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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重的墓碑——读杨继绳《墓碑》

刘放

 



新华社高级记者、现任《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杨继绳的新著《墓碑》于09年五月在香港出版(天地图书有限公司)。这是一部长篇调查报告,约一百万字,详细记述了中国上世纪六十年代大饥荒的史实。
对于这场大饥荒,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曾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1962年刘少奇又对毛泽东说:“历史上饿死人的事是要写到史书上去的。”
但大饥荒过去四十多年了,中国还没有这样一本书出来。这一段历史始终含糊不清,几千万亡灵魂归无所。作为一个有良知的新闻工作者,杨继绳义不容辞肩此重任,决意将这一旷世历史灾难写下来,以警后世。为写此书,他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走访了大量当事人,包括当年的大小官员、饥荒的幸存者、及见证人。他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包括公开或未公开的各级文件、档案、会议纪录、谈话纪录,及各种地方志、县志,也参阅了许多专著、统计资料等。经十多年辛劳,收集了近千万字的资料,终于写成了这部巨著,填补了这一历史空白。
必须指出,在这场大饥荒中,大量的死亡发生在农村。中国的城乡双轨制下,当时占百分十几的城市人口仍能得到有限的粮油供应,城市饿死人不多。故话语资源稀缺而苦难深沉的农民往往被时代所忽略。杨继绳出身农村,父亲也死于这场饥荒,有切肤之痛,由他完成此一历史使命实在也是某种必然。
先前读到过香港作家倪匡对此书的介绍,他希望更多的人们能读这部书,以了解历史真相。但又劝谕人们不要轻易去读此书,因怕一般读者在心理上难于承受。虽然有倪匡“预警”,当我真正读到此书时,还是难于承受锥心之痛,几番掩卷,不忍卒读。
饥饿而死是一种漫长的痛苦过程,它对人的肉体、心灵是极其残忍的折磨,摧毁的是人的理性、道德、人伦、良知和尊严,然后才是生命的死亡。
老实说,在看到此书之前,我对当年大饥荒的认知还是相当有限的。尤其对饥民相食的事,以为是极其个别的现象。但此书记述的大量事实,说明当年吃人的事件相当多。作者引述毛泽东前秘书李锐的话说,当时人吃人的纪录全国至少上千起。作者采访纪录的此类事件,资料详实,证据充分,时间、地点、当事人姓名一应俱全。读来令人毛骨悚然。当然,因为这一历史事件本身的悲剧性、严肃性,作者只能以极其严谨的笔法,作冷静客观的记述,文字辞藻尽可能朴实简洁。故不能写得文彩飞扬,是写史的另一笔法。
作者在上篇着重介绍了全国大饥荒中其中十二个省的情况,是为详写。这十二个省是他一一实地考察过,并详细阅读过档案资料的,写得相当具体。对他没有实地考察的其他省份,则根据通过各种渠道查阅的资料,在书中作了介绍。对书中涉及的事件、引用的资料,都详实注明来源、出处,有些还配有照片,真实可信,无可质疑。
作者在前言中说,书取名《墓碑》,一是为他那1959年饿死的父亲立墓碑,二是为三千六百万饿死的中国人立墓碑,三是为造成大饥荒的制度立下一个墓碑。四是如果因写此书而遭至不测,也算是为自己立个墓碑。他说,我立的这块碑是让人们记住人祸、黑暗和罪恶,是为了今后远离人祸、黑暗和罪恶。
作者写作此书的目的相当明确,就是要让世世代代记住这场灾难,永远不让历史悲剧重演。



这场大饥荒到底饿死了多少人?由于主要当事人已离世,原始统计资料已销毁,应该说难于得出完全准确的数字。中外人口专家们计算出来的数字有所差别。作者参照了各种资料,认为死亡人数应不低于三千六百万人。
作者曾采访了当年在公安部负责人口统计的王维志及其时担任粮食部副部长的周伯萍先生。周伯萍老人对作者说:1961年,粮食部陈国栋、周伯萍和国家统计局贾启允三人受命,让各省填写了一个有关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经汇总后,全国人口减少了几千万。这份材料只送毛泽东与周恩来两个人。周恩来看到后即通知周伯萍,立即销毁,不得外传!于是周伯萍等三人共同监督销毁了材料及印刷版。事后周恩来还打电话追问,周伯萍回答销毁了。周恩来这才放心。
