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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后习李将带中国去 向何方?





中国十年一次的政治权力交接几乎就要开始了。和美国的总统竞选氛围不同,这里没有电视辩论,没有紧张万分的倒计时,没有群星环绕的就职典礼。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里没有戏剧。中外各界紧盯十八大:比胡温更加年轻的习李将把中国带向什么方向呢?

中共十八大几周内将开始,新的常委即将被公布,六个月之后,他们将正式开始就任。路透社8月28日报道称,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将是中共元老习仲勋的儿子——习近平。李克强是剩下唯一留任常委的人,应该会将成为总理。其他人呢?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曾一度是倒台的薄熙来的竞争对手,他的名字被一再提起。其他人中,中组部部长李源潮以及主管金融的副总理王岐山等也被看好。

还有很多相关的未知数未被解开,比如中共十八大开幕日期和常委人数,九人可能减少为七人。

平静外表下暗流涌动

中共上一轮常委换届是2002年。当时胡锦涛接管权力,过程比较顺利。近期为了迎接十八大,中共宣传机器不遗余力宣扬保持稳定。尽管经济放缓,中共政府却刻意避开决定性但是可能引发争议的政策,比如金融刺激。如果经济进一步恶化,新领导层可能不得不匆忙制定协调一致的经济救援计划。

中共新领导层可能是世界上最有权力的政客。在他们的统治下,中国正走在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路上。如果他们失败了,在2011年给中国投入1160亿美元的外国投资者将受损,不同阶层将增加动荡。

中国拥有复杂的需求:社会保障网络,更好的资本分配,地方政府改革。但是任何事情的变革,从危险的一胎化政策到有争议的户口身份证制度,都必须颠覆传统和克服既得利益集团。路透社称,这对中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新的领导层还将不得不决定如何跟世界其他人打交道。外国投资者想进来,中国投资者想出去。宽松的资本控制和较少的外国投资限制将有利于长期发展。但是短期可能制造令人担忧的热钱。

对于中共而言,政治上的热点问题是对美关系以及跟日本和菲律宾的紧张领土纷争。习近平如何平衡强硬派,可能预示着中国将是否继续它著名的“和平崛起”路线。其他国家将希望如此。

习近平将把中国带向新方向吗?

温家宝和胡锦涛成长于中国封闭时代,而习近平和他的团队更加年轻,并看到了对外贸易和开放的好处,但习近平将需要刚柔相济来镇住共产党强硬派。

路透社称,新官上任三把火,习近平会如何制定十八大后的早期政策将是其执政风格的一个征兆。可能他将给疲软的出口领域纾困,或者加速改革刺激其他领域经济比如服务业。胡锦涛和温家宝是工程师,习近平和李克强是律师,所以习李可能将更加注重发展中国的法治。

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习近平有很多流行语可以选择,比如“重新平衡”,“平等”和“改革”。他的选择将定义下一个十年,并且不仅仅是中国。

“选贤治国”:习近平时代的东西方新较量

近20余年来,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间意识形态上的斗争日益淡化,取而代之的多表现在经济发展及与之配合的政治体制的比较上。西方一直理直气壮地将“民主选举”作为“普世”的政治体制来推崇,而经济发展同社会的财富积累被视为证明这种政治体制优秀的标准。但这一切在最近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被视为“专制”的中国,经济总量在不到30年间冲到世界第二位,这令西方国家开始一致向“东”看。特别是在2008年经济危机后,中国的崛起与美欧债务危机形成了强烈对比,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问,中国是如何做到的?如果说这个成功是在一个糟糕透顶的政治制度下取得的,逻辑上说不通。甚至有西方学者提出,“美国存在缺陷的民主制度可以从中国学些什么”。

其实,所谓的“民主制度”还是“专制制度”,通过选举择魁组阁还是一党制下的“选贤任能”,最终都是以能否找到有贤能、重操守的官吏治理好国家、服务好民众为目标。人才的竞争,特别是治国人才的竞争已经在当今被认为是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的关键。中国早有古语指出:“天下难治,人皆以为民难治也,不知难治者非民也,官也。”中国的飞速发展和崛起,使“G2”的话题在如今越来越被认同,可以设想未来的“G2”竞争,还是东西方较量,选贤治国的问题会日益成为体制讨论中的核心问题,而也将是中共在十八大后接任的习近平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一党制”下的官员效率体制开始被关注

中国的政治体制从被质疑到被广泛承认,得益于两点:一是自身发展的成功,成为世界影响力的巨大存在。而且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中国将彻底改变世界政治版图。二是以美国为发源地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动摇了全球对资本主义体系的信心。而同样是面临经济危机的冲击,中国经济总量力压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中国这种顺势也飞扬、逆势也飞扬的表现,被视为奇迹。如果说这个成功是在一个糟糕透顶的政治制度下取得的,逻辑上说不通。

