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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温十年与中共未来

郭飞雄



郭飞雄:1988年7月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独立作家,著名民主维权人士。

如何看待中共十八大的程序合法性?

郭飞雄:中共十八大,本质上属于中国政治社会某个特殊集团的集会,就程序而言,它不具备全国政治意义。在这一特殊集团内部,尚看不出十八大有程序上的不合法。但由于它的与会代表选举和重大人事选举都不属于真实的自由选举,因而集会的运作形式显然仍处于前现代文明层级。

这一特殊集团集会的结果,将对中国未来的政治权力运作,具有实质的决定力。这种实质的决定力,连同其政治制度,即党国体制,按照人民主权理念,都是没有道义合法性和程序合法性的。自1980-1990年代以来,普世性的政治文明,自由、民主、宪政思想,已在中国社会广泛传播,民智大开,公民主权和权利意识已觉醒,党国体制的合法性处于严重的动摇之中。合法与否,不仅是认同问题,而且更是中国传统所说的天道问题——天道已进展到人民主权阶段了!

然而,就政治进化历程而言,中共及其党国体制,在十八大中,实行了一种有限的任期制及寡头内部一定程度的均权。与其传统的领袖终身独裁制或家族世袭制相比,有限的任期制有着部分的理性特征,在权力私有制的大背景下,它可给社会提供某些生机活力和变革的可塑性,并内在地蕴藏着进一步对权力私有制本身产生冲击的张力。所以,我对这一有限的任期制持有限的宽容态度。

能否对胡温十年来的政绩和问题做一简要的宏观评价?

郭飞雄:过去的十年,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十年。作为担当主要理财责任者,温家宝先生以适度通货膨胀政策、出口退税政策、免税和补贴的大农业政策、激发多元竞争和允许地方准半自治的放权政策、重化工业和交通大扩张政策、拉伸煤炭等资源开发利用的产业链政策等“政策组合”,充分利用了WTO机制,以及西方金融泡沫和产业转移潮流所汇成的历史性机遇,促成了工业体系现代化的基本完成。中国的经济总量,十年间大约新增了两倍,成就可谓非常辉煌。对于温的经济操盘,胡似乎并未阻挠,甚至给予了协助。这一成就,可以视作合力而为,但主要的创造者和担当者,则是拥有不完整的经济自由的亿万民众,包括劳工、技术人员、管理者和企业家、投资家。从全国范围内看,沿海和大中城市的主流人群,西北多省资源区的民众,流动人口中的技术阶层,在某种程度上也都分享到了经济增长的红利。

但是,胡温2009年和2012年两次应对危机的投资规模扩张趋向,也孕育着深重的经济危情。当初江朱毕竟能摆平内外阻力,果断决策加入WTO,而胡温却迄今未能显示出远瞻胆略,为国家利益做出各种妥协,促成欧美高技术封锁的解除。二者形成了强烈反差:江朱留给胡温的,是大空间、大机遇;而胡温留给习李的,很可能是大困局、大衰退,或者是通往未来救急充水过度后的200-300%通胀率的险情。

在这十年中,官员腐败的规模,同经济成就一道,登上了历史高峰。乘时崛起的世袭家族、官僚特权阶层和部门利益集团,构成了今日中国社会的三大等级-半等级势力。不管社会危机是急剧加重,还是平缓涨潮,中国社会结构实际上是在朝着等级时代倒退,如同东汉末、唐末所发生的那样。三大等级-半等级势力从当年社会财富总量中割走的份额越来越大,底层民众越是被经济增长的高速列车所抛出,部分人甚至在医疗、教育、社保新“三座大山”压迫下回归赤贫,那些曾经分享了经济增长部分红利的城市地区,则由于“一套房子消灭一个中产家庭”,出现了“中产人为不定形”的阶层结构振荡,一旦遭遇大衰退,年轻人群的供给能力将难以为继。而权力私有化、社会等级化的大势决定下的普遍的机会不均等,更使得整个平民阶层越来越感到出路渺茫,因而越来越气馁、受挫乃至绝望。

