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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密国共内战:三强共谋

诸玄识



        
一、史家为史不公

抗日战争结束之际,美国既帮助国民党运兵(北运受降),又帮助共产党运将(赴根据地)。再者,在国民党军队首战告捷之际,马歇尔拯救了林彪,而让后者重整旗鼓。第三,在苏联红军装备中国共产党的前后,美国却对遭受战争创伤的中华民国不给援助,并实行武器禁运,而使其劲旅陷于瘫痪或半瘫痪,只能防御而不敢进攻。第四,到1949年,国民党虽然是“兵败如山倒”,但仍踞南国之半,拥兵百万;它指望激励士气而负隅顽抗、补充军械而卷土重来。然而当此关头,美国却落井下石地发表了《白皮书》,提前宣判国民党的死亡,而从精神上对它进行最后一击。“哀莫大于心死”这句话最能形容紧接着所发生的事:不战而降者有之,解甲四散者有之,仓皇浮海者有之——这竟是几年前的“大国之师”!(1945年国民党军队之西南反攻和缅甸鏖战,令美国军事专家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武器供应充足的条件下,它属于世界上第一流的军队,这是和中国能够晋升为“四强”相匹配的)。因此,历史学家断言美国“扶蒋反共”,为史不公也。
          
蒋介石事后对此很后悔,国民党认为在整个“调停”的过程中,马歇尔只听信一个人,那就是周恩来。实质上,马歇尔的此次行动,乃忠实地捍卫美国利益——贯彻“雅尔塔精神”,亦即以保证共产主义向东亚的扩张,来换取斯大林止步于西欧(不支持西欧共产党)。换言之,“马歇尔调停”是为“马歇尔计划”(拯救西欧)铺路。说到底就是,美苏两强以牺牲国民党中国而达成妥协,从而把彼此间的冲突限制在冷战的范围内,以避免新的世界大战之爆发。

二、英美首脑暗杀蒋介石的企图

根据前不久解密的资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期,同盟国内部至少发生过三起暗杀蒋介石的未遂行动,而这些均分别是由盟国首脑丘吉尔和罗斯福直接下达的指令:
 
第一、丘吉尔的指令。蒋介石以收复失地、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完成民族独立为己任。英国首相丘吉尔为了他的大英帝国的远东利益,诸如香港和西藏问题,特别痛恨这位“雄心勃勃的中国民族主义者”。他很想谋杀蒋介石。其导火线是:蒋介石“不识时务地”去英国殖民地印度“挖大英帝国的墙脚”——他以抵抗日本侵略为名,会见甘地和尼赫鲁等人,发表演讲,骚动印度的民族主义,这使丘吉尔恼羞成怒。于是,丘吉尔召集英军参谋长伊斯梅上将、陆军情报部长卡尔格特中将等人开秘密会议,并指定英国驻华大使馆陆军副武官查尔斯上校全权负责、相机行事。1943年11月蒋介石夫妇坐专机赴埃及参加开罗会议,中途在印度短期停留,查尔斯等一伙特工,打算乘蒋介石夫妇离开飞机的时候,上机安装炸弹,但因为蒋的卫队看守严密而无从下手。  

第二、罗斯福的指令。开罗会议刚结束,蒋介石夫妇离开埃及回国,罗斯福总统就和史迪威将军密商如何改变中国之事。史迪威以两点理由说服了总统:一是蒋介石“我行我素,很不听话”,已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绊脚石”;再是正在崛起的中华民国将会填补日本帝国垮台后的“权力真空”,从而构成美国的亚太霸权的新障碍。于是罗斯福决定让史迪威设计并实施暗杀蒋介石的计划,为期三个月。史迪威回到昆明就和他的亲信多恩准将一起讨论了诸多方案,恰好蒋介石夫妇于1944年2月下旬去印度视察那里的中国军队,于是史迪威等人决定在喜马拉雅山上空制造一起空难。但因为日本发动“一号作战”,中国战场吃紧;所以蒋介石临时取消了这次出访,才能幸免于难。史迪威这次为期三个月的暗杀计划便流产了。  

第三、英美联合行动。1944年春(史迪威的计划失败后不久),以英国为主、美国为辅,两国的情报组织与国民党的地方实力派李济深(国军上将)进行勾结,打算在桂林发达政变,推翻重庆政府,杀死蒋介石;英国驻印度的军队派两个空降师准备驰援配合,而李济深本人则与伦敦的最高当局直接联络。然而,戴笠所领导的国民党特工事先行动、有效反击,遂使这次政变胎死腹中。蒋介石为顾全大局,考虑到盟邦的关系,不愿意和丘吉尔这个“老狐狸”公开闹翻,于是大事化小,不让宣扬出去(Yu Maochun:Oss In China)。
  

三、美国是怎样颠覆国民党政权的?
    
