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  DEMOCRACY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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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旗”、“沉船”和中国不得不选择重庆“新改革派”路线


 

重庆事件,引发了至今难平的超级震荡。深观其事,这是重庆探索逼迫换旗宣言和代表人物突然出现,进而将国家拖入濒临沉船险境。

一、自南巡讲话后,高层就确立了稳定换旗路线


90
年代初的高层一度曾有一种幼稚的使命感:要挽救社会主义。但南巡讲话使其大彻大悟,决定走换旗之路:最终实行市场经济+宪政民主的经济、政治制度模式,并改变共产党名称。
当时迅速换旗条件远远不够,不仅老人的影响力还在,经济脆弱,矛盾重重,换旗难保不出乱子。于是同时祭起四项原则,试图走出一条稳定换旗之路。

换旗标志,是提出三个代表(隐含资本家代表先进生产力)、两新(接受新阶层(资本家)、新组织),吸收资本家入党,以及最终关闭《真理的追求》、《中流》等左派刊刊物,放开《炎黄春秋》等右派刊物。到2000年代初叶,高层已基本确立了这条路线。

二、换旗运动的条件和基础


首先是在90年代世界潮流影响下,以及看到改革中重重矛盾难以克服,执政党官员的多数人,感到只有仿效苏东才是最终出路。其次是腐败一直难除,使老百姓无法相信执政党还可以自我救赎,只能走多党之间相互制约的道路。再就是苏东剧变,虽然有的国家发生社会动荡,但也有逐步稳定者,人们以为其最终结果可能会逐渐正常。由是,当时党内外和社会上都默认了一种选择:只要能够保证国家稳定不乱,实行和平演变又何妨?

三、换旗运动的直接影响


但事情没有人们想象得那样简单,因为一旦默认换旗,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如下态势:
其一,各级官员明白,既要换旗,未来的中国将由资本家主宰,于是人人争当资本家,使腐败从致富升级到敛资,贪污规模狂增。

其二,在资本家可以入党、即可以掌权的诱导下,社会先富层迅速向权力靠拢,在中国形成了一个资本权力化,权力资本化的庞大利益链,权贵资本家迅速做大做强。

其三,权贵资本家把资本掠夺与官员压榨,同时加在百姓头上,官民矛盾与劳资矛盾叠加,使社会冲突倍增,不稳因素陡增。
其结果,是稳定换旗逐渐演变为了维稳换旗

 

四、换旗运动生不逢时,使其有换旗必沉船致命伤

其一,市场模式困惑。先是90年代中期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制度危机,之后是对换旗派最有吸引力的西欧福利市场经济失效,中国仿效美国新自由主义发生的新三座大山弊端,都导致了一个困惑:中国到底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市场经济?

其二,东欧换旗实践的负面影响。苏联解体、捷克肢解、南斯拉夫内战都预示着:多民族国家换旗,很可能导致分疆裂土,爆发内战。

其三,民族主义情绪急剧上升。1999年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使年轻一代反对卖国求荣的民族主义思潮,和对西方国家的反感情绪,都持续上升。

其四,民选普京现象。俄罗斯10年倒退,使其民主选举出了新沙皇普京,许多国人产生了早知现在,何必当初的感受。

其五,换旗理论自相矛盾与混乱。劳动者遏制资本的诉求日益强烈,但换旗派学者却斥为民粹主义;改革开放号称要满足人民现实利益,而理论家们却要人民相信为了未来而牺牲今天,甚至要去忍受殖民主义;……都使换旗理论失去公众认同。

如此等等,越来越多的原来认同换旗的人,逐渐产生了一种新意识:换旗就可能意味着国家分裂,就可能意味着内战,意味着沉船(即亡国灭族)。换旗运动的社会基础逐渐减弱。

 

五、高层被迫做出了自相矛盾的选择

几乎在换旗运动兴起初期,高层就开始注意到两极分化已经十分严重,被迫面对。1999年曾提出了两个大局,试图以罗斯福新政去实现公平,发现其不起作用后,才知道这是市场本性所致,于是开始加强政府主导作用,提出了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和谐社会新目标。

