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  DEMOCRACY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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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建设性反对派和反对派的建设

钱朝民

 



关于建设性反对派

目前,中国社会乱象频生乱机已发,当局已经没有任何精神凝聚力,完全靠利益链条维持。在这种情况下,它们中的某些人还玩民族主义把戏,故意在街头制造事端!却不知这是一把双刃剑,在其控制力十分强大的时候还可以起点作用,比如毛泽东统治下那样,可是,今日中国本来就遍地烽火,狼烟滚滚,此举也就把中国进一步推向了动乱的边缘。现在,专制高压已经是强弩之末难穿鲁缟,只要专制高压失灵,形势很快就会失控。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的前景,就空前的晦暗起来。人所共见,60余年来,中国处于“一元化领导下”,因此,恰如赵紫阳在晚年被囚禁中所说,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反对党,一旦执政党崩溃,其结果受害的必然是广大民众。因为一个现代国家是需要有良好的组织来领导国家机关的,如果这个社会只有执政集团这么一个社会政治组织,那么它一完蛋,整个社会就会陷入长时间的无序状况。相反,如果在它之外还有其他的社会政治组织,那么,在执政集团垮台后,另一个集团马上能够取代它的职能。这一点,作为长期从事国家管理工作的政治家,赵紫阳是深知其意义价值的。

应该说,对有着崇高社会责任感的当代中国民主人权活动家而言,深明这种历史需要,是极为重要的事情。因为,需要化解一元化统治这一点举国上下无所不知,各种瓦解一党专制的力量,包括体制内的正义力量和体制内的邪恶力量都在做这件事,所以,毫无疑问,一元化统治的崩溃只是时间问题。

但是,在那之后,也就是后集权时代,中国会迎来一个什么状态,却是很少有人考虑的。然而,恰恰是在一元化统治崩溃之后,如果中国不能顺利走向一种崭新的良好秩序,那么,很长一段时间的情况也许会更糟!也就是说,一党专制虽然被解体,迎来的却不是一个民主时代,而是一个群龙无首的动乱时代,一个无法无天的时代,一个有枪就是草头王、黑社会横行甚至军阀割据的时代!为了让中国不至于落入这种陷阱,在从一党专制向多元化民主政治过渡的时期,致力打造一个强大的建设性的反对派就成了当务之急。

什么是建设性反对派?

那就是具有高度的现代政治理性,能够按照建设现代国家、建设现代制度和建设现代政治所需要的反对态度来建构的反对派。因为,中国

传统的反对派总是抱着各种极端思维态度,这种态度的最好代表就是毛泽东的高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是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在各种极端思维看来,只要把现行统治结束了,中国的一切问题就解决了。所以,目前最重要的就是采用一切可能的办法结束现行统治。当然,这种观念并非毫无可取,拆除旧建筑才好建设新大厦。但是,社会工程和旧城改造不同,除非在旧城改造中首先完全拆除全中国的一切建筑,二者才有可比性。事实当然并非如此,任何旧城改造都不会是全国一起拆,然后一起建。只注重结束现行统治,而拿不出建设方案和建设力量,尤其是没有一个可以承担领导社会制度建设和国家管理能力的替代组织,其结果对中国必然是灾难性的,这种做法,就是要同时对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进行强行拆迁,而不考虑到13亿人面对严冬酷暑到哪里去住。

所以,历史已经把推出一个建设性反对派的任务提上了议事日程。

那么,建设性反对派和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反对派的区别在哪里?

