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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前中国的议会政治在这里起步


--参观广东省咨议局旧址有感
李大立



2011年对全体中国人都是一个很特别、很有意义的年份,因为一百年前的1911年发生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三百多年的满清异族统治,同时一举结朿了中国二千多年封建制度。正如李鸿章所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庞大的中华帝国第一次走到了历史抉择的十字路口,第一次面临“中国向何处去?”的严峻抉择。这就意味着,也是第一次迎来了走西方宪政民主议会政治,和世界民主潮流接轨,从而振兴中华,国富民强的大好机会。可是万分可惜啊,虽然有幸成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可是这棵共和幼苗始终未能得到应有的爱护和培育,反而受到各种打着“革命”旗号的封建势力的摧残,未能如其他民主国家一样茁壮成长,以至早早夭折了。漫长的一百年来,中国经历了帝制复辟和反复辟、军阀混战、外敌入侵、国共内战,共产革命、社会主义大试验、“改革开放”……始终未能挣脱独裁专制社会的桎梏,十几亿大陆同胞至今仍然活在独裁专制统治之下。

故此,2011年海峡两岸三地、全球的华人同胞无不怀着既庄重又无限痛惜的心情以各种方式纪念着这场一百年前的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的大变动。笔者作为一个国际笔会香港中国笔会会员,一个居港的自由撰稿人,也受邀参加了香港自由社团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筹备工作和各项纪念活动,在香港得政府资助以“纪念辛亥革命暨中华民国一百周年”的名义出版了一本回忆性新作《往事如烟》,同时在香港及海外媒体上发表了几篇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文章,不想引起了“广州革命历史博物馆”研究人员王国举先生的注意,几经周折联络上我,要求提供先祖父容伯挺的个人资料及遗物,并邀请去广州参观该搏物馆特办之“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文物展览”。

于是笔者趁2012年春节回乡探亲之便联络上了王先生,王先生是中原河南省藉人士,在广州读大学毕业后留在广州工作,对广东作为辛亥革命的策源地深感兴趣,有心尽毕生之力从事辛亥革命之历史研究。他告诉我说,2011年逢辛亥百年,全国兴起“民国热”,因为广东是辛亥革命重要策源地,留有许多历史史迹,引起了国人的巨大兴趣,全国各地来广东参观访问者众。笔者作为一个盼望祖国民主化的中国人,同时也作为一个广东人、祖辈曾参加这场革命并为之献身的后辈,心中真感到莫大的荣幸和欣慰:我感觉到正如《霍元甲》主题曲所唱:“昏睡百年,国人渐己醒……”。这意味着广大民众己经开始从六十年共产党铺天盖地的洗脑式红色宣教中醒悟过来了,从只知有共产革命,不知辛亥革命,到摒弃共产专制向往辛亥革命所追求的民主共和,这是中国一个巨大的变化,民心所向的巨大转变!但是,遗憾的是王先生告诉我,参观访问者大多趋向广州郊区的黄埔军校(“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旧址,平均每天涌进过万人;而另一辛亥革命重要史迹“广东省咨议局”旧址(现“广州革命历史博物馆”) 参观者却寥寥。我猜想原因之一很可能是拜共产党六十年红色宣教所赐,国共两党为数众多的高级将领如林彪等都出自黄埔军校、国民党蒋介石和共产党周恩来曾任校长和政治部主任,黄埔军校在近代中国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共产党无论怎样敌视国民党和蒋介石都绕不过黄埔军校,故经历了六十年中共迭次政治运动其旧址仍得以保留,国人慕名而来;原因之二则是笔者最担心也最不愿意见到的是否因为共产党长期向民众灌输的“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崇尚武力的结果。

百年前之1905年,摇摇欲坠的清廷向全国人民宣布实行“预备立宪”。次年,颁布九年预备立宪诏——这成为中国政治变革的开端——与此同时,模仿西方立宪制国家地方议会,开始在各省筹设咨议局。作为中国清政府为预备立宪而设立的地方咨议机关。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10月19日上谕筹设。次年7月22日颁布咨议局章程及咨议局议员选举章程后,各省着手选举。

虽然这是数千年来一个濒临灭亡的外族政权在中国首次自上而下的学习西方国家议会政治的尝试,但相对于一百年后执政六十多年空喊“民主”却连乡村级的民主选举和民意机构都没有的中共现政权,无疑己是开放、进步多了。清末制定了关于省级议事机构咨议局的组织权限和活动原则的法规。该法规公布于光绪三十四年六月二十四日(1908年7月22日),共 12章62条。详细地规定了咨议局的宗旨、选举人与被选举人的资格、咨议局的组织和职权。 以及规定各省督抚同咨议局的关系。

宣统元年 (公元1909年),摄政王载沣(1883~1951)命各省根据《咨议局章程》设立咨议局。至1909年9月,全国除新疆外各省都设立了具有地方议会性质的咨议局。并于10月14日同时召开第一次常年会。1910年10月3日又召开第二次常年会。1909年2月,两广总督张人骏着手成立广东咨议局筹备处,他聘请邓华熙、张振勋、丘逢甲等22人为“议绅”,又向留日学生金蒲崇、金蒲芬等人筹得资金,选址大东门外,兴建广东咨议局大楼。咨议局坐北朝南,正面开阔地带有一石拱桥连接入口前草坪直达位于大东路(今中山三路)的大门,成为出入该楼房的通道。石桥两侧各有大小相同的石砌荷花池,置有石扶栏。由主楼——草坪——荷花池、石拱桥——大通道——大门形成中轴线,整个建筑群体配置颇具气势,中西方建筑风格融为一体,既有罗马式圆形柱廊建筑风格,又不乏中国园林建筑的小桥流水。

据辛亥革命研究专家考证,清未各省兴建的咨议局建筑,现仅存广东、湖南、湖北三座。与广东省咨议局差不多同时兴建的各省如湖南、湖北(俗称“武昌红楼”今“辛亥革命首义纪念馆”)中,以广东省咨议局大楼最西化(最具西方议会建筑风格)且日后之政治活动最多。该建筑主楼为圆形的两层高的砖木结构楼房,属西方古罗马式议会建筑风格,建筑面积约2500平方米。主楼为前圆后方的两层楼。门前有4级台阶,拾级而上,面对的是一个弧形联拱式的门廊,正中有4根仿哥林思式柱子,直顶天花,气势磅礴。上下两层的结构相同。正门入内是一个弧形的大厅,厅内立有8根大柱,空间开阔,内有弧形的回廊。大厅中央的天花为半球形圆拱屋顶,拱顶根部开设一圈玻璃百页窗以利光线透入。大厅的左右两侧均有耳房,二层设旁听席向外界开放,一百年前,己达世界先进水平。为什么会选址于此?个中原因历史并无记载。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邱捷说,据他的推测,首先这里是当时的市郊,有大块空地可以兴建办公大楼;其次,这里距离当时广州的行政中心越秀路一带也比较近,办理行政上的事宜也会较为方便。