对于美国1944-1949年的对华政策,陈纳德、魏德迈两位将军以及赫尔利大使愤愤不平,公开抨击:活生生地把中国民族主义政府扼杀了!赫尔利指出,美国的战时和战后初期的对华外交基本上是颠覆性的。赫尔利的前任高斯(Ambassador Clarence Gauss)也有类似批评(尽管绝大多数驻华外交官都是“亲共”的):

在处理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上,……我们的态度走向,会对中国产生非常严重的影响。……我们政府目前的态度似乎强化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央政府的不顺从,类似这种要求国府去答允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一切条件的措施,无异就等于要国府对一个正受外国霸权(指苏联)影响的政党作无条件的投降一样。(邵宗海书121)

为什么美国的战时对华政策及其外交官是“抑蒋挺共”?真像这些人和史迪威所说的那样,是因为国民党无心对日作战、只想消灭异己,因而妨碍了同盟国的总进程了吗?关于国民党于“正面战场”之主力抗战与奋勇牺牲,已是今诸夏之共识;就连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史》也不否认。该书写道:

魏德迈将军同样力言,“中国国民党政府远非史迪威和他的一些美国记者朋友描述的那样不愿打仗,他们已在抵抗日本中表现出惊人的坚韧和耐性”,而“在中日战争的任何一次重大会战中,都没有共产党的中国军队作战”。……史迪威在1944年晚些时候调离之前,也曾指责……国民党军队完全没有能力对抗日作出积极的贡献。……不管这一争论的最终评判如何,国民党军队坚持抗击拥有巨大技术优势的敌人长达八年之久,仍然是一个事实。这场抗战的政治、经济和人员的代价是巨大的。然而他们并未放弃同盟国的战争努力,他们迫使日本人在中国保持一支大约100万人的军队,这对最后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史迪威和魏德迈制订的建立一些高素质的中国师——由美国人训练、指导和装备——的规划,于1945年最终开始结果。例如,1945年4—6月,其中的一些师勇敢而有效地击退了日本人在湖南西部的进攻。(《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第11章)


现从三个方面,来说明美国是怎样颠覆国民党政府的:

(甲)、美国人的“延安经验”(Americans "Yenan experience")

著名的汉学家、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1)1940年代在中国工作,他当时说过两句话,在美国朝野影响很大:一是“共产主义不适合美国,但很适合中国”,一是“延安在远方闪耀着光芒。”(当时延安正搞“抢救运动”,这按西方标准,应该是“人权灾难”)。1944年10月,在罗斯福总统的强烈要求下,蒋介石被迫同意让美国的“Dixie观察团”赴延安。该团的颠覆意图甚明,其负责人向欢迎他们的共产党人宣称:“国民党政府已经死亡!”。紧接着,他们制定了一整套改变中国现状的军政计划,那就是:在日军大举南下之际,“美援”(租借法案)转向中国共产党,而让国民党军队被困灭于南疆;再乘北方空虚;由共产党军队配合美军登陆(“亚洲的诺曼底”),与进入满洲之苏联红军相呼应,并乘势向全国进军,从而置国民党于无立锥之地。然而,就在“Dixie计划”(包括提议邀请毛泽东访美)报批华盛顿之前,其电文被赫尔利大使接获了;他怒请华盛顿召回“颠覆者”(美国在华外交官),勿乱中国战区(国民党还牵制着百万日军呢)!稍后,美国国务院的两名高级官员艾奇逊和文生特(John Vincent)提议“运用美国的影响力来促使中国统一,但不一定统一在蒋介石领导之下”。但是,罗斯福总统慎于国会,颇感棘手,便按照赫尔利的要求去做了。

