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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农建:关于西藏问题的认识盲点

 

在西藏问题上,北京希望国家长治久安,打击民族分离主义,而流亡藏人希望实现其独立目标,并为努力,双方的立场从政治博弈的角度来看都不难理解。然而在流亡藏人中,在中国的体制内外的人士中,对西藏问题的认识,存在诸多盲点。

一、流亡藏人的认识盲点

(1)西藏独立,不可能仅凭国际社会的声援和在境内制造麻烦来实现。迄今流亡藏人在国际上制造声势,虽然消耗了北京大量的外交筹码,但是,若以为凭国际社会的声援就能实现独立目标,则是缺乏国际视野。因为国际压力和制裁对一个象朝鲜、古巴、伊朗等三等小国,尚且无济于事,怎么可能会使一个世界第二大国因国际压力,而自削主权疆土呢?尽管流亡藏人可以通过向境内渗透,以制造不稳定局面来向北京施压,但如果他们以为由此便可以使北京不堪其负而妥协,显然是一厢情愿。因为从北京的立场来看,安抚境内藏人和维持藏区的稳定虽然耗费了巨大的行政资源,但是按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当然是宁可长期耗财,长期维稳,也不可失去疆土。毕竟,流亡藏人不可能靠自己的实力,而只能靠北京的让步来实现其独立目标。但北京为什么要让步呢?

(2)西藏能否独立,不在于流亡藏人采用何种策略。无论流亡藏人采用类似甘地主义的和平方式或恐怖主义的暴力方式,均不可能逼使北京放弃西藏或任其变相独立。因为西藏之于中国,不同于独立前的印度之于英国。当年印度的人口远远多于英国本土的人口,英国对之力不从心,亦情有可原。而在中国,藏人只占全国人口不到0.5%。北京对西藏显然不可能有力不从心的问题。那么是否如藏青会一些人主张的那样,不惜采用恐怖主义,会使北京害怕呢?当年藏人尚有自己的军队和政府,但满清凭几千兵力便可镇摄其地,后来中共仅一个军的兵力,便如入无人之境。更不用说今日藏人手无一兵一卒,就凭几个恐怖分子,又如何能起作用?那种毫无道德底线,不惜攻击无辜平民的恐怖袭击不仅会使流亡藏人运动失去国际社会的支持,更只会招致同样不会考虑道德底线的国家暴力的镇压。须知,恐怖事件对西方尚且无济于事,又怎么可能在一个有“绝不手软”和“严打”传统的东方国家起作用呢?

(3)西藏能否独立,不在于共产党执政与否。长期以来,流亡藏人利用西方人的憎共心理,用“中共军队1950年进入西藏”这样一个选择性的事实陈述,成功地使西方大多数人相信,由于共产党军队的入侵,西藏从那时起才被中国“霸占”。这种成功的宣传虽然在国际上获得了支持,但却使流亡藏人自己,特别是年轻一代也被这种宣传所误导,以为只要推翻了中国现有的执政党,西藏独立便有希望。他们完全无视一个历史事实,即当年满清政府和民国政府对西藏的立场与今日北京当局的立场并无多大不同,西藏作为中国的一个部分,是一直包括在满清和中华民国的疆域地图中的。中国无论由谁执政,对西藏的立场不会有什么两样。今日北京当局不过是继承了前朝的法统,沿袭了前朝的立场而已。

(4)中国未来政治民主化,西藏独立更不可能。流亡藏人刚刚才宣布结束落后的政教分离制度,马上就打起了“民主牌”,攻击中国的政治体制如何落后。这种宣传不仅误导他人,亦使他们自己产生幻觉,以为只要中国的政治体制走向民主化,西藏独立便有可能实现。他们显然没有深思过,现代民主政治的原则是多数决定论。譬如,倘若中国采用美国式的参众两院制,参院按省区计,在三十省区中,西藏只占参院席位的1/30,众院按人口计,则只占全国人口不到0.5%的藏人至多只占众院席位的0.5%。他们的有关西藏独立或变相独立的公投又怎么可能会被接受而在议会获得通过呢?在集权体制下,尚有可能因一人之天真或胡来而乱邦误国,而使某一族群侥幸得以积蓄分离力量,或有可能以遂分离之志。试想在重大议案由议会辩论投票决定和有多重权力制衡的现代民主体制中,这种侥幸之事又有多大可能会发生呢?在集权体制下,尚有可能因执政集团采用了某种奇特的行政区划模式和民族政策,而使某一族群长期享有区域性政策倾斜和享有民族优惠待遇,对此,流亡藏人犹嫌不足,仍攻击其为“假自治”。试问在今日美、英、法、德等流亡藏人推崇的西方国家中,有哪一个国家实行了按族划地而治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采用了因族而异的民族优惠政策?更不要说“真”的了,连“假”的都没有。倘若中国真的“全盘西化”了,则意味着民族区域制和民族优惠政策被彻底取消。这是否真是流亡藏人希望见到的结果和为之奋斗的目标?

