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  DEMOCRACY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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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运的前景和战略

 

——读徐文立《中国大势》而作

 

孔识仁

 

去年是“六四”二十周年,很多人希望中国有一个大改变,民主力量崛起……,但是,中国没有发生大改变。相反,中共举行声势浩大的国庆阅兵式,并且暂时“渡过”了世界金融危机,许多人感到失望和沮丧。而重判刘晓波更让人徒感愤闷。

但是,读了徐文立先生的《中国大势》,让人从失望、愤怒的情绪转向理性和乐观。文章的最大特点是:从政治、社会、经济、文化上,阐明了中国走向宪政民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可遏制的历史大势。

笔者就此延伸探讨中国民运的前景和战略。

一)民主化的社会条件成熟了,专制“丧钟”不远了

徐文立讲到:现在的中共是完完全全地变了性的中共,是权贵党、“中国私有权贵党”。中共历史上充满了倒行逆施、罄竹难书。但是,当代中国大陆的社会、政治、思想各领域皆发生了不可逆转的位移,公民社会浮出水面,民有经济、私有财产蓬勃发展,整个社会全面位移,中共专制政权赖以统治的支撑点日渐萎缩。所以,极权专制“一朝覆亡”必将成为不久的事。

徐文立指出:中共一党专制现今唯一赖以支撑的支点就是这个日益成为众矢之的的“权贵私有集团”和官僚专制集团。中共的贪官污吏犹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公开骂中共,发泄不满,早已成了中国大陆的风尚。中共的民心的向心力早已丧失。

从思想文化而言,徐文立写到:“旧制度最怕的是新思想,而不是新兵器。”“几乎一个博客、一个维特就是一个报馆、一个通讯社,”“英特网,对于专制统治者来说,是它永远打不赢的战争。”在中国大陆,宪政民主的思想和中国道德文化要比1989年普及得多,在知识分子中要“深耕”得多。而信息社会使揭露中共专制和恶政的真相的信息和文章得到广泛的传播,人民要比1989年有更多的知情和更进一步的判断力,知识水平也普遍有了提高。

在社会基础上,徐文立写到:“基石的基石——每个公民都平等地拥有合法的私有财产的权利和机会,而且在实际上人人拥有合法的私有财产。”这基石在中国大陆也初步形成了。商业化的社会、市场化的社会也必然造成一个个的自信、自主、自治的个人。2008年汶川大地震,成千上万的志愿者自主、自发地奔赴抗震第一线,这是一个佐证。社会自治的基础已经初步形成,中共政权已经不能无所不能了。

《零八宪章》为例,中共法庭重判刘晓波博士,国内首批联署者303位人士,不仅没有一位投降的,而且其拥戴者竟然要组成陪刘晓波坐牢的壮士团,向强权示威。对比一下1989年三十三人的签名,之后有不得已的退缩者、反悔者等。再对比一下1957年可称为中国脊梁的右派和准右派们,竟然几乎没有几人不检讨、告饶的。为什么呢? 1949年前后,土改、国有化(“中共党国化”)之后,中国人的生杀予夺的全部的大权,连吃饭、养孩子等等人生的最基本的生存权全部被中共党国掐死在手里了。至此,能有几人不违心投降?!

《零八宪章》群体性的无畏和不恐惧,是因为中国大陆人又有了赖以自立的私有财产和自主、自治的个体条件。中共专制统治两大法宝:谎言宣传和暴力高压也失去了不可抗拒的威力。

徐文立先生认为社会自治和私有经济是自由民主宪政的两大基石。“当然,中国大陆社会的这两块基石离建立一个稳固的、自由民主的政治大厦还差得很远很远。但是,中国大陆社会带有本质意义的基础性位移,已经越来越为中共的红色王朝的覆灭奠定了基础。”

(二)权贵资本主义丧失了民心,民主化的民心已备

中共政权的合法性标准不再是传统中国的正德利用厚生的政权合法性标准,而是俄化(极权主义化)的非道义的实用功利的合法性标准。昔日依靠军事等绩效,如:“两弹一星”;当今由于“六四”等历次镇压而丧失民心,中共政权只剩下经济绩效的合法性。所以,中共向民众长期灌输缺乏道德理性和正义的、片面求“国家富强”的畸形民族主义,因为这是中共政权的合法性的主要支柱。