此后清末民初乃至国民政府时代,咨议局大楼都成为广东乃至全国的政治中心,列举如下: 

宣统二年(1909),广东咨议局成立,第一任议长易学清,副议长丘逢甲、卢乃潼,咨议员陈炯明等72人,多属守旧派。

咨议局成立至1911年12月22日结束,共存在两年两个月,提出并议决各项议案127件,包括法规、财政、经济、教育等方面,对广东发展做出了一些有益的贡献。
1911年广州爆发“三二九”起义失败,牺牲的革命党人陈尸在咨议局前,后由革命党人潘达微殓葬于黄花岗,当时新闻报纸曾以“咨议局前新鬼录,黄花岗上党人碑”为题作过报导。

1911年武昌起义后,广东各界在咨议局集会,庄严宣布广东脱离清政府独立,成立都督府,推选革命党人胡汉民为都督。此后咨议局先后改为省议会和非常国会。1911年12月,通过选举成立临时省议会,议员名额120名,并颁布了《临时省议会选举法》,临时省议会的办公地设在广东咨议局旧址。

1913年,临时省议会改组成正式议会。

1917年8月25日,随孙中山先生南下的议员以国会非常会议名义在广东咨议局旧址开会,制定军政府组织大纲,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统率海陆军并行使行政权,陆荣廷、唐继尧为元帅。

1918年10月,非常国会在广东咨议局旧址召开会议,以第一任大总统任期届满为由,改组军政府,废大元帅制,设总裁制。孙中山被迫辞去大元帅职,离粤赴沪。非常国会选出岑春煊、陆荣廷、唐继尧、孙中山、林葆怿、伍廷芳、唐绍仪七人为总裁。

1921年4月7日,国会非常会议在广东咨议局旧址开会,出席议员222人。会上由议员丁像谦动议,废除军政府,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授予北伐全权,并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

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在广东咨议局旧址宣誓就任非常大总统。

1925年10月至1927年1月间,广东咨议局旧址被用作国民党中央党部所在地。毛泽东在这里任中央宣传部秘书和主办《政治周报》,国共两党的许多知名人士如周恩来、刘少奇、何香凝、谭延闿等曾在此工作或活动。

1926年初,由李富春主持的国民党政治讲习班在广东咨议局旧址的附属建筑物内开办。

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东咨议局旧址召开,大会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对国民党的右派份子进行了制裁,并选举了36名中央执行委员和24名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其中有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林伯渠等17人。

1926年5月,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东咨议局旧址召开,这次大会选出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三届执委35名、候补执委17名,选举苏兆征为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刘少奇为秘书长。

1926年9月,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长何香凝在广东咨议局旧址的附属建筑物内开办妇女运动讲习所。

1926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暨各省区代表联席会议在此召开。

1927年,国民党中央北迁后,广东咨议局旧址成为了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所在地。
国共两党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后,工农群众运动蓬勃发展。为了适应革命形式发展的需要,1925年11月,国共合作大本营国民党中央党部由越秀南路惠州会馆迁到这里办公。国共两党代表参加的最高政治决策机关政治委员会也在这幢房子后座的原粤军总司令部楼上办公。当年,国共合作的许多重要政策、法令、指示就在这里制定,对革命进程有重要影响的不少会议也在这里举行。国共两党大批革命活动家毛泽东、林祖涵、谭平山、吴玉章、邓颖超、李富春、沈雁冰、萧楚女以及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都曾在这里从事革命活动,促进革命运动的发展。

这里也是工农群众集会的重要场所。省港罢工委员会、广州工人代表会、广东省农会、广东妇女解放协会等单位亦经常在这里举行会议。1926年5月1日,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广东省第二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就联合在此召开。共产党工人运动领导人苏兆征、邓中夏、刘少奇以及全国各地代表一同在此参加会议,为中国工人运动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1926年10月1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各省区代表在此举行了联席会议,讨论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北迁武汉等问题。

1927年1月,国民党中央北迁后,这里一直成为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所在地。

但据王先生介绍,该馆先后作为国民政府非常国会和国民党中央党部及省党部所在地,毕竟与共产革命缺乏直接关连,故共产党掌政后,屡屡遭遇被拆卸的危机,幸得一班辛亥遗属和民主党派力争,先后闹到共产党的“南天王”叶剑英、陶铸处,结果加进许多与该旧址不相干的1927年共产党“广州起义”的内容,将其改为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才得以保留下来,1958年在主楼建立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2006年5月,由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由此可见,共产党即使是对待历史文物,也必以其“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和一党私利为先,国家民族的利益则完全置之不顾。该馆旧址明明是清未宪政改革和辛亥革命的产物,而辛亥革命的目标是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与共产革命的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领导一切”一党独裁的目标风马牛不相及,硬要将其扯在一起,实在给人一种尴尬和呕心的感觉。笔者设想,只有将来有一天政府能将其还原成真正的“广东辛亥革命博物馆”,清除一切与广东咨议局和辛亥革命无关的内容,该政府才够得上称为民主政府,中国才算实现民主了。

一百年前,咨议局作为清廷的一个政府部门,采用最典型的西方建筑模式兴建,堪称开天辟地的新鲜做法。而这与咨议局诞生所承负的使命是分不开的,作为前所未有“临时宪政”的产物,咨议局在外观上摒弃了在中国风行了数千年的大屋顶衙门建筑而仿照古罗马议会建筑风格,在当时是有着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石破天惊的效果的,至少从“表面上”(形式上) 表示了清廷开始推进向西方国家议会制学习的态度和决心。正因它是一栋政治性的建筑。“民主”是它最重要的表达元素。我们可以一直追溯到雅典的普尼克斯山坡上的公民大会——那是一个半圆形由土墙环绕类似剧院的建筑, 有着固定的座位,同时又有着开放的空间,公民都可以定时进入这个集会场所,每人分配到一个座位,然后共同讨论城邦的立法等公共事务。集会场所的中心是演讲台,演讲人可以看到每一个人,也可以让每一个人看到他,使得每个人都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这就是民主的形式,也祗有在这样的空间里,民主才得以展开。