于是,中国出现了一条极其怪异的发展道路:一方面,要继续换旗运动,放任权力资本化,资本权力化进程(18大已决定将大陆首富吸收为中央候补委员),保证资本实现收益最大化;另一方面,却言称要增加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这又必然遏制资本的收益。结果,在既不敢动权力-资本联盟的奶酪,又害怕社会失稳的夹逼之下,选择了一种自杀式的发展道路:试图靠着无休止地增大总量的办法,既维持资本最大收益,又提高民生所用资金,这就只好依赖无限制地扩大外需和投资。但经济不是永动机,绝不会有无休止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到来时,出口剧减,政府债务剧增,资源与环境过度消耗,使这种自相矛盾的选择已无以为继。

新改革派进行的重庆探索,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将薄定位为左派实在是愚蠢难及,这无法解释重庆招商引资的成效及其经济高速发展,更无法解释重庆已试点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并申请基层领导全部实行直接选举的改革(中央只允许其搞40%)。概而言之,重庆探索所代表的,是一条抛弃摹仿,超越左右,选准入口,全面突破的新改革路线:所谓抛弃摹仿,就是抛弃旧改革派唯普世为出路的僵化路线,根据本国实际自主创新式的改革,以摆脱改革必沉船的恶梦。此即重庆探索被称共产党自我救赎道路的原因。

所谓超越左右,就是扭转旧改革路线把还是作为检验标准,以人民意愿为选择。既择之市场改革,大力开放,同时弃极右之背离民意不惜以亡国为代价的恶做法;又取之政府主导,缩差共富,同时弃极左之违逆民心不惜以倒退为代价的劣行。其实,无论是极左极右,眼下在中国都已是玩自娱自乐口水战的少数无聊文人,为人民所厌弃,重庆探索之所以深得民心,就在于实现了这一超越,因此才有右派学者萧功秦也跑来捧场的场景。

所谓选准入口,就是放弃旧改革路线脱离中国实际的顶层设计,试图毕其功于一役做法。此重庆极有特点,须多说几句。重庆搞的国际大通道、公租房、地票等,早有人提过,并不都是新鲜玩意,但人们都知道,如今自上而下的都是说得好,做不到,而做不到的原因,就是无法打破那个权力资本化,资本权力化利益链,甚至还要卷进这个利益链。薄未必不知道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他更加知道,这个利益链太大、太黑暗了,即便实施民主,也只能是听命于黑恶势力的一个无奈陪衬。黑社会原本只是一种社会势力,但它能够在现今中国存在,就在于有政法系统的保护伞,而政法系统又是执法的关键,它黑掉了,什么宪法、法律,不过都是黑权力的掌中玩物而已。反过来,如果能够制止住共产党的黑社会化,就可以在尾端上截住利益链,从擒杀少数极恶者开始,渐次剪枝修蔓,使利益链一点点断裂,及至崩溃。同时,黑社会对老百姓的危害又十分直接,众皆深恨之。所以,薄极其聪明地选择了打黑这个政治改革的恰当入口。从实际效果看,打黑,确实是一条使公务员队伍脱黑(社会)入(清)白,止邪从良,进而振奋精神为民办事的道路。重庆之所以敢搞基层直选,便是出自打黑后干部队伍根本变化给其带来的自信。

重庆打黑后,第一个响应的是经济最发达的上海,最近响应的则是曾被推出来PK重庆的广东,且是王立军事件之后。这就说明,打黑对于中国改革,已是一个无法逾越的入口,不能不打,不得不打。而只有先打掉了黑,其他政治改革才能启动。所谓全面突破,就是在穿过了改革入口后,不仅要推进经济改革,还要全面推进社会改革、政治改革。重庆之所以敢启动财产申报等高难度改革,基础也在于此。

须指出,改革前30年中,旧改革派摹仿西方、不断防左的做法,虽不无毛病,但适合当时中国国情,所以基本成功,否则无法解释中国30年来的巨大进步,和百姓对改革开放的基本认同。但随着国情巨变,再搞摹仿和批左那一套,就成了抱残守缺,刻舟求剑,最后只能堕落到强迫百姓为未来而牺牲今天的文革遗风。所以,再坚持旧改革派路线,只能是亡国祸民的死路一条。而促发展、促公平、不沉船新改革派路线,虽尚有不足,但终究可以完善,百姓高兴,官员愿随(重庆的中下层官员至今怀念薄给了他们一个公平、健康的官场环境),又何乐而不为呢?

