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  DEMOCRACY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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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密国共内战:文化冲突

诸玄识




一、危难受命,支撑华夏于不坠

先用美国汉学家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1920-1969年)之语,来看蒋介石及其民族主义是如何刺痛西方的,再讲其政府之作为。列文森说:

蒋介石与西方之间的关系,与以前的中国政府和西方之间的关系,并不完全相同。列强不得已而求其次,只要保留从前的所给予它的特权就心满意足了,但这也不行,还必须放弃一切权利。……因为蒋介石是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者。

…… 从社会角度看,民族主义是一种否认阶级斗争存在的理论。民族主义者认为,既然都是中国人,那就必须团结一致,成为一个整体,那种要求所有的中国人都尽忠于中国文化的观点,即是中国人团结一致、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的像征。

国民党政府的救亡图存,功不可没,分三点概述如下:

其一、整军经武,弘济时艰,于内忧外患之时,完成国家统一。此空前危难之秋,非比往昔之乱世。自19世纪中期以来,中国遭罹空前无比的“海洋暴力”,应对列强所造成的最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一败再败,久站不住阵脚,其主因是缺少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组织力与动员力);直到1927年才勉强得之,特别是此事发生在抗战前十年,从而使新国家获得一段准备时机,成为抵御倭患的中枢,这是中华不亡的关键。否则,1941年《日苏条约》,应是瓜分整个中国,而非仅限于蒙满两地(两强抗而不打,皆欲图华。苟无民族主义,美苏败日之后,必划江而治;那么,蒙藏满疆及台湾,则均被分吞)。

其二、励精图治,艰苦建国,于内忧外患之际,推启现代经济。此可谓孤国独奋之艰,非如他国皆有盟助(日苏等国的工业化,均获欧美之鼎力相助)。以下两点足可证国民党政府的大有作为:一是1930年代,全球经济大萧条,当此之时,世界各国多深陷危机,而中国则安然度难,而且还保持经济的高增长。再是那时中国的教育与科研,均已初具规模,一大批现代化人才被培育出来,其中不少不久便成为世界精英。杨振宁说:1938年,西南联合大学达到世界级水平。此为后来华人世界的振兴,打下了根基。

其三、共赴国难,哀兵必胜,于邦基将具之前,迎战压境强寇。此当算经年久战之最,非比他国仅是短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般受难国为期4-6年,而中国则是8-12年)。抗战爆发,中国首次的现代化,就此夭折。中国以弱对强,屡败屡战,转败为胜(正面战场:大会战是22次。十万人以下、一万人以上的战役是1117次。上千人的战斗是9800次。阵亡的中国军人是200多万,其中将领206人)。

进而,中国政府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要角地位,与西方盟邦据理力争,废除百年来列强与中国订立的不平等条约(苏俄例外,英国有保留),以及美国国内的排华法案(加、澳、新三国随后也废除排华法案);并签署《开罗宣言》,保证战后中国收回失地(蒙藏满疆及台湾之前均是分离或半分离);除此之外,中国还参加创建联合国,成为常任理事国,晋升为世界“四强”。

作为中国民族主义的首倡者,孙蒋二公原有一番宏图大略:以退为进,实现儒家圣贤的平天下。何为“退”?即从天下观(华夏中心),退到国族观(抵抗列强)。此要做两件事:其一是完成民族独立,首当废除不平等条约;其二是科技迎头赶上,使得中国具有强大实力。何为“进”? 即从“西方争霸、世界战国”回到“中国王道、天下太平”。此亦分两步走:其一是济弱扶倾,即救助弱小民族;其二是实现大同,即以儒道统一世界。这就是说,为了应对至大西祸(海洋暴力),中国民族主义(国民党)采取四个步骤:A.民族独立,B.科技强盛,C.王道外交,D.实现大同。国民党自己完成了第一步,并为第二步打了一些基础;而今中国共产党则基本完成第二步(中国崛起,差距犹大,尚需努力),并正在展开第三步(中共除了涵摄民族主义之外,还有自己的远大目标——昔为共产主义,今乃“和谐世界”。然而它们的理想面不外乎是儒家大同)。文化差异:倘若西方统一世界十次,就会带来十次世界大战(可能第三次就是世界末日);如果中国有一次机会,就会实现世界大同。尽管康德提出建立“永久和平的世界共和国”,但结果恰相反。所以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现代西方民主概念似把基督教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思想,应用到实际政治生活当中;但这种新型的民主概念,在西方世界的政治实践中,却表现为不是兼爱和人道,而是部落意识和穷兵黩武。”