更大危害则在于维稳体制的尾大不掉,从哲学到战策,系统成型。它拉动整个政权、进而驱使整个社会,越来越向着丛林狂奔,直至走向半法西斯主义。中国社会本已艰难的人权法治状况出现了严重后退。通过对“新黑五类”的打压,维稳体系成功地为后极权主义扩充了数十倍的敌人,由此,他们反弹出更大的恐惧,并试图用升级的暴力迫害彻底抹平自己的恐惧。迄今为止,他们仍陷入制造对立,拒绝和解的迷雾中。

维稳体系的丛林式扩展,属于更辽阔的背景结构的一个分支:长期抗拒自由民主宪政的后极权,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辉煌成就养育下,横盘膨胀,在政体上发生次级蜕变,于是,整合为一个“极权-特权-特务权”三权并立耦合的新型政体。它的性质,仍属后极权下的寡头政体,但几乎在每一方向上都呈失控态势:地方特权的失控,几乎淘空了极权体系的社会基础。特务权的失控,诱导了倾向僭主政体者迈向阴谋、实验与冒险的激发态,薄王兴衰便是其中的一个凸显例子——它也几乎在一年之内便耗空了极权体系残余的道德基础。而极权的核心层,在多方受力、反弹冲撞,以及二十余年累积的多元派系争夺挤压下,无法依照老规则维系平衡,也呈某种程度的失控性内耗之势。新规则,新趋向,新转轨,或者更大的失控或分解,仍在海洋深处孕育着。

这一切,辉煌的经济成就,财富与机会的巨大不平等,政体蜕变,三权并立、耦合与失控,等等,从逻辑上看,胡温都是历史当事人,道义责任承担者。因为他们居于集权和极权的金字塔顶端。

在十八大报告上,胡再次强调“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请问如何解读胡锦涛的“老路”和“邪路”?

郭飞雄:宪政是普世文明,民主化乃荡荡大道。我想,这是全世界绝大多数人类,包括中共领导人那些远在欧美的子女亲属们都会认同的。现今世界多数国家已实行民主政体,如果它们走的都是“邪路”,而固守一党专制,放任世袭家族、官僚特权阶层和部门利益集团横行肆虐的中共,走的才算是“正路”,那么,人类的正义字典恐怕都要重新改写了。

对这句色彩强烈、斗胆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极左语言,我更多的不是愤怒,而是同情,因为它凸显了言说者心中的恐惧。或许,十年维稳的残酷打压,新增了“新黑五类”们数十倍的“敌人”,让逻辑上的最后责任人背上了历史包袱,就如同邓背上了六..四包袱,江背上了法(轮功)的包袱?

温和一点说,这是对自由民主理念的理性、人道、宽容、善意、妥协、互动精神缺乏基本体认,而引发的思维偏执和好斗狂热。观诸第三波和平转型的数十个国家,和解都是绝对的主题。此处不必赘述。如果以开放胸襟拥抱新机遇,实质推进诸如团派的派系化、选团化、新空间化运作,反可转客为主、意味深长,后力无穷。

至于其中可能蕴藏的为继任者划设禁区的权谋考量,我认为不值多评,因为自古平庸无法阻扰伟业,历史不可能由某个人说了算。

十八大报告让许多关心中国政改的人士感到相当失望,请问你认为未来五年中国还有机会发生政治变革吗?

郭飞雄:由于政治特有的信息蒙蔽性,尚无准确的信息可供判断,新一届中共领导人是否将拒绝进行政治变革。借助理论分析和逻辑推理,倒可能深化对这一疑难问题的认知。

西方政治学家提出的“2000-4000美元政治民主转型带”理论是非常有深刻的。当乌托邦实验彻底失败、极权蜕变至后极权之后,市场经济得以发育,社会权力主体和实力板块呈现多元兴起之势。人均GDP达到2000-4000美元区间,基本表明中产阶层已经兴起,民众个人实力普遍崛起,这滋润、促进了社会自主的文化空间、宗教信仰生活和权利运动的扩展,而民众个人实力普遍崛起又加强了公民权利意识的崛起。当民力和官力的实力对比发生根本变化之后,政治变革的到来是迟早要发生的。