于是2012年春节过后,我邀上大学同班侯同学,一起来到座落在今广州“烈士陵园”一角的广东咨议局旧址“广州革命历史博物馆”参观。说来也巧,六十年代初我在上海同济大学读书,同班同学几十人中仅我与侯同学两人为广州藉,且我们两人的祖父都曾很深地参与到辛亥革命之中(侯同学旅居加拿大的祖父候民一先生曾被孙中山和胡汉民委任为同盟会北美支部负责人,曾在海外为同盟会与辛亥革命纂集资金作出过巨大的贡献,学生时代我曾以为是一种巧合,后来我才意识到这是因为广东作为海外华侨故乡,最早接触西方文化并作为辛亥革命重要策源地导至该省民众较为广泛地参加这场革命的缘故) 。故我邀上他一起来。

进得门来迎面就是中央大厅,虽是百年前的建筑,但我们仍被它的拻宏气势震撼了:抬头望是一个即使今天也不多见的硕大的钢架结构的圆拱屋顶,根部设一圈玻璃百页窗,终日有柔和的阳光透入,拱底有数根小绳张挂着五彩缤纷的“万国旗”予人一种“光明世界”的感觉。地面上,四排桌子和座椅整齐地排列着,桌子铺上白布,面对着正前方的主席台,高大的墙壁上悬挂着几面大型的象征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两面侧墙还悬挂着辛亥革命最初使用过的十八角星旗。与主席台正面相对的大厅后壁,挂着巨大的孙中山戎装照。照片下方,一台小型播放器重 复播放孙中山呼吁大众要“警醒警醒”、“拿革命作用来救中国”的原音,令游人穿越历史长河,仿佛亲身聆听孙中山先生的教诲。踏进此间,令我有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因为我觉得比起全国各地共产党投巨资营造及铺天盖地宣扬之所有的“革命圣地”、“革命纪念馆所”,这里才是最值得中国人纪念和景仰的地方,理由很简单:共产革命虽然确实牺牲重大、艰险万分,但究其实质不过是一场在错误外来思想和理论指导下的农民加上痞子流氓的暴力革命,这场革命的结果是中断了中国走向民主宪政的过程,强行社会主义大试验,导至了“千百万人头落地”,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十几亿大陆同胞至今仍活在独裁专制统治之下的恶果,理应遭到人民大众的清算,谈何“纪念”?而辛亥革命的目标是建立民主共和,虽然因为各种原因比人民大众原来期望的目标和进程延误了很多很多,但是,归根到底,孙中山先生“三权分立、五权宪制”的民主宪政理想最终还是在今天的台湾实现了。这是值得我们全体中国人庆幸和骄傲的地方。而当年的广东省咨议局正是这个民主宪政理想起步的地方,因此我认为,这里不但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更是中国民主的圣地!令我感到庄严肃穆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这里曾经是辛亥革命后广东省临时省议会和正式议会办公和会议之处,而先祖父容伯挺,曾任广东省议会的首席议员和代理议长,同时作为国会议员,参与了当年力主走宪政民主道路的国会议员派系组织“政学系”的许多行动,甚至为此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我由此想像他在这里出进忙碌的形象,甚至设想着当年他曾坐在哪一个座位上?缅怀先辈,油然而生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这是一种很自然的感情。

侯同学则可能其祖父当年远在北美,没有我这么么多的想像和和感触,又因为他毕业后几十年来一直在广东从事建筑施工的工作,他的注意力被这幢当年很先进很西化的建筑及其结构吸引住了,得知半球形圆屋顶的十二根弧形钢拱架当年是在英国订造垮越重洋运到广州的,他发出疑问:在当年根本没有起重安装设备的情况下如何将其搬上屋顶安装就位的?以我的猜想和估计,恐怕又是中国人最拿手的蚂蚁战术了:用杠杆和人力将其搬上高空。

在这里,曾经严肃地进行过中国数千年来第一次的民主宪政演练,出现过第一次的议会政治,虽然终因中国完全没有民主传统,民主精神严重的先天不足,而相反封建专制的传统与?疾根深蒂固,导致“昙花一现”的结果。但是,这一瞬间的光辉己足以永留青史,值得我们全体中国人引以为傲,也更值得我们把它列为革命和社会大变革的目标。笔者祖父曾积极参与其中,最后还为实现中国之民主宪政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值得我深深缅怀,更鼓舞我今天为推动中国民主化尽一份绵力。

先祖父容伯挺(1886-1923),广东新会人,早年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1912年回国,担任同盟会广东分会会计员兼书记员。1913年1月26日,同盟会广东分会易名国民党广东支部大会在广州东堤广舞台开幕,到会者一万二千人,由容伯挺主持,容允慎(人名)任书记,宣布易名理由,胡汉民、陈炯明等发表演说。选举结果胡汉民为首任国民党广东省支部长,容伯挺为总务主任,广东支部会计员兼书记员,胡汉民副手。同期,各省议会选举举行在即,国民党广东分部成立了“选举委员会”容伯挺被委任为总务部文事科主任,同年当选广东省议会首席议员,代理议长。孙中山让位袁世凯后,各省议会要求参与总统选举,广东省议会向各省发出通电倡议成立省议会联合会,每省派两名代表齐集天津开会。4月27日宣布成立“中华民国省议会联合会 ”,发表宣言“以联合各省 ,代表民意,求得真正共和,作国会后盾。”在北京袁世凯眼皮下通电反袁,受到天津当局冯国璋的迫害,逮捕“联合会紧要人物容伯挺”。国民党机关报《民谊》立即撰文抨击袁世凯,国民党上海交通部极力营救,才得以获释,迁至上海继续开会。5月16日,会议推举河北王建中、广东容伯挺为正副会长,魏勋为书记长,联衔向日本天皇发出劝告中止借款的书信。并再次发表反袁宣言,要求英法等五国政府,不承认袁世凯违法借款……。1915年初,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李大钊等在东京发起组织反袁秘密团体中华学会,湖南留日学生林伯渠、易像(著名戏剧家,义勇军进行曲作词人田汉的舅父,不久后在湖南被军阀杀害——笔者注)等发起组织反袁团体乙卯学会。同年,容伯挺二次赴日,两学会于1916年1月合并,改名为神州学会,会员一百余人,推李大钊为评议长,容伯挺、林伯渠和易像三人为干事。之前,1915年10月10日,政学系谷钟秀、杨永泰创办机关报《中华新报》,1916年容伯挺回国,被委任为社长兼主笔。是年冬,蔡锷在云南起义,《中华新报》特辟“护国军纪事”专栏详细报导护国战争消息。护国军在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岑春 煊任总司令,委任梁启超、章士钊、容伯挺等任参议,容兼秘书厅秘书,襄助讨袁军务。袁世凯倒台后,容伯挺任广东省府顾问、省长公署公布所所长、财政厅参议、印刷局局长,仍兼政学会机关报《广东中华新报》社长和主笔。1920年底,粤军陈炯明回师驱桂,容伯挺逃亡日本,1923年春潜回广州,被密探发现,5月18日吴铁城将容伯挺拘捕并将其杀害。民国九年春,滇军主力落入倾向孙中山的李烈钧手中。同年八月又发生了陈炯明“漳州回师”。孙中山和他的国民党激进派重回广州掌握军政府。