罗斯副总统……同意将重庆使馆的几位外交官员、以及一些在美军司令部任职的政务管调职。最著名的几位官员,职务调动如下:戴维斯(John Patton Davies)调莫斯科大使馆;谢伟志(John Service)调回国务院;艾奇逊(George Atcheson)之职务也换了人。

但是,赫尔利与国务院之争仍未终了。在大使馆中,支持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依然占优势。罗斯副总统去世后不久,这些……外交官员继续支持中国共产党,倡导美国应当追求“弹性外交与注重实际的策略”,结合中国各党派,包括中国共产党对日作战;他们主张“赫氏的中国政策不符合美国利益……”。(邵宗海书第171)

罗斯福总统当时说了一句气话,却一语道破天机——“随他去吧!战争尚在进行;待我和斯大林事后再更正!”(Owen Lattimore:pp175.)罗斯福早有良策:直接颠覆不智,待机而动;借刀杀人为上,外交先行。所以,他一方面假装亲近蒋介石,圆其“大国梦”,要他配合盟军,牺牲殆尽;一方面再来诱惑斯大林,愿其“黄俄化”,让它反日制华,钳制东亚(此时斯大林因其与日本有约在先,正愁出师无名)。
  
(乙)、罗斯福的“一片苦心”(Roosevelt's "a painstakingly")
  
罗斯福总统开展秘密外交,诱使俄罗斯重返东方(后者在1904-05年被日本打退)。依据美国学者罗马那斯(Romanus)等著《史迪威指挥权的问题》所说:

一九四五年二月,罗斯福、丘吉尔以及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时,罗斯福采纳了满洲(东北)为独立区的看法,异于一九四四年十月蒋委员长重申东北应保持中国领土完整……。雅尔塔会议系促成瓜分满洲的第一个步骤。(邵宗海书第81页)

于是,美苏英三强首脑之秘密会晤(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议),并于1945年初订立《雅尔塔密约》;撇开国民党政府、当然不让中国知道,决定让苏联红军进入满洲,名义上是打日本,实际上则促成国际共产主义(中苏蒙朝等)会师于东北亚,以改变中国的政局。赫尔利说:《雅尔塔密约》是“共产主义征服中国的蓝皮书。”(blueptrint for Communist conquest of China. Roosevelt’s Road pp.)虽然先前蒋介石曾告诫美国,若让苏俄挥师向东,其对中美两国的祸害绝不亚于日本;但美国却偏偏要对这干——美国另有两点打算:A.祸水东引,即让共产主义东移,以拯救西欧资本主义(以免斯大林接应战后初期的西欧共产主义之热潮)B.借刀杀人,即以改变东亚的“力量均势”,来否定国民党中国之初步崛起及其“四强”之法定资格(唯恐中国取代日本的地位,并以更大的富国强兵来挑战美国的亚太霸权)。早在1920年代初,英国哲学家罗素就已准确地预测这一结局,他说:“尽管苏俄布尔什维克会像美国那样地标榜‘解放人类’,但实际上它比沙皇帝国主义更精明能干,更富有扩张性。……因此,俄罗斯之重返亚洲、侵占蒙满,不是不可能的。届时,它控制了满洲,也就能决定性地影响北京(后改‘北平’——引者)。凡此,只有在日本和美英两国交战的情况下,才是可行的。”(《中国问题》)

附上《雅尔塔密约》书面内容(而罗斯福与斯大林两人“君子协定”,则始终秘而不宣):

A.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对日作战,而苏联必须获得如下之补偿;B.重申外蒙古脱离中国,即所谓“保持现状”(蒙古人民共和国);C.苏联灰复1904年日俄战争前之沙皇帝国在满洲之特权(a.大连商港国际化,苏联保持优先权,b.旅顺军港租给苏联,c.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由苏联与中国共同经营);D.库页岛南部及邻近岛屿和千岛群岛割让给苏联。E.在《雅尔塔密约》公布之时,强迫中国接受之;必要时,三强采取一致行动(为此,他们假装在文件中认可蒋介石政权。如后者就范,三强对华之所为,乃名正言顺;它们成了“解放者”,而非同以往之帝国主义列强)。

除此之外,还须说明:该条约默认了两点:苏联红军可以:A.把中国东北的工业体系当作它的“战利品”拆运回国;B.用苏联和日本之军火来装备中国共产党(包括美式武器,因为苏军的这次入侵是由美国花钱和装备的)。

