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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洪明和您聊点儿监狱里的事儿》之二

 


东华门派出所夜审记

两辆神秘的黑色轿车,相距二三十米,一前一后掠过中山公园门口,继续向西疾驰。

前面这辆轿车后备箱打开着,里面放倒一辆黑色的自行车,自行车的前轮在轿车疾驰的惯性下,偶尔地前后转动着。后面这辆轿车上满载五个人,紧紧跟在后面。

这两辆神秘的轿车就是北京警方的便衣警车,他们绑架了我以后,一路向西疾驰。

我被两名年轻的便衣警察紧紧包夹在轿车后排座的中间,除了两只眼睛能够转动之外,身体各个部分都不能动弹。我惊魂未定,双眼紧张地注视着轿车挡风玻璃前面的景物。

倏地,前面那辆轿车来了个右转弯,驶进了一条街道;我坐的这辆轿车也来了个向右急转弯,跟进了这条街道,一前一后向北疾驰。

轿车挡风玻璃前面的景物在我瞳孔里,不断飞速变化着。

左首是青砖黛瓦的北京四合院的门楼门口,目不暇接的变化着,向轿车后甩去。

右首是高大的绿瓦红墙,接连不断地涌入眼帘,又让轿车抛在后面。

很快地两辆轿车又来了个右转弯向前疾驰,我看到了右首远处的角楼和城墙,这时我才豁然开朗,我才知道刚刚轿车疾驰过了南北长街,现在疾驰在景山前街上,向东而去。

两辆轿车很快开进了狭窄的街道,然后三拐两拐开的很快,我就不辨东西南北了。

前面那辆轿车驶进了我右首的一个大门里,我坐的这辆轿车停在了这个大门外。这两个年轻的便衣警察喝令我赶快下车,一个先下车,然后我下车,那个再下车,两个人架着我的两只胳膊,向大门口里走去。

这时,我看到满院子里是三三两两的人群,有穿警服的警察,有穿便装的人们,分不清哪个人是便衣警察,哪个人是老百姓。

我抬眼看去,这是个三层小楼,楼门口挂着长条木牌,上面清清楚楚写着“东华门派出所”几个大字,还写着小字我想无非是“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几个字而已。

楼门口台阶上,站着三个人,在认真地摆弄着一台大大的长长的架在高高的三脚架上的摄像机,他们的摄像头正对着我在录像,他们在百忙着。

我看到了有人在为我录像,我就有意识地挺直了腰板儿,昂首挺胸,满脸庄严,眼睛炯炯有神,目中无人地在两个便衣警察的包夹下,英雄般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向楼门口里走去。

他们包夹着我,一步一个台阶向着楼上走去。我此时的感觉是,我不是在上楼,而是在下地狱,而是在走向地狱之门。

他们把我带进三楼一间宽大的办公室里,命令我坐在一把木制的高背办公椅子上,一个便衣出去了,一个便衣在看着我。

这时,我才迅速地环视了一下四周的环境:一面墙边有两个大文件柜,我的前面是一个大大的办公桌,办公桌两边有几把木制的高背办公椅子,头上有两盏吸顶灯,办公桌上有一盏绿罩的普通台灯,桌子上凌乱地摆放着一些办公用品,桌子旁边还有一台没有擦拭的落地扇。我观察着,我思忖着,我怎么应付警方的讯问呢?我没有底,心里空落落的。

也就过去三两分钟的样子,那个出去的便衣带进三四个人来,他们分别落座。一个中年人不紧不慢地坐在办公桌后面的办公椅子上,居高临下地向我发问了,讯问开始了。

“你叫什么?”中年人发问。

“我叫高洪明”我认为此人一定是这些便衣警察里的大头目了,我认真回答着。

“工作单位?”

“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

“说具体点儿”

“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行政处管理科”我接着回答着。

“担任什么职务?”

“副科长”我低声回答着。

“六四你家死人了吗?”

“我家没死人”我平淡地说。

“你家有人致伤致残吗?”

