的依据仅仅是根据执政党最高层权力结构的现状。

(写于2012-03-24

 

Copyright © 2012 CHINA DEMOCRACY PARTY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