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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林彪研究——是给政治结论下注脚还是研究历史?

寒竹



我对于林彪研究和再评价一直不太有兴趣,同时我也知道林彪问题是一个很容易引起左右两派都不满的争论话题。但是,看到近几年关于为林彪翻案的文章和书籍越写越离谱,心中有些想法不吐不快。

评论历史人物的基本原则是具体事实具体分析,不要有预设的政治结论,不要用历史材料给自己的预设结论作注脚。那么,为林彪翻案的几个主要作者是怎样做的呢?

先谈谈舒云,这位出了两本关于林彪生平著作的作者这样评论道:“林彪不是一个害人的人,我举不出来他害过谁。” “我认为林彪不应该为“文化大革命”负责,林彪只是不应该那么去捧毛泽东。可是,林彪的捧也有主客观原因,客观上是整个大环境,尤其是那个被捧之人极愿意让人捧;主观上是林要保护自己,他当然不愿意像苏联元帅那样被枪决,但是他还是难逃罗网。”

第一句结论性的判断有多少事实根据?不要说文革期间,在辽沈战役之後,林彪亲自整过的人就有真名实姓。在文革期间,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二号人物,他的讲话,他的行动导致了多少冤魂,我下面会专门谈到。不能因为作者自己举不出来人物就轻易得出“林彪不是一个害人的人”。

舒云的第二段话显露出为林彪翻案的自相矛盾和逻辑混乱。翻案者一方面说林彪有骨气,敢顶撞毛泽东;另一方面又说,林彪躲在家里装病都不行,必须要公开出来发动造神运动,必须肉麻地吹捧毛泽东,必须当文革的副统帅,否则会大祸临头。这两个林彪哪一个为真?在毛泽东拥有绝对权威的时候,是公开顶撞毛泽东的危险大,还是称病在家,闭门不出,不抬轿子的危险大?如果说林彪真的敢顶撞毛泽东,敢拒绝写检查,这样一个刚强汉子为什么要抱病出山亲自发动造神运动,拿着一本小红书紧跟在毛泽东後面?一个人说话做事不能用两个截然相反的原则和逻辑。

在讲林彪反对毛泽东时,就说林彪有勇气,在为林彪抬轿子辩护时就说不抬不行,是屈服于毛泽东的权势。到底是公开反对毛泽东更危险,还是称病在家不参政更危险?任何不带偏见的人都不难做出判断。这个最致命的自相矛盾贯穿于整个翻案说之中。

舒云上述结论究竟是在对林彪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研究还是在要存心为林彪洗掉在文革中的罪行,大家可以得出自己的结论。

再来看看所谓的中共党史权威王年一教授把林彪说成是中华民族的大英雄的著名说法:“林彪可以不走,但他走了。他可以到广州和香港,但他没有去。专机飞到了蒙俄边界,但又折回了。不妨说,足智多谋的林彪元帅要以一死粉碎该诅咒的“文化大革命”,结束那使数千万鲜活的中国人的生命非正常死亡的毛泽东时代。

以一死而拯万民,林彪堪称“伟大”,彼时彼地,林面对强大的毛泽东,作了最好的选择。他认为唯有如此才可以摧毁“文革”。“庆父不死,鲁难不已”,林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林在极其被动的情势下,与毛作殊死的争斗。万世骂名不足惧,但求苍生得太平。古往今来,林彪是中华第一大英雄。”

王年一教授这段话很像演讲。说林彪要以死明志有什么根据呢?且不说林彪是不是在自愿的,清醒的情况下上的飞机,就算是,林彪为什么要上飞机以求一死呢?林彪要用死来向毛泽东抗争,可以服毒,上吊,跳楼,割腕,方法多的是,为什么要带着这么多人上飞机一起死,还要连累随从和驾驶员?更重要的是“古往今来,林彪是中华第一大英雄。”这么一个非同一般的结论是如何得出来的?远的不说,在林彪的同时代人中,中华民族的英雄灿若星河,林彪有什么资格说成是中华第一英雄呢?