从治国角度看,中国的政治制度优势在于,首先,中共作为执政党充当了中立的决策者和裁判者,可以制订国家长远的发展规划,并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而不受立场不同、意识形态相异政党更替的影响。而以美国来说,每一次的“摇摆”都会对国家运行产生不同程度的损害,这种由于政党和领导人的变化而导致经常性的南辕北辙式的180度调整,其严重后果可以想象。而且,毕竟政党执政只有4年或8年,都是在炒短线,谁还管得了以后的事情?西方政党受任期制的限制,是一种消费心理,并不会去思考给下届留下点什么。

中国政治制度优势的另一大优势即在于,中共是一个更负责任高效率的政府,对出现的挑战和机遇能够做出及时有效的反应,特别是在应对突发灾难事件时。最为显著的一个对比是,2008年中国汶川遭遇百年一遇的大地震,中共高速有效的动员能力,震撼全球,相较之下,2005年美国遇到卡特琳娜飓风袭击,总统小布什是3天之后才终止度假,去指挥救灾,而此时灾区早已成为人间地狱。这虽然只是个案,但西方国家在应对自身突发事件时,往往总表现得相当混乱和低效。

低效率一向被认为是民主制度的通病。因为任何一项决策都要经过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并伴随冗长的程序。

其优点理论上曾被认为可以避免巨大的失误。然而,从现实层面来看,不仅造成低效率,其最终决策也会由于不同利益集团的相互妥协,造成的负面作用往往成为主导。被民主党提名为2004年美国总统选举候选人的克里曾指出,50年前一届国会出现冗长辩论的状况只有两次,但现在却高达100多次,让国会几乎陷入瘫痪。

“程序民主”未必能产生好领导

原本,西方国家通过选举择魁组阁,是为了党派之间互相监督,互相制约,以求选出最好的领导人,真实地体现民意。然而,现实是,在多党制下,每个政党代表的利益群体是不同的,或者代表大众,或者代表财团。但不管代表谁,没有一个政党是全民政党。此外,造成多党制无法代表全民的另一个原因是,各政党通过人 为分割社会,形成各自意识形态根据地。像在华盛顿,好像每天都是选举日,每天看着两党的恶斗的上演。但是,正是这种做法使得两党都无法对民众有所帮助,更糟的是,这还会使民众对政府更加不信任。

而且,在实践层面,选举本身的很多特征导致它无法产生有代表性的代表。比如说,美国国会基本没有工农代表,选出来的结果都是精英;再如,过程非常容易被操纵。如果今天说是“一美元一票”,而非“一人一票”,恐怕都不能说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就连西方政客自己也说,在美国民主程序过程中,最大问题是过多的资本驱动。还有,更为精妙的算计策略性投票……政客们深谙此道。

粗糙地说,西方选举已经形成了一个基本规则:由利益集团和政党大佬暗箱运作,然后,就是要看能否代表自身利益和是否能够通过造势胜出,如宗教信仰、种族、形象、是否会做秀、是否有演讲才能、是否有足够的金钱支持以及政治裙带等等。选举原本是为了优胜劣汰,但实际上选民对于候选人,往往是只能听其言,很 难观其行。

这种注重“程序民主”的特点不在于选了谁,而在于怎样选。正因如此,所以看到了美国曾选出8年治国无方的小布什;会让深陷招妓、性派对丑闻及腐败起诉 的贝鲁斯科尼能够赢得意大利总理之位……其实,选举并非民主的唯一形式,全民公决是民主,少数服从多数是民主,尊重少数人意见同样也是民主,而当把选举等 同于民主,那就陷入了一个重大误区,如此机械的理解,恐怕就会导致民主流于形式而失去实质。

“选贤任能”更实际 注重连续性

在西方国家,每到选举季,各方拉票,热闹的场面令人眼花缭乱。这种靠表演秀竞选领导人的方式,整个过程仿佛像是看一个巨星是如何诞生的,而不是选出一位能管理国家的优秀领导人。2008年,当帅气的奥巴马以“Yes, we can change”征服了大多数选民的时候,没有人在意他仅仅做过参议员,可以说基本没有低层经历和行政经验,却被选出来管理整个国家。这在中国是难以想象 的。

古代中国有科举制度,选拔当年国家的最优秀人才,并通过一系列严格的遴选、任命制度,为国家选备人才。

以前中国的领导阶层是文人儒臣,而现在是中国共产党。如今,要加入共产党也并不容易,候选者需要经过被深入调查表现和多年预备期考评。而从入党,到成为政治人才,尤其是高端政治精英,更需要一个漫长的培养过程,也必须要有足够的基层历炼。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提出了干部队伍建设的“四化”标准———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指导方针。2002年中共制定了《党政领导干部 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建立起了一套规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清晰地列出选拔任用条件,如工龄、基层工作经历、学历等,而后必须经过民主推荐提出考察对象,再经党组织对包括德、能、勤、绩、廉等方面的酝酿考察,集体讨论后作出任免决定,并公开选拔、竞争上岗,整个过程须在(监察部门)监督检查下完 成。在之后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进一步将官员选拔过程曝光于“聚光灯”下。整个组织考察过程由“单一评价”走向“大浪淘沙”,避免暗箱操作和一言堂的情况。