首先,建设性的反对派的指导思想,不是把着眼点放在破坏旧制度上,而是把它放在建设新制度上,不是把着眼点放在解构统治集团上,而是把它放在建构反对派上,不是把着眼点放在反对当局的方针政策方法措施上,而是放在提出更正义更科学更合理的方针政策方法措施上。

当然,这么说绝不是不铲除旧制度,而是要根据建设新制度的现实需要和可能一步步的去做;这么说绝不是不努力解构统治集团,而是从建构反对派的历史需要和现实可能性来着手;这么说绝不是不反对当局的那些与人民的利益不符、与历史的需要不符、与世界文明主流不符的那些方针政策方法措施,而是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循序渐进同时坚定不移的稳步推进。

其次,由于以上的指导思想,建设性反对派在和当局的抗衡中,不采取全面否定、正面冲突、针锋相对、毫不妥协的态度,而采取理性分析、具体对待、寻求共识、适当合作的方针。

在整个中国百年宪政史上,激进情绪总是非常强烈,好象只有以与现行公权力完全对着干的方式,才能显得“大方向正确”,才是“彻底革命派”,在自己力量有限的情况下,要和对方正面摊牌,提出对方不可接受的要求,在明知道必败无疑的情况下,硬是要以小博大以卵击石,其结果,是要么彻底失败了,要么侥幸成功却取而代之,形成新的一元化统治,或者是调门虽高,却无济于事。

总结历史教训,我们就应该明白,现行体制已经不是只有“兵、刑、户、礼”等六部的时代(回头看戊戌变法一下子“六部尽撤”也是不可行的),现行制度就细节内容而言并不是一无可取,而是在不少方面已经符合或者基本符合当代需要,因此,具体情况具体对待是非常重要的。再者,当民主人权力量还非常弱小的时候,就不切实际的提出重大任务并立即实施,一味的好高骛远,使之不能和实际能力相吻合,不能实际在斗争中成长和发展。

尤其重要的是,常常否认有与当局形成某些共识,进行一些合作的必要,好象一谈这种共识与合作就是“汉奸”,就是“内线”,就是“叛卖”。当然,过去的60多年里,绝大多数情况下,没有和当局达成共识的可能,因为它们实行“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极端政策,并且把一切分庭抗礼的对立活动都视为“敌对分子”。但是,最近十几年来的情况已经有了不同。前面曾说,包括体制内的正义力量和体制内的邪恶力量,都在做种瓦解一党专政这件事,具体说来,体制内的正义力量是以向体制内输送现代性因素的方式,来瓦解一党专制,体制内的邪恶力量则是以腐败、恶化的方式来使这个体制走向恶贯满盈。这样,肯定体制内进步力量的作为和成果,对体制内邪恶力量的结果进行病灶清除,都需要我们甄别情况酌情处理。

从上可知,建设性反对派不奢望一天“灭此朝食”,而要着眼于长远,始之于足下,如一位著名律师所说“日拱一卒”,坚持不懈,积小胜为大胜,充分利用当前的历史条件,做那些能够做的事情,和当局达成某些妥协,寻求一些最基本的共识,以期能够找到公开合法的生长点,然后“咬定青山不放松”,在使自己成长起来的同时,一波波化解现行体制的攻势,以及消解现行体制本身。

第三,由于以上的指导思想,建设性反对派在实际运作中,更注重所作所为的社会效益,避免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由此表现出对国家和人民负责任的态度。

目前,中国正处于一元化体系全面瓦解风化的时代,其倒行逆施已经呈现“多行不义”的态势,故已经是“攻守之势异”,假以时日,必然是“一夫作难而七庙隳”,因此愿做“一夫”使“七庙隳”者众,只等时机一到墙倒众人推,惟恐天下不乱,不忧乱世致使黎民碳涂。然而仅知作乱而不知建设,果真就能加快中国的民主化步伐吗?

