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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密国共内战:新战国策

诸玄识

 

战略分析:蒋介石于兵法“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抗战损于后两者,益于前两者;内战相反,故反胜为败。这就是说,蒋介石在抗战中,丧师失地补救于结盟拒敌(“伐交”即结盟,抗战之“伐谋”即地缘战略:变更“南北抵抗”为“东西陷敌”);然而,成也“伐交”,败也“伐交”,后者指内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剑拔弩张,风起云涌。“如果不是日本侵华战争,南京政府的富国强兵和现代化就会成功。”——就连仇视国民党的美国学者费正清也这样说(《中国新史》)。那意味着什么呢?“中国崛起”或许会提前半个多世纪,中华民族因而也免于内战与浩劫!1930年代,在世界决斗场上尚属配角的中国,若要避免过早投入和首战重创,不是没有可能的。她似乎还可继续“励精图治、黄金十年”,继续“整军经武、结盟求援”(德式新军),而施“缓兵之计”,推迟“共赴国难”。可惜“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倭寇虽抱亡我之心(尽管《田中奏折》有争议),但它首先必须克服两个拦路虎——苏联和美国(日美战争早就酝酿,日苏战争正在规划);所以“支那战争”并非“当务之急”。此须说明,在帝国主义时代,中国之柔弱是其自身的不幸,但她之广土众民却成了列强互相坑害的“陷阱”——侵略者一旦陷进去,就是“众矢之的”,甚至沦为其它强国的猎物;故《孙子兵法》曰:

其用战……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列强乘虚而入——引者),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

所以列强一般不敢违背“门户开放”和“九国公约”,凡有战略眼光的人都会慎重其事。日本上层莫衷一是,难有定论,眼看着中国(北伐)统一后一天天强大起来,从而“大陆政策”将成泡影,怎么办呢?打仗吧,又顾忌国际。兵书云:“攻人之法,先绝其援,使无外救。”中国这么大,非如朝鲜之被饿虎吞羊,怎能使之孤立无援?最好是震慑就范,只要能保障“日本在华特殊利益”就行(对华“三原则”:“中日亲善、共同反共、经济合作”)。日本威胁利诱,机关算尽;但蒋介石不予理睬,不和不战,拖延时间,只等列强(并以“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晓谕倭人)。日本人不是不懂得“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个道理,但他们没有如此能耐与气度。无奈,关东军骄横跋扈,“下克上”,先斩后奏,而使《帝国国防计划》(1936年6月。对苏战争)“节外生枝”。即使如此,日本侵占满洲和华北也是对苏之备战步骤(斯大林就是这样认为的)。

中华民国本可以按既定方针,而“以空间换时间”,等待列强开战,让其厮杀互戕,再以“生力军”收复失地。《孙子兵法》云:“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日本乃战争策源地,准备打世界大战;列强即将拼命,中国何故先殉?她战力稚嫩,有待加强(兵书云:“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备”);而且日本与苏俄皆为虎狼之邻,后者笑里藏刀,觊觎中土,深入疆蒙。苏俄之祸华,远甚于倭:沙皇已割版图,斯大林挖攫更大(蒙古),且正吞新疆,拟并满洲;不仅如此,他屡媚日本,共分中国,皆被拒绝,因为德日誓盟反苏。若无国府抗衡与权宜应对,或者它被苏俄诱导,早早赴死于日本之战源,则无论日苏是战是和,那真是四分五裂、亡国灭种呀!所以,中国何故急于以卵击石、螳螂当车,而非伺机避实就虚、混水摸鱼?蒋介石无暇训政,未能驾民,反被其驱,而匍匐救丧。“民强官弱亦已久”。《商君書‧戰法第十》曰:“凡战法必本於政胜,则其民不争;不争则无以私意,以上为意。故王者之政,使民怯於邑斗,而勇於寇战。”从这个意思上说,蒋介石乃“独裁不力”,故无以举弱国而抗强寇。老子《道德经》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正言若反。”蒋介石正是这样社稷之主,忍辱负重,承受着国家之凶垢,却难见谅于当时。无论如何,他危难受命,弘济时艰,支撑华夏于不坠!