更为别具一格的是,中共党内各级都会定期召开党组(党委)会、集中学习、专题研讨、专家辅导、座谈讨论等,甚至政治局常委也会定期举行集体学习,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原先有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中共中央党校、马列学院、“五•七”干校等,专门用于对干部进行培训。目前在中央一级,据悉已形成了中央党 校、国家行政学院、浦东官员学院、井冈山官员学院、延安官员学院以及大连高级经理学院“一校五院”的培训链。

打破意识形态 东西方应更融合

曾被看成威权政体中“唯一现代模式”的苏东共产党的倒台一度拉响警钟。苏共最致命弊病在于:忽视了对自身制度建设,长期执政使执政党领袖走向个人独裁 和专断。做不到自身的蜕化,就无法自我调适,进而导致政党的衰落或终结。中共原本也是一种党政不分、权责不明、过分集权的体制。“文革”期间的“一元化” 领导更是把这种体制推向极端。“文革”后,邓小平直指“权力过分集中”的“病根”,率先垂范,带头破除了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而后,对民主集中制进一步做 出了基本要求——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确定。以最高决策层为例,9个常委分权制,相当于美国总统的权力被9个常委分权,互相制衡,也让决策 显然更民主和科学。

时至今日,中共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成熟的集体领导制度。而且,在自身的演变过程中,打破了意识形态的束缚。像中共党内民主就是一种派生出的选举概念。党员通过行使选举权,选择德才兼备、能推进党的事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人才。事实上,这即是中共向西方“程序民主”的学习,并进行改良以适用于自身的体制, 引入竞争性但仍又要融合、共生。中共以竞争性选举,改变权力交接关系,致党内权力结构发生根本性改变,并通过竞争性选举的录用、监督、淘汰功能达到“良币 驱逐劣币”的效果。在中共十六大以后,基层和地方党内选举制度创新更是加大了力度,先后创造了“两票制”、“差额直选”、“公推直选”、“公推公选”、 “公推票决”等党内选举模式。

判断政治体制的标准应该是,是否有利于安邦治国,是否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和经济发展,而非其他。所以,“一党制”也好,“民主选举”也罢, 并不是为了谁优于谁,原本用固有的意识形态来看他国的政治制度就已经不得要领。如果要对对方有客观的认识,就要努力抛弃意识形态所能带来的偏见。同样,无论中国还是西方,用已有的意识形态来看待自己的政治制度,盲目相信自己制度的优越性,从长远看,也会导致制度的衰败。政治制度并没有一个终极的目标,任何 形式的政治制度都是根据当时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条件所确立的社会治理体系。当条件变化了,政治制度的表现形式也必须变化。

以法吏治 中共需领导力革命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成就有目共睹,但改革的后遗症,使社会财富和权利分配严重不公,吏治的腐败等等社会矛盾也到达了爆发的临界点。这是下届中国政府所面临的最严峻考验。胡锦涛曾指出中共面临的四大危险: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习近平日前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结业式上作总 结讲话时也强调“五大优势”,看似在说“优势”,但实际上是进一步警醒中共面临的风险之意:“精神懈怠”直指“理论优势”,存在的是信仰迷茫与缺失;“能 力不足”直指“组织优势”,存在的是先进性能否继续保持的问题;“脱离群众”直指“密切联系群众优势”,存在的是干群关系疏远甚至对立的问题;“消极腐 败”指向的就更多,显示了中共面临的一些优势被慢慢侵蚀着。

很多人都认为,只有靠西方的民主制度,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腐败问题。这也是一厢情愿的看法。采用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很多国家,如印度、菲律宾、泰国、俄罗斯等等,腐败程度都比中国严重。而且从历史发展的纵向比较看,所有大国包括美国在内也都经历过。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 (Huntington•Samuel)曾讲过,现代化最快的时候往往就是腐败增长最快的时候。最重要的原因是财富和资金增长。而监控体系的发展速度跟不上财富的增长,最终可以通过建立更好的监管体制和法治建设,把腐败降下来。所以,“依法治吏”在当代中国就显得极为迫切。

中国从来都不乏“吏治”的传统。在2,000余年的封建社会里,中国的历代统治者逐步完善了以科举为中心的文官录用制度,和维护王权的法律监督制度;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在建立新中国的过程中,摸索出了干部的廉政建设制度;近代中共50多年来的执政经验,为依法治吏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但是,也不可 否认,过往的许多“吏治”传统和经验,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人治”管理的阴影。“依法治国”的理念现在已经深入人心,但是现实更多的是考虑“依法治民”, 而没有考虑到“依法治吏”,这怎么可能“依法治国”?

高度中央化的官僚体系,往往无法进行有效的管理,最后就是带来很多的腐败。中共在十八大后即将开始一个新的里程,对于接棒的习近平来说,急需在这个问题上厉行改革。这即需要领导在理念上,从权威至上、英雄崇拜向民主法治至上转变;在领导方式上,由主要靠行政命令,向引导群众自己在制度框架的规范和约束 下从事实践活动转变;在社会治理模式上,从“人治”向“法治”演进。从“人治”领导到“法治”领导,这是一场革命性的转变,涉及理念、领导方式、领导制 度、治理模式、法理基础等一系列深刻的制度性变革。还望在下一个10年看到中共能够取得这场领导力革命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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