二、文化异端甚于黄祸

国民党中国在国际上崭露头脚,宣称完成“民族独立”,成为“自由国家”,并自誉为“亚洲领袖”。对此,西方却大为不安(美国为了实现其太平洋霸权,须利用中国对日作战,为之牺牲,所以它暂且迎合国民党的国际索求;但丘吉尔和斯大林对于中国晋升为“四强”,则坚决反对)。然而,哈佛大学教授和首席汉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年-1991年),在1942年是被美国战略情报局(即OSS)派到中国的;他以其敏锐的国际政治的眼光,看到了“危险的预兆”:除非盟主加以遏制,中国必将填补日本战败后的亚洲的权力真空,这似为另一个“东亚共荣”,实乃更具挑战性的“帝国遗产”──朝贡体系的翻版或儒教文化区的再现!如此这般,美国即将面对着的,不只是另一个、更大的日本,仅此一点就足以抵销她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功效(美国久已准备在该区清除其称霸的障碍;而把日本“逼上梁山”,是它的后发制人的伎俩)。果真如此,美国所面对着的,实为一个无比庞大的“异文明”,后者将会以一种压倒一切的潜能,来挑战的西方优势。然而,这还是其次的,而最可怖的则为:在精神上,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会被一个复兴的传统文化与道德力量所压垮。对此,孙中山已道明:现代西方是霸道,传统中国是王道:王道以情理感人,而带来天下太平;霸道以力量压人,而引起世界祸乱。1943年发表的《中国之命运》,比之《三民主义》,反西方味尤浓。蒋介石在书中指陈西方及日本等列强的祸患华夏,并斥责中国文人的西化误国。因此,美国绝不愿见到这般旧文明的新挑战,故无论如何它得把中国民族主义扼杀在摇篮中。为此,美国分别在中国国内和国际营造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联盟,并使两者会合(美国出钱装备苏军入华,名为抗日,实乃会师于中国革命;美军飞机为延安投送将领,以抵销国军北运受降;又把自由派精英接到延安,促和“统一战线”。)。

进言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美两国虽是战略盟友;但在此过程中,美国觉察到那历史悠久、文化深厚、并具“天下性”的中华民族,是个潜在而又致命的挑战者,将会威胁美国霸权和西方中心的地位。这从四个方面来看:

(甲)、中国是欧洲殖民体系的解体和日本帝国崩溃的主要受惠者,她的崛起必将抵销美国在亚太区域的影响力。

(乙)、中国民族主义继承了儒家道统,它所含的“平天下主义”,是对 “西方中心”的根本否定。尤其是蒋政府提出以儒学拯救世界,被视为“不祥之兆”。

(丙)、东亚及东南亚具有强烈的“异文明”之历史感,它们是朝贡体系与儒家文化圈的“帝国遗产”;所以,若是让中国翻身,则必是走向“华夏中心”的老路。

(丁)、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到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包含仇视白人、反西方的思想;此若站在欧美霸权的立场上来看,则中国民族主义无疑是西方的“天然敌人”(参阅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四讲》关于反对白人种族主义的战争)。

三、美国利用中国知识分子

作为世界著名学者的费正清,不以人类安危为虑,而以美国利益为先;所以,他对待异文化,不讲东西会通,而是一味摧残。他尽可能利用各种文化因素,包括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来抵制并破坏“儒教的世界秩序”。费氏有句名言:“共产主义不适合美国,但很适合中国。”像费正清那样的仇华份子,正是不失时机地利用当时中国的西化倾向,来促进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盟合,这就如余英时教授所说:

费正清是1942年被派到重庆美国大使馆任职的。他常常奔走于昆明、成都、桂林等地,和中国留学英美的高级知识分子有广泛的接触。他早年曾在清华任教,因此和西南联大的自由主义派教授更有深厚的关系。……费正清也在这种气氛之下主动地去和重庆的中共人士接触。当时中共在重庆的两位女将──龚彭和杨刚──是最受美国外交界和新闻界所欢迎的人物……。

费正清看重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文化的冲击性, 以及阶级斗争所具有的令中华内耗的功效。因此,他和他的同仁均相信:对于中国来说,内里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实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文化革命,因为:“归根到底只有中国内部传统发展出来的偶像破坏运动,采取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才有可能溶解乃至超越儒教的遗产。”顺便再多谈些费正清的反国民党的行径。费正清作为一个中国通与汉学家,1942年被美国战略情报局(OSS)派来中国。他在颠覆国民党政权的方面,发挥了三点先锋作用:

(甲)、权威学者:费正清最先认识到,作为中国文化和儒家道统的传人,国民党民族主义者将会威胁西方文明和美国霸权。在他看来,中国的崛起,不仅对美国有害无利,而且简直就是“致命挑战”。这一思想决定性地影响了美国国务院,大抵左右了美国在华外交、军事和新闻人士,也迎合了罗斯福政府的左倾外交。

(乙)、自由人士:以自由之邦的学者身份,并以其早年与中国进步或西化的知识分子的师生关系,费正清促进中国的自由主义运动并使之服务于美国利益。费正清对西南联大的教授这样评价:“这些在美国接受训练的中国知识分子,其思想、言行、讲学都采取与我们一致的方式和内容,他们构成了一项可触知的美国在华权益。”

(丙)、情报头子:费正清在1944年以后的几年中担任了战略情报局中国分部的负责人,他在这方面干了哪些损害国民党的事呢?台湾当局曾向美国揭发费正清,说他向苏联和中共提供过情报(据台湾资料,戴笠的死与他有关;闻李惨案乃联手所致,嫁祸于国民党,费正清急需向美国舆论和国会提供国民党迫害中国自由主义的证据)。

四、中国的自由主义成为西方的颠覆工具

五四以后,中国知识文化界作为西方思潮或殖民文化的载体,弃历史,废传统,从激进主义到左翼文学,对抗民族主义,拥抱阶级斗争;这一“进步”的过程,乃与西方中心论──以扼杀异文明来确保西方霸权──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对此美国汉学家列文森亦承认:

如果民族主义也不能涵盖对中国传统价值之冷酷无情的抵制的话,那么,从社会的角度看,可以自由选择思想的知识分子,便会选择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比一般民族主义能吸收更高程度的反传统主义,并在感情上或历史感上能为中国人从思想上与中国传统决裂提供合法根据。

那时的中国,民主派及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皆是激进主义,皆用西方价值及其“文明极致”,来审视中国国情、衡量中国政治,这当然是“百不如人、一无是处”!当时,西方国家在华外交与新闻人士的95%和中国的知识分子及青年学生的95%,都是拥共反蒋。怎能把百年内忧外患所致的国破家亡,归罪于一个危难授命的短促政权呢?须注意当时的舆论导向,即:中国自由主义者的崇美(故听其诱导而激进、左倾),已达到狂热的程度,以致无法看到在政治激荡下面的中西冲突的暗流,以及美国霸权的阴谋。这就是说,殖民文化已经泛滥成灾。多年以前,英国哲学家罗素就已预料中国的西化趋势,他说:

日美战争本身是件可怕的事,但其后果更为可怕:日本文明遭到破坏,中国被西方文化征服,而美国则开始它的世界性军事帝国主义的生涯。

西方文化征服中国,这意味着甚么?由于在国际地位及地理历史等诸方面,中西之迥然不同;因此,如果中国通行西方文化,接受那一套利益至上、感官刺激的文明,则绝不会带来美国式的自由民主,而只会造成极度动乱。正因为这个缘故,西方用它自己的文化标准作为利器,对东方发动文化攻势,即以强者的价值观来否定弱者的生存权——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哪里知道这个道理!在此情况下,中华要想幸存下来,须用下下策,施猛药,以毒攻毒,那就是:依靠从西方引进的极端政体,来严厉镇压,方可整合。原仅一面对外,采取民族主义的温和专制,便绰绰有余(可兼顾传统美德);现须双管齐下,实行共产主义的无情专政,还唯恐不足(再加上羣众斗争)。温和专制无害于文明本身,无情专政会损坏文化气脉。这是无奈之举,天欲假此阵痛来存我中华,那便是不幸中的万幸呀!

让我们再来谈一谈民主问题和现代中国的文化病。世界已被一种无灵性、智者动、讲竞争、人性恶的文化所制导,它意味着什么呢?其实质有四:第一、各国均为“文明退化”,而且都是互为因果,互为条件;因而不能说谁是“文明”,孰为“野蛮”。第二、“文明国家”应负罪责,它们是异域“不文明”的根源(后者也是受害者)。第三、因为海洋霸权的缘故,一个国家在“全球性生态”(世界市场)之中占有较大份额,其社会宽松,所以它就能享有民主与法制;相反,在国际竞争中不占优势的国家,其生态与社会均是高度紧张,因而要么接受政治高压,要么总是混乱不堪。第四、因为上述原因,同样都是人欲横流,在“文明国家”表现为“公民意识”,而在“不文明国家”则变成动乱源泉与权力滥用;后者的情况并非是极权造成的,亦非民主所能改善,唯有通过整合万民、向外争衡并提升该国的国际地位,才能加以缓解。

新文化人成为西方反中国文化、反民族主义的工具。知识分子的西化、激进和左倾,自由主义与革命斗争的合流,加上美国在华传教,一句话,西方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因素,催化了20世纪中国的巨劫奇变(陈寅恪语)。亦即张之洞所言:“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而这正合费正清等美国学者和政客的心愿。然而,中国的西化文人的悲剧是,当他们掀起激进主义运动(包括左翼、新文学),摧毁传统、搅乱秩序、挑战政治之时,民主法制无法生根,自由人权乱上加乱;在此情况下,任何较温和的政权非但无力“救亡”,而且自身难保,那就等着最极端最强有力的政治来收拾这个西方思潮泛滥成灾的局面吧!尽管西化派弃旧迎新,把“民主”的希望寄托于新政权,但终不免被一网打尽,这叫做咎由自取、玩火自焚!中国的西化文人既是“封建传统”的破坏者,又是“礼崩乐坏”的受害者,此即老子云“不知常,妄作凶。”如此激进思潮深入人心,士民狂作不已,何以收场?“孰能浊以静之徐清?”“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圣人无奈,天地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先是专政整肃,继而造反迫害,终乃“群众斗群众”,诸凶抵销,乱极而返治,从五四到文化大革命!从这个意义上说,专政无冤案,反右有必要(20世纪中国内乱之因是“行左实右”)。

五、盟邦插手军政,百般干涉设陷阱

【一个面对世界大战策源地、首当其冲并奋勇抵抗的国家,一个领导反法西斯战争而坚持最久的政府,一切都是超极限的,机体残缺,几度虚脱!然而这样一个政府,一个国家,却被其三大盟国所暗算!本来,处于战争状态的政府有责任做到像《孙子兵法》所要求的“令民与上同意(上下一致)”,但国民党竟也容纳多党派多媒体,并忍受其明枪暗箭和里通外国,特别是,它容纳一个有武装的反对党,这一点就连“最民主”的美国也做不到!如果美国能做到,它就不会打南北战争了!但是,美国却硬是要把它自己都不能接受的政治模式强加于中国——1944年秋,一个以南北战争期间南部邦联的军歌“Dixie”命名的美国军事代表团到了延安!】