当代中国这个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中国奇迹”是如何产生的呢?这是因为:

1、经济全球化,中共以低人权(劳工权利等)的劳动力市场、强制性低价“圈地”(征地、用地),形成举世无二的吸引外资的低成本优势,使世界产业结构的调整倾向了中国大陆,形成低端产业的“世界工厂”,这形成了“中国经济奇迹”的第一主动力 [1]

2、民有经济的发展是一大动力。

3、政府的高投资和高消费则是另外的两大动力。

这四大动力共同产生了“中国经济奇迹”。

但是,中国大陆低价劳动力市场、低成本也随着经济发展,优势不再。印度等国成为吸引投资的新兴国家。而且,低工资政策加剧了贫富两极分化和对立,同时政府打压民间劳工维权运动,这一切使劳工阶层对中共极为不满。强制性低价“圈地”(征地、用地),则造就出“访民队伍”的主力。这次世界性经济危机首先冲击的就是中国大陆这“世界工厂”,大批企业倒闭,造成大量失业。

随着胡温政策的愈来愈“左倾”,国进民退,民有经济的经营范围和活力受到压制,这“中国奇迹”的第二大经济动力已经衰落。不仅如此,一方面,一般民有中小企业受到金融政策的歧视,只得依靠“地下金融”维系资本运作,再加上政府腐败、苛捐杂税,企业发展举步维艰。也就是说中国资产阶级的中下层对中共很不满,向往变革,同时又惧怕社会变革影响其生意。另一方面,红色资产阶级却依靠官商勾结的关系而暴发。这形成资产阶级里的两极分化和对立。这次世界性金融危机,导致制造业萎缩、股市崩溃等等,中共政策的“国进民退”更加明显,空前的救市贷款绝大多数投放到国有企业,不救民有中小企业,甚至也不救民有大企业。企业大量倒闭,余者也艰难维持。可以说这次金融危机,使资产阶级不满心态如“将要爆发的火山”。

资产阶级如此,中产阶级日子更不好过,而且他们随时面临失去生计和地位的危机。

而处于最下层的城市工人和农民工,其所承受的冲击更大,工资低、大量失业,他们更是如“将要爆发的火山”。

中共坚持以GDP为纲,政府高投资,久而久之,造就了一个中国特有的二元经济现象:政府超量投资形象工程,基础设施建设严重超前,有的暴利行业极度泡沫化、投机化,比如房地产业;而大部分的民营企业则是过冷的。 [2]

同时,政府又垄断主要的资源产业;如此,国有经济特有的高投入、低产出,资本运行效率差的特点暴露无遗,再加上腐败,使得经济泡沫化、金融黑洞扩展化、经济结构失衡化、资源浪费化。

中共政府还高消费,导致:税费沉重,楼堂馆所泛滥,公车消费、公费出国、公款吃喝等等,耗尽财政。

极权主义导致制度性腐败,腐败导致了政府政策向强势利益集团倾斜,而对民众大肆侵权,并且导致冤狱遍地。政治经济的制度性腐败又“传染”成社会性腐败,如:政策不公,城市暴力拆迁,强圈农民土地,野蛮的计划生育政策,野蛮城管,强收摊派、恶官悍吏和贪官污吏遍地,司法腐败,黑白同流,犯罪猖獗,镇压维权,暴力截访等等。同时,社会两极分化,贫富悬殊,社保则滞后和缺位,医疗腐败、医保薄弱。住房、医疗、教育费用奇高,被民众称为“新三座大山”。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民怨沸腾。

如此,中共造就了结束其专制的“火山”,它们是:异议群体,坚定的访民群体,地下教会,六十年里先后被中共迫害的庞大群体,被侵权的失地农民和城市被拆迁户,其他被侵权人群,被甩在社会需要之外的过剩的游民式的农民工,庞大的失业工人,数百万失业学生,受不公待遇而抗争的军转干部,受经济政策歧视的中、小企业主和中产阶级,被甩在工业化之外的小农经营式的农民,等等。此外,还有尖锐的民族矛盾和冲突,还有城乡矛盾。而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更是中共时刻提防的“火山”

