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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密国共内战:千秋功过

诸玄识



已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复失地、完成民族独立并晋升“四强”的中华民国(1927-49),被美苏英三强以阴谋手段置于死地。西方霸主思深忧远,早早防止“中国崛起”,防患于未然;把“异文明的新挑战”扼杀在摇篮中,无所不用其极也!在西方所宰制的一体化世界中,外因就是内因。

这是一个危难受命、支撑华夏于不坠的短命王朝——蒋介石所领导的中华民国(大陆政权)。在至深的内忧外患中,及时完成国家统一;顶着世界经济危机(1930年代大萧条)而推启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黄金十年”——欧美列强负增长,中国高增长,却毁于日寇战火);紧接着,它孤军久战作为世界战争主要策源地的日本,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中国跻身“四强”。就连平生仇视国民党的美国汉学家、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在他的遗著《中国新史》中也承认:如果不是日本侵华战争,南京政府的富国强兵和现代化就会成功。

一九二八年成立于南京的国民政府,似乎是一九二一年以来最大有可为的政府。其成员有许多是留学国外的爱国分子,能够胜任近代单一民族独立国家的政务。近代生活的便利设施如电影院、汽车、剧院、手工艺、书报杂志、学校和教员,很快就在南京处处可见了。各种新设机构包括中央研究院的十数个研究所、国民政府的公共卫生部、中央农业实验所、海关税务的多种相关部门、中国银行的研究部,以及许许多多类似的机关。此种成长持续了……文明社会之建立。国民政府的潜能,它能为中国人做的事,不久就要毁于日本军国主义之手。日本人已于一九三一年占领东北,三二年进逼上海以及北京天津一带,并且于一九三七至四五年间全力侵略中国。一九三〇及四〇年代,日本以及工业技能与沙文主义阻碍中国的文明进步……。(《中国新史》第325页)

进而言之,费正清曾亲自参与反对国民党的活动,为此受到台湾当局在美国的司法指控;故而他所主编的《剑桥中国史》有关论述,是不会偏向国民党的。因此,该书对于国民党的正面评价的内容应当不过分和可以信赖的。

国民党人显著的成就是扭转了领土走向分裂的趋势。他们在1927年取得权力时,仅控制了江苏、浙江及安徽的一部分。……到1936年末,蒋介石已经巩固对全国较大地区的政治控制——中国本土18个省中,仅有7个保持基本自治——从而为一个可行的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础。……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在南京的10年,工业的增长速度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据一个可靠的估计,从1931年到1936年,中国的工业(满洲除外)以年率6.7%增长。经济发展的其他数字一般也支持这个估计。例如,发电量在这10年增加了一倍,年平均增加9.4%;棉布增加16.5%;银行存款(按1928年物价)增加15.9%等等。这些数字与世界大多数其他国家相比,是很好的。例如德国,1936年生产仅高于1929年的水平6%;而在美国和法国, 1936年的生产尚分别低于1929年水平的12%和21%。然而……绝对增加量与更先进的工业国家相比,以及与中国的实际需要相比,依然是很小的。不过,鉴于30年代影响中国经济的各种不利因素——世界经济萧条、内战及日本侵略等的影响——南京的10年居然出现了工业增长,实出意外。……的确,政府曾进行若干改革,有助于奠定统一的、现代的经济制度的基础。例如,在1929年,政府摆脱了列强依靠不平等条约强加在关税率上的限制。1931年,政府废除了19世纪中叶以来阻碍地区间贸易发展的厘金(通过税)。政府通过禁止使用银两,在1935年宣布法币为唯一法定货币,开始整顿货币制度上的混乱……。政府禁止对口岸间的贸易课税,并公布统一的度量衡制度。政府还明显地改进了全国各种交通网络,拓展邮电业务,开辟定期航线和修建铁路2300英里——比1927年轨长增加47%。《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第3章