“弱国无外交”。何止是“无外交”!就连内政也被其强大的盟邦所渗透、所左右,哪里谈得上“国家主权”!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从弱小的地方势力,一变而能与国民党分庭抗礼,美国对此起到关键作用。美国乘着“结盟”和“美援”,而钳制中国的军政外交;国民党苦于被干涉内政,但无奈头上已被套上了紧箍咒。美国一方面按住国民党,不让它独立行事,来解决其内政问题;另一方面却鼓励共产党与国民政府对抗,认定延安乃国中之国。美国还通过调停谈判和外交认可,把国共两党的司属关系变为对等关系。

从某种意义上讲,1943年底蒋介石与美英两国领导人共同发表《开罗宣言》,虽是中华民族否极泰来的标志;但也是中华民国的悲剧的开始(在随即召开的没有中国参加的德黑兰会议上,美苏英三首脑开始牺牲中国)。这就是说,自那以后,国民党政府便沦为美国的颠覆政策的牺牲者,而垂死挣扎,直到最后垮台。

从另一方面我们也能看到此问题的症结之所在:在列强或霸权国家的军事侵略与外交重压之下,国民党因为它的相对保守性,而无法把全社会转变成铁板一块的战斗团体,所以它不久就被历史所淘汰;而继续领导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时代使命,则理应由一个更有效、更强有力的政党来承担!

抗战后期,美国驻华各种机构对于国民党政府来说,无疑是颠覆性的,它拥有一个庞大的情报组织,并与英国、苏联的间谍网及蒋介石的政敌,互相配合。根据前不久解密的资料,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都于1943年分别下令暗杀蒋介石,以及两国军事当局在1944年策划过推翻蒋的政变。

进一步分析美国对国民党“干涉内政”的两手:一是美援要挟,一是扶植政敌。

(甲)、美援要挟。久困力战而财经崩溃的国民党政府实在是离不开美国援助(租借法案)。而美国却以此相要挟,要中国政府向其政敌“开放政权”或者同意由华盛顿来重新安排中国军政。说起“美援”,那实为一种勒索性的援助。起先,它以保证中国战区不垮为下限,而以不壮大其政权为上限。但当美军在太平洋反攻得手之时,此下限便弃而不顾;那就是:在日军于中国战场发动规模空前的“一号作战”的前夕,美国再次以中断援助相要挟,强迫中国政府抽调劲旅第二次远征缅甸(除了以打通美援之路相欺骗,实无战略意义)。结果缅战成功,而中国本部则惨败(虽很悲壮)。在中国前线指挥“飞虎队”的陈纳德将军,屡次批评美国的中国政策,他认为:蒋介石“是当今世界二、三名最伟大军事和政治领袖之一。”而蒋的苦处,并非来自敌人,而是来自盟友。陈纳德进一步说:战日本不难,与中国人相处尤易;但整个战争中成天成夜为之烦恼的,却是来自华盛顿。美国强迫国军远征缅甸,其意图,不在军事,而在政治;不在抗日,而在倒蒋。乘其窘境,强迫交权,这仅是其一;更险恶之点是:要国军向南运动,使国府局促于边陲,孤悬一隅,而让它的政敌填补真空,广占国土(抗日根据地)——战区重心南移,以便于中国共产党控制华北,而让苏联红军进入满洲。

陈纳德将军控诉史迪威破坏桂林防御:当桂林危机时,他和中国军部反复要求军火援助;而控制“租借法案”的史迪威则不但不给,反将原已供给战场的武器调用他处。陈纳德揭发史氏拒援的动机:一是证明他的关于桂林美国空军基地会被摧毁的预判,一是为了迫使处于战争困境之中的蒋介石交出指挥权。

美国的确为国军装备和训练了好几十个师,主要被用于缅甸战役、华南反攻和北运受降;然而,抗战结束不久,这些“美械师”就因美国的军火禁运,而陷于困境(后文详述)。让我们来看一下“美援”的另一个阴暗面,即台湾学者邵宗海写道:

正如尤塔莉在她所著的《中国故事》一书中说:“国会及美国民众都没有被允许去确实了解美国对华援助的实情。”……第一个例子发生在欧洲胜利后。魏德迈将军……建议美国政府供给德国轻型武器及军火给中国,因为……型号相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迅速通过运送提议。当第一批二万支步枪由德国港口运往中国途中时间,却被一封印有白宫信笺并由居里所签署的禁令所制止。……另一项事实,……日本投降后,从印度运往中国的租借武器被中止,且大部分装备及武器也被销毁或投入海中。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已遭破坏、或破损的武器,都被算入抗日战争胜利前美国援华租借物资之内。