近十余年为解决日趋严重的社会问题,各种独立的民间运动广泛出现,如:维权运动、自由笔会运动、地下教会运动、党内异议运动、访民运动、底层抗暴运动、环保运动、基层选举运动、网络公民运动等。由于中共坚持极权主义,打压各种民间运动和组织。这些民间运动皆无法得到进展,他们不得不转向寻求政治改革。于是,中共体制内民主派和民间自由派、维权派合作推出了《零八宪章》,但是遭到了中共无情打压(重判刘晓波)。这使得自由派、维权派和中共民主派失去了希望,这犹如满清对立宪派、保路派的拒绝和打压。这使得温和的改良力量也随时准备成为“火山”。

中共极权主义政权已经坐在了“火山口”,其应对世界经济危机的空前的救市计划,只会推迟和加深经济危机的爆发,并且必将导致通货膨胀,而房市泡沫破灭引发经济崩溃也是迟早的事,外资也会惶恐外逃。中共赖以生存的民心基础是:人民希望生活稳定和国家富强,也就是经济绩效的合法性。一旦使民众陷于深重的经济危机的困苦,中共唯一剩下的经济绩效的合法性也就丧失了,各种累积的社会矛盾、党内矛盾就会如“火山”爆发,专制的“日暮途穷”必然来到。

可以说,民主化艰难的“曙光”已经不远,以宪政民主和仁义公道合铸“第三共和”的理想必将在不久的未来渐进实现!

(三)专制势力已经腐化和分化,民主化的时机成熟了

徐文立指出:中共权贵集团是不可能顾及身后“洪水滔天”的当代路易十五们。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共权贵既是最大的掠夺者,同时又是中国大陆社会最大的整体位移的推手。中共权贵和红色资产阶级必然加剧与广大民众的对立,必然加剧与七千万普通的中共党员的对立,越来越多的群体冲突已是不争的现实,中共权贵固有的贪得无厌、飞扬跋扈,必然会引发有决定意义的重大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迷信暴力机器的中共权贵私有集团终有一天,突然发现他们成为一小撮的时候,他们的武装力量也会不那么可靠了。颜色革命必将来到。

我们已经看到:由于专制必然导致残酷地内斗,中共内部矛盾已经空前激烈化和公开化,汶川大地震时,胡锦涛调动军队还须与江泽民商量,[3] 中共“六十周年国庆”江泽民与胡锦涛并列出席,江派和太子党支持的习近平没有完成接班程序——接任军委副主席,但是动作频频,胡锦涛支持的团派的李克强也是争位动作不断。同时为了争夺大位,中共各路诸侯斗争激烈(如:薄熙来、汪洋),而且争相左倾。中共独裁集团已经分化了!甚至于“政令不出中南海”。这些是红色王朝即将覆亡的前兆,止都止不住!同时,中共毛派(毛泽东思想派)也积极表现,独立建党。中共面临分裂和“党禁”受党内左派挑战的危险。[4]

总体而言,中共统治集团不仅腐化,而且由于争权夺利而分裂化。与1989年相比,中共没有“邓小平”式的核心,只有多核心的争权;也没有意识形态的统一和忠诚,只有权贵资本主义的贪婪;由于腐化百倍于二十年前,党内争权夺利之风日兴,清廉团结之风日衰,君子衰、小人猖。其赖以生存的军队与1989年相比,早自然淘汰了“流寇成王”时代(中共革命时期)留下的野蛮的老军头,军队很腐化和高学历化,如动物园里笼养的老虎,野性衰退。如果遇上街头大规模抗争,就会如前苏联和东欧的军队那样观望、畏缩,而矛盾激烈的中共决策层也会各怀鬼胎、推诿惧责、优柔寡断,最后或崩溃,或妥协。

所以说:专制势力已经腐化和分化,民主化的时机成熟了,古今中外“被革命”的历朝历代,皆是由于统治者腐败无能,搞得天怒人怨,中共专制和雄霸世界的前苏联必殊途同归!现在最重要的工作是民主力量如何团结合作?如何有战略和策略的全面崛起的问题?说白了就是民主力量如何争气的问题!