“政学系”李根源、杨永泰等离开广东前往北京。唐德刚《政学系探源》一文说:“盖中山于民国十二年初驱逐陈炯明,重组大元帅府之后,广州已是与政学系有旧怨的清一色孙系人物。他们绝不许政学系人物来广州作祟。加以这时中山已实行“联俄容共”。年轻的一辈更把政学系看成北洋军阀的帮凶,是反革命分子”。至民国十二年(1923年),因陈炯明与孙中山政见不同,炮轰观音山,孙中山令滇桂军回师讨陈,因滇军先入城在广州鱼肉百姓,不得人心,容伯挺为桂军沈鸿英部参议而被杀。除此之外,我祖父之死因政学系之故,还可见证于文史资料佚名《杨永泰其人》一文:“迨陈炯明回师驱逐桂系,杨随之下台外逃。其留粤亲杨分子多遭危害,如广州《中华新报》经理容伯挺,因与杨关系密切,即被吴铁城不加审讯而枪杀了。”

辛亥革命成功之后,窃国大盗袁世凯攫取了革命果实,出卖国家利益,阴谋复辟帝制,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国民党内也因此出现了“党争”(共产党所称之“路线斗争”) ,以孙中山为首的一派主张武力讨伐袁世凯,发动“二次革命”,认为国民党组织不纯,纪律涣散,于东京另组按指模宣誓绝对服从领袖一人的“中华革命党”,以宋教仁黄兴为首的另一派则主张“动口不动手”的议会斗争,得到当时大多数的国民党藉国会议员的支持,他们在国会中组成了一个名“政学系”的政治派系组织,团结了大多数的国民党国会议员,在议会内进行了有声有色的议会斗争。有关史实,海外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政学系探源》有详细的记载:
讨论‘政学系’似应从“同盟会”谈起:“同盟会”原是一九○五年(清光绪三十一年,乙巳)夏季,中国革命分子在东京所组织的革命大同盟。盖斯时中国留日学生共有两万多人。真正读书的人虽然不多,但是谈革命却是一时的风气;革命的小团体如雨后春笋,个别的革命家更不计其数。大家都认为有联合组织之必要,刚好孙中山在伦敦蒙难之后,在这一年载誉东归,成为国际新闻人物,大家乃公推中山为首于一九○五年七月三十日正式在东京成立同盟会。

虽然同盟会当时的誓辞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但是盟员一致服膺的共同信念却祗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最多也祗到“建立民国”为止。因此,同盟会虽然是中国革命史上最“革命”的一个团体,但是一旦“民国成立”了,奋斗目标消失,革命精神便再也打不起来了。

所谓“民国”这一概念,在当时的解释便是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是个“共和政体”──有总统、内阁,和上下两院──就够了。有才识的政治家,和善于纵横捭阖的政客,都应集中到“国会”里去动口不动手。因此民国一旦成立,同盟会便 “盟”而不“同”了。当宋教仁、黄兴一班人正式把同盟会改为国民党,以便在国会内以“政党”姿态出现从事政争时,另一干与宋、黄不合的盟员如章太炎等,便另行组党,甚至与前保皇党蜕变为北京政府中的政党──进步党等携手在国会之内与国民党对抗了。同盟会这分裂非关本题,权且按下不表。

再看这以宋、黄为首的新国民党,其内部也发生了细部份裂,形成激进与稳健两派。激进派以孙文为首,主张把革命进行到底,决不与北洋派并存;稳健派则以宋教仁为首,主张政党政治,通过国会,掌握政权。这一派在民国元、二年间是国民党的多数。因此,宋教仁占尽锋头;孙中山反而受到冷落了。可是,在民国二年(一九一三)二月二十日宋教仁遇刺,接着国民党举兵讨袁(所谓“二次革命”)之后,国民党内激进派,又振振有词。孙中山因而在日本又把政党形式的国民党,改组以一人为中心的“中华革命党”。并于民国三年六月在东京正式成立。

这时以国民党占多数的国会已被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也成了非法组织,因而党内稳健与激进两派领袖同时在海外流浪。但是这两派的作风却大有不同。例如民国四年初日本向袁世凯提出“廿一条”要求时,全国震动,稳健分子,则主张暂停反袁活动,以便北京政府全力对日;而激进份子则不择手段,不惜暗中与日本联络共同对付袁氏。

由于这两派作风之不同,所以当中山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时,稳健分子多不愿参加。民初的国民党中真可说是人才济济,但吾人试一翻“中华革命党”的盟书,便可知人才寥落得可怜。新党中的“知名人士”祗是少数奉中山为神圣的“死党”,如胡汉民、廖仲恺等人,且多半是与中山有乡谊的。其外为辛亥前后,头角峥嵘军政两界著名的领袖如黄兴等则多半不愿参加这一个祗服从个人的半封建形式的组织。武人中,原为辛亥军事中坚的所谓留日“士官系”的人物,简直有百分之九十拒绝参加。所以国民党的中坚人才,仍集中于稳健一派。

至民国五年袁世凯称帝,反袁各派在广东肇庆组织军务院,拥唐继尧、岑春煊为首,整军预备讨袁。而在这项运动中,所参加而对桂系实力派发生重大影响的国民党人却又是以李根源(任副都参谋)为首的国民党稳健派。

