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  DEMOCRACY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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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层面看中国民主前景

刘世遵

 

刘世遵1963年出生于辽宁大连,1985年考入北京服装学院高分子材料系。1989年天安门广场学生民主运动期间,担任广场学生代表,北京服装学院自治会主席;分别参加5月14日夜,首次讨论戈尔巴乔夫访华是否撤离广场,由王丹、王超华、王志新、张伯笠、柴玲等主持的学生代表会议。在广场期间,刘世遵与温杰老师一起,联合北京近20所高校,在柴玲主持会议期间提出建议,选举组建广场统一的、有权威的领导机构,此后,因为主客观原因,虽然没能实现选举,但还是产生了“保卫天安门广场总指挥部”。“六四”镇压后,被隔离审查半年,取消毕业分配资格。1991年5月,刘世遵应聘日本独资企业,任生产科长,同年9月派往日本研修,1992年5月回国。1993年11月辞职创办私营企业,1997年始,因主动到北京义务协助徐文立、查建国、高洪明、何德普秘密组建反对党而毅然弃业从政。此期间,还就读辽宁师范大学世界经济专题研究生。1998年组建中国民主党期间,刘世遵担任北京天津地区党部秘书长;在辽宁期间,提议召开辽宁民主党人第一次会议,并被确定为召集人之一。1998年11月30日,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被捕当日,刘世遵当即决定与王泽臣分工,由王泽臣负责联系全国联名抗议,刘世遵负责组建律师团,在律师团即将完成组建之时,于1998年12月5日,被大连警方实行异地监视居住(后改为在家执行)长达六个月;此后,被正式逮捕,判刑六年。于2005年刑满释放。现住大连开发区,0411---87329255, 13591818919



一,三十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

1,放开开放政策的实行:先谈放开,建国初期,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大陆基本上消灭了私有经济,人民普遍丧失了经济自由,被捆绑在公有制的战车之上。大锅饭和普遍贫穷成为当时人民的基本写照。
随着改革开放,尽管这一过程用时颇长,但还是使那些长期被束缚在公有制体制下的人们,在经济领域有了相对的自由,用以合法地追求财富和人生幸福。而这种因体制进步,放开束缚而获得的经济自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在农村,同样的土地,放开前,人们吃不饱,放开后,吃不了,这是不同制度产生不同结果的很好例证。

再谈开放,实质是对外开放,打破了原有的闭关锁国政策,大量引进外资和技术,扩大对外贸易,充分利用中国的比较优势: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和土地资源,使中国成为出口大国,“世界工厂”。

2,人口红利:三十年来,廉价的劳动力,尤其是大量的农民工,为中国经济发展,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提供了人力资源保障,做出了巨大贡献。

3,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机遇及加入WTO的助推:经济全球化是以科技进步为阶梯,以自由贸易思想和相关机制的建立为助力,以提升经济竞争力和获取全球利润为目的的经济现象。一旦一国开放贸易,其贸易品价格就被视为世界市场的价格,由于中国拥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和土地资源,使中国在国际市场拥有比较优势,继而成为出口大国,“世界工厂”。

另外,以防止贸易保护主义,促进公开,公平,公正的自由国际贸易为宗旨的政府间组织------世界贸易组织(WTO),为世界贸易体制奠定了法律和组织基础,使世界贸易自由化趋势得以深入。中国加入了该组织,为中国的外向型经济提供了助力。

4,三大产业的集中爆发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房地产业,汽车业,互联网为代表的电信业在过去的15年里集中爆发,各年龄层同时集中购买,由于这三大产业均为龙头产业,直接或间接带动其他产业共同发展。

5,股票,期货市场的助力:股票市场主要为企业融资提供渠道,期货市场主要为企业有预期的销售提供渠道。中国股市不管是从最初为摇摇欲坠的国企“脱困输血”,还是到目前“包装上市”圈钱,毕竟使大批骨干企业摆脱了生存危机和发展瓶颈,助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6,投资:三十年来,中国走了一条高强度投入,外延式发展的道路。仅2008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就进行了4万亿的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2011年中国地方债务余额107174亿元,(已超过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主要用于市政建设和交通运输,地方官员为了升迁,还要建设大量的正政绩工程,面子工程等。

二,上述助推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有些已经或即将消失,有些将会弱化:

1,人口红利已经弱化,并将最终消失。农村富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况已经改变,目前,即使较偏僻的农村,也几乎没有几个青壮年在家乡务农,从事农业生产的主力基本上是老年人和妇女,“用工荒”客观存在。

2,国际贸易和时间,将会使国家间不同生产要素的利润,即地租,工资率,利润逐步趋同,尽管这一过程是漫长的,但在发展阶段相近的国家间,这一趋势则是明显的,中国的比较优势将逐步弱化。另外,由于世界需求的有限性,制造业向中国的转移也是有限的,事实上一些制造商已逐步将业务转移到东南亚和印度等国。也就是说,经济全球化带给中国的出口增长将会弱化。