对这么一个非同凡响的结论,王年一教授的事实和论证在哪里呢?说话写文章不能只是宣布结论,而没有论证过程。我希望误以为替林彪翻案的人只是要实事求是地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而不是要把林彪说成是伟人和英雄的朋友可以好好看看上面这一段话。

再来看看丁凯文先生。这位先生对不同意他的重新评价说的人常常激动地驳斥,言辞极为尖锐。这里仅举一例来看看丁凯文先生为林彪辩护到了什么样的走火入魔地步。

今年7月31日林彪大女儿林晓霖在广东梅州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虽然在“文革”中,她与父亲林彪一度断绝父女关系,但骨肉感情是难以抹去的。她同时表示,愿意向在“文革”中受父亲迫害、牵连的人谢罪。实事求是与人性的复归,林晓霖女士讲了这么一段令人感动和敬佩的话: “我父亲当时是中央的二号人物,对“文革”造成的灾难,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对不起人民。„„作为林彪的女儿,我义不容辞地,对遭父亲迫害的人、受他牵连的人谢罪„„这么多年来,在很多场合,我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替我父亲谢罪。我谢罪,不为求得他们的宽恕。他们遭受这么大的灾难,我明白,这是宽恕不了的。有人对我说,你谢罪有什么用,你又没有钱,也没有权。你谢罪,也给人解决不了实际问题。这么些年,很多人死去了、走了,还有少数在人间。我感到很对不起他们,但我真是无能为力。替父羞愧和谢罪,已无济于事,只是一种内心沉重而持久的感受罢了。”

任何一个没有预设政治偏见的人看到林晓霖女士以上的讲话,都会感受到她对历史的尊重和宽阔的胸襟,感到她敢于反省,不为亲者讳的勇气。这种心态在当今的中国社会发展中是难能可贵的。

但是,对林晓霖女士这么一个为父谢罪的讲话,丁凯文先生大为恼火,口不择言地对林晓霖女士进行攻击,字里行间充满了仇恨,其言辞之荒唐令人忍俊不禁。丁凯文说林晓霖女士替父亲向民众道歉是因为“林晓霖不仅认同官方对林彪元帅的种种诬陷不实之辞,加入他们的行列,甚至充当起官方的传声筒、应声虫,起了官方起不到的作用。林彪元帅有林晓霖这样的女儿岂不哀哉?一些知情人直言,此乃林帅家门之不幸,所言诚不虚也!„„不幸的是林晓霖恰恰就是这种驯化奴化的典型。”最後,丁凯文先生大笔一转,得出一个惊天结论:“虽然林彪身死大漠,但是林彪功绩不容抹杀,日後的华国锋等人一举粉碎“四人帮”根本就是继承了林彪的遗志,完成了林彪当年庐山会议上的未竟之业。”

在丁凯文先生的笔下,林彪是英雄,连华国锋粉碎四人帮都是继承了林彪的遗志,如今林彪的女儿要替父向民众道歉被看成是一种奴才,是传声筒,应声虫,是林彪的家门之不幸。这种文革式的春秋笔法能够实事求是地研究林彪,能够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吗?

下面再来谈谈对林彪本人的评价。我说毛泽东要为文化大革命负首要责任,而林彪是当仁不让的第二位,我这样讲,不仅仅是因为林彪是当时的文革副统帅,而且是因为林彪在两个最根本的问题上的错误仅次于毛泽东,中共党内无人可以相比,一个是个人崇拜;另一个是对普通民众的残酷镇压。

中共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始于1942年的延安整风,王稼祥,刘少奇在1943年相继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跟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提。1945年的中共七大,毛泽东思想被正式写入中共党章。在此之後,对毛泽东的崇拜从党内蔓延到党外。

一些为林彪辩护的人说,当时谁都在吹捧毛泽东,为什么要抓住林彪不放,刘少奇,周恩来等不也吹捧毛泽东吗?讲林彪在造神运动上的根本错误有两个根本原因。第一个原因,尽管吹捧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发端于文革前,但真正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推行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是林彪,是林彪从军队开始把毛泽东的绝对权威树立起来的。没有从1960年到1966年的全国性的个人崇拜狂潮,文革很难能够真正发动起来;第二个原因,跟中共党内其他吹捧毛泽东的人不一样,林彪是一个本身就喜欢,并热衷于个人崇拜这种东西的人。

中共党内吹捧毛泽东的造神运动,人人有份,虽说分量不同。但是,不仅吹捧毛泽东,而且自我吹捧,自我造神仅林彪一人而已。刘少奇,周恩来,张春桥等在这点上都难以和林彪相比。

很多人忘记了,在文革的鼎盛时期,实际上是有两本所谓的“红宝书”,除了用于崇拜毛泽东的《毛主席语录》之外,还一本是用于崇拜林彪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该书于1968年11月于北京出版发行,1969年2月在全国大量发行,各个单位的职工人手一本。这本书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毛泽东在文革中的讲话和语录,共298页,另一部分是林彪的语录311页。

从这个时候开始,全国各地的政治学习中这两本书是必带的。如果说吹捧毛泽东是林彪的违心之言,那么林彪搞的对自己的吹捧和崇拜是为了什么呢?在整个文革中,除了毛泽东和林彪搞的这种自我个人崇拜,找不到第三个人搞过这种个人崇拜。