《孙子兵法》又云:“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投卵者,虚实是也。”(避其锐气,出奇兵,虽弱能强)。中国抗战的时机选择颇不利(仅民情士气高涨,国际结盟为时尚早,却受骗于苏联,其它如军备等远不成熟)。按理,若是国力太弱,只好“以夷制夷、以柔克刚”;强寇压境,暂避其锋;莫问蚕食鲸吞,只看北上南进;协同投入,灭敌复疆。此有先例:苏俄曾与德国签《不列斯特条约》(1918年),搁置失地,稍后德国战败,则完璧归赵(何况当时满蒙疆藏台等均被列强所侵,非待其火拼致残而不能收复)。

老子论战争:“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祸莫大于轻敌……。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哀兵必胜,先退后进!抗战谋略大抵如此,前期却走弯路(指倾师会战)。明代刘基著《百战奇略》曰:“凡战,若彼为主、我为客,唯务深入;深入,则为主者不能胜也。”不过,蒋介石施绝招而“嬴战略”,出奇兵而“占主动”。《孙子兵法》云:“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又云:“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调动)。那就是,国民党以战上海、炸黄河,前牵后迫,令日军绕开古代征服者所通行的、一马平川而无险可守的“纵向轴线”(北→南),而改从东西横向作逆水仰攻,从而中国能够陷敌纵深,持久消耗之。古诗云:“共说生前国步艰,山川龙战血漫漫”。

至于为救亡而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国民党亦负罪而亡朝。军事家蒋百里感慨道:“一个积贫积弱的民族,国力不如人!军力不如人!出此下策,也是无可奈何啊!”在此之前,蒋百里已提示改“南北纵轴”为“东西横向”的必要性,他说:

中国军队的素质和武器都不如日本,这是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因此,我们要力图避免在无险可依的北方平原上与敌决战,想方设法迫使日军主力改变进攻路线,将日军主力进攻路线由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的南北路线,吸引到沿长江而上的东西路线,从而充分利用沿江的山地与湖沼,消解日军兵器训练方面的优势。日本兵力虽强,但它有致命的弱势:日本人口少,兵员不足;国土小,资源奇缺;国力弱,不利于长期作战。而中国人口众多,兵员充足;领土广大,资源丰富。基于此,日本对中国的战争,只能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我们则应反其道而行之,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要以空间换时间,通过时间的消耗,拖垮日本。具体做法为将日军拖入中国地理第二棱线,即湖南、四川的交界处,和日军进行相持决战……。

当时多责蒋之炸黄河,义正而智浅。若非如此,日军追歼我抵抗中枢,此灭顶之灾乃万劫不复,遑论“战胜国”、废约复土、常任理事国!——数年之内,日苏谋划吞割,再是欧美替日而与苏俄瓜分;“红色中国”仅似蒙古而更小,其他则被“以华制华灭土著”,而且大陆周边诸如日韩台港等全遭此劫!吾辈鲜知白人帝国主义的本质乃因中华屹立而收敛。

如此国殇般的“抛玉引砖、诱敌深入”,倒也“死里求生、先否后喜(语出《易经》)”!蒋介石的这步“险棋”算是走活了,以致各国军事专家都认为只能抵挡3-6个月的中国军力,却坚持到最后胜利(一个弱国能首当其冲于战争策源地,竟岿然屹立八年之久,孰能做到;其间亡国的法国人感慨尤深,戴高乐曾为蒋介石打抱不平)!有人贬低国民党抗战,天理良心何在!魏德迈将军目睹中国抗战之艰苦卓绝,感慨道:

我开始领会到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中所表现惊人的坚忍与耐力,绝非如史迪威及他那些记者朋友所描述的不愿作战。法国在德国发动攻击之后六个星期即告屈膝,而在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七年后,中国在一九四四年仍在苦撑。当我对局势了解更多,我认知到中国悲剧的一部分,是我们美国人对中国在一九四一年之前为遏阻日本而作的自我牺牲,大部分时间皆表现漠不关心。(《魏德邁報告》Wedemeyer Reports)