国民党人从在南京建立政府到全国陷入漫长的毁灭性的战争,仅被给予10年时间。为建立一个全新的全国性政府,为扭转一个半世纪以来殃及国家的政治分裂和民族耻辱的逆流,10年时间委实太短暂了。……。尽管有种种对国家不利的条件,在这10年中还是有进步的。到了1937年中期,中央政府似已稳操政权,从而出现了自1915年以来政治上从未有过的稳定。经济正在好转;政府正在大力推进种种运输及工业计划;货币比以前更统一了。许多中外观察家认为,国民党人仅用10年就扭转了分裂的浪潮。例如,美国大使内尔森·T.约翰逊在1937年4月写道,“观察家……不会不为中国政府在农业、工业及交通等方面推行经济建设计划的活力而留下深刻印象”。英国大使馆商务参赞在大约同一时间,特别提到“中国人自己及全世界对中国前途的信心都在日渐增长,这种信心的基础是最近几年取得的显著的稳定发展,以及关于政府和私人事务的政治、财政及经济行为都有改进”。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第3章

研究中国在本世纪30年代的国际事务,必须从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入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20年代世界经济舞台上无足轻重的中国,却安然度过了那场全球性经济萧条的灾难。……像挤兑黄金、汇兑不稳定以及数以百万计的工厂工人失业之类的资本主义困难所造成的具有破坏性的冲击,并没有在中国出现。当美、英和其他工业国家失去一切秩序感和平衡感,忙于采取各种补救办法和应急措施以应付危机时,中国在1929年后仍然能一如既往地坚持下去。外贸量在1929—1930年之间保持稳定,而在1930—1931年之间则增长20%以上,1929年,新的关税税则生效——这是国民政府采取断然外交政策的产物——海关税收增加了一倍多。此外,1930年后改以黄金代替白银征收进口税,使政府从国际市场银价波动的影响中解救出来。尽管实际上银价下降了,但它的直接效应是减少了中国的长期逆差,并使中国对外国投资者更具吸引力。在工业国家正经历严峻的苦难时,上述种种导致了相对的稳定感。……在经济上,中国的财政比很多工业国家好得多。……中国的领导、官员和政论家在本世纪第四个十年初展望国际事务时,抱有乐观和坚定的信念。《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第10章

神速地和奇迹般地扭转乾坤,而使遭罹四夷交侵、列强瓜分、险些亡国灭种的中华民族,获得拯救——废除不平等条约和收回失地(蒙藏满疆台等),变半殖民地为民族独立,参组联合国而荣任常任理事国,它还培养了最多的世界级的科技人才。设想若非如此,苏俄和倭寇这两个虎狼之国就会吞噬中国的陆疆海疆(1941年的“日苏条约”就会提前发生,而且其所分割的,不仅是蒙满两疆,而是中国全境)。果真如此,欧美列强稍后加入或取代日本(俄罗斯攫取东北、西北和长城以北,英国兼并西藏或使之合于印度、兼并云南或使之合于缅甸,法国保有越南且夺占广西,美国囊括中国沿海及岛屿);那么,中华民族及其四邻——所有“儒教文化区”加上佛教和穆斯林地区——都会亡国且趋于灭种(当然列强还会打世界大战的)!是蒋公及其政府发挥大智大仁大勇,领导中华民族奋斗牺牲,才保全华夏各民族的,并推进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独立解放(朝鲜半岛,东南亚和印度次大陆的各民族之摆脱殖民统治,均直接以国民党的外交奇迹与“亚洲领袖”为契机。蒋介石帮助流亡政府和外侨团体,并冒险访问印度,蔑视大英帝国)。国民党于逆境中恢弘华夏文化、使之光被四表,加上现代中国岿然屹立于世界东方,遂令西方文明及其帝国主义不得不收敛其本性、伪善做“人”,从而全人类得以生存至今!蒋公及其政府的丰功伟绩堪称国史之最——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政府和豪雄,能于胡患深重之际让中国翻身复起!古诗曰:“横行万里外,胡运百年穷”;“胡虏从来无百年,得逢圣祖再开天”。而国民党政权则只用了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呀!当然,既济亦未济:外患内忧与新中国并存,与现代化同步升级;但国民党毕竟奠基了“中国崛起”(诸如疆宇和国运、科技与教育、军事国防及国际地位等方面)。

一身当世界,双手扶中华;石拳托宇宙,铁肩担乾坤。

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发挥了超强意志,耗尽身心,在成功后却突然倒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伟哉悲壮!这就是国民党在大陆的中华民国和她的领导人。然而我们还是要问:如此无比卓越的政府何故竟在顷刻间就土崩瓦解呢?答:这主要是因为西方帝国主义——美苏英三强——对中国的报复,它们不能接受中华民国之多难兴邦、逆境崛起,因而以阴谋手段来坑害中华民族。以下从国际视野来宏观透视国民党政权垮台的九个原因:

第一、美国援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对中国的援助(租借法案)是极为吝啬的,几项许诺的缓解经济与财政危机的救济款均被取消,而到手的有限物资则几乎不被允许用于国内战场。就连史迪威将军和罗斯福总统都认为国民党政权绝难坚持良久,眼看就要垮台。美国当然是见死不救的,倒是期待国民党于胜利在望之际葬身战火(例如1944-45年日本“一号作战”时,美国强迫国军无条件地远征缅甸,对中国战场釜底抽薪,导致西南沦陷);假如国民党未活到战后,那么,它先前为中华民族所挣得的生存权——从民族独立到“四强”地位——便会自动作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除了战争暴发户美国和豪夺“战利品”的苏联之外,凡是战争创伤的国家,如果没有“美援”,则必面临生存危机;在此情况下,其非共产党政权就无法保持。中国乃显例,而希腊则是一个反面例子;后者已建立共产党政权,但在英美援助到来时就被推翻。美国拒绝援助中华民国。前来“国共调停”的马歇尔将军总说“先改革,后援助”,这只是托词而已——不仅不给援助,还对国民党政权进行妖魔化,使之尽丧民心,备受国际社会之谴责。或许,美国的援助能力是有限的,它首先得援助西欧(包括希腊)——西方文明的发祥地与根据地,于是,“马歇尔调停”必须为“马歇尔计划”(西欧复兴)扫清道路,即以确保共产主义东扩而牺牲中国,好让斯大林不接应、不援助西欧共产党,从而美苏妥协,冷战不会变成毁灭性的热战。

第二、《雅尔塔密约》。美国宣布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所用理由之一,是反对“秘密外交”(1917年四月,威尔逊总统发表“十四点”);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罗斯福总统大搞秘密外交。美苏英三国领导人会晤(撇开“第四强”中华民国,除了开罗会议),不经过当事国的政府和人民的允许,否定“民族自决”,分割和宰制战后世界,形成两大阵营,违背几年前美英两国所签署的《大西洋宪章》。东欧和东亚诸国的版图和社会制度均被私下变更,苏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攫取60多平方公里的领土被合法化。英国坚持《大西洋宪章》不适用于大英帝国,因而在香港问题上与国民党恶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俄与日本订有“互不侵犯条约”(分割中国的蒙古和满洲),因此,苏俄没有理由重返东方,来抢夺中国抗战的胜利果实,来攫取中国领土和劫掠工矿资产。然而,美国用蒙古和满洲来诱惑苏俄出兵中国,对日作战。《雅尔塔密约》竟有这样一个赤裸裸的帝国主义之条款,即“苏联将恢复1905年之前俄罗斯帝国在满洲的一切利权”。在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总统送给斯大林一项额外的“大礼”,即东亚大陆的共产化——首先是中国的共产化(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称:“《雅尔塔密约》是共产主义征服中国的蓝皮书”),其次是朝鲜半岛北部的共产化(否定了由国民党所扶助的、代表整个朝鲜半岛的“大韩民国流亡政府”,罗斯福总统公然违背《开罗宣言》中关于“朝鲜独立”的承诺,与斯大林分割朝鲜半岛,从而令朝鲜民族在摆脱了日本殖民统治之后,又死500万人和分裂大半个世纪)。当然,美国人并非白送“大礼”,他要“投之以李,报之以桃”,斯大林也很“明礼”,即不帮助西欧及希腊的共产党。

第三、“神圣同盟”。美国促成了一个剿杀中国民族主义(中华民国)的“神圣同盟”——国际的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结盟(美苏英三强的“德黑兰-雅尔塔体系”)和国内的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结盟(“统一战线”)。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被美国的褒共贬蒋的舆论导向所左右(美国当时对华宣传,以中国共产党来代表进步和民主,而把国民党描绘成“保守、专制与黑暗”)。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用西方民主来压倒民族主义、以拥抱共产主义来实践民主;他们的代表乘坐美国飞机到延安,进行“政治协商”。中国的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主要中间人,是美国的资深学者和老牌特工费正清(美国情报机构OSS驻华负责人。撤退到台湾的国民党曾向美国当局揭发费正清送情报给苏联和中国共产党)。费正清毕生仇视中国文化与国民党,认为后者在三方面对西方构成潜在挑战:A.国民党继承儒家道统和“平天下”,B.它看重“帝国遗产”(朝贡制度)而充当“亚洲领袖”,C.它会填补日本帝国的权力真空。费正清的观点强烈地影响了美国对华政策,尤其是他的那句口号——“共产主义不适合美国,但很适合中国。”(几十年之后,费正清作为“中美蜜月”的月下老人,随同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