仅就美苏两霸首次妥协这一点来说,A.罗斯福是“丢卒保车”——以牺牲蒋介石政权来确保西欧,即以允许共产主义“祸水东流”,来换取苏联不支持西欧共产党。B.斯大林是“知难行易”——共产主义之西进,必将极大冒险;而向东扩张则是适逢其会而顺水推舟。结果两霸既是各得其所,又避免“热战”——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然而,美国是一举两得:A.如前所述“借刀杀人”来扼杀中国民族主义,B.用一张“空头支票”来换得西欧之安全,因为它知道中国共产党是不会长期就范于莫斯科的。当时斯大林也似乎感觉到他所得到的果实,可能是苦果乃至是苏联的隐患;因为他知道“延安经验”是中国共产党与美国之间的“初恋”,也知道直到1949年双方还是藕断丝连(美国驻中华民国大使馆滞留南京,和中国共产党邀请司徒雷顿大使北上)。所以斯大林设计了朝鲜战争,让新中国与美国正面冲突;但是,在斯大林死后的二十年,他的担忧则成为事实,即中美结盟。这些都是后话,需专文详论,兹不赘述。
  
(丙)、赫尔利“拯救”中华民国(Hurley "save" the Republic of China)

横遭中美两国史学界贬责的前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 (Patrick Jay Hurley 1883- 1963),实际上是世界上最正直的人之一,他也是一位很天真的政治家。1945年初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正义”的一方(美英苏三强)便毕露其帝国主义之原形;它们共谋而宰割同属于战胜国和“四强”的中国,只因为后者久战耗尽、师老民困而无还手招架之力。当此之际,也就是中国更为惨重地重蹈1919年《凡尔赛和约》之覆辙的时候,国民党坐困愁城,中国的“五四知识分子”也因盲崇西方民主而万马齐喑,唯有这位美国人赫尔利挺身而出,大义凛然,偏要力挽狂澜而挽救中国。赫尔利进行了一次艰难曲折的环球游说,面执美英苏三国首脑:在华盛顿,赫尔利硬要病入膏肓的罗斯福总统交出祸害中国的《雅尔塔密约》的原文;在伦敦,丘吉尔被弄得气极败坏,因为赫尔利要求他做一个遵守《大西洋宪章》的“民主表率”,立即归还香港,尊重中国的领土主权之完整;在莫斯科,赫尔利直冲盛气凌人的斯大林,要求他放弃《雅尔塔密约》,不可侵占满洲,不可将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否则的话,这岂不是沙皇帝国主义的死灰复燃吗!赫尔利受到了辱骂:丘吉尔说:“除非从我的尸体上拿走香港”;而斯大林则警告:不得将《雅尔塔密约》透露出去。赫尔利劳而无功地回到重庆,不久,他便顶着三强的政治压力,向蒋介石和盘托出。赫尔利累垮了身体,精神上也绝望了,于1945年11月愤然辞职,以抗议美国国务院对国民党政府的颠覆行径。

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汉学家、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1)在其遗著中这样责难赫尔利:“赫尔利是人俄克拉何马州,作风浮夸,头脑简单,是里根总统未出现以前的里根式的美国人。他把调解防止国共内战的任务做得笨手笨脚,继而完全倒向蒋介石,一人与整个美国使馆人员作对,他要美国不计一切后果地支持蒋介石。”

从上述“一个人与整个美国使馆人员作对”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赫尔利是何等孤立。实际上在当时,包括费正清在内的几乎全部的美国驻华工作人员都是颠覆分子。

(丁)、马歇尔的“来华使命”(Marshall's "China Mission")
  
1946年美国派马歇尔来华,与其说是调停弭兵,以避免国共内战之爆发;不如说是贯彻落实“雅尔塔精神”,以确保让共产主义向东扩张,来换取西欧资本主义的完好无损(这就是当时的美苏妥协,从而避免新的世界大战)。与其说是贯彻落实“雅尔塔精神”,不如说是用中国作诱饵,来把斯大林的兴趣和精力吸引到东亚。因此,马歇尔在“调停”期间(1946-47年),实际上做了三件事:A.对国民党政府实行武器禁运和停止财经援助,使之陷于绝境;B.在军事上捆绑国民党,使之被动挨打;C.在舆论上打压它,使之被民主与进步的潮流所唾弃。