当然,社会是个复杂系统,什么人都有,什么事都会发生。对于以上现象,没有必要加以抨击,因为这些情况客观上是当局的暴虐所致,暴政的敌人往往也是暴民。国家大人口多,各地情况均有特色,一些地方官逼民反,一些地方领路先行,都是势有必致、理有必然。

但是,作为建设性反对派,务必要高举全民和解大旗,实行良性互动方针,以对国家、对人民负责任的态度,对各种瓦解一元化的力量和事件加以正面引导,努力使社会大转型的代价降到最低,使受害民众尽可能的减少。

当然,要做好这些工作,需要我们有大智大睿,需要我们有奉献精神,需要我们拿出非凡的历史主动性和历史创造性,如果我们能够做好这些工作,我们就不辱使命,能够为中国向宪政民主制的转型做出重大贡献。

时至今日,中国的反对派还没有能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更不要说建设性反对派。那么建设性反对派怎样才能迅速成长和发展起来呢?一言以蔽之,在建设性的反对活动中不失时机的做好自身的建设工作,努力建设、发展和完善自己。

目前,中国正处于一个多元化力量大发展的关键时期,由于市场高度成熟,利益高度分化,社会矛盾高度尖锐复杂,各种势力的政治代表都在迅速崛起,在其他文章中我曾对此做过很多分析,这也是人所共见的直接现实。

这里,我们不说各种政治势力的其他区别,单就其对社会震荡的影响程度而论,可以分为温和派,激烈派和暴力派。

温和派主张通过朝野对话,尽量跳过街头冲突阶段。这种主张的前提是当局有足够的明智,能够在适当的时候主动开启官民对话,从而为和平转型开辟道路。当然,为了中国转型少付代价,我们坚决主张如此行事。

激烈派主张直接走上街头,通过发起大规模的街头运动来推进转型。这种主张仍然在和平范畴之内,也是在第一种成主张无法实行的前提下,必然采纳的一种方式。

暴力派主张找机会发起武装斗争,也许最主要是把希望寄托在官军之内,不惜血流成河的代价。这种主张的人多数在暗处,或者在国外,他们的主张很难在中国大陆找到任何基本条件,但是,以中国目前的社会状态,发生这种情况的概率正在大大提高。所以,如果某一天突然有这种消息出现,我不会认为仅仅是愚人节的玩笑。



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经根据最近的三波民主运动,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东南亚民主化以来的历史,按照和平─暴烈程度不同,列出以下几种现存模式:

1、台湾模式

在没有全民起义的重大压力下,面对反对派的冲击,统治者主动开放党禁,和反对派合法并存,平等竞争,共享民主化成果,这么一来,社会不至于付出流血牺牲的重大代价,统治者因为华丽转身,也不会受到清算。

2、南非模式

南非虽然是种族问题故具有很大特殊性,但它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其有价值的范例。在全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黑人)的强大压力下,统治者被迫通过谈判答应普选,从而完成了向全民普选的和平转型。而获胜方(黑人)在曼德拉和图图大主教的“真相与和解”政策的指引下,也没有在获胜后进行清算。

以上两种模式,都是温和派所要争取的──通过官民良性互动最后获得和平转型,区别在于前者主要是依靠统治者的理性,后者主要是依靠白人领袖的最后退让和黑人领袖的大度胸怀。

3、东亚模式

韩国/印尼/菲律宾等国基本都是中产阶级崛起,全民大游行反对独裁,面对国际国内的巨大压力,统治者被迫下台,突尼斯/埃及也是如此,由于在关键时候(此前另说)没有流血,让位民主确立法治后,也只进行有限追究,没有发生过激的清算现象。

4、波兰、捷克模式

反对派在高压中成长,并且最终居主导地位,统治者在大势已去后和平交权,保住最后的体面,下台后也基本没有被清算。(东欧国家大抵如此)

以上两种模式,都是激烈派所倡导的,也是温和派在绝望之后必然皈依的。面对全民大觉醒统治者在最后关头保持了基本理性,在国家机器开始分裂,部分投入民主阵营的情况下,没有动用最后的权力血腥镇压,从而避免了人民大流血,也避免了自己被清算。

5、苏联模式

这个模式有其特殊的一面,也有其对中国极具启示性的一面。它的特点是反对派领袖从统治集团中产生,统治集团的最高领导人又和统治集团发生了根本对立,于是,反对派领袖和统治集团最高领导人微妙合作,并在反镇压中发动了人民的力量,因而戏剧性的取胜,其结果是虽然对政变者追究了法律责任,却还是避免了大清算。

6、罗马尼亚模式

面对全民革命,统治者顽固不化/执迷不悟,直到最后关头还在叫嚣镇压反革命,一心用屠杀人民来维持摇摇欲坠的残酷统治,最后在众叛亲离人人喊打中,被其原来的下属抓住并且立即枪决!