因此,人们再也无法看到大饥荒中与人口死亡相关的统计资料。但现在看来,就是此一份统计资料也未必完全准确。因为当时各级官员害怕承担政治责任,都尽可能隐瞒或少报饿死人口。
后来的人口学者、人口专家们用以研究的资料,主要是中国国家统计局编的《中国统计年鉴》,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编的《中国人口》丛书等。
这种计算方法涉及到统计学等多种专业,复杂而繁琐。作者在书中列举了大量的统计表和各类图表。一般读者要完全了解较为困难。只能看看他们的计算结果。大体上,他们是以1959年至1961年三年的人口数字、出生率、死亡率,与1959年前三年,及1961年后三年的人口数字、出生率、死亡率作比照。因为死亡率包括自然死亡与非正常死亡,所以要从中相对科学的计算出非正常死亡人口(即饿死人口),有一定的难度,专家们计算的结果也会出现偏差。
作者自己的计算结果,较接近中国学者金辉(《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1993年出版)、曹树基(见《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王维志(见《关于解放后我国总人口增加同自然增长人数差数情况》)的计算结果,认定死亡人数约为三千六百万。
这也只是一个比较保守的数字。如果以一些中国官员自己作的统计,三千六百万这个数字显然是偏低的。如前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著文说,四川省在大饥荒中饿死一千二百万人。而专家们的计算是约八百万人。原毛泽东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下放安徽劳动,认为安徽饿死五百万人,而专家们的计算结果为两百六十万人。薄一波曾说山东省饿死三百万人,而专家们计算的结果为一百八十四万人。或许这些官员们提供的数字有他们的根据,但专家们只能以手头的资料为依据,计算出比官员们所说低得多的死亡数字。尽管专家们知道这些资料并不那么准确(如上所述,地方官员们怕承担政治责任,往往隐瞒或少报死亡人口)。
这些数字都是中国体制内的专家学者统计出来的。一直以来许多人总是有个误会,以为60年代大饥荒的死亡人数都是“西方敌对势力”或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编造出来的。事实并非如此。
三千六百万个生命意味着什么?这相当于几年前两个澳大利亚的人口总数。是1945年美国投放到日本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口的四百五十倍;或相当于日本在中国南京大屠杀中杀害人口的一百二十倍。这个数字也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死亡人数(一千多万),接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总死亡人数(约四千多万)。也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灾荒都望尘莫及的数字。中国近代史上记载的最高的灾荒死亡数字是1928――1930年,全国22个省受灾,死亡人数为一千万人,已经是历史最高纪录。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写道:(中国60年代)这场饥馑实际上是世界史上有纪录以来最大的一次饥馑。
这还不包括在大饥荒三年间全国减少生育的三、四千万人口。
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一堆数字。我知道有许多人对这样的数字早已无动于衷。然而这堆数字背后是多少惨绝人寰的悲剧,多少个人及家庭撕心裂肺的痛苦,是多少千万堆的森森白骨。
今年四川汶川大地震,八万多人罹难。中华举国悲痛,全民哀悼。但有几人记起大饥荒死去的三千六百万生命?有多少人为他们恸哭流泪?