(四)经济危机将引爆社会政治危机,民主化将来临

徐文立展望中国民运的未来时写道:2009年“六十国庆”,北京二环之内市民不许迈出家门,中共的“辉煌”竟然在“铁桶”里“表演”,就是端倪。社会巨变正在临近,表面繁花似锦的中共一党专制早已是一座朽墙,推倒它是早晚的事情。对前途,该悲观的是中共,而不是我们。

从人民的抵抗暴政、劣政以及专制体制来看,大陆各种维权、人权和民主的思想传播在互联网的条件下“如虎添翼”,并且和民众自发的反抗意识逐渐结合,形成社会改革甚至于“革命”的社会思潮。而这种社会思潮和心理已经演进成社会革命的“征兆”——大规模的民众抗议和暴动。例如:2008年贵州发生瓮安事件,政府的160多间办公室、42辆警车等交通工具被烧毁;11月,甘肃发生陇南事件,围困市政府;2009年发生石首抗暴运动,不让军警进城数日,等等。还有影响较大的抗议活动,如:邓玉娇事件、汶川地震死难者抗议“豆腐渣工程”和中共打压的事件,等等。

大规模的暴动不少,小规模的暴动更多。大陆的维权上访运动规模也很大,北京形成数万人的上访村,全国各种维权上访者估计达几百万人,因为群众上访和官方暴力截访而发生反抗的事件时常发生。由于经济原因,发生的罢工和社会抗争也很多,如:2008年许多省市发生的出租车罢运事件,川渝等地教师大罢教……,2008年究竟发生了多少群体性抗议事件,大陆官方未敢公布数据。不过数年前的一组数据已经说明问题的严重性。根据2005年的《社会蓝皮书》披露,从1993年到2003年间,中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增加到约307万。2005年仅官方承认的群体请愿事件达八万七千多起。根据这样的逐年加速度的递增趋势,2008年群体性抗议事件参与者应有近千万人。只不过这些抗议事件皆是分散、间断的发生,没有形成合力。

最明显预示民众已经有了对中共的暴力反抗意识的事件是“杨佳事件”,杨佳受警察虐待而申诉不成,他寻机报复杀死、伤10名警察,但是其暴行却在网络上被多数网民看做是义士抗暴;其被审判当天,有数百人聚于法院,高呼反政府口号。2009年通钢则发生工人罢工打贪官的事件,等等。

可以预料,被大规模救市计划而推迟的经济危机,必定是通货膨胀和经济泡沫的破灭,长期累积的社会矛盾和民众反抗的“火山”必然会被“点燃”爆发,而此时中共统治集团正面临的2012年的大位、小位的争夺战,在此形势下,中共长期积累的各种党内矛盾也会如“火山”爆发,而面对民众大规模的街头抗议,中共统治者就会优柔寡断、各怀鬼胎、推诿惧责,丧失时机,然后再面对社会愈来愈强大团结的压力,不得不面临镇压还是妥协的抉择?这会使中共体制内的改革派、开明派与中共的保守派对决,中间派则“骑墙”无所作为,而中共的改革派在其存亡之际,就会趁势借民众之力上台,民主化的“大门”也必然将被打开。

(五)民运的战略和策略

中国民主党国内某领导人指出人们长期认为中国转型期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渐进缓和的模式,一种是激进动荡的模式。第一种模式是要争取的,推崇的;第二种模式是弊大于利的,不可取的。我认为,中国转型不存在以上“两种模式”之选择,而只有渐进和激进交替的“一个过程”。[5]

笔者对这过程分析如下:这是由渐变到突变,再到短期的根本性渐变、再到根本性突变和稳定的过程。渐变是量变,是缓和积累的历史过程;突变是全局质变,是激进的历史大转进。短暂的突变就是危机的爆发,其主要表现就是大规模街头政治,再形成执政党改革派掌权,执政党改革派也只有在民众大规模街头政治的政治压力和“授权”下才能最终战胜本党内的强大保守派,然后上台。短暂的突变之后,又是一个短期的根本性渐变过程,在社会力量的压力和民运力量的参与下,中共改革派被迫召开圆桌会议,然后进行根本性的政治经济体制的渐进改革,为何要渐进呢?这是防止权贵势力、红色资产阶级为主的保守派和中间派的联合和“困兽犹斗”,这种改革是“进行根本性的加速型渐变”,这不同于中共以往的迫于民间压力的小步改良的安抚性渐变。同时,民运力量整合出统一有执政能力的领袖和队伍、群众,最终通过选举、制宪,领导中国走上自由民主宪政和仁义公道的光明前途,这就是进入了根本性突变和稳定的过程了。中国至此可望从1912年的百年之后,再次走上正轨。