7、利比亚模式

统治者不择手段残酷镇压,把国家推向内战,反对派在崩溃局面中产生,通过暴力革命武装夺权,最终打败政府军消灭统治者,这样一来,必然要进行大清算,统治者搜刮的财富将完全剥夺,统治者的家族也难以幸免。

6、7两种模式都是社会矛盾全面激化的结果,都是独裁者丧失理智导致民不堪命,虽然民众和国家/社会损失惨重,独裁者也落得个最惨的下场。

从建设性反对派作用的角度,可以对以上模式进行解读:第一和第二种模式是在社会矛盾没有激化的情况下,统治者审时度势相对主动的迈出了自上而下的改革步伐。就我们稳健的反对派来说,只要还有一线希望,就要为此作百倍的努力,但如果统治者执迷不悟,其结果就只能是此路不通。第三种和第四种情况则取决于中产阶级和反对派的成长,前者是我们必然寄予厚望的,后者是我们可以大力争取的。如果在今后的岁月里中国的市民社会能和市场经济同步成长,民众开始有了强烈的民主愿望和要求,反对派又能有效的组织起来,那么,有组织的全民抗争令国家机器中的强力部门瘫痪,不再听命于当权者,就能迫使当局放弃专制权力。应该说,对今日中国来说,这是相对和平的转型的可能性最大的方式,是我们最应该致力的模式,是我们可以选择的模式。第五种情况需要执政党里有重量级人物适当时挺身而出,所以,这种情况不取决于民间。既然我们对此无能为力,与我们来说也就不是一个选项。第六第七种情况是统治者丧心病狂的结果,在那种局面中,以暴易暴成为唯一出路,虽然其结果不尽相同,但是都不取决于我们。



以上七种模式并没内有穷尽中国下段历史进程的全部可能!对中国来说,目前还有一个值得一照的镜子,那就是索马里。索马里不是民主转型的模式,而是失败国家的典型,由于社会一无正气二无道德三无法制,根本就无法形成一个健康的国家所需要的合理机制。目前,中国已经大有走向索马里的意味,中国和索马里的区别只在于还有一个暴虐的国家机器维持运转。一旦国家暴力统治失灵,就可能出现民间暴力肆掠,一旦这种局面出现,中国的麻烦就大了,长期混战不知会使多少平民百姓白白流血牺牲!而这却是暴力派在所不惜的。显然,对我们来说,后三项加上索马里模式可以存而不论。

尽管今天的情况使国人大都丧失了发生第一种情况的希冀,但是,社会现状是不可改变的,我们虽然处于高压之下,毕竟已经有了一线活动空间,因此,反对派的建设也就有了一定的空间,可以指望随着反对派的强大统治者适时做出让步。

中国没有人种问题,第二条可以免谈。第三种和第四种情况则取决于中产阶级和反对派的成长,前者是我们必然寄予厚望的,后者是我们可以大力争取的。至于第三种情况,很多人认为,依靠中产阶级的成长,对中国来说相当困难,主要是中国的中产阶级几乎完全被当局控制住了。对于这种说法,我觉得不是完全准确地,因为形势比人强,利益分化迟早会使个各大主体阶层自立,区别只在于时间长短。从今天的情况看,中国的中产阶级的确被当局严密控制着,但是,这种控制不会是万能的,也不会是无止境的。说到底,无非是利益依附关系所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依附会越来越松散,一旦利益链条断裂就会改变摸样。尤其是在经济危机面前,当局会自顾不暇,把它们束缚住的中产阶级推出去是必然的。因此,我们首先尽力在中产阶级队伍中打基础,然后等待时机,相信这个方面的反对派建设工作还是会有成效的。当然,可以肯定,在看得到的将来,这方面的进展会比较缓慢,除非突然发生重大变故。