互联网的出现,也使得宪政民主的启蒙大大加速,新型的互动交际网络,微博、推特、Facebook等等,在不经意间业已帮助搭建了第一波超大型公民政治社会交往平台。另一方面,世袭家族、官僚特权阶层和部门利益集团这三大等级、半等级势力,借助肆虐的公权和维稳体系,吞噬掠夺弱势族群的土地、房产、私有企业产权。社会基座部分被他们肆意穿插,纵横切割出一个个小型的原始丛林棋盘。受侵害的弱势族群奋起抗争,与民主维权运动和互联网平台相耦合,推动着底层维权事件汹涌涨潮,为宪政民主运动提供了来自社会自身的普遍强动力。

与此相应,极权体系的社会基础不断分裂溃烂,堰塞湖、管涌、溃堤都在逻辑可能之中,如果未来遭遇经济大萧条,或者200-300%的通货膨胀,这种逻辑可能都有机会转化为现实。极权体系仅仅依赖三大等级-半等级势力来统治中国,但这些势力会忠心耿耿吗?会在政治危机之际不随时换船逃生,作鸟兽散吗?依靠暴力和次暴力,则更可能反噬己身。

总之,中国必将发生历史性的政治变革,这是由实力对比的变迁和极权体系衰减周期律所决定的。此二者,乃大势,非人力可以扭转。

最近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说法:“我们就是不改,你们又如何?”这种说法固然有趣,却不专业。因为新一代是不可能愚蠢到“就是不改”的地步,哪怕来个假改、有限改、威权改,也会动。当然,长期的政治自我愚化、矮化、逆向淘汰,已使后极权体系部分地丧失了政治变革适应力和竞争格局掌控力。这将使他们在真改和假改中都非常依赖暴力和次暴力。所以,政治改革早期,会很含混,面目很狰狞,好像假。凶险诡谲、反反复复,是其常态。

在上述客观存在的社会变量之外,还有一种主动性很强的社会变量不可忽视——体制内皈依宪政民主的力量。假如我们不使用整全主义的幼稚观念把体制内看成是一片黑恶,就像数年来对温的讽刺、怀疑那样。那么,可以明确断言,同任何时代都会出现内部分化一样,体制内必有相当数量皈依宪政民主理念的实干家,他们不会永远沉默和沦丧,必定乘时而起,有所冲击,甚至希望把握变革主动权,迎接历史的挑战和机遇。因为,他们也是人,他们中也有人希望活在理想中,活在雄心壮志中,活在被历史传载美名的想象之中。在开放的全球化时代,在当今信息社会中,后极权体系内尚有一定的弹性空间,供体制内宪政民主力量发育整合。他们长期潜伏,依今年政坛走势看,似乎正接近跃起的前夜。

目前的基本态势是:时候已到,变革在即。多元变量耦合,一切因缘际会。一般先慢后快,是自然的节奏。是正解还是曲解,是全程还是半程,早期无法预知。对此,我的判断非常明确。下这样的判断,出错的概率自然很大,但有真实的信息量和逻辑线路可供咀嚼。

如何看待民间力量和体制内改革派之间关系?

郭飞雄:向着宪政民主政体转型,是中国历史必然的宿命,在这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本国民众才是真正的变革主体,后极权体系无论改革与否,都无法左右历史大势。

作为独立的民间人士,如果真正坚持人民主权理念,坚守民间主体地位,那么,就不应当将政体转型的主要希望,寄托在体制内改革、改革派和改革家身上,而应把公民政治社会作为推进和确保政治变革的主要实力基础,作为地面行动的出发点,作为未来抗争和选举的主要活动空间。

致力于公民社会的耦合、扩展和自我规制、量能升级,进而以民力囚笼官力,以民力反制特权,以民力消融极权,以民力兼并改革力,以民力奠定宪政民主,以民力镇慑威权反扑——这条简洁、清晰、纯正的民众主导政体转型的操作路径,不仅体现着自由的公民,在保障独立人格的前提下,进行的积极进取的群体活动本身的自由的品质;而且,也是对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真理的践行:社会先于国家,个人政治主权是公民社会活动真正的起点和归宿。在公民社会运作中,不可不保守个人政治主权和个人自由这一根本重心。