另一方面,抗日战争也首次证明了清朝所打造的“地缘政治”能使中华民族立于不败之地(比较:往昔之“地缘政治”基于中原,无险可守,板荡逐鹿,四面受敌,王朝倾覆)。

再看日本方面。《孙子兵法》曰:“故善用兵者,……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又曰:“杀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虽然华军折殇过半(总体战的机制方兴未艾),但侵华日寇损失三分之一;而东京大本营则在总战略上兵分三路(苏联、欧美和中国),大战未开,先陷三分之一。以少胜多不成,则反复增兵,越投越多,此乃兵家大忌,日本侵华之战略拙劣也!不久,与苏联试战失利,损兵折将,遂改守势;主攻ABCD四国(America, Britain, China, Dutch)。这叫什么战略!日本昭和天皇后来悔悟: “如果学习、应用世界最高水平的《孙子兵法》,就不会发动必将失败的战争。”

“弱国无外交”——中华民国,在内被民情思潮所困绑,而不能灵活邦交;对外缺乏鼎力捭阖,唯做强权之棋子。尤其是,她是被苏联的“祸水东引”所害,战前中国的反日运动主要是被共产国际所操纵的,甚至《田中奏折》与七七事变也与之有关。原本,两个战争策源地按计划夹攻苏联(1936年11月德国和日本订立“the Anti-Comintern Pact”),但这“大祸临头”竟然被老谋深算的斯大林以“签约誓盟、纸上谈兵”,双双化解了!略述如下:

第一、面对日本磨刀霍霍、阵兵待战,斯大林施“调虎离山”之计,即:签订《苏中互不侵犯条约》(1937年8月。早就筹备,计划援华。蒋介石在上海“先发制人”与此有关),而促成日军南进,首先投入中国战场;苏联则大力援助国民党,拼死拖悍寇(他曾承诺3-6个月内“苏联参战”,激励蒋介石战上海、守南京,作大牺牲,而悖抗战初衷。苏联仅派顾问团与志愿队赴华,加上大宗援助;从苏俄而言,此乃“代理战争”)。

第二、面对德军其势汹汹、掩至而来,斯大林施“釜底抽薪”之计,即: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1939年8月23日),而转危为安;苏联对波兰趁火打劫,德国驰劲旅声东击西,从而开启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初期,苏德两国是准军事同盟。1940年11月达成瓜分世界的秘密协议)。苏联如此“化害为利、嫁祸于人”,可谓《孙子兵法》之“上兵伐谋、其次伐交”之杰作。其恶不可学,当择善而从。今天的中国,乃多面受敌、一马当先,或将孤军迎战、杀出重围?唐诗云:“强兵四合国将危,无谋谁解见玄机?”我们能够打破僵局,化敌为友吗?

再看历史:斯大林弄巧成拙,以致风云不测、因福得祸,那就是,苏俄乘着德国与英法火并,建立“东方战线”,假途伐虢,顺手牵羊,大肆侵略扩张;却招致希特勒“背信弃义、反戈一击”——巴巴洛萨计划之闪电战(1941年6月22日),死人数千万。这真是“多行不义,祸从天降”(苏俄吞噬东欧,饱尝苦果;谋取新疆,得而复失。注:军阀盛世才,加入苏共,俄化新疆,将并苏联,德军攻苏,盛世才乘机投诚蒋介石)!