至于我们,最需要致力的,还是第四种情况,那就是波兰、捷克模式,即主要依靠民间力量的崛起。波兰模式有太大的特殊性,它建立在工业高度发达,当局和工人阶级严重对立这样一个基点上。应该说,更具有普遍性意义的还是捷克模式,那就是通过某种方式把国民凝聚在一个大旗帜下,从而和当局展开正面斗争,在世界潮流的推动下,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通过和当局长期博弈,一步步把国家导入民主化正轨。在我看来,眼前的中国唯一可行的方式正是如此。应该说,对今日中国来说,这是相对和平的转型的可能性最大的方式,是我们最应该致力的模式,是我们可以选择的模式。

事实上,由于中国的民主化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样,中产阶级的成长又会成为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中产阶级必然后慢慢成熟起来。不仅如此,其他阶层也同样如此,包括大资产阶级、军政要员、高级知识分子等等。也就是说,的民主化进程可能被推得比较长,整个社会的成熟比较慢,但是,最后的特点则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虽然如此,一个民主人权事业的领导力量的崛起仍然是当务之急。

这不是说,一夜之间中国就会冒出一个民主人权事业的领导力量。而是说,民主人权事业的领导力量要靠我们堂堂正正理直气壮地做起来。当然,把它做起来的方法,首先就是要找到一个立足点,然后慢慢地往前推进,一步步地做大做强。

在这种情况下,反对派的建设就成为头等大事。人们要问,一党专政如狼似虎,反对派在其高压下建设得起来吗?这个问题非常关键,不能解决就无从谈起。的确,人人都知道,要在今日中国搞起一个反对派,其难度之大超乎想象。不过,看看世界潮流,看看中国社会对待异议人士的态度变化,看看市场经济市民社会的成熟情况,看看互联网的蓬勃发展带来的社会气象,应该说,反对派的建设此其时也。

其他环境条件方面的情况都不用说了,我在别的文章中都做过探讨。最重要的是,无人不知,以互联网为媒介,从前被分割在全国各地的异议人士正在迅速集结,一件新闻可以迅速传遍全国,一件令民众同仇敌忾的小事会形成巨大的社会事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正在发生根变化,那就是,一个反对派的主轴正在民间氤氲化生!这是不可阻挡的客观趋势,问题只在于快一点或者是慢一点。这种趋势的根本原因在于,由此开始,中国有了从基层开始建构反对派的条件。

回顾过去,自从毛泽东死掉中国脱离历史大倒退的时代以来,民主运动就开始蓬勃发展,但是,直到20世纪结束,中国的民主运动都是浮在表面上的,基本上无法向下扎根,这里的原因很复杂,既有当局成功的全面控制这个客观因素,也有我们自己的不成熟,但脱离群众、缺乏草根基础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今天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一方面市场经济导致的利益分化和官匪勾结对底层民众的打压使民众大觉醒,有的地方甚至大崛起,另一方面,互联网的出现又使全国一盘棋,各地可以形成无数的小圈子,这样,全国从底层开始的反对派集结就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从社会发展角度看,世界上还有比这更不可阻挡的势力吗?