3,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房地产业,汽车业,互联网为代表的电信业高潮期已过,不会再现不同年龄层同时购买的景象。对于房地产业,正陷于两难境地,放任发展,将吸引大量投机资本进入,房价高起,普通民众无力购房,泡沫破裂可能引起金融危机。同时,高房价成为吸金王,拿空购房者的储蓄,还要预支20年的收入用于还贷,本来因经济增长而产生大量中产阶级的财富,却变成了钢筋水泥。
而要严格调控,房地产市场就会失去活力,丧失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

4,中国股市建立的最直接动力就是为国企“脱困输血”,那些大量机制落后,效益低下的国企见到了救命稻草,纷纷包装上市,将百姓天量储蓄变为无需还本付息的资本金,这就塑造了中国股市重投资,轻回报的天性,使市场快速扩容,日均一家企业上市。美国股市用了约200年,才发行了3000家股票,而中国仅用了20多年,就上市了近2600家股票,加上再融资,大小非套现等对股市的长期抽血,使股市长期低迷不起,熊冠全球。尽管经济在高速增长,上证指数仍在10年前的点位。2011年,中国股民人均亏损4万元,这种杀鸡取卵的融资方式,使韭菜姑娘买了套,套了割,最终淡出股市。当人们对股市彻底失去信心,股市就将丧失融资功能。

5,过于倚重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直接后果就是:资源严重透支,产能过剩,排放过量,生态环境恶化,也就是说,它是不可持续的。同时,对于基础设施投资也不是无限的,那些有价值,有效益的项目基本完工或在建,而再开工的项目,边际效益将越来越低,有些将会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比如,西部地区高速公路每公里造价1亿元以上,建成后车流量少,收费比东部还低,而每年保养费十分巨大,三、五年还要大修,对于超前基础设施建设既是一种浪费,也是一种负担,劳民伤财。
另外,由于地方政府面临巨大的债务负担,其新的投资积极性也面临考验。

三,面对以上问题,中国政府提出新战略:

1,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期望以此担负突围使命。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业,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产业。这些产业的确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但是新兴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发明和创新,离不开技术进步。然而,三十年来,中国产业上的技术进步,多大是在与外资的合作中引进的,在整体上,缺乏科技创新能力。
发明创造需要人才,要有人才,制度是关键:没有好的政治制度,教育制度,就不能培养好的人才,也没法留住好的人才,更没法吸引外国人才。也正因此,在科技方面,中国始终属于追赶型发展,而非像欧美等国那样属于创新型发展。

2,在城镇化上做文章,将城镇化作为扩大内需的突破口,即可增加投资,又可拉动消费。这个方向是对的,但城镇化的关键是什么?一是让农民工在城里有房子住,留得下来;二是让农民工在城里有平等的市民身份,有合理的社会保障,活得下去。但是,对于前者,在地方政府庞大的债务压力下,尤其是缺少制度驱动力的条件下,保障房,廉租房的建设很难有较大期望;对于后者,中国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的比例仅有15%左右,标准低,覆盖面小,农民工及其家属很难享受到应有的社会保障,因此,他们很难在城镇扎根。

要想改变现状,唯一的出路是政治体制的质的进步:一是把人民变选民,让官员有求于民,有为民办事的直接动力,同时,也就没必要再搞什么政绩工程,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可节省大量资金;二是改变目前的吃饭财政,淘汰臃员,改变预算结构,增加社保预算。否则,如果还是以行政命令的方式,用卖地换钱的方法,只能取得一时之利,它将透支中国未来发展与土地安全。

以上说明:不管是搞战略性新兴产业,还是搞城镇化,都需要政治体制的质的进步。

四,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障碍探讨:

1,腐败:在经济领域,各级政府对资源配置的权力,以及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使腐败蔓延。差价盈利模式就是其典型例子,除了“名正言顺”获得评价资源(土地、低息贷款、有关大项目采购等)的垄断之外,争取跻身权贵阶层,与权贵结盟,向权贵靠拢,便形成景观。权钱交易成为习惯,正当经营的企业在竞争中处于下风,破坏了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也造成道德层面的滑坡。在官场上的腐败就更卑鄙了,买官卖官,溜须拍马,大搞政绩工程等。腐败是一种额外的税收,只是它不上缴国库,它既增加人们的经济负担,又败坏社会道德和民风,极大地削弱国家实力。

根治腐败的途径:一是让权力真正来自人民;二是让权力得到制衡和有效监督。

2,汹涌的移民潮:由于体制、教育、环境以及规避风险等因素,使得中国富人纷纷移民海外。中国招商银行和贝思顾问联合发布的《中国私人财富报告2011》透露:中国内地资产1000万以上的富人,近60%已经完成投资移民或正在办理,资产1亿以上的富人,74%已经完成投资移民或正在考虑。另外,存在大量裸官,其配偶和子女移民海外,并转移大量财产。