再来看看文革中中国普通老百姓受迫害的情况。一些善良的朋友讲,不知道林彪到底整肃过谁。这里再我引证一点文件和材料。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并不是一场任由老百姓自由造反的群众运动,而是一场由最高掌权集团发动民众按照当权者自己的政治意图造反,同时残酷镇压民众的双重过程。

1967年1月13日,当时的最高掌权集团颁布了著名的《公安六条》,其中第二条规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革命标语,喊反革命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在这么一个专制的大棒下,到底有多少无辜的老百姓仅仅是因为反对某一个政治人物被枪决,被判刑的呢?

在胡耀邦主持平反冤假错案时曾有一个统计。 除去因为反对毛泽东而被判刑的案子之外,仅仅因为在议论林彪、“四人帮”时,发过某种怨言,说过某些话而被判为“恶毒攻击”判刑的冤案,据1978年10月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统计,全国二十五个省市自治区已查出的有一万一千九百多件,这个数字只会比真实案件少而不会多。这个统计数字没有说明哪些是因批评林彪,哪些是因为批评“四人帮”被枪决或关押,但很多人是因为批评林彪而被关押或枪决是不可否认的,因为当时林彪的名字是紧跟在毛泽东之後作为刑事审判的标准之一。下面是几个典型的案例。

石仁祥:安徽省和县人。1966年4月,从部队复员回到家乡和县水利局工作。“九大”前夕,他写了《致党中央的一封信——关于林彪问题的汇报》,并自己刻版,油印7份,于1968年12月26日寄给党中央,同时发往武汉军区、济南军区以及南京、西藏的空军领导机关。在信中说道:“林彪做的坏事愈多,失败愈惨!”,就因为这么一封信,石仁祥于1969年1月8日被逮捕入狱。因为拒绝放弃反对林彪的观点。1970年7月12日,这位年仅29岁的年轻人被以“罪恶极大的反革命分子”等罪名,惨遭杀害。临刑前,他曾说道:“你们可以杀我,但若干年後,会证明我是对的!”

舒赛,女,1917年生于湖北江陵。1966年12月4日,化名“王咏”在北京的闹市和重要机关门前贴出了18张反对林彪的大字报,成为“文革”时期第一个公开反对林彪的人。同年12月7日,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被捕入狱。1969年,作为重要政治犯,被押出北京,关进山西临汾第三监狱。1971年5月19日,舒赛含冤死于狱中。

朱守忠,194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政治经济系,1958年在宁夏曾被打成右派。“文革”中朱守忠在单位中谈到:“林彪和江青有野心”,“林彪作为接班人写进中共‘九大’党章,不符合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1969年11月,因上述言论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罪”被判处死刑,1970年2月11日在宁夏被枪决。

郭维彬:女。黑龙江省哈尔滨铁路局图书馆管理员的郭维彬在1967年8月18日,写了一篇题为《到底谁错了》的文章,认为文化大革命犯了方向性错误;中央文革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林彪不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而是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当天,郭维彬被逮捕。在狱中,高喊“打倒林彪”、“把江青从中央赶出去”等口号。曾于1969年报判死刑执行,但後来未执行而长期关押。

朱希,1957年被划为右派。文革中,批评林彪,成现行反革命,受尽拷打折磨,判处死刑;因林彪垮台,死刑未执行。

一个政治人物对社会造成的灾难并不在于他亲手杀了多少人,而在于他的政策和行动在社会中导致了什么样的灾难。以毛泽东为首的热衷于大跃进的中共高层领导人在主观上是为了让经济高速发展,但是,实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荒唐政策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却造成了大量的农村人口饿死,对此,整个中共高层领导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同样,林彪在文革中的罪恶并不在于他亲手杀了谁,关押了谁,而在于他本人扮演的政治角色导致了多少无辜的老百姓因为他成了枪下的冤魂,多少人因为他在狱中度过自己的青春。毛泽东对文革负有最大的责任,但这并不等于说其他文革中的掌权者都没有责任的。如果今天把文革的罪恶仅仅归毛泽东一人,那是就还是在把毛泽东看成无所不能的神。今天如果要把林彪说成是文革中英雄,那么,千千万万因为批评过林彪而惨死在枪下的冤魂怎么能够闭上眼睛呢?

从这一点上讲,我觉得林彪的女儿林晓霖女士是一个值得钦佩的人物。如果研究林彪的人都有林晓霖女士这种开放和坦荡的心态,那就有可能发掘出一个真正的林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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