四、从国民党方面来看其失败的原因

(甲)、先来看国民党及其同情者怎样评论国际因素

1996年(民国八十五年)10月28日的台湾《中央日报》海外版,就上述国共内战之历史悬案,列举了六项国际阴谋,即:

在抗战的最后两年,更是同盟国几项丑恶行为的见证。是那几项呢?……是美英苏签订《雅尔塔密约》出卖中国;是美国国务院内的位居要津的几名共谍,千方百计的颠覆我们政府;是美国将领史迪威在华之骄狂妄为,并公然制造第三势力(促进中国的民主党派和自由主义者参加统一战线——引者);是美国的亲共分子干预中国内政,强力导演一幕国共双方在重庆谈判、并组织联合政府之事宜;是英、法、荷企图重新保有其在远东的殖民地,而在中国境内进行间谍破坏;是苏联在日本败亡的前三天突然对日宣战,乘机掠夺东北资产,并拒绝国军进入东北接管……等等无耻行径。每一桩丑行都击中我们的要害(“我们”、“我”均指国民党,下同——引者)。

另外,台湾正中书局出版的《中国现代史》这样批评美国:

美国强以其政治文化模式,迫我与中共和谈。……并以联合政府之双方组成,作为援助中国之先决条件。……马歇尔之调停……既不理解中国国情,复受中共及同路人之蛊惑与愚弄,……以致国军失去多次掌握主动之机会。……马歇尔建议美政府停止对国军之军援,拒付预定贷予中国之借款五亿美元;而对中国共产党破坏停战之行为,对于苏俄装备中国共产党之做法,均不闻不问。自美政府于三十五年(1946年)七月起宣布断绝一切对华援助,八月复禁售剩余军火予我,正值敌我战事进入决战之际,予我民心士气以严重之打击。当时国军数量虽仍占优势,然补给缺乏,影响士气,以致国军经常不战而退。

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和学术机构,至今未能从中西文化冲突之高度和美国霸权之全局,来探讨“盟邦”为什么要陷害蒋介石及其大陆政权,它只是批评美国的错误决策和左倾干扰。国民党不知道、也不敢相信美国的这两手:A.“丢卒保车”——以牺牲蒋介石政权来向斯大林换取西欧及希腊等国的非共产化;B.“借刀杀人”——用苏联和中国等国际共产主义来扼杀中国民族主义(脱颖而出的中华民国)。然而,在华人世界的历史学家之中,唯有国史大师钱穆看得清楚,说中要害。钱穆说:

抑且在当时之西方人,终亦以中国之共产化不失为西化之一端,乃从旁赞助,美国人即为其最显着之一例。苏俄势力自西方再度东侵,外蒙古自主独立,关外三省及朝鲜半岛之北部,全归苏俄势力范围,此皆出美国人之主张。……美国人不惜用大力引进苏俄,使得重返东方,史迹鲜明,尽人可知。民主政治与极权政治,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以民族血统之更大分别言,实为一小分别。此以近代美国人心理言,已有显证。

德国明斯特大学的怀恩博格教授在其所著《中华民国的外交对策》一文中,这样写道:

就意识方面而言,西方的国际主义者(有些是资本主义者,其它的则是赞同共产党的自由派人士)与苏联及中国共产党一向在知性方面有关联性,他们对于民族主义的痛恨是共通的。他们认为,爱国主义、国家尊严和对于祖国的热爱都是政治思想错误的表现方式,应该被彻底铲除。资本主义者和自由派的国际主义者一向视共产党为民主的相关子弟。有时候这些共产党员可能成为顽劣子弟,尤其是在他们对人权方面犯下罪行,不过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西方的国际主义者总是支持共产党来对抗民族主义。……他们认为主张民族主义对于他们的世界性政策及泛宇宙权力是最大的妨碍。(“欧洲中山学会”1996年年会)