分析移民的原因:除去正常的移民外,一是贪官及其亲属转移财产,畏罪外逃;二是对现有体制、环境不满,对未来没有信心;三是一些拥有原罪的企业家没有安全感,包括国企改制期间的,以及一些民营企业家,在目前运动式和选择式执法环境下被迫结交权力而留下罪证。企业家资源是市场经济中最核心的资源,企业家精神是市场经济的发动机,大规模的移民潮造成了财富流失、税收流失、消费流失以及人才流失。
企业家们在获得财富自由之后,会发现,经济权力并不能使其获得应有的安全感和归属感。因为,在经济权力之上还有政治体制。

扭转办法:建设一种好的政治体制,减少和杜绝腐败,使官员和企业家都能在一个公平公正有序的环境中生存,同时,因为有好的政治制度,人们对祖国充满信心和热爱。

3,土地问题:中国的放开开放政策是从土地政策的改变开始的,三十多年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提升,中国的农村已发生了本质改变。一方面,青壮年农民大批离开了土地,相当多的农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降低;另一方面,中国的农村土地是农民的生存保障,不管是重新返乡的农民工,还是固守乡村的老弱农民,在现有条件下,土地是他们的最后生命保障线。

在农村缺少社会保障的条件下,大多数农民依然贫困,谈不上消费;同时,在现有土地政策下,一家一户缺少规模经营的条件下,科技进步,营销水平很难提高,劳动生产率低下,农民的生活水平难以提高。目前,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不到美国1/90,不到日本、法国的1/100。

中国农村的出路在于:一方面加快城镇化步伐,创造条件让农民工在城市生活得到切实保障,减少返乡率;另一方面,不断提高农民的社会保障,进一步降低农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同时,改变土地产权制度,使土地加速集中,这样,即可解决农村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又可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弱化城乡差别,提高农民消费水平。二战后,许多国家和地区都经历过土地分散耕种,再集中的过程。比如,法国 ,中国台湾等。

4,贫富两极分化,消费不振:在现有政治、经济体制下,一方面,拥有资源(包括权力)的人轻松致富;另一方面,不重视普通民众的收入增长和社会福利的提高。需求结构不平衡,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在政府、企业、居民三者中,天平不断向政府和企业倾斜,二者再将较多的资金用于投资。腐败和分配失衡造成贫富差距,在欧洲,政府财政的大约50%用于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美国是30%,而中国是15%。
30年来,中国政府收入增长了985倍,而百姓收入仅增长了约19倍。以2007年为例,用税费供养的党政事业单位工资为29425亿元,加上其他支出共计37530亿元,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19.95%,而中国劳动者的工资总额仅占12%,这个比例在日本为54.18%,美国为58.31,德国为53.34%,英国为55.27 %。(以上数字来自陈行之先生的《中国富贵阶层纷纷移民海外背后》)

在普通民众收入有限,再加上高房价吸金王的作用下,中国的消费不振就可以解释了。

5,台海分治:因分治使两岸均消耗大量外交、国防以及内政方面的资源。台海分治是中华民族真正富强昂居世界的障碍。
用和平的民主的方式完成台海统一,是中华民族走上自由,民主,统一,强盛的一个契机。它将把整个中华民族带进一个新天地。在统一过程中,所有对对方的让步和妥协,都是对骨肉同胞自己的让步和妥协。用和平的民主的方式完成统一,只会给双方带来根本上,和整体上的好处,(台湾已有的不会因统一而失去),并且,避免麻烦和潜在的危险,

台海的统一不仅会为中华民族增添幸福感,还会为其他问题的解决打开大门。

我注意到:俞可平先生在台湾时表示:“一中”原则下,民主可以谈。

五,结论:

1,在中国,追求财富和幸福之门已经打开,中国百姓的勤俭(高储蓄率)、勤劳和智慧,以及庞大的经济运行惯性,将是中国经济继续前行的动力。

2,三十年来,一些助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因素已经或正在消失。包括人口红利,持续高增长的出口贸易,房地产、汽车、互联网为代表的电信业等龙头产业的集中爆发,大规模基础建设投资等。

3,新的助推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城镇化均需要政治体制的质的进步。

4,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障碍:腐败问题,移民潮问题,土地问题,贫富分化问题,台海统一问题等,均需政治体制的质的进步,才能解决。

5,总之,若没有政治体制的质的进步,中国经济将会不断下移。

在一个经济高速增长,财富迅速膨胀的年代,可以让革命家成为企业家,让一个潜在的革命者成为投资人。反之亦然。

几年前,我和辽宁朋友在春节祝语中有这样一句话:向为了中华民族的自由,民主,尊严和幸福而做出努力的人们拜年,祝福!这里的尊严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在政通人和的体制下,人人在自由、民主、公平、正义的环境中,同时拥有良好的社会保障,从而产生的轻松自在,心气和顺的尊严,即使没有腰缠万贯,人们也会产生尊严和幸福感;另一方面,整个民族统一而强大,有能力维护世界和平和正义。

辽宁:刘世遵

201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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