(乙)、扶植政敌。费正清说:“延安在远方闪耀着光芒。” (当时延安正搞“抢救运动”,这按西方标准,应是人权灾难)。1944年10月,美国派Dixie观察团赴延安,其颠覆意图甚明。该使团产生一整套改变中国现状的军政计划,那就是:在日军大举南下之际,美援转向中国共产党,而让国民党军队被困灭于南疆;再乘北方空虚;由共产党军队配合美军登陆(“亚洲的诺曼底”),与满洲苏军相呼应,并大举南进而使国府无立锥之地。但Dixie计划(包括提议邀请毛泽东访美)被实施之前,其电文被赫尔利大使所接获;他怒请华盛顿召回“颠覆者”(美国在华外交官),勿乱中国战区!(长期以来,赫尔利因为“亲蒋”而为众史家所贬责。费正清其遗着《中国新史》书中大骂赫尔利,说他在其担任美国驻华大使期间竟与使馆全体人员作对。可见赫尔利是何等孤立)。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的两名高级官员艾奇逊(George Atcheson)和文生特(John Vincent)提议“运用美国的影响力来促使中国统一,但不一定统一在蒋介石领导之下”。但是,罗斯福总统慎于国会,颇感棘手,便按照赫尔利的要求去做了。不过,总统当时说了一句气话,而道破天机——“随他去吧!战争尚在进行;待我和斯大林事后再更正!”罗斯福早有良策:直接颠覆不智,待机而动;借刀杀人为上,外交先行。所以,他一方面假装亲近蒋介石,圆其“大国梦”,要他配合盟军,牺牲殆尽;一方面再来诱惑斯大林,愿其“黄俄化”,让它反日制华,钳制东亚(此时斯大林因其与日本有约在先,正愁出师无名)。

六、国际密谋:三强暗害第四强

【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首倡反对秘密外交,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却以《雅尔塔密约》分割世界,并把沙俄帝国主义的特权强加于中国。 1945年《雅尔塔密约》比1919的年巴黎和会祸华尤巨:分蒙古,侵满洲,三强胁迫中国,要再演八国联军。五四精神何在?却已酿成民族内战!】

(一)美国策划《雅尔塔密约》

再看国际方面,美国是如何促成反中国民族主义(国民党)的“神圣同盟”的呢?从局部的历史表象来看,此次中国的改朝换代、江山易帜,取决于国共之党争、军事之成败;但从世界大势来透视,它是美苏英三强重新划分世界的产物(战胜国凭实力分赃,中国抗战力尽,遂被宰割。它们更容不下非西方的民族主义);甚至可以说,发生在中国的这场轰轰烈烈的历史剧,大抵是被霸权国家导演的,即美苏英三强于1945年初签署的《雅尔塔密约》,这个出于罗斯福总统“一片苦心”的历史文件(而更多的是他与斯大林的口头协议,至今未公布),主要是针对中国并牺牲国民党政权的。──此乃孙中山生前所告诫的那样:列强会用外交手段灭亡中华民国!孙中山说:

(列强)用政治力亡人国家,本有两种手段:一是兵力,二是外交。兵力是用枪炮,他们用枪炮来,我们还知道要抵抗。如果用外交,只要一张纸和一支笔。用一张纸和一支笔亡了中国,我们便不知道抵抗。……只要各国外交官,坐在一处,各人签一个字,便可以亡中国。……一朝可以亡人国家,从前不是没有先例的……。如果几个强国一朝妥协之后,中国也要灭亡。故就政治力亡人国家的情形讲,中国现在所处的地位是很危险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即1942年二月,蒋介石访问印度期间,圣雄甘地说,同盟国和轴心国乃一丘之貉,都是帝国主义。他警告蒋介石道:

……我对中国在抗战中做出的牺牲,怀着很深的同情。但是,阁下,贵国既然是英、美的同盟国,那么请问,为什么这次战争最重要的决策机构——盟国参谋总长联席会议,至今没有中国代表参加呢?可见英、美的“民主”、“同盟”是假面具。为了维护白人的利益,他们是绝不会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东方民族的。战时对你们尚且如此,战后和会上我们将处在什么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恕我直率提出,阁下岂忘了当年的“凡尔赛和会”了吗?

甘地准确地预见,作为战时盟邦的中国,将会沦为战后“和平会议”上的牺牲者,而重蹈“凡尔赛和会”之覆辙。同为民族主义者的蒋介石对此心知肚明,但也毫无办法——还是“弱国无外交”!

(二)《雅尔塔密约》的内容

《雅尔塔密约》的书面内容主要是:

A.苏军进入中国东北,对日作战,而苏联必须获得如下补偿:

B.重申外蒙古脱离中国,即所谓“保持现状”(蒙古人民共和国);

C.苏联恢复1904年日俄战争前之沙皇帝国在满洲之特权(a.大连商港国际化,苏联优先权,b.旅顺军港租给苏联,c.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由苏联与中国共同经营);

D.库页岛南部及邻近岛屿和千岛羣岛割让给苏联。

E.在《雅尔塔密约》公布之时,强迫中国接受之;必要时,三强采取一致行动(为此,他们假装在文件中认可蒋介石政权。如后者就范,三强对华之所为,乃名正言顺;它们成了“解放者”,而非同以往的帝国主义列强)。

除此之外,还须说明:该条约默认了两点:苏联红军可以:A.把中国东北的工业体系当作它的“战利品”拆运回国;B.用日本的和它自己的军火来装备中国共产党(包括美式武器,因为苏军的这次入侵是由美国花钱和装备的)。

被视为民主偶像的罗斯福竟然不顾美国首倡的“反秘密外交”(为美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理由的“十四点”之一),不顾其本人欺世盗名的四大杰作──《大西洋宪章》、《开罗宣言》、联合国和“四强”(即保障世界和平的“四个警察”),乃至使臭名昭著的沙皇帝国主义之行径,死灰复燃!(另外,1945年,斯大林向国民党谈判代表说出外蒙不能归还中国的诸多理由,其中之一是罗斯副总统已经签字)。