第四、国际战争。国共内战实际上是一场国际战争。“欧洲第一”主导了美国的战时和战后外交(1940年代),而国民党政权则是这一政策的连续受害者——战时,它牺牲极大,却很少受益于《租借法案》;战后它又被当作“丢卒保车”的棋子,即美国用它来向苏俄换取西欧的安全。除此之外,美国还要“借刀杀人”,用苏俄出兵中国来扼杀国民党政权,从而防止中国民族主义将会妨碍、甚至碰撞美国的太平洋霸权(美国认为俄罗斯依靠大陆地缘,而中共则是向内搞阶级斗争,加上两者“面和心不和”,所以它俩对美国的威胁相对较小)。美国谋划了《雅尔塔密约》,以蒙古、满洲诱惑苏俄对日作战;但其险恶用心则不仅仅是共产主义之“祸水东引”,更重要的是让国际共产主义在此会师,即汇合中国共产主义——以先进武器装备后者,并为之提供东北亚的国际后方。斯大林不仅装备了百万中国共产党军队,而且还安排许多万日本战俘与朝鲜军人以及大连兵工厂和朝鲜半岛的铁路运输,服务于中国革命。与此同时,美国不仅对苏俄的所作所为(包括拆卸满洲工矿,造成经济瘫痪,使数百万丧失生计者投入中共的革命事业)袖手旁观,幸灾乐祸,而且狠毒地配合苏俄的行动,对国民党实行武器禁运,也不让它购买别国军火(英法两国也拒卖)。

第五、人民战争。讲三点:(甲)、面对中国内外的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之合流,国民党自然是“失道寡助、孤家寡人”。人民大众受舆论诱导,舆论是知识分子的利器,知识分子跟随着西方思潮,而西方思潮则又是颠覆中国民族主义之工具,此乃当时之国情。(乙)、为了救亡图存,五四开始“文明转型”,弃历史、废传统,知识分子推崇西方的权利和斗争,万民成为政治动物,蜕变为近似于禽兽的野蛮人(从五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国民党不能也不忍像中国共产党那样,因势利导而推波助澜,驾驭洪水猛兽而造成全民族的战斗序列;因为国民党很迂腐,担忧文化尽丧与道统失传。结果国民党自身难免被洪水猛兽所吞没。(丙)、国民经济的全面破产是“人民战争”的基本原因。然而,把百年来因中华民族遭罹最大外患、特别是日本侵华(加上苏俄劫掠东北)所造成的国破家亡——包括战争破坏水利系统,带来了灾民难民的爆炸——归罪于一个危难受命、励精图治、并于至深的内忧外患之中支撑华夏于不坠的政府,归罪于一个在短短十几年时间里扭转百年来中华厄运的政府,这是绝对不公平的!然而不管怎么说,中国共产党是“得道多助”、占尽“天时、地利、人和”,可谓“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第六、“天时,地利,人和”。(甲)、“天时”:战后初期的“天时”是指:美苏英三强分割世界以及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之国际共谋,因而中国民族主义则“无地自容、无家可归”。(乙)、“地利”:国民党对日抗战具有“地利”,故而虽是敌强我弱,但日本逆水仰攻则越陷越深。但打内战则逆转:国民党因其承受日寇的致命重压,孤悬南疆而国土失控;中国共产党遂能打造“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阵势,苏俄也从朝鲜、满洲、蒙古和新疆环形倾压中华民国。魏德迈将军曾劝蒋介石勿派重兵进入东北(满洲)这个由中苏共产主义会师所形成的“战略死地”,无奈蒋介石之光复旧物之心切(“死地”源于《孙子兵法》。投之于死地,而无必死之志;国军的士气,远逊于前)。(丙)、“人和”:如前所述,民心随舆论,舆论由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逐西方思潮,西方思潮被霸权国家所操纵。共产主义与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是战后初期的世界潮流,中国尤为凸出,中国民族主义(国民党)尽管劳苦功高,也尽丧其存在价值。在1945-1949年间,90%以上的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以及欧美在华外交、新闻人员,都是左倾和反政府的。西方思潮之泛滥成灾,洪水猛兽之势不可挡,被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加以利用、驾驭并最后消弭之,否则不仅没有新中国,中华民族也不能稳定自身,从而幸存于世界霸权的致命重压;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新中国在1949-1976年间接二连三地发动政治运动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就像《易经》所曰:“大人虎变,为占有孚;……其文炳也。”——伟大人物像猛虎一样推行变革,不必神卜却得众望,其文宣光耀。而蒋介石则亦如《易经》曰:“内难而能正其志”,“君子以正位凝命”。