迨六月初袁氏暴卒,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恢复旧国会,国民党籍的稳健、激进两派复与前反袁的研究系一派合作,共有议员四百余人,谋成立一大政党。因于是年在九月九日在北京合组‘宪政商榷会’作为当时段祺瑞内阁之反对党。而这一团体中又因背景与政见不同分为三派:(一)客庐派:以谷钟秀、张耀曾、王正廷等为首。拥有群众二百六十余人,多为前国民党稳健份子,为“商榷会”中之主力。(二)丙辰俱乐部:以林森、居正、马君武等为首。多为前国民党激进派,后来加入“中华 革命党”者。(三)韬园派:多为前反袁之旧进步党人。未几谷钟秀、张耀曾二人因加入段祺瑞内阁的关系,乃率众脱离“宪政商榷会”并于是年十一月十九日自组一政党,名之曰“政学会”。这个“政学会”便是本文所讨论的“政学系”的起源!所以概括言之,“政学系”与旧国民党稳健派实是一脉相承的。

不过“政学会”虽以亲段起家,但是不久又走上反段的道路。因为“政学会”毕竟是有反北洋派历史的。它和国民党其他派系,尤其是中华革命党一系的“丙辰俱乐部”的渊源远深于它和段的关系。因此当民国六年“参战案”发生,段祺瑞因主张参加欧战,而招致国民党的激烈反对时,谷、张二人又受“丙辰俱乐部”的影响而去职。国会内的政学会分子遂公开反段。迨张勋复辟之后,段祺瑞解散旧国会,另组“安福国会”,旧国会议员乃纷纷南下至广州组织“非常国会”,成立“军政府”’,并选孙中山为“大元帅”。政学会因地利人和之便,乃在西南政局上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波澜,终于赶走了大元帅孙中山,为华南 显赫一时的政治势力!

另一位海外著名史学家雷啸岑先生《政学系与现代中国政局》则说:

政学系的原名是“政学会”,发源于美国,创于民国二年反抗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初时皆流亡日本东京,总理孙中山先生在东京改组为“中华革命党”,鉴于过去组织松懈,纪律废弛之失,规定党员重新加入本党时,须加盖指模,宜誓绝对服从总理命令,有若军事部勒。克强先生不赞成加盖指模这件事,暂不参加,但他不愿公然与孙总理立异,予世人以国民党内部份裂的观感,乃避往美国费城,仍从事反袁运动。黄氏赴美后,原在日本过着流亡生活的若干民党知名人士——特别是军人如钮永建、李烈钧、李书城、陈炯明、柏文蔚、方声涛等,皆先后离日赴美,其他的民党文人——国会议员占大多数——亦纷纷前往新大陆,隐然唯克强先生的马首是瞻。当时民党健者先烈陈英士(其美),曾自东京以长函致克强先生规劝,希望他莫与孙总理分道扬镳,黄氏则以本无立异的心思,个人暂居美洲不作分裂行动,固无所谓也。

陆续到达美国的本党同志日多,必须有个随时集合,以交换意见的中心机构,时第一次欧洲大战方酣,黄氏乃创设“欧事研究会”,作为同志们的俱乐部。既而欧战宣告终结——民国四年——会的名称不合时宜了,即改名“政学会”。越民国五年六月,袁世凯暴卒,旅居美国的党人相继归国,黄氏本人不久亦回到了上海,政学会即无形解散了。

黎元洪继任总统后,首先明令恢复旧国会,一般国会议员为着争取现实的政治利益,分别组织小政团如“益友社”、“民友社”、“丙辰俱乐部”之类,纷纷成立,互相角逐。原在美国参加过“政学会”的议员,即提出政学会这块旧招牌,以与诸政团抗衡。加入政学会的议员,都是旧国民党党员,而以广东杨永泰、湖南钟才宏、直隶谷钟秀、江西汤漪、云南张耀曾、四川李为纶、湖北韩玉宸等为主干,活动得有声有色,但与黄克强先生毫无关系。国会以外的政界人士如李根源、章士钊等,曾是海外的政学会会员,又与杨永泰私交甚笃,且于护国讨袁之役,同在广东肇庆军务院共事的旧谊,亦居于政学系领导阶层,而浙人黄郛素与杨永泰缔深交,无形中成了政学会的高等顾问。此时的政学会,已经完全变了质,而在北洋政府之下,声势甚张,颇有左右政局的潜力,如民国九年北洋军第三师师长吴佩孚自衡阳撤防北上,因而导致直皖战争之役,便系“政学会”干部钟才宏从中奔走游说而然的。

当政学会在北京组织之初,谷钟秀实是要角。钟秀为直隶定州人。谷氏为该地巨室。谷门“钟”字辈兄弟早年赴日留学即加入同盟会。钟秀更是一位长于权术的领袖。辛亥起义之初,十一省代表齐集武昌集议成立临时军政府,钟秀即以直隶咨议局代表参加,成为创立民国及共和政府的元勋之一。旋各省代表齐集南京成立参议院,选孙文为临时大总统,钟秀仍为参院内直隶代表。迨南京参院迁往北京,钟秀竟当选为北京参议院全院委员长。嗣国会成立,乃改任众议员,与是时当选为众院全院 委员长之张耀曾相表里。

张耀曾云南人,日本帝大法科出身。亦系南京参议院的元勋。袁世凯死后,段祺瑞组阁,耀曾乃以众院全院委员长身份被 罗致为司法总长。迨政学会成立,谷、张二氏乃运用其政学系首领及两部总长的地位,纵横于直、皖两系军阀及国民党研究系两派政客之间,颇能展其所长。其后钟秀且以同乡关系结交直系军人以掀起民国九年直皖之战,搞垮段祺瑞。

但是当民国六年非常国会在广州举行时,政学系领袖亦随之南移,并由李根源、杨永泰二氏继起为中坚人物。李根源字印泉,号雪生,云南腾越厅人。清末赴日入士官(学校)留学,并于光绪丙午(一九○六)年在东京加入同盟会。返国后任云南讲武堂监督三年,后升总办。因此后日滇军将领非其部属即其学生。贵为中共大元帅的朱德便是以四川人冒云南籍入昆明讲武堂作根源学生的。

辛亥革命云南独立,蔡锷为都督,根源任副都督。民国五年反袁之役,滇军为两广都司令部武力之中坚,根源便以滇军关系出任副都参谋,因此与老桂系的岑春煊、陆荣廷结下不解缘。袁氏死后,根源出任陕西省长。至民国六年反段护法战争发生,根源且实际掌握了驻粤滇军,与“非常国会”内政学系议员相表里,表面拥护孙中山,而实际与两广实力派的地方军阀陆荣廷、陈炳焜合作,割据华南,与北京的段祺瑞和研究系相抗。李根源是一位才兼文武的人物。虽然生了一脸麻子,然自诩为‘智珠粒粒’,却也与事实相符。

