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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求“后现代”的“大大转型”的共识

苏冀

 

作者简介:苏冀,男,西历一九七三年生,天津宝坻人。 独立学者,现居北京。

一、 方法论

我们秉持理性精神来讨论问题,在探讨中国的变革问题的时候,要不断的超越既有成见的制约,使任何论断及其论据都是反思的结果,要检讨基本准则到具体主张的恰当性,以及逻辑的连贯。我们不把任何教条或流行语作为我们的不可思辩的前提。我们不必受任何现实利益的直接束缚,当然措辞要适合不同的听众。真知灼见,其中的错误被尽量排除,也包含最大的建设性,才是解决问题的最坚实基础。而理性精神的必要性,则在于今日世界范围的危机的严峻性,以及具体的中国变革的困局的严重性。应该认识到这些都没有现成的答案,非哪个大师已明示,需要开拓新路。

我们也需要反对理性主义。当今哲学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强调语言在知识表达中的根本作用。语言是有限的,所以知识也是有限的,只是对目标事物的一种有限的把握。因此,人们既然无法“完全的”用知识来描述一个事物,也就不能指望靠知识“完全的”复制之。当说到某个人或人群学习一个东西的时候,明言出来的思想能发挥指引作用。思想若能发挥指引作用,首先需要能被人们足够一致的理解,而这种理解的基础是人们之间更多的、没有说出的共识。一个人对一种事物主张一种解释的时候,别人可能认为这种主张是完全荒谬的,知识的分歧,可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过程,通过互动,共识会增加起来。

二、整体的考虑问题

考虑转型时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人们需要什么,人们需要的是生存。作为最高级的动物,我们既不能把人看的过低,也不能把人看的过高。常人生存的最主要、最重要的体验就是感性的体验,就是和猩猩共有的体验,就是食、色之类。政治的参与也可能带来欢乐,但总体来说那只是一小部分,而获取政治知识和投身于行动都是一种不快乐的劳作,甚至是痛苦的。很多时候人们投身政治也不过为直接的物质利益,而不是基于对某种理想的社会模型的向往。

人们不为若干教条而活着,生存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很多人对社会理想抱着一种过于浪漫的想法,而这种想法是一种关于天堂的幻想,人们如果能成为神仙的话又何必操心于政治呢。共产主义是一种乌托邦,自由主义也是一种乌托邦。我们承认普世价值,应当把普世价值理解为各国都应遵守的一系列价值准则,而非一种刚性的模式。对所谓现代性的价值准则,国人很多时候以极端的方式来理解教条,其背后是对理性的崇拜和对人的崇拜,所以对中国转型的目标和路径都有虚狂的望断。比如当今西方世界的主流政党,中右是保守主义和基督教民主主义,中左是社会民主主义,而很多中国人都比这更偏激。

另外,彼“现代化”的准则涉及社会存在的关键部分,牵涉全体。举例而说,局部的引入所谓市场经济,既不能取得良好的效率,还带来许多新的负面效果。世界各地商品贸易由来已久,但惟西欧发展了资本主义,而今阿拉伯世界、中国如何搞经济仍是历史难题。当今世界来源于哪里、特性如何,西方内部争论不止,有西方教授说,资本主义的关键价值不过是“金融家自负责任的进行风险投资,支持新经济”。片面的技术崇拜掩盖了深度关注,金融家法律家以学问作法,“被信仰的市场经济”黑洞中吸附了世界的资源劳力,人为的巨大改变自然环境伴随气候危机如剑悬头,当前则有“发达国家”自身陷入金融危机。

所以,转型不是一种局部的简单的改变,而是一种全面的复杂的改变。就是“大大转型”,是一种生存方式的转型。这需要提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而其中不但包含哲学、政治学的建设,也包括其他学科方面的建设。所以既不要期望一个简单答案,也不要期望“人们自己管理自己”,政治家的特长就是对此提出方案。新的意识形 态,要从全局出发,面向总体的问题。要包含新的理想,以建设新国家、塑造新国民、协调新的社会力量。新的意识形态,要涵盖新文化、新经济、新政治等社会的全部领域。新的意识形态,既要保障民权,又要提倡美德,既要确保民生,又要鼓励勤俭,既要世界情怀,又要有国民特色。

今天的世界问题重重、需要变革,而并无现成的共识,市场经济的信条、民主政治的信条都需要一个全面反思。中国人应持批判的眼光来学习借鉴,要有勇气和洞见,不可盲从一端。说天道、论正义,都是一个等待创造性构建的问题。社会包含着多重复合的竞争合作关系,无论从个体说还是从阶层说,维持平衡总是个复杂问题,新的意识形态要整体的提供一个新共识。我们要全面的、独立的、独特的思考之。