(乙)、再来分析国民党自身的问题

经过美苏英三强的“君子协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国际形势为之大变: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成了东西方之时潮。中国民族主义从而也就丧失其“安身立命”之依据——国民党政权首先被拒于“大国俱乐部”(四强或战胜国)的门外,紧接着被作为亚非民族主义(反殖民主义)的“罪魁祸首”而被牺牲掉(中国名义上还保留者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当时的国民党政权还能做什么呢?只是垂死挣扎、拼命抗拒而已!起先,国民党危难受命,逆流而上,不仅要保国保钟而救亡图存,还得继绝兴亡而捍卫道统(孙中山视之为中华命脉);结果它做前者而大获成功,但为后者却身败名裂。国民党未能适应五四以来中国的社会转型(文明逆变),从而驾驭洪水猛兽(万民),使之变成铁板一块的战斗团体;这就是说,国民党既不能挟广土众民而外抗强霸,又不能绝祸因乱源而内清时局;何况战后初期,中国民生总崩溃、天灾人祸大爆发呢(此由一百多年来由外患内忧所造成,而归罪于一个危难受命而功倾国史之政府,实在史不公平)!再用中国古人所谓“天时、地利、人和”来说明国民党失败的原因:A.天时是“西风压倒东风”,故保守的民族主义让位于进步的共产主义;B.地利是苏联已插足中国,并扼住其地缘政治之要害,从而国际共产主义会师;C.人和是国民党无暇以发展经济来吸收过剩人口,故万民被卷入共产主义革命的洪流之中。总而言之,国民党以其不充分具有民族幸存所要求的抗争力、组织力、动员力和有效性,而被时代潮流所淘汰。让我们更进一步分析国民党的自身弱点,如下五点:

第一、士气问题。由于在意识形态方面,国民党囿于中国文化与民族精神,故相对保守,故未能迎合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社会之激进狂潮。因此,国民党缺少“精神振奋剂”。在其民族主义一鼓作气于北伐、继而被发挥至极于抗战之后,然后便衰竭下来。国民党无法再接再厉而激励军民,来应对一场新的战争。抗战刚结束,国民党军队已是强弩之末:其国军将领骄傲轻敌,广大士兵疲惫厌战,中下军官都想结婚安家。

第二、兵源问题。由于唯恐对中华文化与文明之伤害太大,国民党不愿积极推动五四以来之“社会转型”;其对国民党的负面影响有两:A.社会尚未形成战斗序列,它限制了国民党政府的组织力与动员力;B.国民党无力驾驭时代潮流(洪水猛兽),也就没有群众基础,反而其自身陷于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由于远未完成向“现代社会”(军国社会/战争机制)的转型,所以中华民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军事动员率远低于别的参战国(中国:0.4%,日本:1.3%,英国:1.4%,美国:2.4%,苏联:3.0%,德国:3.8%)。国民党一直苦于兵源不足,随着其对广大乡村的失控,该问题变得极为严重,抓壮丁也无济于事。实际上,国民党军队的人数只在内战之初占优势,很快便逆转。宣传上说是“800万”,实则减半。

第三、军火问题。因为具有“民族主义”性质和本土文化特色的国民党,为西方列强所嫉恨;所以,国民党的武器供应没有保障。国民党在受降时很少得到日本武器(日军多提前销毁),而大军火库则被苏军占有。抗战中装备起来的“美械师”却因弹药燃料之短缺,而陷于半瘫痪的状态。英国拒卖军火(作为补偿二战时代为保管六艘军舰的损失,相赠的“重庆号”巡洋舰拖了两三年),美国实行武器禁运,而国民党后方的兵工厂又屡遭破坏。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则能获得苏联提供的日、美、苏、德和捷克等国的先进武器,加上拥有牢靠的军工基地(苏联特管区的大连兵工厂最大)。在火力方面,国军是绝对占下风的。

第四、情报问题。由上述组织、精神和国际邦交三方面的劣势,国民党的情报几乎全被对手所掌握,美英苏三国的情报网也都向中国共产党送情报(另,马歇尔在其座机里曾捡到周恩来的密件,他完璧归赵,而不交给国民党)。几乎每一次战役都是输在情报上。国民党在组织上还很传统,太重情谊,故易于被渗透;在精神上缺乏信念,故其人易被进步的思想所打动。