正如后来人们对苏联的崩溃所作的研究那样,其外在表现虽然是上层的分裂和党内民主派的崛起,其实,更重要的是苏共已经在那之前就丧失了社会基础,事变发生时,没有任何民众对苏联的完蛋表示惋惜,相反倒是有大批底层民众走上街头群起配合,这样,叶利钦才貌似可以用坦克车上的振臂一呼使形势发生逆转,迅速解决终结罪恶历史的问题。

以上说的,主要是反对派建设的底层工作,也可以包括中层工作。从中国来说,由于是走在全世界的最后,因此,后进优势使一切都一目了然,哪些因素会怎么演化,整体发展有几种可能性,什么突发因素会起什么作用,可以说都是明摆的事。这里,要指出一个大家都清楚的事,那就是在中国的今天,该醒的人都醒了,无非是装睡的多,窥视时机的多,想摘桃子的多,就是愿意做牺牲的不多,敢于当勇士的不多,有胆识能开创历史新纪元的更不多。这样,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也就不得不拖很长时间。但是,正因为拖得时间长,和平转型的机会才大,所有该成熟的因素都成熟了,所有能站出来的人到时候都会站出来,这样,最后的结果会是非常戏剧性的:墙倒众人推。一天早上,一个具有全局性意义的突发事件,就可能成为历史的转折点!

虽然如此,我们不能守株待兔,坐想其成,我们是历史的创造者,我们必须去拿回我们应该有的一切。历史是人创造的,去主动争取的人越少,这个进程就越慢,主动争取的人越多,这个进程就越快。而我们正因为走在了历史的前面,起了关键作用,我们生命的意义价值就会大大增加,我们就将会成为新纪元的创造者。

也就是说,历史毕竟是人创造的,历史的规律必然要体现为某些开创者的具体行为,如果我们要选择历史开创者的社会角色,那么,我们该怎么办?

在这种情况下,所有敢于承担历史使命的人,都应该认清形势,看准时机,从我开始,从现在开始,从建立本城本地的朋友圈开始,从眼前的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开始,从自己便于着手的地方开始,做好反对派的基本组织化工作。

再次强调,实际上这并不是谁的发明创造,而是一个简单的事实。今天的中国,已经有千百万人在网络上、在现实中做这个工作。做这个工作的形式、方法多种多样,我在其他文章中对此早已做过多次分析,这里不再多说。

我还专门撰文讨论了反对派建设的顶层工作。一场伟大的运动,没有底层工作就是空口白话一事无成。底层工作固然是基础,但是,一个楼房光有基础是不能住人的。光有中层也不会是高楼大厦,不可能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恢弘气度。只有打好基础,做好中层,同时建好顶层,才可能高屋建瓴,横空出世。这样,有了坚实的基础、良好的中层,顶层工作就成了关键。因为只有从顶层才能纵观全局,才能高瞻远瞩,才能指挥调度捭阖纵横,才能和对方──统治者──开展全面博弈。光有理论是无法取胜的,光有游击队也无法取得战略成就。没有一个中枢系统,就没有全局性的运筹帷幄,相应的,也就不可能有战略决战,其他的更谈不上。顶层运作考量因此应运而生。为此,需要通过和各方面交流以达成共识,要和各个战线的人进行沟通,要通过实际运作把当今中国主张和平转型的各路精英逐步吸纳进来,使反对派阵营在运作中不断有机整合并且发展壮大。

顶层运作的关键,在于我们自己能否以平稳、坚实、有效的运作,向国人、向世界证明它的行之有效,并足以在当前条件下完成整合全国主要的反对派政治力量的历史重任。没有人开辟这条道路,它就永远也走不出来,因此我们得开道,得走在前面。但是,单枪匹马孤军深入的走在前面是死路一条。需要能够凝聚有实力的各方面力量,让大家都来一起做。这就要求我们首先做好社会精英的团结协作工作。

这里说的社会精英,包括各大反对派团队的领导者,包括那些以宪政为目标的研究会,包括那些维权律师事务所,包括理论界愿意参加实践活动的人,包括从事各种实践活动的底层精英,也包括各界社会贤达。