不过根源虽然是政学系的实际领袖,却甚少正式露面,所以在当时非常国会内的政学系议员,则以‘南关五十号 ’的杨永泰为马首是瞻。杨永泰(畅卿)为广东茂名人,生于光绪六年(一八八○),小李根源四岁。以广东佬而毕业于北京汇文大学法科而从政。也是北京参议员时代的元老。畅卿是一位案牍如流,有高度行政天才的人物,眼明手快;凡有人质疑问策,杨氏能于谈笑之间立拟上、中、下三策以对,无不妥切。他在广 东既享地利,又怀钜金,因此坐了政学系的二把交椅。

以这样两位纵横家,与拥兵十余万,占两省地盘的地方军阀相结纳,因而孙中山在广州祗顶了个‘大元帅’空衔而一筹莫展。但是中山的英雄本色,硬要搞他毫无本钱的‘护法运动’和‘非常国会’,便逐渐引起政学系和桂系驱孙之心了。民国七年四月广州“军政府”终于在政学系暗地里策划划之下改组。孙中山被拉下“大元帅”的宝座,而代之以“七总裁”。桂系首领岑春 煊却被选为“主席总裁”。孙中山护法不成祗好到上海去著书了。

民国八年夏季,杨畅卿又利用桂系和广东本地人的矛盾,而因缘取得广东省长。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时政学系在华南真炙手可热。但是他们也知道搞政治,还须到北京去,广州终非久恋之乡。所以他们在广州一切做法,都是志在向北京作观望,以便卷土重来。不幸此时还有一批拥孙的议员,真有志以广东为正统,要在非常国会内通过一部在北京便已开始拟定的宪法。政学系认为此风不可长。在畅卿一度策划之后,政学系小试牛刀,来个“总缺席”,宪法会议便顿时流产了。这实是政学系以集体行动正式公开杯葛政敌的第一次。

当民国十二年十月曹锟贿选时,政学系遂为反曹的主力。在四百八十个投曹锟票的“猪仔”之中,政学系的领袖们皆不与焉。所以不论政学系的功过如何,这一点还是值得史学家赞扬的。不过“猪仔”们的灵魂,虽只值五千元一头,但是当议员还有不做猪仔的自由,五千元光洋,受不受由你,而政学系诸公不但不受且敢捋虎须而公开反对,这都表示政学系这批领袖们,虽都是善于纵横捭阖的政客,但是他们也还有相当操守,和相当独立的主张,为人处世有所为有所不为,这又岂是一味骂军阀时代一无可取的后世“委员”和“代表”们所可企及!?

盖中山于民国十二年初驱逐陈炯明,重组大元帅府之后,广州已是与政学系有旧怨 的清一色孙系人物。他们绝不许政学系人物来广州作祟。加以这时中山已实行“联俄容共”。年轻的一辈更把政学系看成北洋军阀的帮凶,是反革命分子。政学系领袖们因而又作了投奔无门的丧家之犬。直至国民党于民国十六年“清党”之后,他们遂又在国民党下,生起根来。

在国民党掌握大陆政权的后期,派系纷立的局面之下,“政学系”实是炙手可热的最有力量的派系之一。在这些小派系中,“政学系”的资格也是最老的,因为国民党当政时的派系,除它之外,其余全是一九二四年改组以后才产生的,而“政学系”却是一个“齿与党齐”的元老组织。但是他和另一个“元老组织”的西山派又有不同。虽然西山派的成员,都是“元老”,但西山派本身的组织却是一九二五年才出现的。再者西山派在一九二七年垮台之后,死灰也不再复燃,“新陈代谢”就更谈不到了。它(“政学系”)虽然始则有形,继则无形,但是它自始至终却是一个颠扑不破的政治团体。抗战胜利初期,其中野心领袖们(据一位深知内幕老前辈告诉笔者),曾酝酿组织新党掌握中央政权呢!

这一着虽未实现,而“政学系”在国民党及国民政府之内其力量至少可与另一有力派系的‘CC’相颉顽。

可是CC系在许多方面却难与政学系相抗衡。盖CC系虽然干部遍天下,包办甚或把持了无数个政党小单位,但它却是个“有兵无将”的团体。它的散兵游勇,虽然到处树敌惹忌,但是“大官”实少得可怜,就是陈立夫先生自己祗在最后才做了几个月的立法院副院长。所以星象家如替CC系算个命,一定要说它缺乏‘正官正盈!

政学系可就不然了。数数它的领袖们,可说内有宰辅,外有封疆。据国民党的传统说法,政学系的成员没有“简任”以下的小官。所以他是个“有将无兵”的团体。他们祗与高级的正敌,决胜于千里之外;而不在大学的学生宿舍,或小职员的公共食堂内,对人家横眉竖眼地表示特殊惹人讨厌。所以政学系给予一般人的印象便是这一团体是一大批做大官、享厚禄的“治世能臣”的组织。事实上,自民初国会政治搞起,直至今日作“厨房内阁”为止,它在国民党内的影响较之其他任何派系实有 过之而无不及。

所以将来史学家如一秉春秋之笔来论断国民党的史实,如认为该党功在国族,则政学系实在应该“配享太庙”;相反的如果认为国民党祸国殃民,罪在不赦,则政学系实在不能祗算是“胁从”!但是政学系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这也是个有趣而值得研究的问题。不过要研究“政学系”可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它的历史、人物、组织、政治权术;它代表了什么利益;甚至它的“阶级性”都太复杂了。笔者也断不敢以“二手资料”冒昧来作一项 “Case Study”,祗想就书本知识,来一探这一派的起源,和它以往在国民党当政中所活动的大略而已。但愿我们沾“言论自由”的光,先为这个问题画个轮廓,好让其他专家或“个中人”来以事实填补罢!

我原来一直以为祖父在日本留学时己结识孙中山先生参加同盟会,在孙中山先生亲自主持成立的同盟会广东分会和国民党广东分部中担任要职,是反孙派趁孙中山先生离粤之时杀害﹜他,想不到结果竟是被“拥孙派”所杀!