 

六、新、旧改革派的四年较量,捍动了反共阵营的根本利益,终于埋下了杀机

几乎在重庆探索启动的同时,《08宪章》发表,中国颜色革命启动:先后发起了推动民主社会主义选择的民社党运动,以饿死3000多万人证明共产党执政不合法的改史运动,波兰化的工会独立运动,为西方武装干预中国改革造舆论而歌颂汉奸功绩的带路党运动,为刘某颁和平奖的和纪念胡某逝世(其实是纪念六*四)的纪念运动,以及洪博培亲自出马的西单墨镜革命”……几乎没有停止过战斗。

这场运动的实质,是旧改革派路线渐失社会基础,穷途末路,只好利用高层放任换旗,试图以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的方式去最后解决,沉船用心过于外露,所以屡战屡挫。而当他们同时发现重庆的不沉船探索将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威胁时,宪章发起人江平以打黑即黑打为名,亲自出马发起了一场灭打黑运动,决心拔除重庆这个换旗障碍。重庆探索确实挑战了反共阵营的根本利益:

一是,西方尤其是美国担心,如果走重庆之路,二、三十年后,世界上将很可能有一个由共产党执政的头号强国出现,这是他们绝对不能容忍的。

二是,已经职业化、贵族化的旧改革派,看到新改革派的重庆探索,完全可能使中国走一条不换旗而强大的道路,这是他们绝对不能容忍的。

三是,在十余年的换旗道路上,已经形成了一个颇占优势的换旗派高官层,其利益紧密地与换旗联系在一起,对于重庆的不换旗探索,他们也绝不能容忍。

(还有海内外一切反共势力呢?他们也发现重庆模式如成功,他们的推翻共产党的一切借口和幻想也就失败了、破灭了。他们对重庆模式也绝不能容忍。)

凡此种种,都最终使他们结盟为一个反共阵营,并埋下了要灭薄铲除共产主义的杀机。

 

七、314答记者问,是重庆探索的成功,逼迫换旗派慌忙发表的一个换旗宣言

 

314答记者问后,北京上下一片“412来了的恐怖气氛,其冲击力之何以会如此强大,是出自其三个明确的宣示:

一是指责坚持改革开放的重庆探索为文革,这等于是宣示:决不容许走换旗之外的任何道路。

二是昭示独立人格,这等于是宣示:执政党内部已经有了戈尔巴乔夫。

三是故意让来自干预利比亚的首领国法国的记者提问王立军事件,这等于是宣示:换旗是内外一致的行动。

所谓薄王谷事件的真相,眼下已被政治乱局搞成一团乱麻,越来越失去意义。退而言之,即便真相确如官方所说,处理手法也荒诞到无以复加。美国政府对于其在海外犯罪的士兵,一定会千方百计地开脱,至少要弄回国家自己处理;窝囊透顶的清政府,也只是在刀架在脖子上了,才屈从于洋人杀自己的犯洋官员。而对于一个在中国死掉、连英国政府自己最初都不去追究的老外,一个自称崛起的大国,居然要去主动献礼,此等不顾在亿万国人面前丢人现眼之举,只能有一个解释:换旗派被重庆探索的成功逼到了绝望地步,不得不出此下三烂之急策,不惜以主权换外援

 

八、中国濒临沉船危机,谁敢当千古第一罪人?!

尽管除了北京、重庆和网上以外的中国,表面尚算平静,但明眼人都看得出,从换旗宣言开始,引发了种种重大政治危机,已使中国濒临沉船”:

——信誉危机。薄王谷事件,先是被孤立,后又变路线,再后又成凶杀,更后来又宣称与政治斗争无关。国人最先从美国之音看到中央文件,逻辑混乱不堪,连换旗派打手学者张鸣也叹之为脑残,但后来居然成真。处理过程反复无常,全无章法,甚至一贯与共产党为敌的法轮功、民运跑来与党中央高度一致,而陈光诚事件更加重了人们对王立被诱骗的猜测,使高层信誉降到历史新低。难怪有共产党数月至多数年即亡于无能领导之手的看法。

——军队危机。的是:薄王谷案方出,南海烽烟即起;而怪的是:对于一个弱我千百倍之菲国,我军居然不敢对其出手,甚至一度撤船,国人大哗;更怪异者,将军级人物对此事公开异议。其实站在军队立场上不难想到:薄案既表明有敌意国家已深度介入内政国事,必有内鬼作祟,故军队非不能战,实不敢战也。而军中换旗派背景将军出面表忠心,亦令人有路线斗争进入军队之不安。