在此前提下,具体的民间力量,对体制内改革派,根据其真诚开放性和理念纯正性,独立地、分别地抱持欢迎、支持或者合力的态度,都是明智的。它体现了宪政民主理念的多元兼容襟怀和自由主义高贵善意的情操。对于真诚改革者,或者对于不反对人民主权的一般改革探索者,甚至对于放弃冥顽不化的打压、转而帮助推进民主的前维稳体系人员,给予正面的接纳和团结,不仅是胸怀和策略所系,更主要的是一种人道考量,它包藏着人性的善意和悲悯。

如何评价温家宝先生的个人贡献、政改呼吁和近期所处的困境?

郭飞雄:自唐代刘晏以来,迄今约1200年有余,在中国,尚无任何理财家,其经济成就及由此展示的相应能力,足以同本时代的“朱温”比肩。而温事实证明绝不亚于朱。与朱温相比,北宋的王安石改革不仅方向错误,而且实施方略琐碎而边缘。另一位著名的理财家张居正,其一条鞭法仅属税制变更,系“减法”,而非理财急需的“加法”,规模和器宇方面也都过于狭窄。

十年来罕见的经济成就,证明了中国经济管理家必定占有了部分真理:洛克、亚当斯密、海耶克以降的自由主义政治学和经济学思想,在反对国家强制干预自由市场秩序的大前提下,并不否认行政的自由裁量权可在没有法律限制的空白地带,充分发挥国家对经济的积极作用,与此相反,那种主张“放任自由”的经济激进主义,未免过于轻率地放弃了本可拥有的某些促进和培植资本积累、自由市场和多元竞争的新杠杆。由此看来,温家宝先生能成为本时代世界理财领域独领风骚者,其来有自。

但是,行政主导惯性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哲学所包含的实用主义,严重干扰了对成功的实践经验所蕴含的理论原创性的认读、反思和提升。于是,国家资本主义导向被加强,政府审批权限制严酷,自由的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空间遭受严重挤压,形成了政府扩权过度、自生自发的市场秩序遭受行政权力的严重侵扰的基本格局。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大陆,迄今并未真正形成。对此,温自然无法推卸责任。它连同贫富严重分化,医疗、教育、社保改革失败,城市房价高企导致中产阶层结构振动等一道,严重侵损了民众的利益,而无形帮助了世袭家族、官僚特权阶层和部门利益集团的势力扩展。

这一点值得更深入地分析。的确,朱一度高调反腐,温似乎从从未高调反腐,胡温执政十年期间,三大等级、半等级势力获得了黄金发展期。有人以温不拥有超出经济管理之外的权力作为替温辩护的理由。但这没有说服力。在权力结构上,当代中国的总理设置,仅仅只有秦汉时期的宰相可以比拟。在非皇权政体下,江与朱,胡与温,事实上呈现二元并立,双子星座结构。总理一职在经济上的事权之大,是笼罩金字塔全体的。这是朱温能够取得罕见经济成就的结构性原因之一,也因此,他们要承担表面越界的诸多道义责任。温的总理之权,含金量非常高,作为金字塔顶端的主导性变量,具有巨大的反作用活动空间,足以越界整合体制内反腐力量,遏制贪腐升级势头,进而阻止三大等级-半等级势力泛滥成灾,朱一定程度上这么做过,有某些成效,也在民间为他留下了美名。