第七、国共内战分析:一方是以逸待劳、养精蓄锐,一方是师老兵困、强弩之末;一方是旨在发动革命、掀起共产主义风暴,一方是与列强抗争有余、不善打内战的民族主义;一方是乘着社会经济危机中爆发革命,一方是承受着百孔千疮之国殇和百废待兴之民族重负。所以中国共产党是顺势而为,容易成功;国民党是逆流而上,难免失败。仅就军事而言,八年抗战,国军的战斗力显着提升,到1945年已接近世界一流的水平;仅就这一点来说,共产党军队绝非其对手。那末,为什么会发生“兵败如山倒”的惨状呢?除了上述宏观之不利因素之外,较具体的重要原因还有:A.抗战胜利后国军的战斗意志下降,无暇整休与鼓动不力;B.国军武器不足,炮火不如对方(所谓“小米加步枪打败800万蒋匪军”,只是政治宣传);C.国军兵源不足,还裁军,对方则是全民战争,每战必数倍数十倍于国军(民兵蜂拥向前,民工后勤运输,中间是解放军);E.国军情报系统全被渗透,相反,美苏英三国的情报网都为中国共产党服务。

第八、再谈美国因素。国民党政权超载运作,内外交困,渴望外援,仰赖美国,但却被后者所扼杀。以下讲九点:1.八年抗战,中国共产党从一个属下和辖区变得能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平起平坐,这多亏美国抑蒋扶共。2.同盟国联合作战,美国置中国于重任,却很少援助;借口防止打内战,而严控《租借法案》之物资供应,甚至不让用于国内战场,以此来消耗和钳制国军。3.开罗会议的前后,英美两国首脑曾分别密令其特工暗杀蒋介石夫妇,英国还利用地方实力派李济深进行倒蒋政变,均因为戴笠精干而未遂。4.在1945年,美国向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大量通讯器材,保证其战场通讯和情报工作。5.抗战胜利时,美国在华两派分别用飞机帮国民党运兵(北上受降)和帮共产党运将(赴根据地),后者完成“农村包围城市”,前者孤军深入、羊入虎口。所以魏德迈将军劝阻进驻东北,而蒋介石则收回失地心切,故“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6.国军挟对日抗战之余威,以少胜多,击溃林彪部队,将要全歼之,并改变整个战局。斯大林改变态度,尊重中华民国,以确保《中苏友好条约》之实惠;但作为国共内战“调停人”、美国的马歇尔将军则气极败坏,威逼蒋介石下令收兵;结果,林彪获得苏俄援助,重整旗鼓,卷土重来,而国军士气沮丧,再难力战。7.当苏俄装备中国共产党之际,美国对国民党实行武器禁运(他国也不卖军火);后来一度开禁,但运到之货全是废物(这是傅作义投降的一个重要原因)。8.在淮海战役(徐蚌会战)期间,已退役的陈纳德将军准备组织民办航空公司驰援国军,但被司徒雷顿大使和美国国务院所阻止(陈纳德、赫尔利和魏德迈三人揭批美国政府颠覆国民党政权的阴谋)。9.四九年春夏之际,美国驻华大使馆没有跟随国民党政府撤移广州,而是滞留南京“迎接人民解放军”,司徒雷顿大使收到中共的邀请北上,报请华盛顿批准。美国未批准,因为它唯恐失约于苏俄,硬是把中国共产党推还给苏俄,也让斯大林信守不接应西欧共产党之承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恼羞成怒,笔伐美帝——发表《别了,司徒雷顿》,这主要是做给苏俄看的,因为中国共产党不能失去另一个霸主奥援。不久,美国发表了被国民党责为背信弃义、落井下石之杰作《白皮书》,提前宣判国民党政权的死亡,这在精神上对国军是最后一击。(中国共产党并不领情,反而痛批《白皮书》,这也是做戏。但斯大林却看透隐情,所以他在几个月后持留毛泽东于莫斯科,强迫新中国订立“中苏军事同盟”,并策划朝鲜战争,让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正面冲突。但斯大林的担忧终于在其死后二十多年成为现实,即“中美蜜月”,它是苏联解体的前提,这是后话,兹不赘述)。