这时意味着民主化初步完成,民运面临的挑战除了防止权贵势力、社会保守势力的反扑,更大的挑战是经济和民生的问题、国家如何大治的问题、宪政如何改善和去西制之短的问题、教育的问题。所以,民运力量要有从民运型转向治国型和宪政型的历史转变,自由民主仅仅是宪政的必要因素,也仅仅是国家大治如何实现的诸多必要因素之一。我们看到了俄国和东欧、台湾的民主派皆没有很好完成这样的历史性转变,其社会转型是不成功的,我们要吸取教训。

现在,面对不久即将出现的结束专制和民主化的进程,现在的民运力量必须抓紧以群众路线为中心,要“唤醒民众、引导民众”,这就要投身到各种维权运动和社会、宗教、文化的活动里去,投身到网络传导中去,特别要投身到那些有广泛影响的社会运动中去,有策略地争取发言权和活动影响力,隐蔽而有策略的因势利导地展开揭露专制和权贵资本主义、宣扬民主、“唤醒和引导民众”的工作。

再者,也要以民运组织的发展为中心,任何力量的形成,必然要以组织为中心,否则会一盘散沙,即使一时的团结也不会长久。群众路线和组织发展路线是相辅相成的,投身群众中影响力越大,组织发展越好。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和源泉。

复次,要“吸纳精英”,与知识界、商界、文化界等人士建立密切联系,使他们的知识、能力、声望等成为促进民主的力量,一旦时势到了,便使其成为民运的同志、同情者。精英的社会影响力大,群众路线和精英路线是民运的事业能够成功的“两个车轮”,缺一不可。

民运组织之间要超越组织、圈子、个人利益,抵制内耗、内斗,“小我”服从“大我”,不仅要合作,而且还要与各种倾向民主的力量和社会进步力量,形成中国大陆的民主和进步力量的统一阵线。不仅如此,还要与台港反极权主义的力量、民主派华人知识分子、反中共专制的民族自治组织,形成一个全球中国民主和进步力量的统一阵线。

海外民运要开拓财源和人脉;要广交各国的政商界人士;要善于传导和“因材施教”,让华人和外国人了解和相信中共专制和权贵资本主义的真相;要开展“海外群众路线”,深入华人社区,多沟通和联合,以求能够动员群众;要善于造势和传导,扩大民运的影响力。

可以断言中国“颜色革命”即将到来,关键的问题在于民主力量的崛起。因为涣散的民间力量,遇到暴君,必然是悲剧。在这种“两强相遇勇者胜”式的正面较量中,民主力量只有自己成熟强大起来了,才不至于象“六四”那样寄希望于中共不残酷,也不至于象“六四”那样缺乏成熟的战略和策略,不能再在社会变革的悬崖上跌落而粉身碎骨,而是要成为胜利者站起来![6]

这正如徐文立先生指出的中国民运未来发展方向是:以“民权”运动和“维权”运动,结束专制,实现“公民三有”,毁弃权贵资本主义的歧途;以“圆桌会议”、政治和解、“制宪会议”的途径,和平理性地完成中国大陆政治转型;以“一中二宪二府”解决现阶段的两岸现状,消除分裂和对立;在未来通过民族和解和制宪会议,实现民族国家的统一;未来大中国的理想应该是建立“第三共和”的新文明,是以宪政民主和光复中国文化来奠定“主权”的正当性根基,它是全人类的普适价值和中国社会固有传统优良价值相融合,才是中国的大势。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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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考:秦晖《中国奇迹的形成与未来》,《全球化中的中国因素与世界未来》。

[2] 郎咸平系列演讲录:《中国经济是前所未有二元经济》,《2008年中国面临八大危机》,《未来和下一代很悲惨,我都不想讲了》(评经济危机),《2009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

[3] 参考:中共总参谋长陈炳德的撰文《忆汶川大地震救灾的日子》。

[4] 杜光:《我的改革观》

[5] 参考车复宗:《对中国民主党发展若干问题的浅见》

[6] 参考张辉:《中国社会往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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