第五、国家问题。首先要说的是:抗战初期,国军基于战略上的考虑,炸黄河、烧城市、毁工厂,凡此之负面影响既大且久;对于这些,国民党政府不承担责任,谁来承担?抗战刚结束,国民党要将大后方的政府机构、工厂和难民以及学校和文物,迁回沿海地区,要在沦陷区重建政治、经济秩序。再说国共内战,比之革命力量,政权一方的社会包袱尤大。国军有100多万的后勤人员,而对方则不需要(共产党随处都能获支持)。战后初期,国家残破,灾害并发,灾民如潮,政府实在不堪承受。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国民党花费了巨大的财力物力来遣返数百位万日本人回国(除了供给粮食原料以外,还动用了占全国70%的航船),这无疑也会妨碍国民党的军事行动。

【附文:美国对华外交与国民党的垮台】
      
[编者按:危难受命的蒋介石政府,一直是在超极限地工作;尤其是到抗战后期,它简直是在内外交困之中挣扎。而它的强大盟邦美国,不仅见死不救,反而落井下石,甚至欲去之而后快,且无所不用其极!在国共内战期间,美国一方面通过《雅尔塔密约》,放手让苏联来武装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又用“民主改革”、调停、禁运等多条绳索,绑住国民党。而且,国民党的金融危机也是美国一手制造的。]
      
史迪威……日记中透露出……罗斯福和他自己如何看待中国,以及随意左右一个弱国政局的企图。1943年12月6日罗斯福和史迪威的部分对话如下:

“罗:你看能捱得多久?
“史:情况很复杂,如果重来一次去年5月底攻势,他可能倒台。
“罗:那末我们得找另外一个团体去继续。
“史:他们大概会找我们。
“罗:……对于朝鲜和安南的问题,他已经和我取得协议,我们得派代表团到那些国家去执行职务二十五年,直到我们把他们扶植站起来的时候为止。正如菲律宾一样。我斩钉截铁地问过蒋要不要安南,他说‘毫无这个意思’。”

……不管如何,蒋介石在抗战中,是对抗日本人的最高统帅,是中国人的领袖,史迪威的日记中却把蒋介石蔑称为“花生米”,意思是小东西;因为史迪威是中缅印战区的总司令,美国援助抗战的物质都由他控制,他常常卡住尽量不给,连美国在中国与日本人进行激烈空战的第十四航空队的汽油也卡住。十四航空队的司令陈纳德(Claire L. Chennault)将军因为坚决配合中国政府作战,并且卓有贡献而与史迪威交恶,所以这里居然由蒋介石为美国人组成的航空队需要的汽油求情,史迪威却称为“骗取汽油”,多么飞扬跋扈!而且说蒋介石“需要整个世界”,明明蒋介石向罗斯福表明不要安南,并且国民政府长期支持朝鲜独立,也放弃对于琉球群岛的主权,怎么说“需要整个世界”呢?

……在史迪威的心目中,共产党统治地区是理想天堂,国民党统治的地区是人间地狱,而且在日记中对于中国军队的浴血抗战全盘否定,“事实上等于零”。他的总司令位置的继任者魏德迈将军谈到他对史迪威的印象:“一直到那时,我都以为史迪威将军是一位传奇性的战士,也以为他是美国军官之中对中国问题最精通的人物。经过很久的时间,我终于揭穿了他的传奇故事,才发现他是易受蒙蔽,特别关心共产党,并且也知道他对蒋委员长以及国民政府具有偏见。他这人似乎永远不能了解中国政治问题……。”

……高斯手下的美国大使馆成员中,压倒优势的是中共的亲密友人,有的甚至因为偷窃机密文件给中共……。几十年后,中国大陆的历史学家透露,谢伟思向中共透露的一个重要文件,曾经对国共关系的历史发生重大影响,即把美国打算在中国建立联合政府的想法偷偷告诉了毛泽东,于是很快毛泽东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倡议……。9月1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决定立即提出联合政府问题,借美国不满意国民党之机会,迫蒋让步。在此行不通之时,则提出建立‘解放委员会’的政权组织,进一步向蒋介石施加压力。

……一份报告中戴维斯说得更清楚:“假如我们现在宣布支持共产党,则蒋委员长所领导的政府必将立即降到一个地方政权地位。……届时,在军事上、技术上以及行政上的各方面实力,必将大规模地从国民党转向依附于共产党,我们亦可以获致中国最团结、最进步、最强大一股力量而予以支持。”(《魏德迈报告》第282-283页)