当然,社会精英的参与不可能是齐步并进的,水流千遭归大海,百川入江各有时,顶层运作是一个开放性平台,它必须随时接纳八方豪杰,它没有门槛,它要以公平合理的规则力求人尽其才。中国的民主人权事业如果不是被一元化统治严厉打压无法正常发展,早就把中国推向了政治力量多元化时代,而即使在这种打压之下,中国民主人权活动的底层运作和中层运作也已经高度发达。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本文倡导的这种顶层运作,中国的民主人权运动就不可能迅速的进入和执政党与政府进行正面交涉的历史阶段。唯有创造性地开展顶层运作,才可能使中国进入实质上的政治多元化时代,从而大大加速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因为成功的顶层运作必然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使当代中国的民主人权事业立即进入一个官民博弈的崭新时代,使朝野双方的力量对比从绝对弱势变成相对弱势,使对执政集团的监督制约真正成为可能,使走向民主的政治协商提上历史日程。

这样,顶层运作的目的也就明确了。那就是:在目前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以和当局开展对话协商的方式整合全国民主人权力量,把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推进到提出民主化路线图和时间表的崭新阶段。

顶层运作形成的民间力量中枢毕竟是没有正式授权的,因此,它虽然是一个领导结构,却也只是一个非正式机构。这样,它就有两个方面的合法化问题,第一是内部的合法化问题,也就是由反对派本身的社会基础以选举的方式自下而上予以认可的问题,第二是在政府的相关机构合法注册的问题。

这两个方面的合法化孰先孰后,看来不能做什么预设。因为随着形势的发展,两种情况都可能出现:如果当局对社会的控制以式微方式弱化,那么,反对派不经当局同意就举行全国代表大会以选举领导机构是顺理成章的;如果届时当局还能从形式上控制住局面,又被迫允许反对派以某种形式进行注册,那么先有组织的合法化,再通过代表大会选举正式领导机构是天经地义的。

综上所述,今日中国的反对派建设是必须从底层、中层、上层同时着手的,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和能力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位置,做自己能做的事情,使中国政治反对派的建设象行云流水一样的开展起来。那么无论底层、中层、上层,具体该做什么呢?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事情。在一篇短文里也不可能面面俱到。我只能说:从原则角度考虑,凡是民主国家公民能够做的事情,我们都能够做,也就是联合国人权公约规定的那些方法,我们都能够运用,这是第一点。从策略角度考虑,凡是在当前不会付出太大代价,当局可以勉强接受的,我们都应该做,这是第二点。或者自己觉得付出代价也值得,能够获得相应的回报的,我们也可以做,这是第三点。

当然,还有的朋友宁可牺牲不求任何回报,那就是“求仁德仁,又何憾焉”,对这种朋友,我们只希望还是能采取符合公民权利的方式,只有这样才能为民主人权事业开辟道路。也许有人会说,你这种说法,说了等于没说,无非是让大家各行其是。是的,现在正是每一个独立公民发挥创造性各行其是的时候!只有大家都能各行其是的做起来了,才谈得上上层次,上规模、上质量。普里高金的耗散结构告诉我们,就是动物界的一些工程,首先也是在无序中推进,但是,随着自然进程的发展,无序就开始向有序转化了。从自发,到自为,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没有一定数量的自发活动做基础,自为的结构、功能就难以形成。

今日中国,禁忌太多,允许做的事情太少,如果你发现了一个可以做的事情大家都来做,那么,它又不允许你做了!所以,只能大家分头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各自经营一片天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天地自然会逐步连接成片,就会有越来越宏大的势力,就会有越来越广大的空间,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工作,并且开创出越来越辉煌的前景。集以时日,必然蔚为大观,最后,则随着大形势的变化,就能发挥巨大的作用。

这里,再讨论一下上层次的问题。任何一个有抱负的人,第一要脚踏实地,第二要敢于攀登。不脚踏实地则一事无成,不敢于攀登则做不了大事。凡是会做事的人,一般都是首先在一个平台做出一定成就,然后就找机会设法跳到一个更高的平台,就这样不断上台阶,上层次。那些永远只想在现有平台当第一的人,会永远失去在更高平台做出更大成就的机会。而低层次的效益和高层次的效益,相比之下不仅从量上说可能是差多少倍,更重要的是从质上说差一个等级,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宁可在高端平台当个凡夫俗子,不要满足在低端平台做龙头老大。

