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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历史破晓时分

王康

 

我们分明看到,站在当今世界最高文化荣誉奖台背后的,还有从孔子到陈寅恪,从庄子到胡适的全部中国精神先贤,中国不仅是一种世界物质力量,中国更是一种世界精神力量,中国不仅有自我拯救的天然权利,中国更有与人类共同获救的神圣责任。

王康

中国自今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两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四千年大梦之唤醒”(梁启超),无疑是近世中国命运与使命最无奈、最英勇、最悚惕的咒语式警示,也是世界历史从未面临的特异悬案。

粗略估算,已逾十代国人六十余亿人次身陷此一大变局、大觉醒,中国近两百年的全部心智、骨血和神髓,几乎悉数耗散于此亘古未有之解析、应对之中。

各种迹象表明,中国即将突破这一变局,终结这一大梦,但是中国究竟何去何从,却远未尘埃落定,中国何去何从,仍然是未定之数——中国同时成为自身和世界的共同负担、共同责任。

“这全人类四分之一生命与精神,何处寄托,如何安顿,实际上早已为全人类的共同良心所关切。中国问题早已化为世界的问题。如果人类的良心,并不容许用原子弹来消灭中国五亿以上的人口,则此近四分之一的人类生命与精神之命运,便将永成为全人类良心上其同的负担。”[作者注:《谈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唐君毅全集·卷七·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全集校订版。]

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四先生当年发表此《现代新儒家宣言》前后,中国在“冷战”外患和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内忧中,迭经专制、独裁、贫穷和饥馑,并且与几乎整个西方(包括苏俄、日本)为敌。

中国一度似乎又回到谭嗣同眼中“黑暗否塞,无复人理”之人间地狱:世间无物抵春愁,合问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五十年后,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巨变,困扰世界的“冷战”和核战阴云渐始消退,笼罩中国的历史浩劫欲散还聚。

中国仍然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中国的使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需要我们以更为忧患、庄严和苍茫的心情面对。

五百年以来、次第出现、先后相续的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革命,启蒙运动和社会政治大革命,不仅使欧洲的历史发生了突破和革新,而且前所未有地改变了世界。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从此发生了历史性的位移,中国不再是“中央之国”,礼仪之邦,中国成为世界文明的边缘地带,中国文明沦为古旧、不开化、半野蛮的化外之物,成为西方文明觊觎扩张的最后疆域,也是西方最难理喻、最难开化的神秘帝国。

中国从来就是一种世界力量。

自古以来,中国横亘在世界上最浩瀚的海洋和最雄伟的山峰之间,上苍赐予的这片时空悠久、辽远而闭塞、天然自成的一个世界。

在人类各民族被自然屏障分隔的漫长史期,中国拥有的特性十分显明,地理、气候、自然和周边环境都足以支持中国发展出独特而成熟的文明。

当欧洲在异族入侵的黑暗帷幕和中世纪蒙昧主义的千年岁月中分崩离析和踯躅不前时,中国已经“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和技术上,曾经领导了世界达两千年之久”。([美]罗兹·墨菲:《亚洲史》)

作为巨大、古老的文明,中国原本可以遵循东方农耕社会的固有节律和亚细亚大帝国的权力结构,在自我封闭、停滞、循环往复的王朝兴衰周期率支配下,代代因袭,自洽而沉迷地生息绵延,终古不变——中国文明遵循着某种天造地设般的“宇宙-自然原理”:天不变,道亦不变。

中国是天然的永久性大国,其历史、文明、人口、土地、资源都注定了它那非同寻常的命运,中国又是注定历经曲折,必须缴付高昂代价才可望走向历史破晓时分的大国。

五百年以来、次第出现、先后相续的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革命,启蒙运动和社会政治大革命,不仅使欧洲的历史发生了突破和革新,而且前所未有地改变了世界。

它们似乎秉承着另种“天意”,不可遏制地向一切文明和一切民族进发,它们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文明,第一次宣称自己属于并代表全人类,破天荒地以某种普遍有效、普遍适用的普世价值的名义,以征服和救赎世界为己任,其秘密是:价值、利润、市场;其工具是:科学、技术、贸易;其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其目标是:人类、世界、宇宙;其边界是:无限、永恒和终极真理。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从此发生了历史性的位移,中国不再是“中央之国”,礼仪之邦,中国成为世界文明的边缘地带,中国文明沦为古旧、不开化、半野蛮的化外之物,成为西方文明觊觎扩张的最后疆域,也是西方最难理喻、最难开化的神秘帝国。