三、国民独特性问题

知识是生存的智慧,最终是基于人的个体的感性的。所有的人类都是一个物种,一方面作为人类共性的“普世价值”是存在的,另一方面也应认识到人们间的差异有多么的巨大,也不能否认由一个个个体构成的族群、国民存在着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对其社会、经济、政治等各方面深度的影响,是不能忽略的。这方面的研究因敏感性而被淹没,但排除种族主义的因素外,对思考中国转型问题的人来说是很重要的,尽量拓展反思的深度才好。

中国转型的前景总体上是无法估计的,因为这是感性和理性、政治家和民众共同作用的结果,新体制下一个个具体个人的表现不可尽预测,转型后国家的景象总体上也是无法预测的,我们只能期待在某些属性上改变确实发生了。比如有了某种定期的票选政治负责人的机制,那么我们就说这是民主的。但是民主作为一种价值准则,就象自由、法治等等一样,只是社会存在这个整体的某个方面的特征,而不是对整体的“完整”描述,也不是一种“详实”的描述。制度也不过是社会现实的总体中的一部分,只是用法律法规的形式表述出来的规范。总之,可以用语言界定的变革总是将要发生变革的一部分。

如此复杂的变革,很大一部分要依赖于集体潜意识,好的结果依赖于国民美德的发展。故事、仪式等感性化的存在是“唤醒”国民美德的方式。所以讨论转型的问题,就需认真讨论变革的主体问题,就需认真讨论国民的特质问题,不能对整体或个人隐藏地抱有一种过时的过高的假设,不能持有一种历史必然论的态度。当今盛国,其发展历史充满着人们不能掌握的偶然性,而欲学习的别国,其内在的精神当然也不能够轻而易举地改轨。比如,现在人们说印度是民主的国家,而更甚者如基督教化、英语化的菲律宾,其国家的面貌与美国、葡萄牙仍有巨大差异,而这种差异也没有呈现出根本性减少的趋势。

以自己的话语曲解事实,在东西方都还是个普遍的现象。曲解的方法之一就是选择性的使用数据。比如对当今世界各国的民主自由的评价中,在资本主义大扩展之前处于野蛮状态的一些国家,因其一些表面的特征获得较高的分数,而其自由民主的来路、状态和功效都被忽略了。或许从更全面的角度来看,其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差异不止天壤之别。

今之论者忽略国民的特质问题,一个原因是广泛存在盲目乐观论调,其过分假定了人的品性。世界的悲剧恰恰是人们不愿面对问题,编织幸福的幻像,发达国家的民众也如此,政治家亦然。但真实的世界问题不会减少,富裕不得,幻灭流散。在巨大生存压力下,互助合作的同时,人之互争互欺持续如故,而个人的应对方式,部分是后天学习的,虽随世界发展有所更新,但其祖先在初入文明世界记录时就表现出来的特性则深置其身。今之各族群自古以来表现了各自的特性,其关乎信任网络、行为动态和组织结构,由低级层面到国家政治。学者关注点包括,人们的自我认定方式、好交际性、好战性、服从性、耻辱感、荣誉感、对血缘的重视程度、对组织的认同性、对规则的认同性,等等。中国人的差序关系、日耳曼的一系列特质,古来如此。美利坚之所以兴、阿根廷之所以衰,不可不察。

有人说,文化的差异是隔离造成的,但只能部分说如此。今天人类都是上个冰河时期幸存的一小群人的后代,10万年来陆续走出非洲。扩散过程传播了文化一致性,比如基督教和佛教有共同的远古渊源。西亚长期以来是文明的中心,各族群在残酷争雄中生死分合,被迫追求技术进步。中国也并未置身其外,历史发展中的关键技术,冶铜、冶铁、马车、骑马等等,甚至文字,都由西方从欧亚草原引进,或者至少受到部分激励。匈奴及之后,游牧民族的外侵波浪,在欧亚之间构成阿尔泰桥,文明的大量、实质性的交流要大大超出流行说法,其造成了各个历史时期中西社会发展指标的趋近,即有历史阶段的可比性。马克思的历史阶段论在东亚也有效,直接占有人的奴隶制、占有土地的“封建制” 可识别,而现代性的指标在中国也是人心所向、不会长时间不实现。但东西文明仍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族群成员的内在特性差异需要关注。


所以,新的意识形态需要由内部人进行内部的反思、建设。论者既要分析国民个体的特质,也要关注国家精神的整体。一方面要改善国民的精神,但更大的问题是找到新道路,让既有的特性之人适应新情况,使用新技术,应对新诱惑,“因其民,善其政”。所以,要重视历史的经验,给予新诠释,把古今中外的经验教训融合思考,然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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