那时的美国,本可以隔岸观火,与世无争(“门罗宣言” 、“孤立主义”);但它唯恐被世界大战“边缘化”,而无缘于霸权。所以,美国精心策划“以军事后发制人、以经济先声夺人” 走向战争;并且施苦肉计,瞒天过海,而“粉墨登场、反客为主”。美国与在地缘政治上“暂不为害”的苏联和中国结盟,夹攻“中间地带”(德国和日本),为其称霸扫清道路。但胜利在望之际,勉强与别的战胜国分配霸权,唯独排斥并暗算中国;即:美苏英三强进行秘密外交(德黑兰-雅尔塔密谋),坑害“第四强”——刚刚废辱约、收失地、取得民族独立、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中华民国,她正值创巨痛深、师老民困。罗斯福总统的“一片苦心”旨在以中国“共产化”,来换取斯大林不接应西欧左倾(战后初期共产主义高潮)。因而实际上是美国安排并且资助苏军入华的,名为对日作战,纵其输出革命,装备共产党,分赃东北亚。进言之,美国引诱俄罗斯重返东方(俄罗斯早先败于日俄战争,再止步于《日苏互不侵犯条约》),让国际共产主义会师于远东。苏联控制中国的地缘政治,从朝、满、蒙、疆作环形倾压(而且已分蒙古,控满洲,乱新疆),扼住战略要冲,再装备百万中国共产党。另一方面,美国对国民党实行武器禁运、财政钳制和舆论诋毁,从军事、经济、外交各方面困绑国民党;却还假装中立,偏袒调停,里应外合,配合苏联。它们是要把民族复振、文化独特和科技立国的中华民国“扼杀在摇篮中”!国民党已是抗战力尽、强弩之末,她渴望有机会、有能力百废待兴、四强济世,而根本无法应对无端剧变!解放战争与其说是“内战”,不如说是国际战争;与其说是国际战争,不如说是霸权国家操纵的战争(霸主宰世,绝大多数的战争与革命皆如此。同时发生的希腊“非共产化”的叛乱也是它们策划的,而且也是以牺牲中国为条件的,斯大林因而让步)。这就是说,那时“天时、地利、人和”皆不在国民党一边:A.天时:“东方不亮西方亮”,三强不容中国民族主义,加上战祸天灾;B.地利:“农村包围城市”,加上苏联环压四疆,而国民党军队北上西进皆逆地势,唯有美国于东海“网开一面”;C.人和:文人西化和战争创伤,万民已是洪水猛兽,汇成革命洪流。再定量分析解放战争:国际因素和内战本身各占一半;后者又是七分政治(抗战国破、民主革命、统一战线),三分军事;在军事中,情报一分(间谍渗透,国军输定),士气一分(奋起抗战,疲陷革命),战斗一分(兵力军火,国军劣势)。可见,国民党乃“纸老虎”,除了兵疲力钝,其它在战场之后、军事之外和“无形之中”,皆是如此。


附文:1947年林彪向苏联求援要了什么?

【本文节选自《战后初期中共现代军事装备何处来——答刘统关于解放战争中东北野战军武器来源的质疑》作者:杨奎松 原载于《深度解读中国现代史:读史求实》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事实上,四平一役打响前,中共东北军队已经编成34万人,装备充足,光步枪就近20万支,有轻重机枪近7000挺,各种炮700余门。而且,照2月下旬林彪等报告,当时所得武器数量因为较多,部分武器剩余,只能暂存于仓库中。

3月中旬苏军又从朝鲜“给枪三万(余)支”。《东北局转报周保中处消息致中央电》,1946年3月16日。毛泽东得讯后曾专门电令林彪等,要求将这些多余的枪支用于组建和装备地方武装。同时他还要求苏军多给武器,称应“请他们加拨枪炮若干(例如步枪十万,机关枪一万,大炮五百门,弹药称是),以便广泛武装东满、北满民众及我军”,实现我“占领长春,以长春为我们的首都”的政治目标。《中央关于苏军撤退前力争占领长春致东北局电》,1946年3月25日。而苏方对此一要求也表示了明确的认可。

高岗4月20日从哈尔滨电告东北局和中共中央:苏军已确定25日撤完,今送两辆装甲车及一部武器。“交涉送十万步枪、一万轻重机枪、一千门炮,他答应我们进哈市后即会得到东西。”《高岗关于与苏军交涉情况致东北局并中央电》,1946年4月20日。四平战役期间,光是苏军帮助秘密从朝鲜运来的军火,就有上百车皮因疏散不及,被国民党空军炸毁。由此亦可知林彪四平、本溪作战能够坚持近两月,其大量弹药供应所由何来。

