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  DEMOCRACY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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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人传统对民国宪政的破坏

陈永苗
 

 

从德治走向法治,只有坚持到底,才有胜利。即使现代化百年以来我们这几代人失败了,还有后来人,不能让这种使命失败了。中华民族的重生或者再造,依赖于对轴心期以降孔子之后的道德政治秩序的价值重估。清末民初的活,我们得继续。二千年的大变局不是随便说说的,我们要继续大变局。

共和精神与儒家文人传统截然对立,不共戴天,是促成儒家文人传统死亡的三千年大变局。晚清民国对世界历史精神总体理解为“共和”。新文化运动肇始歪曲为“民主”,是政体精神的一次堕落,开始消灭反噬共和精神。国党残余些,共党全无。新文化运动与非基督教运动,实为二十世纪极权主义运动杀人和血腥的发动。

百年中国的现代化,其中一个主线就是先知传统战胜儒家帝师传统,对权力进行监督与评判,而不是顺服于权力的魔力。方向本来就在那里,不需要谁指明。

不是中国挤不出好制度,民国初期就是宪政的黄金时代,但是被中国知识分子给破坏了。道德批判思维方式,与宪政天生冲突,用一种极高的理想途径来衡量,如此,则必然是猴子丢了西瓜捡芝麻,一茬不如一茬。更好是好的敌人,马虎的基础上,做改良,而不是不符合理想图景的,都不要。

我讨厌说拿民国知识分子人格来说事,所被推崇的人装作是历史的导演,其实顶多算一个群众演员。就像戊戌变法,明明主角是光绪,康梁弄来弄去就变成自己了。这一些道德上人事上的是非,无关大局,不必提。重要的力量,例如民众无法把持历史的书写,或者叙事,被人忽视。对于知识分子,给他一点承认的骨头,就是一只哈巴狗,不给,就是藏獒。知识分子就是有一个极端自私用伪善面具掩盖的小市民,小资产阶级,这是从有知识分子以来几千年的通病,欧洲中世纪也是如此。

拿民国知识分子人格来说事的整个历史判断,陷在儒家文人道德政治传统的泥潭里面,不可自拔。这种儒家文人传统毒害太深,与犹太先知传统的对立。需要矫正以犹太先知传统。韦伯说犹太先知传统是西方理性化的根本因素,那么当民国之后政治走向去道德化理性化的过程中,犹太先知传统暗中潜入,对儒家文人道德政治传统发起一次价值重估和颠覆。

多一些政治先知传统,少一些儒家文人传统。我们所面对的命运之残酷性,我们谁都担负不了。但是没有必要彰显个体,通过彰显个体的道德或者德行来解决整体,个体真的无足轻重。先知会认为自己是圣人、英雄与伟人么,扫罗会么,大卫会么,罪人而已,起不起作用都是罪人。即使毛泽东,如果他想对中国干好事的时候,无足轻重,他想干坏事得,就厉害了。彰显个体的道德或者德行顶多阻止部分做坏事,不做坏事决不是整体解决。

这里有先知传统与自我为义的文人传统的冲突。我评价历史人物,不从他有什么文化道德品行入手,而是历史作用来看。好人好心常办坏事,坏人坏心也许会带好结果,谁知道呢。

先知的政治传统,与儒家文人传统大大不同,那就是先知之上还有上帝在,先知有一定优势,但是没有绝对的垄断权。这也是是人神相通时代的残余,而不像其他文明进化到愚昧的垄断阶段。而政治神学的统治,高抬宪法,矮化“先知”,这样形成先知民主体制,绝对的上帝本身约束着先知的内心,民众本身可以援引上帝的戒律防抗先知。这种因为先知没有人神化,形成的贵族先知与民主大众的混合,是最不坏的。贵族先知与民主大众之上,有一个绝对的神统治着他们。

上帝爱人民,上帝的声音是民众的声音,这样先知必须赋予民主于大众,但是先知还有个指向,那就是荣耀神。在上帝和民众之间保持一个张力,当然人民犯错误的时候,阻挡他们。也就是说,神在政治中是在场的,而不像儒家文人哲人,用神把自己抬到人间至尊位置,然后就把神关了禁闭,悬空了上帝,裹挟神垄断了神以令天下,没有达到宪政均衡,民众对其无法制衡。


民国代清

民元代清,抛弃帝制,最主要的在于帝制与官僚捆绑在一起,就像反对罗马天主教殃及上帝,是因为上帝与罗马天主教的政治权威捆绑在一起。封建王朝的末年,往往皇帝的天下为家的利益,与官僚集团的私人利益对立起来,因此底层民众与皇帝结成同盟,打击豪强。底层民众渴望明君,而皇帝为了家天下,也被迫呼应底层民众。底层民众从来是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这里还有一个因素是皇帝是一种政治神学的化身,具有人神的权威。