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得到的资讯都认为,这场大饥荒的主要原因是出现了三年特大自然灾害,加上当时的“苏修”逼债。连《墓碑》作者本人对此也曾经深信不疑。
但作者后来经深入调查研究,查看了这些年间的大量原始资料,发现以上这些说法与事实完全不符。
先看看所谓的自然灾害。作者曾先后五次到国家气象局向专家求教。经他们帮助,找到了许多相关资料。其中最主要的有高素华主编的《中国农业气候资源及主要农作物产量变化图集》(北京气象出版社,1993年),及金辉的《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1895――1979)。
高素华的这本图集是中国农业气象学家根据1951――1990年间分布在全国350个气象点站资料作出的分析。其中当然也就包括1958年至1961年间的详细气象资料。
而金辉先生提供的资料图表,是国内许多著名气象水文专家根据全国120个水文站历年的水文气象档案资料编制的。详细纪录了1895年以来80年间全国各地的旱涝情况。
作者在《墓碑》一书中大量列举了这些资料。同样,这都是些相当复杂繁琐的图表、数字和专业用语。而专家们得出的结论是:1958年――1962年间根本没有出现特别的灾害性天气。如果与别的年份作比较的话,这几年堪称是风调雨顺。
当然,中国幅员辽阔,地理气象条件复杂,每一年中,总会有某些区域出现程度不同自然灾害。可以说是无一年无之。而在资料中显示,以大饥荒三年间所遇自然灾害作比照,则1956年、1957年、1962年、1963年、1977年、1978年等等年间的受灾面积都超过这三年。
再说,在通常情况下,即使局部地方出现灾害粮食歉收,以中国地方之大,一般都能自行调适,以丰补歉。中国有俗语说是“湖广熟,天下足”。又说是“四川熟,天下足”。可见这种调适余地是很大的。历史上,除非出现特别严重、遍及全国而又持续时间特别长的自然灾害,否则都不会大量饿死人。
再看看所谓“苏修”逼债的情况。作者对此查阅了大量相关文件,证明根本没有苏联逼债的纪录。研究中苏关系的专家、北京大学教授沈志华也在其著作中指出,他没有看到任何历史文献记载苏联曾经向中国逼债(见《援助与控制:1950年代苏联与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历史研究》2004年第三期)。
中苏间的关系是从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期逐步恶化的。一直到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才撕毁了同中国签订的600个合同,并陆续撤走他们的专家。
而苏联撕毁的这些专家合同与科技合同,与农业生产毫无关系。更主要的是,此时中国的大饥荒已经持续了一年半,大量的民众已经饿死。将大饥荒的责任推给苏联逼债,毫无事实根据。
相反,沈志华教授还在资料中发现,苏联为帮助中国解决饥荒问题,主动以贷款方式向中国供应100万吨小麦和50万吨食糖。但中国政府没有接受小麦,只接受了食糖的援助。这笔贷款为3·296亿新卢布。
苏联向中国提供的贷款总额为66亿旧卢布(折为14亿新卢布),中国是在1964年自己主动提前一年还清的。提前还清是我们为了面子,并非是由于苏联的压力。
必须指出的是,在这三年大饥荒期间,中国政府还拿出大量的资金和物资,支援别的“兄弟友好”国家。1964年12月31日,周恩来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自豪地宣布:在困难时期,我们不仅基本还清了外债,“我们还拿出比这个时期偿还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
在大饥荒最严重的1960年,国家成立了专门的外援机构,数额也在这一年激增。其中1961年至1964年的外援总额为35·5亿元。
事情非常清楚,造成这场大饥荒的原因,不是自然灾害,也不是苏联逼债,而是人祸。是中国政府1957年以来的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食堂化等等一系列违反自然规律、违反人民意志的错误方针政策(包括对农民超限度的强征粮食),造成了这场大劫难。
不幸的是,在赳偏救灾的过程中,又一错再错,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批彭德怀,没有及时扭转错误路线,饥荒遂继续恶化。而在全国实行的专制统治也阻断了民间自救之路,各地基层干部派民兵持枪拦截饥民逃荒要饭,认为这是给社会主义抹黑。这也加剧了死亡。
当时执行的封闭政策,更对外部世界封锁消息,拒绝国际社会救灾。可以想象,如果能象现在的北朝鲜那样接受国际救援,情况将会缓解很多。
对这场人祸,刘少奇在1962年毛泽东中央七千人会议上,承认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泽东也被迫在会议上勉强做了检讨。刘少奇处在当时的位置上,不能不顾及各种利益关系,尤其是考虑到毛泽东的面子,他说这句话显然是有所保留,打了折扣的。实际情况全是人祸。
但刘少奇因为这句话,得罪了毛泽东,惹下了大祸,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惨遭整死。至少,这是个关键的起因。据毛泽东在文革中透露,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憋了一肚子气。也就在此时开始,毛泽东决定除掉刘少奇。
据许多专家考证,这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动因之一。



事情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中国的变化,足可以“天翻地覆”来形容。不管存在多少社会问题,不管贫富如何悬殊,社会已经进步,物质生活水平更是大大提高了。要承认的一个事实是,无论人们拥有多或寡的财富,肚子已可以吃饱了。在城市,已出现肥胖问题。有的农村也出现卖粮难现象。
同是这片天,同是这片地。而现在的耕地面积已比60年代减少很多,人口却增加了近一倍。粮食是从哪里来的?原因是什么?