已知四平战役结束后,退入北满的十几万林彪部队很快就得到苏军的援助,1947年9月发展到48万人,12月更猛增到73万人。《东北局致中共中央电》,1947年9月18日,转见刘统:《东北解放战争纪实》,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第496页。1948年以后更进一步发展到105万人,编成了12个纵队,14个独立师,3个骑兵师,一个炮兵纵队,一个铁道纵队,一个坦克团。何长工:《何长工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413—414页。部队人数猛增,1947年武器装备还不很充足,1948年不仅不缺,还十分完备,且质量和火力水平大为提升。

1947年至1948年初,东北野战军主要作战只有“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正如刘文所说,胜仗不多,缴获有限,但部队枪炮却相当充足,其火炮配备甚至明显超过了国民党守军的配备,就连卡车的拥有量都超过了国民党守军。如此大量的装备和强大火力配备,既不是靠战胜国民党军队缴获得来的,也不可能是靠中共东北的军工厂所能全部提供的除刘文介绍的情况外,有关1947—1948年间中共东北军工生产主要还是修复枪炮和制造弹药,不能大量制造火炮的情况,还可参见《黑龙江军事志》第七篇,及大连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大连建新公司兵工史料》,等。直到1949年春已建成的中共全国160家兵工厂月产山炮也只有两三门,野炮不过4门,步兵炮只有7门,小炮略多约500余门。参见程刚等:《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兵工生产概述》,《军事历史研究》1996年02期。,苏方帮助显然是很主要的一个来源。

1947年初,即四保临江作战开始前夕,仅中共东北铁道司令部所属临江运输司令部,就经由朝鲜运进来10万多支步枪和1000余万发子弹。战争打响后,又抢运了7万多吨军用物资进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2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597页。

1947年秋,经过东北局军工部部长何长工的交涉和争取,苏军还将存放在中苏边境满洲里的一大批日军重型装备,全部移交给了东北野战军,东北局组织运力用火车拉了几天才拉完。何长工:《何长工回忆录》,第427—428页。

从林彪1947年12月28日电报亦可知,苏军这年底还向东北野战军提供了30个步兵团和2个山炮营的武器装备。林彪在电报中向斯大林要求苏联从苏军所缴获的日本武器中,或从德国战利品中再帮助提供20万支步枪,1·5万挺轻机枪,7000挺重机枪,700门重迫击炮,1000门轻迫击炮,100门高射炮,200门山炮及其较多数量的弹药和20个师用的通信器材。转见万年:《解放军中解放军战略猛增的背后》,《海事大观》2006年第5期。斯大林随后从朝鲜输送了2000多车皮的军火给林彪。(论坛出处:西陆东方军事 作者:要搞清楚)

战后初期,美国开始建立其世界霸权,以《雅尔塔密约》为蓝本,其要旨有两:A.欧洲第一:“李代桃僵,丢卒保车”,即:以牺牲国民党政权来换取“西欧民主”,只打冷战,避免新的世界大战。B.亚洲第二:“以毒攻毒,借刀杀人”,即:巧用国际共产主义来剿灭中国民族主义,从而保证它在亚太免受挑战——特别是其御用学者(费正清等)所发现的“致命挑战”,即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是:日本式“富国强兵、海洋立国”+华夏型“内圣外王、王道治平”!美国以牺牲中国来安顿西欧、控制亚太,中国就像往古一样地承受天下忧患。反之,若非她在关键时刻,包容作为西方文化“暴力之最”的阶级斗争,从而靖平天下;那么,冷战变热战,世界毁于一旦。

美苏冷战(1945-90年)几次徘徊于毁灭的边缘。第三次世界大战之所以没有爆发,似乎因为“大国理智”,实乃由于“生存稳定”——世界市场和地球生态均未饱和(以“消费革命”深掘生物圈,尚有余地)。再者,两霸轮流扶植中国,而她则以“朝秦暮楚”来反哺“恐怖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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