在民国代清之际,如果没有西方现代因素的涌入,这种倾向还是一样,帝制还是会被延续,不过实现的是改朝换代。然而正如民国初年看到的,官僚军阀还是最主要的问题。而是否是君主制度,对于民众,无关紧要。帝力于我何有哉。

民国初年,很多人认为,清帝退位,民国成立,中国的民族和民权问题解决了,当致力于民生问题。然而杜亚泉,以伧父的笔名,在1912年11月的《东方杂志》9月号第五卷发表《共和政体与国民心理》。他说,就大多数人国民心理观之,则共和政体之发生,乃依据于事实(仅事实上驱除暴君污吏而已),而非根本原理。盖事实问题,以利害为标准;原理问题者,依是非而判别。而吾国民对于共和政体之观念,乃歆于事实上之所谓利,而非动于原理上之所谓也。

这二者之间,有一种虚假的关联,那就是内心与道德。把政治上的制度不正义,转为官员道德。民生问题,就变为伦理解决。共和政体之发生,也同样是变为伦理,而并非一种包含着政治技艺和责任伦理的政治科学,道德教士取代共和政体所内需的政治家。这二者就在道德伦理或人心层面上,就统一起来。

霍布斯的做法,有一点点类似。霍布斯似乎把民生问题带来的自我保存,也放到精英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之中,把民生问题嵌入人对人是狼,那么看起来,也是政治迫害上的结果,可是在解决路径上,霍布斯依赖于一种政治科学,一种法治的,而非伦理人心的政治技艺。

合法性的征战,本来是知识分子的,而利益本来是民众。但是二者有个链接,那就是中下层知识分子,合法性与利益两个都要,例如共产党的核心组成。知识分子与民众,利益与国家原理,有一个交叉地带,就是中下层知识分子。中下层知识分子成为民族的整体化身,那么道德政治就取代共和政治,古典的政治病毒继续延续。这时候就采取道德政治上两种办法,一种民粹主义和唯物主义,以释放强化对利益的渴望,例如毛泽东。另外一种是新民说,在道德上把民众置之于教育专政之下。

民国初年的政治制度变革,被赋予变天的色彩。其实毛泽东很灵敏,于是在1949年要搞一个新天新地。这是民国变天这种千禧年情结的放大。毛泽东是民国之子,而且来自民间,知道民国变革和中华民族的重生、再造那种隐秘黑暗的力量。

而作为上层的知识分子,基本都是白痴。他们对民国新天新地一开始极为期待,由于充满这种幻想,以为一下子世界全变了。过多的期待,很容易极度绝望。道德知识分子,在革命之前,对革命所要求完成的政治使命,一无所知,不是前提去完成,去推动,去替代,而且是打压,替皇帝说话,用秩序的名义,打压,来推动革命来临,而且不为革命本身立法,这种革命必然是血腥的。看到革命成功就投机,就取悦民众,搞民粹主义。

新文化运动道德批判对民国奠基的伤害

鲁迅曾经回忆起民国之时的光阴,那是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但是到了民国二年之后事情渐渐坏下去。一方面很多人因为对政府甚至对政治的整体失望,而如梁启超所说,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之觉悟。梁启超总结说,时人因民国以来“所希望的渐渐落空”,山穷水尽。

对政治的整体失望与乌托邦情节,一觉解决,一下子变天,短时间内进入大同。没有前一阶段的奢望,后一阶段的绝望和幻灭感就不会那么强烈。大部分人认为民主了,就完美,一切都ok,这是一种渴望的投射,是注定无法改变的。这叫做弥撒亚主义或者千禧年主义。促进民主需要这种心理动力,但是不能屈从于。大部分人没法全面理解,就像士兵,还是需要军官的。

民国知识分子对民国奠基过多的道德期待,经过几年,就立即爆发最强大的绝望。例如鲁迅、梁启超、孙文、张君劢都有这方面的心理历程。一开始他们相信制度决定,相信政体变革带来新气象,转而绝望相信文化教育,新民说,诋毁制度。道德知识分子,根本没对现代性做好准备。无法兼容于现代性,是一种障碍。他们是一个小女孩,一会儿高兴一会儿哭闹。这就是没有权力意志的一批人。