故我认为中国历经数千年绵长的封建专制统治,整个国家社会完全被暴力和权力所征服,从来都是“杀人头”(武力征服一切)而不是“数人头”(普选和议会政治)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完全没有半点西方政治那种和平协商和妥协包容的传统和习惯。相比之下,中国的政治实在是太残酷和血腥了!也可说完全没有西方政治的文明;只有“中国特色”的野蛮和暴戾。特别是当时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刚刚解体,资产阶级民主社会新秩序还未能建立,一切都处在混乱之中。这时候,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封建仇杀行为,在全体中国人,即使是所谓“革命者”中的影响就肆无忌惮地表现出来,庄严的政治舞台居然成了杀戮战场,我的祖父不幸就成了这种封建仇杀的受害者。杀人者有军阀、国民党;共产党也深受其影响,在革命的过程中不断地用肉体消灭的办法对付不同意见者。正如张国焘先生在《我的回忆》一书中所说:“……这表现了中国政治人物缺乏民主素养,动辄以枪毙和暗杀手段对付反对者”。若国人不彻底改变这种“有枪便是草头王”、“枪杆子里出政权”崇尚武力的恶习和野蛮的政治生态,中国就永无民主宪政之日。

此外,尽管长期以来中国统治者从蒋介石的军政训政宪政到今天中共宣称“五不搞”,都一口咬定中国人口多、素质低不适宜实行民主宪政,其实不然,近百年前,中国己有一批拥护民主宪政的宪政派“政学系”他们己经在缺乏民主基础的中国勇敢地践行民主宪政和议会政治了。如果当日中国人民能齐心合力促使各种政治力量各党各派大家放下武器,一起坐下来在议会大厅共商国是,以投票表决国家大事,以普选去体现民主,中国就将幸运地避免了其后一百年接踵而来的许多民族灾难,我们也早己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人民一样享受自由民主的快乐生活了。可惜,历史永远没有“假设”。我们中国人什么时候才能学聪明一些,从自己的历史中吸取教训,少走一些弯路,早日实现宪政民主和议会政治呢?中华民族最大的历史悲哀莫过于找不到自己发展的方向,从国民党到共产党,从孙中山到毛泽东都尊崇黄埔军校“创建了革命的武装”,殊不知从黄埔军校创立的那一天开始,中国人就被不怀好意的外国势力引向了一条万劫不复的“使用武力解决政治纷争”、“枪杆子里出政权”、不讲道理只斗拳头的暴力道路,从此,中国的政治乃至其他一切都只讲暴力不讲道理,以至和世界的民主潮流越行越远。

回顾历史,纪念百年辛亥革命,最令笔者遗憾的是国共两党迄今仍以其“革命史观”去看待辛亥革命、民国史以及完全否定其中的“政学系”政治活动,中共官方将其定性为“反动政客”;国民党则称之为“北洋军阀帮凶”。是不对的,因为这种史观完全属“政治治史”非“客观论史”。若站在世界历史向民主方向发展的观念看:今天台湾的政治也说明了:百年前宋教仁、黄兴等先辈所主张的议会政治确是一条正确的民主宪政之路,他们创建的“政学会”确是中国历史上顺乎世界潮流的民主政治组织,其中的许多人包括我祖父在内,虽然都是些官僚政客,但无可否认他们确是中国最早一批对民主宪政和议会政治有正确认识的政治家(“政客”一词在中文语境中是贬意词,可是在英文语境中却是与“政治家”同一词为Politician,是个中性词,即以政治为职业的人,他们对世上各种政治制度有比其他人更多的了解和更深的研究就不足为奇了,绝不可因为他们是“政客”就否定他们的政治主张,他们当年反对暴力革命、主张议会斗争“动口不动手”、实行欧美式民主宪政,至今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仍然是我们中华民族孜孜追求的普世价值和崇高目标 ,对此,“唐文”评论说:(请注意对“武断而肤浅”的共产党及其“阶级斗争”史观的批评)

由前文所述,吾人可知“政学系”原为民国初年,北京国会内议员们所组织的一个政团。这种政团实是民主国家国会形成期间所共有的现象。美国国会成立之初,政见不同的两位领袖杰弗逊、汉密尔顿二人便各自纠集党羽,在国会内形成两个政团,而开美国两党制之先河。政学系早年的领袖,亦均一时之选,在国会内集合同志,组织一政团,本是很自然的事。

不过大凡一个民主政团,必有其代表性。美国早期的杰弗逊集团所代表的是小农、小手工业者和负债阶级。他认为“中国的小农制”应被视为美国农村建设的目标。他们主张把“工厂放在欧洲”以免资本家和大商人,混到美国农村社会来作恶。汉密尔顿则是代表新兴的工商业和债主阶级。他们憎恨所谓群众。所以汉密尔顿说“群众是野兽”。这是美国革命后所自然形成的两种社会力量,因而在国会内,形成了两个政团来代表他们。

试问我们所讨论这个“政学系”代表当时中国社会上什么一种利益呢?回答这一问题,祗有武断而肤浅的共产党人,才敢胡说。好学深思的社会科学家,就未便信口开河。因为一个政党如果代表某个阶级或某种社会力量,其方式祗有两种,一是某政党的成员是某阶级产生的;二是先有恶势力的组织,然后与某阶级勾结以取得援助。所以它的政策与作风是有其赓续性。吾人如检讨政学系,便发现他们并不如此。不特此也,就是当时最反动的“交通系”,较保守的“研究系”和最激烈的“中华革命党”,乃至南北各派军阀,都不代表任何社会力量,任何阶级,或任何帝国主义的利益。

大陆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先生《辛亥革命是对法国大革命的超越》说: 

“晚清十几年的立宪运动发展走的是精英政治路线,人民只是给一张选票,给这些政治精英合法的权力,并不是让人民都介入政治。而孙中山和后来的革命者都是动员人民。政治不能这么玩,政治永远都应该是职业政治家手里面的东西,但是职业政治家的合法性来源于人民投票。……应该相信人民的判断。就是选上了一个坏人,人民仍然有办法把他选下来。而且中国当时走的精英政治路线,人民选的就是谘议局议员和国会议员,并不需要人民去一人一票选大总统。我们当时走的代议制,和美国的制度有很多的相似性。只要是真诚的代议制,真正的代议制,在基层放开权力就行了。

民初最有机会走上欧美式西方民主议会政治之途半途夭折,“政学系”走民主宪政议会政治道路的理想末能实现,主要原因在于缺乏民意基础,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向何处发展最根本取决于人心所向及客观环境,虽然政治精英分子找到了一条正确的路,可是整个国家缺乏民主基础,没有实行议会政治的条件,要走上民主宪政的道路仍祗是空想。请看“唐文”对此的评论:

不过吾人可不要小视民初那些议员,尤其“政 学系”那批政客。他们当初都是“许身革命”的志士。“驱除鞑虏”、“建立民国”,他们都有过汗马功劳。他们不是祗知举手喊万岁的“猪仔”,而却是够得上与 “‘中山先生”、“克强先生”称兄道弟的特立独行的人物。处于民初混乱的局面下,生存上对职业的要求;道义上对国家的责任感;加以性情上又是“不甘寂寞” (否则当初也不会去搞革命),在在都迫使他门非搞政治不可。但是搞政治又代表不了任何社会力量和阶级;在上又没有一个“睿智天纵”的“圣主”可以去效忠。袁世凯、段祺瑞一批武夫,又远非这些以“政治家”自命,而确有“济世之才”的人物所能甘心低首的。四处不着边际之时,他们的行动就祗受两种力量支配了。第一是个人切身的利害;第二便是个人的政治信仰。

若论政治信仰,则他们都是搞“驱除鞑虏、建立民国”起家的。 他们都是时代的产儿,跳不开时代所给予他们的观念。这一时代有为有守的人都认为议会式的民主政治,是“民国”的最高原则。他们反对过满清大皇帝,也反对过洪宪新皇帝。对孙文要改变的民主基础来“慎施命令”的寡头作风,他们也照样不能接受。

论起切身利害来,那他们都脱离不了中国士大夫“学而优则仕”的老传统。在公则辅翼圣主,福国利民;在私则荣宗耀祖,升官发财。所以政学系里面的分子,最大的政治欲望则是内阁总理,和各部总长,或外放作巡按史、民政长。他们之间没有想做皇帝的人。因为“自古帝王多无赖”,他们都是书生出生,还未下流到“无赖”的程度。

要之,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不外两端。一系自上而下的极权政治。人民之福端赖圣主明君之施与。另一则为近代的自下而上的民主政治,一切取决于人民之投票。我国早期政学系之可悲,便是他们生存在一个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非牛非马的政治制度中。“政学系”内的一批政客,都可说是“治世之能臣”,圣明在上,他们都可辅翼天子,调理阴阳,可惜他们迟生了数百年。再说,如果中国当时民主政治有基础,他们也可代表阶级利益,作民主党魁,哗众取宠。不幸他们又早生数十年,甚或数百年,终至长才不遇而沦为一官僚政客的政治集团。

虽说中国当时没有民主基础,他们无法施展抢抱负,实现民主宪政的理想,唐德刚先生说他们“不幸早生了数十年乃至数百年”,但笔者始终相信,“江山代有人材出”和八十年、一百年前相比,今天全世界的民主潮流更加势不可挡,中国人民的民主意识民主诉求都空前高涨,一定会涌现出更多民主宪政派的志士仁人,我们古老而宠大的祖国总有一天会融入世界民主文明的潮流,实现几代人的民主宪政梦想。

不错,民主宪政、议会政治需要民主基础,其中包括国民的民主素质。我们羡慕欧美国家的人民能享受民主宪政,羡慕他们国民的民主素质,但是,这一切都不是与生俱来或从天上掉下来的,这些国家也是从中世纪的封建社会演变而来的,他们今天所享有的民主宪政是他们努力争取得来的,今天能发展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也是他们勇于实践,一次一次的“民主演练”而得到的结果。所以我们中国人想拥有如他们一样的民主宪政就一定得像他们一样努力去争取去演练!事实上,我们并非完全没有机会,也并非完全没有践行演练过,清未民初就是一次很好的机会和演练。请看大陆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先生《辛亥革命是对法国大革命的超越》所说:“孙中山多次讲到,要提高人民的素质,要教人民怎么开会,怎么投票,怎么选举。1894年的时候,中国人确实不知道怎么开会,但是到了1912年的时候,中国人太知道怎么开会了,因为有了十几年的民主宪政的训练。

所以说,辛亥革命是对法国大革命的超越。

因为这场革命不仅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而且避免了内战和血腥。我认为这是中国智慧的最高体现,合乎人民的根本利益。”

今天,中国人民的民主演练在台湾还在继续进行着,而且一次比一次成功,全民受到很大的锻炼,民主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在都说明了我们中国人绝非天生不配搞民主,绝非世世代代都要受专制奴役,百年前我们的先辈己经尝试过了践行过了,今后也一定会有真正实现和践行的机会。我们至今还被世界上最强有力最野蛮的独裁专制政权统治着,这是我们的不幸,但是将来也可能成为我们的骄傲和荣耀,因为我们有机会和这个最强大的专制政权较量,亲手去埋葬他们,不论对中国人民还是对世界人民都是最大的贡献,在世界历史上都是最光辉的一笔! 

为此笔者呼吁海峡两岸以至海内外学者继续唐德刚先生、雷啸岑先生等对“政学系”的研究,给予正面的评价,摘掉其不实的“反动政客”(中共方面) ;“北洋军阀帮凶”(台湾方面)的帽子,还原其“中国最早提倡并践行民主宪政及议会政治的政治组织”本来面目,让中国漫长艰难的民主之路有一个方向,让后来者有一个敬仰和效仿的榜样,全中国的民主宪政及议会政治才有实现梦想的一天。

参观完毕,王先生告诉我,为迎接辛亥革命百年纪念,2010年政府拨款整修“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去年的升级改造还大量增加广东咨议局旧址在百年历史长河中的地位介绍,对曾经设在这里的重要机构和发生在这里的重大历史事件进行展示,让观众了解广东咨议局旧址的过去和辛亥革命民初的历史。

据介绍,从去年开始,来广东咨议局旧址参观的观众人数大增,从平时几十人、节假日100人左右,增加到现在平时500人以上、节假日不低于1000人次。在上千份留言中,不少人表示,广东咨议局旧址是了解中国革命历史的一个重要窗口。

这让我感觉到了人心不古,让我看到了中国民主化的希望,中国的民主宪政和议会政治必将有实现的一天。基于地缘、经济和文化等原因,在百年前中国发生的首次民主革命--辛亥革命中,广东人曾作出过巨大的牺牲和贡献,百年后的今天,尽管处在“大一统”的中共专制管治下,广东的经济文化发展、在接受外来文化,西方文明影响方面、在中共不得不为之的“改革开放”中、在全国仍然处于领先的地位,笔者期望在即将来临的新的民主革命中,广东再立新功,为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为彻底埋葬形形色色的专制政治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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