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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尖上的“两个中国”不矛盾》

张千帆



近日,《舌尖上的中国》迅速走红。这部纪录片展示了“两个中国”——梦幻的中国和现实的中国,或更准确地说,“有味的中国”和“有毒的中国”。一方面,中国历来是“食文化”很发达的国家,中国食品的物美价廉享誉全球,连各国“老外”都鲜有不喜爱中国菜的。另一方面,中国食品安全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不仅毒奶粉、毒胶囊、毒蔬菜、地沟油等安全事故频发,而且农民不吃自己卖的东西已经成了普遍现象,而不可能回到农耕时代的广大市民只有采取“眼不见为净”的逃避策略——如果真的知道眼前那桌菜是怎么种出来或做出来的,那就确实什么都不能吃了。不过“有味”和“有毒”这“两个中国”看起来矛盾,其实是“辩证统一”的。这倒不是说“有味”必然走向“有毒”,世界上像法兰西这样注重生活情调的民族不在少数,但是走向极端,一个对“吃”很纠结的民族未尝不可以成为“相互投毒”的民族。


“ 吃”在中国的历史地位一直很高,《汉书》将其高度概括为“民以食为天”。当然,“食色,性也”;任何人都不能否认饮食男女的正当性,即便将其上升为“基本人权”也不为过。但我对“民以食为天”的提法是比较反感的,因为它把人降格到动物的层次,似乎只要有得吃就万事OK了。而且是比一般动物需求更高、更无助也更需要“管理”的动物,因为世界上大概没有像人类这样体格和食量需求的动物,能凭借智慧和劳动形成一个足以自我保护和大量繁衍的动物群体。对于这样一个群体,“吃”当然首先是一个公共问题,甚至是政府治国的重中之重。然而,在体制把人物化之后,我们发现“吃”的问题其实是没法解决的。靠政府去管,其实仍然是把人当做“以食为天”的动物;让政府去管这么一大群灵长类动物,注定是管不好的。尤其是当人的智慧高度发达而道德状态残缺的时候,一个“有味”的中国也就蜕变为“有毒”的中国。


虽然“以食为天”本身无可厚非,但也绝谈不上什么道德境界,至多只是表征了人作为动物的生存本能而已。如果说“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时代早已过去,那么现在“大道即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中华民族的道德境界也就退缩到“货力为己”的水准,把自家管好就相当不错了。对美味的追求和对权、钱、色的追求一样,都体现了人的自私本能,只不过对吃的追求一般不会直接伤害他人而已,但是它显然也不可能培养一个民族的德性、志向、信仰或勇气。如果一个民族沦落到人人为己的动物状态,那么唯利是图、尔虞我诈、“相互投毒”就成了一种自然现象。中国食品不安全的源头无非是在一个法治不严明、市场秩序不完善而现代处理技术日臻发达的环境下,对食品的有害处理成了个人牟利的捷径。在缺乏道德自律的情况下,有毒食品自然就横行无忌了。

 
当然,食品安全的另一面是政府职责,食品安全失序意味着政府监管失职。然而,政府履职也是以人民具备起码的道德担当为前提。且不说在一个人人“投毒”的社会,政府即便想管也无法有效监管;在没有一点社会压力的情况下,政府为什么要履行自己的监管职责呢?如果食品安全现状实际上不会决定任何官员的去留,官员或公职人员为什么要在乎自己这片土地上的食品安全?要让官员在乎,必须让他们对人民负责,而一个“以食为天”的民族是否有能力让官员对自己负责呢?

 
注重吃本身没什么错,但如果我们只在乎吃,那么“两个中国”会一起来到我们舌尖上。要为中国食品去毒,我们需要超越那个“以食为天”的自我。

作者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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