道德乌托邦式的批判,是不管当时的成就如何,距离完美有多远,只要不符合完美图景,那么就遭到完全否定。例如对代议制政体的否定。孙中山对近代西方代议政体,由极力推崇转向怀疑和失望,后来他得出结论,以为代议政体就是国家长治久安之计,那也是不足信。茫茫前路无归处。一大批高级愤青在主宰民国,民国不乱才怪。

而且一个民主制度的设立,并不等于万事具备,一切美好,就像建大楼才有设计图案和地基,还有很多工作要多,西方民众的不满,正是为了促进更多的工作。这种不满,就像老婆骂老公说你这个杀千刀的,那也仅仅是骂,而不是不要老公。

中华民国返本开源,绝不的一种道德复兴,而是先于道德的。道德是政体的,而先于道德是国体的。这种政治总体性的渴望,是不能批判的,需要的工作,是进一步实现,而不是去瓦解。这是第一步,而且需要很多步骤。民国精英之恶坏,就在于通过道德批判来否定,而不是去成就。

要降低德行和品行在政治中的作用。批判政治家的个人品行,只会维护德行和品行在政治中的作用,带来恶性循环。优良的政体,其好处在于降低政治家的品质,在政治中的作用。

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与专政之间,有绝对的因果关系,所以启蒙运动所承载的目标,一定不能以新文化运动启蒙的方式继续。来之民众的支持,也不是文化的支持,而是政治的支持。文化不能作用于民众,不能牵引政治立场的变化,只有利益和强权。美国人的爱国心和自豪在于对政体。所以不是对共和制度,而是对民国的人物,有什么风范的,我喜忧参半。对道德风范的推崇,总是靠近专政。

儒家道德知识分子,是一个不断革命论者,道德乌托邦主义者。总是倾向于虚无当下,虚无既有的东西,总是不满足,对不管大小毛病都道德批判,放到普遍性上来批判。如此一个政体要稳定才怪。不具有修补和完善的功能,相反具有颠覆性。丢了西瓜捡芝麻。所以要实行宪政法治,必须对这类知识分子有根本性的改造,易筋洗髓。

文革毛泽东用政治运动对他们进行改造,市场经济用资本的力量摧毁他们信心,维权时代更是用法治和基督教对他们进行劣根性改造。这样的历史进程,是道德知识分子道德决定论和自信心下降的过程,抽调他们“唯意志论”的脊梁骨,让道德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作用逐步减弱,这同时也是法治兴起的过程。也就是“灵魂深处闹革命”作为解决手段淡化,吐掉狼奶的过程。

民国以降的革命,必须依赖于道德文化结构,用新的道德文化权力替代的旧的,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情,以此出现在“价值重估”和自然法生长的历史进程中,他们的贡献是铺路石。就如黄色陆地文明向蓝色海洋文明下面延伸的大陆架,如今到了彻底实现民国初年的目标民族重生和再造的时候。

这里也有个问题:一个对道德路径依赖的民众,获得民主的解释权和评价权,会不会种下龙种,收获跳蚤?从民国以降的历史来看,必然演化为民粹主义,反而堵住了民主的进程。用道德这种路径依赖的革命,实在是险招。相当于把自己的灵魂卖给敌人,然后获取敌人的权柄。

民国以降的革命,实际上民主对专制两种本质性不同的政治秩序的替代,他有两方面的形态,一种是暴力革命,另外一种是专制无形枷锁,在心灵深处无形奴役的根除。道德革命实际上进一步延续了心灵深处无形奴役,这是专制在现代化中国所中下来的“蛊”,有形的统治集团虽然消灭了,可以无形的统治秩序却在它的反对者中延续,虽死犹生。

如果说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彻底地对传统道德文化权力的“价值重估”,而这种“价值重估”并未彻底完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后来五四运动影响的革命,进行社会改造,是以新的道德文化权力对传统的传统道德文化权力的摧毁,新的道德暴君取代了旧的。

所以如今到了必须对深层道德文化结构进行摧毁,把传统道德棍棒扫荡干净,继续五四运动的时候。新旧的道德文化权力连同无形枷锁一并摧毁,这体现为法治运动。法治既是改造国民劣根性,道德神经病的手段,也是目的。这里依赖于自然法的生长,传统道德的摧毁。现在民众总是倾向于怀疑法官,政府官员是恶人,政治秩序是恶的和法律是恶法。这是古典道德秩序的矛盾。封建社会的奴才们,相信主子的时候,打死他们还相信。不相信的时候,打死主子时还不相信。

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与专政之间,有绝对的因果关系,所以启蒙运动所承载的目标,一定不能以新文化运动启蒙的方式继续。

2012年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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