——警察危机。打黑一事为重庆与公安部联手之作,千万干警已与黑恶势力结下仇怨。灭重庆灭打黑紧密联系,焉不令警察人人自危。如是,又能靠谁去维稳?薄撤职后重庆迅即发生万人参与的万盛事件,原因诸多,但警察遭挫而不愿作为,实为原因之一。

——舆论危机。薄既为新改革派,又非无能之辈,撤之难以服众,网络舆论一边倒挺薄。于是封网删帖,使公众心理加倍逆反,只得无限延长封网,违背换旗者言必称之民主自由,舆论实已失控。

——路线危机。重庆一不处沿海,二为不发达山区,经验成功,普遍意义远强于沿海。所以,薄案发以前,已对一些地方改革发展造成影响,效仿者日多,案发后则令人茫然无所向。最幼稚可笑者,唱红本是重庆宣示执政合法性的一种姿态而已,亦受株连,是否意味着今后共产党庆典活动都要改唱黄唱黑?

——重庆危机。重庆的人口及地域在中国原本无多重要性,薄案一起,令其成了一个观察动向的标杆。事件后重庆社会治安反弹,胡汉三又回来了说法流行于世,直指执政败笔。今后其还会如何变化,也会令高层惴惴不安,结果,平添出一个是非之地来。 net”

退一步说,即便要换旗,至少也该像国民党在台湾那样和平换旗,方可使人民免难;而不能像国民党在大陆那样战败易帜,让人民受战乱之苦。世界已进入21世纪,革命早已不该是应有之选。而不解决资本权力化,权力资本化导致的两极分化、社会冲突等问题,换旗就一定是内乱的同义语。不妨想一下:如果上述危机继续不已,藏、疆、蒙纷纷宣布独立,军警不敢作为,以国家化为名而中立自保,汉人或大量出逃,或武装自卫,内地少数民族亦必随之异动,兼之中国又是一个核大国,西方国家完全可能以人权防止核扩散为名,趁乱定点清除中国所有核设施和导弹发射系统,北京、上海、香港甚至台湾,都将成为千万甚至亿万人口的难民营……
除了极个别准备去领取诺贝尔和平奖的换旗英雄外,又有谁,敢出来当这个中国的千古第一罪人?!如是即不难推想,那时,中国只能无奈地出一个民选普京去恢复秩序。如是,恐怕连多数换旗派人士都要长叹一声:早知现在,何必当初!

 

九、从换旗宣言到濒临沉船的试水证明,中国不得不选择新改革派的路线

何以独立人格”10年一事无成,薄某人短短4年就风生水起?除了能力和人品差异,前者死守洋教条,普世到底,后者土洋结合,以我为主,是根本区别。无数历史经验教训证明:教条主义是中国历次改革之最大祸害,按教条行事者从未成功过。此次薄案,仅仅做了一次小小的换旗试水,就闹到难以收场,险象环生,这又无情地证明了:现在走换旗之路,必然亡国祸民。可见,即便没有薄熙来,也会有张东来或李北来式的新改革派,要去闯一条新路。所以中国最终只能接受新改革派的路线。为此,高层恐有几点需要考虑:

其一,由于事关国家安全重大问题,应该果断切割外部势力介入,薄案应由外转内,作为党内问题处理。

其二,在内部作出政治妥协:高层必须接受新改革派路线,承认其为一种有益探索;为了维护长治久安,新改革派也要作出某种妥协。这在具体操作中不难做到。

其三,现已十分清楚,此次乱局,完全源自于冒然叫出换旗而扰乱人心者,因此必须坚决打压党内沉船派,令其不敢再有异动。坚决割断内鬼与外部势力联系,以彻底消除军队、警察面对的危机,恢复公众对国家安全的信心。

其四,至为重要者,高层需要接受薄案沉痛教训,确立抛弃摹仿,超越左右,选准入口,全面突破的新改革派路线,以打破权力资本化,资本权力化利益链为目标,改变执政党与日俱减的信誉与形象,像重庆那样,脱黑入白,止恶从善,为全面的经济、政治、社会改革创造条件。重庆既然已能做到,全国就一定做得到,因为重庆一点也不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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