然而,订约者的背后意图,则是不可告人的,即:让苏中两国的共产主义会师,以改变中国的政治现状。所以,赫尔利说:《雅尔塔密约》“是共产主义征服中国的蓝皮书。”

七、《雅尔塔密约》对国民党的冲击

“军队到哪里,制度就建到哪里。”——这是斯大林与罗斯福的共识!然而,在中国问题上最能考验美苏关系:苏联尽量不公开支持中国共产党,而美国则不真正支持国民党,反而暗助中国共产党,以配合《雅尔塔密约》的实施——以牺牲中华民国来使双方在欧洲问题上达成妥协,以免爆发新的世界大战(而非冷战)。

蒋介石收复东北心切,尤不愿“八国联军”的悲剧重演,中华何幸数生?所以只能接受美苏英三国强加于中国的既成事实,而忍痛签下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1945年8月),遂以“出卖外蒙”开罪国人(李敖语)。但若非如此,又能怎样?发动万民,举国抗争?当时中国人的民族意识,远非五四时代之可比,尽管《雅尔塔密约》之祸华数倍于《凡尔赛和约》。五四精神(民主与科学)的经年光大,使中华的民族认同淹没泰半!此时若是硬抗“民主西方”,怎能众志成城,岂非孤家寡人?到底是“救亡压倒启蒙”,还是相反?请省思!

日本投降的几天前,由美国装备的150万苏军涌入满洲,抢夺中国对日抗战的胜利成果。当冷战在欧洲开始,双方已剑拔弩张之时,美苏在东亚则信守前约,配合默契;当苏联以多国先进武器装备中国共产党之时,美国则停止对国民党的军需供应,使其劲旅濒于瘫痪。当时世界上,对于饱尝战祸的国家来说,美援决定着它们的政治前途:无之,现存民主国家则会转向共产主义(西欧有此可能性);有之,共产党政权亦能变成民主政治(例如希腊,先是英国援助)。然而在这方面,国民党中国是大不幸的:它从来得不到有效之美援,在其最渴望的时候,一切外援被切断。其间,赫尔利大使因不满他的上司(美国国务院)的颠覆政策,而忿然辞职;马歇尔仓促来华,他的使命,与其说是调停国共内战,不如说是兑现《雅尔塔密约》。现进一步说明此两人的所作所为:

八、赫尔利与马歇尔

(甲)、赫尔利“挽救行动”。赫尔利大使是个极有争议的人物。但在此历史关头,他干了几件虽是劳而无功、但被国民党认为是“很仗义”的事(这被费正清等人指责为“不识时务的蠢举”),那就是:赫尔利及时从重庆赶到了华盛顿,面执已病入膏肓的罗斯福总统,硬是要看《雅尔塔密约》的原文。在得知这个“令人震惊的密谋”之后不久,赫尔利前往伦敦和莫斯科两地,分别游说丘吉尔和斯大林:要英国做个“民主表率”,把香港归还给中国;要苏联遵循“文明规范”,不要侵占满洲和其它中国领土(包括蒙古)。结果他被两位元首斥责和辱骂。最后,赫尔利又回到了重庆,但他仍然不“安分”于他的大使工作;他竟然不愿为美苏英三国的“保守秘密”,而提前把《雅尔塔密约》透露给了蒋介石。

(乙)、赫尔利大使的辞职抗议:他指责道:第一、美国国务院外交官的亲共行为,并支持其它列强重新宰制亚洲;第二、杜鲁门总统的新政策“是支持英、法、荷三国殖民主义及苏俄帝国主义,而不支持为自由而战、艰苦抗日的亚洲国家”。关于抗议国务院,赫尔利对美国国家新闻俱乐部陈述道:

我们国务院某些职业外交官,支持武装中国共产党,使得传统的美国对华政策变质。另外一些外交官支持帝国主义的集团。这两种职业外交官,那时都遵循分裂中国的政策。

解释两点:第一、赫尔利所说美国外交官支持的“帝国主义”,是指英、法、荷及俄罗斯,它们重返亚洲(含中国),再殖民、割疆宇、争利权。第二、赫尔利所说他们遵循的对华政策是“分裂中国”,既是指领土分裂,即英国占香港、图西藏和苏俄分蒙古、侵满洲;又是指政治分裂,亦即美国压制中国政府而袒护中国共产党,拒绝援助前者而放手让苏联装备后者。关于抗议杜鲁门总统,赫尔利这样批评道:

杜鲁门欲在历史上,伪称他也是一位反对帝国主义在亚洲殖民的勇士,……但他却……指示我重新建立苏联在中国的霸权。赞同苏联共产帝国在中国拥有的特权,伤害中国的自由与独立……。

可见,从国务院到白宫,从罗斯福到杜鲁门,都是在实践《雅尔塔密约》的阴谋诡计,即牺牲中国而把苏俄引向东方,以换取斯大林不支持希腊和西欧的共产党。当然,还有一个如前所述的借刀杀人的阴谋,那就是,让苏中诸国的共产主义会师,来扼杀中国民族主义。