第九、苏俄与美国的罪责分析。平心而论,对于扶共反蒋,斯大林先是犹豫,心理矛盾(急需武器的中国共产党,很不理解“苏联同志”的反常拖延,几度抱怨),这是因为斯大林很不信任罗斯福总统之后的美国政府(杜鲁门总统)。他首先要落实《雅尔塔密约》所带给苏联的好处——外蒙古与中国分离和满洲的铁路、工矿与大连港。斯大林凭借《雅尔塔密约》条文“……必要时美苏英三大国采取一致行动,强迫蒋介石政府接受之”,威逼蒋政府签下“城下之盟”(1945年8月14日。苏联红军已占领满洲),以实施《雅尔塔密约》。因此,如果斯大林扶共反蒋,那就会使上述两个条约及其所带给苏俄的“实惠”,丧失“合法性”。进言之,在苏俄支援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下,倘若后者被打败,那它将“一无所获”;相反,如果国民党垮台,也有三种可能性:A.上述两个条约“实惠”继续生效,B.苏俄“一无所获”,C.苏俄将获得极大“暴利”——不仅确保“条约实惠”,而且使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成为苏联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尽管这第三点是斯大林最希望得到的,但他对此也是疑虑重重,因为:(a)这是已故的罗斯福总统的“赠礼”,今难置信;(b)中国共产党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延安经验”),令他不信任毛泽东;(c)中共领导层是他不喜欢的“本土化”,而非共产国际所安排的“国际派”,后者已在长征路上和延安被清洗。所以“罗斯福赠礼”很可能是“苦果”。从这一点上讲,斯大林宁愿“脚踏实地”,退一步而求其次,即让中国共产党自生自灭,而让中华民国安然无恙,从而确保上述两个条约及其“实惠”;但是他又忧虑了:因为中华民国一旦得到和平与统一,就会径直地走向强大,那她自然会否定以往历届政府的“丧权辱国”。想到这里,斯大林似乎进退维谷,关键要看美国人的态度:如果苏俄与中华民国真正和解,它只获得两个条约的“明文实惠”;那么,苏俄就很难与美国妥协(冷战可能变成“热战”,斯大林在战后初期有“恐美症”,况且那时苏联尚无原子弹),因为若非共产主义“祸水东引”(中国共产化)和西欧的“非共产主义化”,就不能保证美苏妥协——把双方的争衡限制在“冷战”范围内,从而不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苏俄援助中国共产党,那须具备三个前提条件:1.美国不支持中华民国、且一定要“置其于死地而后快”,2.国民党军队一定会被打败,3.中共一定是苏联的“同志加兄弟”。没有这三点保证,斯大林是不会装备中国共产党的。所以当国军首战告捷、击溃林彪之际,斯大林态度暧昧。如果不是马歇尔强使蒋介石下令收兵,并对国民党实行武器禁运;苏俄是不会正式地和大规模地装备中国共产党的。马歇尔来华“调停国共内战”,实际上是实施雅尔塔会议的阴谋——兑现美国的诺言,让苏联共产主义拥抱东亚,以确保西欧的非共产化。相对于苏俄对国共内战之犹豫难决和被动行事,美国要颠覆中华民国则是既定方针。如前所述,这不仅是“祸水东引”和“丢卒保车”(与苏俄交换西欧之非共产化),而且是“借刀杀人”而防止中华民国“崛起”(确保其亚太霸权不会受到日本式的挑战)。