答案其实很简单:就是松开农民的手脚!
这就从反向证实了四十多年前那一场饥荒悲剧,实在是不应该发生的、不折不扣的人祸。
历史事实证明,以中国土地的肥沃,自然条件的得天独厚,以中华民族的勤劳智慧,只要有十把年休生养息,没有横征暴敛,没有战争,没有特别超常的自然灾害,不管谁当皇帝,神州就会富足,人民就有温饱。
就是在生产关系并不先进、生产技术落后的封建时代,中国也出现过经济繁荣、歌舞升平的一个个“盛世”。所谓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等,至今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其中的贞观之治,史载长安斗米三文钱,“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备粮,取给于道路焉。”这种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社会道德风气,这种走到哪里都可以免费吃饭的物质条件,让任何一个古今中外强国都自愧不如。
中国走到了今天,许多问题都值得我们作更为深入的思考。作者并非只是为写史而写史。
《墓碑》一书以相当的篇幅对这场大饥荒作了深刻客观分析。对产生这一悲剧的社会历史背景作透视扫瞄。并以现代的眼光重新审视这一场历史, 指出其起因、过程、及结果的必然联系,对历史人物该褒的褒,该贬的贬。并以强有力的证据印证了产生这种悲剧的根源是极权政制。这其实也是所有有识之士的共同看法。
当然,极权体制确也能创造许多奇迹,如我们今天看到的繁荣和五光十色。但由于缺乏起码的监督与制约,极权体制更大的可能是出现失误,且往往是重大的致命失误。而一旦出现失误,又因机制的缺失很难得到纠正。60年代的大饥荒、文化大革命都是此种极权的产物。据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的考证,世界饥馑史上,没有任何一个独立、民主、自由、拥有相对新闻自由的国家发生过如此重大的饥荒。包括人口众多的印度在内(《当代中国研究》2002年)。
三千六百万条人命,天大的罪孽。如何清算?历史有时很无奈。一经岁月淘洗,再大的恩恩怨怨也随风而逝。岳飞的《满江红》有“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的名句。但后来连南宋王朝都灭亡了,靖康耻如何雪?臣子恨如何灭?清兵入关后,杀人如麻。“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是血海深仇。但两百多年后,满人汉化,八旗子弟成为街坊,这些事也就只能不了了之。
大饥荒的当事人、主要责任者都已离世。如今的领导人也都是当年饥荒的受害者。只不过因为他们是城市人口,有低定量的粮食供应,不至饿毙。他们都不是这场大灾难的直接责任人。
以暴易暴,冤冤相报,使我们民族千百年来的苦难循环往复。而现代文明社会已为人们提供了和平理性的发展路径。作者明确地意识到,主动自觉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尽量减少社会震荡,实现政治民主,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但记住历史,记住这场灾难,给一个说法,吸取教训,则是必须的。
作者在前言的最后写道:在极权制度死亡之前,我提前为它立了个墓碑,让后人知道,人类社会在历史的某一阶段、在某些国度,曾经有一种以“解放全人类”的名义建立的、实际是奴役人类的制度。这个制度宣扬并实践的“天堂之路”实际是死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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