中国的固有优势和传统精华,遭到严厉的审视和质疑,中国的独特命运,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影响和前途,都必须由中国并不熟悉和快意的语词、逻辑和法则来分析判断。

这究竟是中国的福分还是祸端,世界的吉兆还是凶相,尚无人洞悉。

“君子反求诸己”,“认识你自己”,东西方古代哲人的不朽告诫,神意地适用于今代中国。

没有一个民族能够背离天地间的常情,每一个民族都领受着某种天命,按其内在本性,在人类历史舞台上充任天定角色。

极而言之,上帝垂青或厌恶某个民族,成全它走向荣耀和拯救还是任其堕入深渊,必先促其反躬自省,必先待其接受庄严的精神洗礼。

古希腊水手在横渡达达尼尔海峡、赤克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遥望东方时,曾发明过两个极富启示性的时空概念:亚细亚,太阳升起之所在;欧罗巴,夕阳西下夜幕降临的一刹那。

自从荷马、埃斯库罗斯和希罗多德关于特洛伊战争的史诗把希腊与波斯的世代血仇引入后,“欧罗巴”、“亚细亚”就开始转意为历史、种族和宗教名词,成为划分文明与野蛮、区隔光明与黑暗、代表自由与奴役的世界历史分野。

两千年后,黑格尔从中获得灵感,形成他那影响深远的历史哲学:东方只知道唯一者自由,希腊与罗马世界知道若干者自由,惟有日耳曼世界知道所有者自由。

他以罕见的诗体语言断定,世界历史有一个神意的绝对起点,那就是亚细亚。

当那轮自然的外界的物质的太阳从东方升起并在西方没落时,那轮精神的自由的太阳也就从西方升起,散播出一种真正高贵神圣永恒的光辉,人类的崇高使命和最终目标从此指向西方,而东方和全部非西方民族都将长久地笼罩在历史黑暗地区,直到世界精神的破晓时分神恩般地普降寰宇。

按照西方的观点,东方最神秘最反常最可悲的特点,在于它那周而复始的循环史观。

无论如何改朝换代,治乱兴亡,东方都以万变不离其宗的超然与孤寂,演绎着一个“停滞社会”的全部符咒。

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理查德·琼斯、黑格尔、马克斯·韦伯……西方的智者都有以讶异而矜悯的目光注视着东方,断言亚洲总是大帝国的家园、专制主义的温床、暴君的老巢、人类不幸和黑暗的舞台。

一种奴隶精神统治着亚洲,并且从来没有离开过。

在亚洲大陆全部历史中,从来找不到自由精神的痕迹,只有规模庞大、耸然而立的专制帝国。

暴君是唯一的主宰,全体臣民都是他的奴俾,这种普遍绝对的隶属依附关系,构成了东方世界野蛮统治牢不可破的历史基础,构成亚洲各国始终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平陂往复周期性地震荡-沉寂的唯一动因,并由此滋生出这个历史未破晓地区的全部精神结构:暴力、谎言、虚伪、奸诈、告密、鬼诡、迷信、腐败、权争、无道……

至于中国,它可悲地被海洋、高山和沙漠环绕隔绝这一地理事实,同时象征着它在精神上的封闭、孤立、静止。一种终古不易的腐朽气息化解了一切新鲜事物和创造精神。

德国历史学家赫尔德在十八世纪末写下的这段话,可视为欧洲对中国的经典评点:

几千年来,中国始终停滞不前。他们那些关于道德和法令的教诲总是反反复复,变着腔调在同一个话题上兜圈子,千篇一律地颂扬一种孩童式的义务。

他们的天文学、音乐、诗歌、兵法、绘画和建筑与千万年前一样,不过是他们永恒法令和千古不变的幼稚滑稽的政体的孩子。

中国恰如一具木乃伊,周身涂着陈腐的香料,描画着象形文字,包裹着丝绸,它体内的血液循环早已停止,犹如冬眠的鳖类,它对一切外来事物都采取敌视、窥测、阻抗的态度,它对外部世界既不了解,也无兴趣,更不喜欢,它的最高旨意就是终日沉浸在自我封闭的漫长黑暗之中。[作者注:赫尔德,《关于人类历史的哲学思想·中国》(Ideen zu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第三部,里加和莱比锡,约翰·弗里德里希·哈尔特克诺赫出版社,1787版]