(丙)、马歇尔来华调停。“马歇尔调停”是“马歇尔计划”的前提条件,即以牺牲国民党中国来复兴西欧资本主义。若不牺牲东亚,则美苏英三强不能妥协,也就不能劝阻斯大林支持战后初期勃兴的西欧共产主义;不把共产主义推向东方,西方就不得安宁,美国的新霸权也就不能巩固;这就是美方的《雅尔塔密约》的旨趣,因而也就是马歇尔所要实践的目标。正因为这个缘故,马歇尔来华做了三个方面工作:第一、作为《雅尔塔密约》的参与者,马歇尔来华调停最能取信于苏联,即美国在中国不会危害苏联或共产主义,即不会支持国民党,从而确保共产主义东移畅通无阻。第二、美国对于苏联洗劫满洲和武装中国共产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却是不失时机地对国民党实行武器禁运,而马歇尔则是此一举措的执行者和监督者。第三、美国利用其在中国的影响力和国民党对它的依赖性,处处打压国民党,使之丧失进攻时机,总是处于军事被动,而马歇尔正是这件事的操作者(例如在决定命运的首战东北之际,马歇尔蛮横干预,从而拯救了濒于覆灭的林彪,使之在获得苏联援助之后卷土重来)。

1945年底,马歇尔来华前夕,杜鲁门总统下达了“与蒋介石免谈军事援助”的备忘录。1946年7月美国政府正式实施禁运令,虽然1947年5月解禁,但到1948年11月之前仍无售华武器,而其后运到的几乎全是残次品。例如运到天津的价值200万美元的军火根本不能用(据孙元良回忆,这是傅作义投降的原因之一)。一名前美军上校姆提(L. B. Moody)事后批评美国政府对国民党的虚假援助,他说:

来自太平洋岛屿,数量几十亿的发霉香烟、空气枪、廉价炸弹以及一些报废的汽车。美国国务院……竟将这些废物与供给中国的那些有限数量的武器装备合并起来计算,声称已援助中国数十亿美元……。

九、内战分析和美国影响

关于国共内战本身,非本文主旨,此处仅涉猎其战略形势:苏联控制中国的地缘政治,从朝、满、蒙、疆作环形倾压(而且已分蒙古,控满洲,乱新疆),扼住战略要冲,再装备百万共产党。另一方面,美国对国民党实行武器禁运、财政钳制和舆论诋毁,从军事、经济、外交各方面困绑国民党;却还假装中立,偏袒调停,里应外合,配合苏联。它们是要把民族复振、文化独特和科技立国的中华民国“扼杀在摇篮中”!国民党已是抗战力尽、强弩之末,她渴望有机会、有能力百废待兴、四强济世,而根本无法应对无端剧变!解放战争与其说是“内战”,不如说是国际战争;与其说是国际战争,不如说是霸权国家操纵的战争(霸主宰世,绝大多数的战争与革命皆如此。同时发生的希腊“非共产化”(叛乱)也是它们策划的,而且也是以牺牲中国为条件的,斯大林因而让步)。这就是说,那时“天时、地利、人和”皆不在国民党一边:A.天时:“东方不亮西方亮”,三强不容中国民族主义,加上战祸天灾;B.地利:“农村包围城市”,加上苏联环压四疆,而国军北上西进皆逆地势,唯有美国于东海“网开一面”;C.人和:文人西化和战争创伤,万民已是洪水猛兽,汇成革命洪流。再定量分析解放战争:国际因素和内战本身各占一半;后者又是七分政治(抗战国破、民主革命、统一战线),三分军事;在军事中,情报一分(间谍渗透,国军输定),士气一分(奋起抗战,疲陷革命),战斗一分(兵力军火,国军劣势)。可见,国民党乃“纸老虎”,除了兵疲力钝,其他在战场之后、军事之外和“无形之中”,更是如此。

以下就来具体谈一谈美国在中国内战中的所作所为,分为五点:

第一、延安通讯。1944年下半年,史迪威将军和美国情报机构(OSS)开始帮助延安建立全国性的共产党力量的通信网络。从而大量的通讯器材被空运到延 安,再被分配到各地共产党部队中。据记载,到1945年4月25日为止,已完成输送的轻型发报机及部件是14,000磅,其余的50,000磅在以后的两三个月内陆续运到。仅就军事行动而言,情报和通讯为中国共产党打败国民党,几乎起到了一半的作用。(所以论者每每称谍报乃至关重要。但从事变之总体而言,这仅是众因缘之一环)。

第二、空运毛将。从罗斯福逝世到日本投降的几个月里,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混沌期”,在中国的两派美国人各行其是。魏德迈将军组织“最大空运”,输送国民党军队进驻各大城市,受降与接管;而差不多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的几乎全部战将则也都乘坐美国飞机离开延安,他们比国民党提前到达各战略要冲(若非美机专运,共产党将领必晚到两个月。另,苏联阻挡国民党进东北,使之陷于战略被动)。美国帮助共产党运送将领的作用,完全抵销了其帮助国民党运送几十万军队(因为共产党的武装力量早已完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阵势)。北京大学牛大勇教授说:这是“影响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一次战略空运”。(《历史研究》(北京),1995年第4期89)应当指出,延安的如此空运并非一两次,而是许多次;例如贺龙元帅回忆说:“现在我们能坐美国飞机到处跑,延安的书报由美国的飞机往各地运送。”