【附文:1941-1945美国始终帮助中国共产党】
      
[编者按: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从弱小的地方势力,一变而能与国民党分庭抗礼,美国对此起到关键作用。美国乘着“美援”和“结盟”,而钳制中国的军政外交;国民党苦于被干涉内政,但无奈头上已被套上了紧箍咒。美国一方面按住国民党,不让它独立行事,来解决其内政问题;另一方面却鼓励中国共产党与国民政府对抗,认定延安乃国中之国。美国还通过调停谈判和外交认可,把国共两党的司属关系变为对等关系。]
      
1940年国共两党在华中的地盘摩擦十分激烈,10月15日结束的黄桥战役,新四军陈毅部在八路军黄克诚部配合下歼灭国民党军韩德勤部主力两个师1.2万人。12月,蒋得知苏联对中共不满,于是发动了皖南事变,歼灭新四军军部七千余人,作为对黄桥之战的惩罚。1941年1月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通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番号;叶挺交付军法审判,通缉项英。

1941年1月24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对中国国共两党冲突表示不安,明确表示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暂停对华贷款计划的实施。接着罗斯福总统帕特使居里(Lauchlin Currie)和联邦准备银行调查主任戴普莱(Despres)前往中国告诫蒋介石:“在我看来,这所谓的共产党与国民党间相同之点殆多于相异者。我们希望双方能够消除歧见,更密切的合作,以有利于对日本作战的共同目标。”戴普莱则进一步解释:“罗斯福之意见以为中国之有共产党,并不能认为中国有共产主义之实行,只能视作民主政治之实习。”2月14日,美国总统特使居里专门会见周恩来,进行了长时间会谈。此为美国高官与中共的首次接触,事情本身和选择的时机表达了这样一个信息:美国不会听任国民党用武力对付中共。

1944年7月4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由史迪威统一指挥国共两党的军队,当天美国参赞艾切森(Alcheson)立即拜访行政院长孙科,高思大使也随即拜访宋子文、戴季陶,商讨后他又亲自向蒋介石提出这个建议。除此之外,罗斯福派副总统华莱士(Wallace)6月20日来华,带着罗斯福关于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的第四次要求,华莱士软硬兼施终于迫使蒋介石同意。

7月22日,美军观察组首批9人到达延安,毛泽东亲自撰写社论表示热烈地欢迎“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8月7日第二批 9人也到达延安,组长是美军情报官员包瑞德(Barrett)上校。观察组给美国的报告充满了对共产党的赞誉,史迪威更明确说:“我们必须想法把武器交给斗志昂扬的共产党人。”他甚至计划亲自到延安,商讨用美国武器装备五个中共师的问题。这个观察组进驻延安,毛泽东宣布“实有重大意义”。中共中央18日称 为“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中共正式获得国际地位,这个地位完全是美国竭力为之争取的。

美国外交人员在1941-1944年四年时间里,非但不是“扶蒋反共”,正相反,从罗斯福总统到普通外交官,屁股都坐在中共一边……。1944年5月,美国国务院在一份文件中宣称:“美国并未承担在任何情况下都支持国民党政府的义务。”次年1月,华盛顿明确告诉魏德迈:“中国最终不一定要在蒋介石领导下统一起来。”这与罗斯福在开罗把蒋介石定位为“一个封建军阀”、并对史迪威宣称要找一个人或是一群人来替换蒋介石其实是一致的。

抗战胜利后国共内战,马歇尔受命“调停”。1945年东北林彪接收苏联缴获的50万关东军武器而启兵衅,与国军王牌师大战,于四平街决战,被白崇禧、杜聿明、郑洞国十师强攻,一溃数百里,几乎要被追击歼灭之际,马歇尔八上庐山,压迫国府下停战令,杜聿明遂停顿攻势。共军林彪便于哈尔滨休整歇息,接收了苏联更多的军械装备给养,站稳脚跟之后再度反攻,局面便一发不可收拾。马歇尔此举,可以说挽救了林彪岌岌可危的命运。

另一边,杜鲁门却强调美国对华援助的五亿美元贷款的惟一条件就是给“联合政府”,分文不与蒋。1946年6月13日、14日在美国参、众两院提出的《美国军事援华法案》受到毛泽东等强烈反对,马歇尔与国会领袖商量后,将其搁置。拖到8月第79 届国会结束自动成为废案。马歇尔还设法使《军事使团法案》未获议会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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