“我家没人致伤致残”

“那你吃饱了没事撑的到天安门广场撒什么纸钱?”中年人迷惑不解地发问。

“六四我家是没死人,我家是没人致伤致残,但别人家死人了,别人家有人致伤致残了;我认为六四事件是错误的,所以我一定要去天安门广场抛洒纸钱,悼念死难者。”我理直气壮地地回答着。

“你们团伙有几个人?”中年人提高嗓门继续发问。

“就我一个人,我没有什么团伙!”我实事求是地回答。

“你还不老实!快说?”中年人声色俱厉地发问。

“就我一个人,我真没有什么团伙,你们可以调查吗?”我不得不再次回答同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要联系外国记者,叫他们到天安门广场采访,故意给国家抹黑?”

“我就是要让全中国全世界的人民都知道,六四事件是错误的,中央应当平反,所以我联系了外国记者。”

“你小子还挺横,还不服啊?”旁边一个便衣警察冲我吼叫着。我不理会他。

中年人对我发问的态度还算客气,没有叫骂,没有吼叫。

他只是对我反反复复的发问,而我只能反反复复的回答,反正问答都没有什么新鲜内容。

中年人对我发问停止了。旁边便衣警察拿过一张表格,对我说:“签个字,按个手印吧!”

我拿过表格看了看,原来是张刑事拘留证,我顺顺当当地签了字,按了手印。

在我签字时,钢笔滴答水了,不小心阴湿了拘留证,有拇指大小那么一块。旁边那个便衣警察故意大声喊叫着“你小子成心是不是?没事找事吧!”我平静地回答:“钢笔滴答水了,和我有什么关系,反正我不是故意的。”

中年人若有所思地抬起了自己胳膊,看了看自己的手表说:“晚9点了,你签字时间写上晚9点吧!”我说:“好的!”我又在拘留证上签上了“1994年5月31日晚9点”几个字。

中年人带着那三四个人走了,办公室只剩下我,和包夹我的那两个便衣警察了。

一会儿的功夫,办公室里又拥进8、9个人,我估计都是警察。他们有的穿便衣,有的穿警服,有的长得胖胖的,有的长得瘦瘦的,还有一个人可能腿有毛病,走路看得出来;他们最大的特点是着装不整,有些邋遢;我猜想,可能是今晚天气闷热的缘故。

这些人一进来,包夹我的两个便衣警察便迎了上去,和他们寒暄了几句就出去了,以后他俩再也没有回来过。

一个穿着警服敞胸露怀又胖得发蠢的警察,用喝道式的口吻对我喊着:“起来!还坐在哪儿?站好了,我们领导给你训话。”我下意识地站起来,站好了,等着别人给我训话。

一个下身穿着绿色警裤,上身穿着半截袖白衬衣,年龄50岁左右样子的中年人,稳稳当当地坐在办公桌后面的办公椅上。我注视了一下这个人,他长得宽面大脸,面色不凶,人很结实。我知道,我面前的这个中年人,就是这些警察里的大官了。

“你坐下吧!咱俩好好谈谈。”这个中年警官声音不高,但客气地对我说着。我坐下来。

“我们党和国家,允许每个人保留对六四事件的不同看法;允许每个人通过合法渠道向党和国家反映自己对六四事件的不同看法;但决不允许像你这样,到天安门广场闹事撒纸钱。”这个中年警官,不紧不慢地继续给我训话。

“你到天安门广场闹事,性质是极其恶劣的。如果我们不及时制止你的违法行为,你就会给党和国家造成极坏的国际影响,你就会犯罪,就会给党和国家脸上抹黑。天安门广场是什么地方?那是党和国家的脸面,怎么可能让你得逞?”他说着说着顿了一下。

我辩论式地对他说:“我对六四事件的态度你们大体是了解的。我从五四学生大游行开始,我就不断地给党中央、给赵紫阳和邓小平及江泽民写信,反映我的看法。我赞成中央与学生对话解决国家存在的问题,反对军队开枪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的爱国民主运动,我要求中央平反六四事件,这是我一贯的态度。”我激情辩论着,中年警官面无表情地听着。

“我前前后后,一共给中央领导人写了7封信,从来没有得到过任何领导机关对我看法是对是错的答复。你说我该怎么办?难道偌大中国,就没有一个人敢于站出来,在天安门广场公开表达要求平反六四事件的诉求吗?我想,别人去不去我管不着,我一定要去,我一定要表达自己的观点。事情就是这样,你们看着办吧?”我慷慨激扬地说着。他耐心听着。

相同的话,中年警官问了我两三遍;同样的话,我回答了他两三遍。

“你别说了!你的道理给我们讲也没用。你把你的道理给写出来,交给我们吧!”