第三、阻止追击。1946年4-5月间,白崇禧指挥的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四平打败林彪部队,并乘胜追击,当孙立人部已接近哈尔滨,眼看就要全歼林彪部队、拿下整个东北之时,马歇尔却蛮横干扰,迫使蒋介石下了停战令,并把白崇禧调离战场。林彪部队得到喘息,很快获得新装备而重整旗鼓,但国军则士气丧失,一蹶不振。这是蒋介石一生最后悔的事之一。白崇禧之子、文学家白先勇着《父亲的憾恨》一文(载于台湾《当代》杂志)说:在马歇尔压力下,下停战令而非追击令,实为蒋氏后半生所有错误中的最大错误,“四平一战乃国共成败之枢纽。”

第四、武器禁运。从一开始,美国政府就三令五申不准国民党把美国武器用于打内战。据孙元良将军回忆说,八个美式装备的机械师空运北上后,只能得到仅供训练的弹药,不得已尽量采取守势。美国很快就实行了全面禁运,各部队奇缺军火。虽然在1948年一度解禁,但交货的时间与品种皆不兑现,这批姗姗来迟的军火,其中能用的很少。“华北剿总”傅作义开箱时,发现数量不及批准的十分之一,而且多数器材残缺不全,有炮无架,有枪无膛,形同废铁,这是傅作义投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五、宣布死亡。1949年春夏之交,对于国民党来说则是垂危之际。然而此时它在东南、西南数省尚有重兵,准备重整旗鼓,负隅顽抗,以期东山再起。但就在如此关头,美国发表了宣判国民党政权最后死亡的《白皮书》,这被国民党人指为“背信弃义、落井下石”的杰作,对于其军心士气的至重打击,是可想而知的。那以后的国民党军队,很少用力抵抗,多是不战而降!颠簸迁徙中的国民党政府评论《白皮书》,音声颤抖而语无伦次:“若美国以白皮书为中美友好结局的一个档,则在我们节节失败的过程中,予我们精神上以极大的打击,这白皮书对我们中国等于落井下石。我认为美国不应该以落井下石的意义,结束中美关系。”

十、霸权心虚:想起天朝就恐华

【费正清一代的美国汉学家的“恐华症”(因而反对国民党民族主义),有两点理由:第一、中国与其说是个国家,不如说是个文明;她以文化来“吞吐天下”,胜不自暴,败不自弃,而形成一个越趋放大的阴阳运动,直到其终极目标——“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第二、传统中国的“王道”所具有的扩张性,“并不亚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性”;而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之雄心壮志,则远大于西方国家的霸权目标!】

当然,美国人不会从全人类的高度,来看重中国文化的救世作用;而只是站在其霸权的立场上,来抵制儒家思想的深远影响。对这后一点,美国人在很久以前就已深思熟虑了。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与国民党结盟对日作战的过程中,在华做情报工作的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就把它研究得清清楚楚了。国民党被译作“民族主义”(Nationalism),此本凶多吉少;因为这犯了西方的大忌──这不仅意味着被压迫民族的反抗运动,还会使人联想到中国将变成“另一个、更大的亚洲帝国主义”。英国哲学家罗素本着后一点,而憎恨蒋介石政权;他1930年代说:世界列强中将增添重要一员(中华民国)──它们在利益方面,拚命竞争;但在毁灭世界文明的方面,却步调一致。所以罗素呼吁西方国家接受日本的教训。相比之下,费正清并不在意罗素所论“帝国主义列强的祸害”,而只认同他所指出的中国民族主义的潜在危险;但费正清另有高见:中国何止是会成为列强之一员,简直就是西方文明的致命的挑战者!他提醒欧美领导人:继承古华夏的“文化民族主义”与起源于欧洲的“政治民族主义”,绝不可同日而语:后者只不过要国家强盛,充其量是海洋争霸;而前者则不仅要民族独立,而且更要“平治天下”。他还警告美国朝野:“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具有一种不可战胜的优越性,它从未被异族征服者所压倒。这个历史的光荣正在被国民党所召唤,旨在激发今华夏之雄心。因而针对当时中国的教育部长陈立夫倡言“复兴孔学是实现世界和平的最好途径”,费氏于1943年11月向美驻华大使提出一份报告,其中说道:“为了美华文化的关系,我们(美国)必须反对,原因是孔学含有侵略性质。”实际上,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文明冲突,早在大半个世纪以前,就已拉开序幕──按照费正清本人的说法,即:当时的中国,是“美国价值观与其它价值观的战场”。

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全人类的存亡绝续之秋,这个才遭受第二次世界大战重创的国度,又不得不包容西方文化的暴力之最——阶级斗争;让两大战争机器暂能妥协,仅是冷战,而非全面毁灭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于是,地球得以喘息,人类苟活良久!但西方并未痛改前非,反而变本加厉——破天荒地掀起“消费革命”,即以“高消耗”生物圈来维持繁荣(战后至今)。先前,当资本主义的“广度市场”达到地理极限的时候,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而今当“深度市场”达到生态极限之际,又怎样呢?——美国加紧从事战争冒险,志在消灭这个自古以来的世界忧患的涵融者!

国共内战(解放战争)虽神勇于国内文宣,但不屑于美苏两霸,它俩视之为“代理战争”,而且是三强先已陷溺蒋介石,再让毛泽东来“痛打落水狗”的。此乃战史之“不公平”(不对称)之最,不亚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揭幕的德苏两国对波兰战争,和闭幕的苏联对日宣战(后者已请苏调停、向美中英接洽投降)。这都是纯军事意义上的最不公平的战争,胜利者是不光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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