……苏联红军进军东北,使得中共得到了可以席卷全国的根据地。中共中央及时派遣林彪、陈云、林枫等六千干部,经过热河去东北,改编三十万伪军,组成第四野战军,……他们之所以能够通过张家口,就是因为马歇尔调停国共内战,命令国军从张家口撤退,给让出来了通道。魏德迈写道:“……苏俄参战,……接受日本军队呈交的军用品,然后公开的和秘密地交给中共。”(《魏德迈报告》第365页)

……魏德迈写道:“有些身居要职的人(指马歇尔)居然认为中国需要推翻一切旧制度,创造新秩序,才有更生的机会,这却是在俄国所行的马克思主义。一个与美国及自由世界利益符合的较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承认中国一时还不能安定下来,苏俄共产主义将会乘虚而入和填补国民政府一旦瓦解所产生的真空状态。所以,美国政府除了支持蒋委员长外,实别无他途。……他全然相信他的老友史迪威将军的话,因而将一切归结在蒋委员长身上。……马歇尔做了两件大事:马歇尔为了压迫国民政府,曾经下令在1946年8月至1948年4月采取武器禁运,第一批援助武器到1948年底才送出(实际上全是不能用的),这对于一直使用美式装备的国军是灭顶之灾……。第二件是,为了调节国共内战,他在国军优势时下达三次停火令,让被追击的共军恢复元。……每一次停火令都是共军处于败绩之时,马歇尔认为这是他发挥停火令的最好时机。

在经济上,间接造成国民政府的经济崩溃。……长期的战争,已经民穷财尽,接近崩溃。经过宋子文和美国财长的协议,美国借巨款给国民政府,支持其财政,但是……美国……的副财长完全破坏了这一拯救举措,而且造成经济和社会的崩溃。历史学家黎东方在《中华民国简史》里面写道:“罗斯福的财政部长茅根索(Herry Morgenthan)于1943年7月17日用书面对中华民国政府作了承诺,说‘美国财政部同意就五亿信用贷款划出两亿美元,作为中国购买黄金之用。’国民政府一贯相信美国政府一个官员说的话和写下的字,差不多立即就实施出卖黄金的计划,而且不等到美国运来一镑或一两的黄金,就先把自己在重庆的库存的黄金拿出来卖。那是1943年秋天某一日开始发生的大事。……国民政府却很想多卖一些黄金,多收回一些法币。它从1944年3月1日,改令中央银行出售黄金。中央银行似乎比中国农民银行更会做这个生意。它在同年5月,卖出相当于两百万美元的黄金,在6月也卖出这个数目在7月卖出了相当于四百四十万美元的黄金。然而出于一个莫名其妙的原因,美国黄金运来重庆极少。从1944年1月到6月,总共只运来了不多于一百万美元的黄金。其后,从1944年到1945年6月运来重庆的黄金也只不过相当于一千一百万而已。中国政府及其驻华盛顿的代表,每次向美国政府抗议,都或是被置不答复,或……。从1945年2月1日到同年6月13日,又没有一两黄金从美国运抵重庆。同时,国民政府‘预售黄金,定期交货’的方式从人民手中收回大量法币。事实上,由于美国政府不把黄金运来重庆,国民政府于1944年12月31日已经失信于中国人民,更付出了相当于一千二百万美元的黄金。国民政府又必须在1945年3月31日前给人民以相当于八千四百万美元的黄金。物资指数从1942年12月的66.2,升到1943年12月的228,飞到1944年12月的755,又飞上了直冲霄汉的1945年12月的1167。”……黎东方指出其中的关键人物是美国财政部副部长怀特(Harry D. white)的破坏,……。黎东方统计,物价因此上涨了1763倍,加上系统而有组织地造谣,人们相信这些钱都是被国民党官员贪污了,使得国民政府失去民心。八年抗战中,美国本来就实行的是重欧轻亚的政策,连在开罗决定援助中国的物资,也临时调往欧洲。全部美国的对华援助加起来,只有六亿三千万美元,只占美国全部援外资金的七十分之一,而且史迪威还不断要挟,马歇尔更是以此来操作战局,随意在政治上打击内外交困的国民政府,经济崩溃导致了政治崩溃。(该附文是从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谢田先生的研究报告中摘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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