中国精神及其外在历史的悲剧,就在于它拒绝“精神”,尤其缺乏建立“内在”精神的天然能力,因此无法从生命本体上建立自由所需要的基础,黑格尔对中国文化的绝望与他关于世界精神和精神辩证法的理论通过马克思-列宁传输到中国之间,乃是西方精神对中国最奇特的胜利:

凡是属于“精神”的一切——在实际上和理论上,绝对没有束缚的伦常、道德、情绪,内在的“宗教”、“科学”和真正的“艺术”——一概都离他们很远。

皇帝对于人民说话,始终带有尊严和慈父般的仁爱和温柔,可是人民却把自己看做是最卑贱的,自信生下来是专给皇帝拉车的。逼他们掉到水深火热中去的生活的担子,他们看做是不可避免的命运,卖身为奴,吃口奴隶的苦饭,他们也不以为可怕。

因为复仇而作的自杀,以及婴孩的遗弃,乃是普通的甚至每天的常事,这就表示中国人把个人自己和人类一般都看得是怎么轻微。

虽然没有因为出生门第而起的差别,虽然人人能够得到最高的尊荣,这种平等却足以证明没有对于内在的个人作胜利的拥护,而只有一种顺服听命的意识。[作者注:黑格尔,《历史哲学·世界历史开始于中国所在的东方》,三联书店,1956版。]

在《共产党宣言》这部纯西方式历史文献中,马克思、恩格斯在预言西方资本主义必将寿终正寝同时,盛赞“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徙和十字军东征的远征……。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业民族从属于工业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他们从唯物史观出发指出,不存在土地私有制,是了解整个东方的一把钥匙,是东方全部政治史和文化史的基础。

他们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写道,从纯粹的人类感情出发,眼看中国宗法制社会的崩溃、瓦解,无数勤劳善良无辜的普通百姓既丧失了自己的古老文明,又丧失了世代相传的谋生手艺,是不会无动于衷的;但是不应忘记,正是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和老实巴交的农民初看起来怎么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统治的牢固根基;它使中国人的头脑局限在狭小的时空中,沦为暴政的驯服工具,表现不出任何独立意志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

中国这个“活化石”,世界上最古老的“腐朽的半文明制度”往它的人民中灌输的全部教训都是“因因相袭的愚昧”。

作为“欧洲的直接对立面”,欧洲文明的“反题”,中国代表着世界上“总体反动、总体保守的强大堡垒”,乃是“腐朽世界的总代表”。

作为西方文明的叛逆和异端,马克思、恩格斯与西方主流学者对中国的分析始终有某种微妙的差异,就是这种差异,也许成为他们的学说在其去世六七十年后,在遥远陌生的东方被奉为天条的原因。

他们同样厌恶并看到“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中国这个悉心“保存在密封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旦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

而西方资产阶级天然“负有为新世纪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就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世界交往,以及进行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在科学支持下对自然力的统治。

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像那样,只有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

与拿破仑、威廉二世和尼古拉二世等西方人一样,马克思、恩格斯朦胧地预感到东方的中国这条不祥的“恶龙”和“睡狮”将会从历史的沿船和迷雾中醒来并徘徊于世界上空,他们怀着某种模糊、复杂、有几分庆幸又夹杂着恐怖的心情,隐略看到了某种前景,“古老中国的末日正在迅速到来”,但是欧洲切勿高兴过早,这只是事情的开端,西方将会欣赏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复兴”。

马克思、恩格斯据此对世界历史辩证发展的第三阶段作出了所有资产阶级都未曾作出的另类预言:西方(首先是英国)出于卑鄙的商业利益,却造成了亚洲前所未有的社会革命,英国由此“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到时候西方人就无权像“骑士般的英国报纸那样斥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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