中年警官打断了我的话,对我说。

我对他说:“好吧!那纸呢,笔呢?”

“给他纸笔!让他写吧!”中年警官对手下吩咐着。

一个长得瘦高的便衣走过来,在办公桌上翻了翻,找出了纸笔递给我。

我拉近了我坐的椅子,就在办公桌上写起来了。

为什么我要到天安门广场抛洒纸钱,理由我早已成竹在胸,烂熟于心,半个钟头的样子,我就写满了两张A4纸。我写完了,郑重地交给了中年警官。他看了看拿走了,再也没回来。

现在,墙上的电子钟指针已经指向凌晨1点了,这是1994年6月1日了。

办公室里只有9个人了,一个是我,那8个是警察,每人一把木制办公椅坐在那里。

时间久了,深更半夜,人困马乏。有的警察趴在办公桌上休息,有的骑在办公椅上趴在椅子背儿上休息,有的蜷缩在两把椅子上躺着休息,但总有两三个警察精气神十足地警惕地或坐或站地紧紧盯着我,好像怕我跑了似的。其实,我坐在那里很老实,我真的累了。

我坐在椅子上,一会儿靠在椅背上,一会儿侧身趴在椅背上,迷迷糊糊,半睡半醒,身心不得休息,浑身有点儿酸疼,几个小时熬过去了。

早上6点多了,我看8个警察很辛苦,就对他们说:“哥们儿,饿了吧,买点早点吃吧!”

一个警察应声揶揄回答:“你昨天不是吃了两个馅饼吗?还饿?”我恍然大悟了:原来,昨天我在东单餐厅馅饼摊上吃馅饼时,旁边几个若无其事的年轻人就是便衣警察啊!我真不知道,便衣警察是何时监视我的,我还自以为是呢!自己太天真了,太傻了。

这时,一个便衣警察站起来问:“哥儿几个吃包子怎么样?我买去。”他又回头问我:“你吃几两?”“我吃3两吧!”我对他说。

一会儿,那个警察回来了,他买了一大塑料袋包子回来。他递给我6个包子,1两俩的。这8个警察三三两两地吃起包子来了。我也拿起包子,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了。

也就5分钟的样子,6个包子我风卷残云般地吃完了,因为我真饿了。

吃完包子,4个警察走到我跟前。一个穿着警服的警察对我神秘地说:“高洪明走吧!给你换个地方。”我若无其事地问:“去哪儿?”“到那儿你就知道了。”他回答我。

像昨天一样,这两个便衣警察一左一右地架着我的两只胳膊,下了楼,走到停在院子里的一辆红色夏利轿车旁边。前排座两个人,一个便衣开车,那个穿着警服的警察坐在边上。包夹我的两个便衣紧紧地坐在我的两边,3个人坐在后排座上。

红色夏利轿车很快开出了东华门派出所,车子拐了几个弯儿,便开上了宽阔笔直的大马路,朝北开去。

此时,可能由于自己视觉疲劳麻木的缘故,我对轿车行驶的马路叫什么名字分不清了。我的眼睛只能盯着轿车挡风玻璃前面的景致:

一幢幢灰色的楼房,一根根高高的电灯杆;

一个个繁忙的十字路口,一条条车水马龙的街道;

一棵棵摇曳的绿柳白杨,一片片姹紫嫣红的花丛......

还有那一丝丝自由的空气都让红色夏利轿车无情地碾压在车后。

不得再见了!无法再见了!

北京:高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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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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