做事业的道理也是一样的,必须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做,一个阶段比一个阶段有更高的层次、目标和要求。每隔几年。我们就要上一个台阶,提高一个层次,对那些永远只会算旧账的老先生来说,我们要用事实告诉他:“请君莫奏前朝曲,且听新翻杨柳枝”。这年头,产品每隔一两年就会更新换代,否则是卖不出去的。

上层次,对政治事业来说往往是和各种整合分不开的,就象企业发展和并购分不开一样。在中国今天的条件下,这种整合往往是好不容易找到了一起,整合起来当然是两厢情愿,十分容易。但是,随着形势的好转,不同群体,不同圈子的整合开始多了起来。这样,观念上如何求大同存小异的问题,结构上如何互相调适的问题,班底上如何结合的问题,利益上如何分配的问题,就都会冒出来了。当然那是以后的事,到了那一天形势总比今天好吧。

反对派的建设,不是一个封闭的自我建设过程,而是一个在战斗中发展壮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通过行使公民权利来推进民主进程,通过向统治者争取应有的权益和利益,来不断推进各种公民共同体的发展壮大。为此,就必然要遭受打压,必然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也只有那些能经受起打压的人,只有那些付出了代价的人,才能受到锻炼,才能取得经验,才能获得威望,才能淬炼出强大的组织能力、宣传能力、领导能力,从而承担起伟大的历史使命。

须知,任何一场伟大的事业,都必须有一个坚强的英雄集体作为领导,都必须有一个强大的组织结构作为支撑,都必须有大量自愿者为之奉献,否则,这场事业就没有成功的希望。伟大事业之所以伟大,则不仅在于符合历史潮流,符合社会的现实需要,也在于它自身的建构是一项伟大工程,它必须有伟大的创导者,必须有杰出领袖,必须有大量愿意为之奉献的平凡而伟大的普通人。

应该说,在座的每一位都是,至少都可以是,这场伟大事业的一员,都能在这场伟大事业──反对派的建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做出自己的贡献,成为中国历史新纪元的开创者。

最后,关于反对派建设和工作的具体操作方法问题,在网上有大量成熟的文章可供学习,比如论及NGO、同城、小圈子的内容都是,大家可以自行查看,从而更好地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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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小圈子策略:互联网时代最安全有效的组织方法

三个要点:

1、互联网联络──通过微博,论坛等互联网工具搜寻同道者的信息,互相沟通并建立初步的联系。

2、社交圈子──通过经常性的饭醉、茶叙、郊游等多种社交活动方式把同一地区或城市的网友变成朋友,形成志同道合者的社交圈子。

3、全国网络──各地圈子内的人各自向外与其他类似圈子建立多渠道多层次的联系,结成全国性的圈子网络,形成互联网时代特有的网状结构组织。

五项原则:

1、无形有实──无组织之形式:无名称,无章程,无机构,无领袖。而有组织之实质:有共同目标,有相似道路,有稳固的联系,有分工合作。无形式,故难以打压;有实质,故今后能实施行动。

2、合法──现在实力不够时积累实力,暂时不挑战体制,当局就没有理由镇压。具备实力之后再运用实力,那时当局想镇压也镇压不了。

3、低调──仅合法还不能保证安全,还须低调以免引起注意。每个圈子规模要小,故称小圈子;人员要分散,故圈子数量可以无限多。

4、路径清晰──以圈子动员民意,以民意动摇军心。

5、目标明确──结束专制集权,建立民主宪政。

六步口诀:

◆第一步网上沟通,

◆第二步网下聚集,

◆第三步同城圈子,

◆第四步横向联系,

◆第五步各地呼应,

◆第六步天下大吉!

(2012-09-29)

〔原载《民主中国》2012-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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