感激温的绝对人数,肯定比感激朱的多得多。因为温帮助了数亿农民。这有多人亲身调查经历为证,源于温的合理的农业政策之功。但问题是复杂的,在温的政策组合推动下,底层社会仍有不少人不仅没有受益,反而受损。当面对个体时,温颇具底层关怀和温情气质,真诚中透露出某种人格力量。但他仅帮助当面的民众,表层地帮助,而未曾致力对普天下的艰难生存者救困解急,不注重解决导致底层民众生存艰难的结构根本、制度根本。普通公民勉强可以眼不见为净,作为总理,则有严重失职之嫌。这主要源于温的不合理的医疗、教育、社保政策之失。温的个人风格宽和,优点在于放任部下和民众自由,缺点在于也同时给了贪官更大的权限,给了等级势力更大的自由。对贪腐泛滥成灾,等级势力暴力掠夺民产和独占发展机会,温和胡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对特务政治的逆天违道行径,温是否进行了一定制衡?不得而知。但今年对薄熙来的处置,温明显主动出击,有大功于天下,此乃举世共见,将载诸史册。人有善行,他人可感焉。人有善意,他人可通焉。北京民主先行者胡石根先生2010年曾经举办过两次“挺温”座谈会,我今年知晓后,一再对胡石根先生的政治现实感和大局感表示真诚的钦佩。在众多的自由主义温和派看来,温家宝先生已表现出他也是一位真诚的自由民主信仰者,在他那个位置上,在交织的困局中,言论即是行动。多年以来,他不惧内部封杀,持续呼吁政治改革,是难能可贵的。支持温家宝先生,支持改革派,接纳改革派,帮助改革派,是民间力量的本分,是民主宪政的应有之义,没有多少值得反复争论的地方。对于自由民主推进者来说,这也是人道的展示,政治现实感和大局感的见证,其他改革者将通过它的示范作用而受到激励。

近期,美国自由媒体《纽约时报》公布了温家宝先生的家族财产清单,在举世疑虑中,温家宝先生据说采取了较为明智的方式,已正式要求中共高层调查他的个人财产和家庭财产,而后公诸天下,如有违法,甘愿接受制裁。这一回应是有远见的、超越性的政治家做法。但愿当事人能够跳出恩怨,顺应公意,化被动为主动,将丑闻转变为推动公布官员财产的《阳光法》的契机。如是,无论结果如何,都将创造历史新篇章。

全景观照,温的十年理财,促使中国经济现代化大局底定,既延缓了极权的衰减,也给未来宪政民主事业提供了物质基础。若干年后,如果我们有幸像台湾那样完成和平转型,回望之际,必定会记起温家宝先生的功业。然而,又有多少人能够超越当下,远眺历史呢?人们往往轻视眼前的实际成就,而过于看重历史人物。其实历史人物就在眼前,如欲珍重文明的累积性,请自眼前始。

中共应该采取怎样的观念和行动,实现自身的现代转轨,才能适应全民思变的国情和世界潮流的压力?

郭飞雄:未来必将到来的历史变局,存在着多重逻辑可能:仅仅非暴力的政体转型,就有东欧式、西班牙式、南韩式、台湾式、缅甸式,等等;暴力的政体转型,则前有法国大革命式,后有罗马尼亚式、中东茉莉花式,等等。

在经济长期高度增长、官民矛盾尚未激化破裂到发生大规模国内屠杀的情势下,保守审慎的自由主义者,多会乐意接受非暴力的和平转型,至于台湾经验,更受到大陆民众的亲睐。中国未来有的是各种机会,来创造和平演变新模式。先新加坡化,而后台湾化,也不失为较好的选择。较好的选择能够到来当然很好,但发生的概率不大,因为极权的梦魇会不时降临到这块曾经灾难深重的土地上。

在政改问题上,如果中共能适应全民思变的国情和世界潮流的压力,就应当正面迎接普世文明,接纳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中共自身,不是应当由革命党走向执政党,而是应当由极权党走向选举党。对于政党自身转型的路径,不必复杂阐述,如能直接比照台湾国民党,而成功转轨重组,对于中共,可能都是历史性的大幸运!假若如此,于国于民甚至于中共本身,均不无益处。亨廷顿说过,“从一党制国家向民主的过渡很可能比从军人政权向民主国家的过渡更为困难,但是,一旦成功,一党制国家的民主将有可能更为持久。”因为这种政党非常珍惜通过民主执政的机会。

2012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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