二、中国体制内外人士的认识盲点

(1)切勿将政治置于国家之上。多年来,一些海外和国内的异议人士与流亡藏人结盟,一起向北京施压。如果他们的目的只是为了推进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在力量不足时,作为一种权宜的政治结盟之计,未尝不可理解。但如果为了实现其国内的政治目标,而诚心地不惜支持分离主义,则不免引起人们的疑问。当年在同盟会革命党人中,某些领袖试图通过向日本出让主权来换取支持,以实现革命目标。黄兴等人提出“国家高于政治”,主张国家民族利益高于党派政治利益和政见分歧,获得大多数人的赞同。在今日之中国,推进政治变革诚然十分重要,但若不择手段,将政治置于国家之上,且不论这一观念的是非如何,仅从政治上看,亦只会削弱推进者在国内的政治基层和民众支持,等于自削其势,遑论实现追求的目标。

(2)切勿采用双重标准。今日许多人忧国忧民,不满于国内的政治现状而加以抨击。他们希望有更多的批评之声加入,以壮声势,亦可理解。但是对于来自境外的攻击指责,不能一概视为同盟之声,不加分析而一律附和。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在民族问题上采用双重标准,在国内,他们采用民族融合政策,实行国内统一市场和自由迁徙的政策,实行政教分离和教(教育)教(宗教)分离,强制推行国家通用语言。在国外,他们则支持一些国家的民族分离主义。如果说某些异议人士因生活在国内,对国外缺乏了解而随声附和,情有可原,但许多人在西方国家居住多年,不会不明白西方国家的真相,却也跟着起哄,就令人费解了。在任一西方国家,倘若按流亡藏人的政治纲领,搞民族区域割据,一个族群割据一州一省,或投票独立(譬如美国南方数州宣布脱离联邦独立),或设立关隘以限制他省他州居民自由迁徙进入该省该州,或排斥该国的官方语言,或政府支持某一宗教,或宗教进入普通学校,或政府补贴按族群划线,或国家大政都要向宗教领袖请示或“请益”,是否有可能?是否会被裁决为违宪?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在今日中国,国家拨款修造寺庙,补贴宗教人士,国家按族群实行倾斜性民族优惠政策。倘若是在西方国家,这种政教不分、民族待遇不平等的做法,必定招致大规模的抗议。而一些异议人士却竟犹嫌不够。为什么同样的事情在西方,被认为体现了民族平等,而到了中国,纵使加上倾斜性民族优惠政策,却仍被说成是民族压迫?如果说是因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有问题,再多优惠也无济于事。那么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好了,既然是政治体制的问题,就谈政治体制好了,为什么要无视真相,搞双重标准,硬扯到民族问题上去?这岂不是模糊焦点,转移视线?

(3)不应死抱失败的模式和教条不放。世界行政区划制度发展的主流趋势是族群概念与区域概念相分离,即不以族群来划分行政区域。如中国从战国、秦汉实行郡县制,到明清两代改土归流,欧洲历史上,由贵族世袭分封制向州县制度的演变,都体现了这一主流趋势。上个世纪初,苏联的缔造者自作聪明地采用“民族自治”理论,按族群划地而治,在苏联建立起民族自治的加盟共和国,然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一场政治风暴袭来,苏联等国的的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布民族独立,终于宣告了苏联人这一误入歧图的、逆世界历史发展主流的“伟大创举”的失败(参见周农建的《解决民族问题应走出旧模式》)。在中国,尽管没有全部照搬苏联模式,但民族自治理论却基本上照单全收,虽然没有建立加盟共和国,但仍设立了类似的民族自治区。几十年的制度建设和理论灌输,造就了几代人的思维定式和历史沉淀,以至到了今天,中国理论界和决策层对于这一错误模式和理论仍缺乏必要的反省,许多人仍然抱着教条不放。解决民族矛盾和消除民族分离主义的根本的出路是走民族融合之路。这个道理在中国,在世界其他国家,早已被历代治国者悟出。中国历史上的改土归流,今日西方各国的民族融合政策,都体现这一主流选择。其实,我们并不会比历代先贤更聪明,也不会比世界主流选择更高明。拒绝历代政治经验和世界主流智慧,继续坚持那种已经在他国被证明失败的,并已在本国造成巨大不安定局面的误入歧途的模式,只会自食其果。

(4)应当总结自身经验教训。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纠正以往“左”的错误过程中,当时的领导人矫枉过正,在西藏和新疆等民族地区,按苏式民族自治理论的教条,否定以往推进民族融合所取得的成果,采用强化民族自治和民族分别的政策,导致本已呈衰落之势的宗教力量死灰复燃,再度兴盛,民族自决和民族分离意识再度兴起,造成今日西藏和新疆的不安定局面。对于这一深刻教训,尽管理论界和决策层已经有所反省,但是仍有相当一部分人竟天真地以为,今日西藏和新疆等地出现的民族分离主义问题,是因为苏式自治模式和教条贯彻得还不够彻底,似乎只有彻底地实行那种加盟共和国式的民族自治,如所谓的联邦制,一族一邦,才能彻底消除民族分离主义。流亡藏人聪明地看到了这一模式可以作为民族独立“跳板”的潜在价值,故而“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提出要求实现中国宪法规定下的“名符其实”的民族自治。许多人竟幼稚地附和其主张,以为,只要国防和外交权力交由中央政府,便可以高枕无忧。他们没有意识到,这种将一个国家划分为不同民族板块的做法,不仅违背世界行政区划制度发展的主流趋势,也等于是自造未来民族分裂条件。在国家强盛时,各板块尚可维系在一起,一旦国势衰微或出现内乱,各民族板块必定如前苏联一样瓦解。

(5)应当采用有效的对策。西藏问题的根本解决无疑有赖于采用当代各国通行的民族融合的治本之策。当然在具体策略上,应当讲究成本、效益、有效性和针对性,避免那种情绪化的偏执和简单化的思维。如在对待海外流亡藏人运动的问题上,选择不同策略时,应当有成本效益的考虑。笔者在《避免西藏问题长久化》和《解决西藏问题的四个策略选项》中提到,流亡藏人运动在境外的长期存在,只会消耗北京巨大的行政资源和外交筹码,故而对当局来说,理智的做法无疑应当是,先尽力采用低成本的策略,争取年老达赖或流亡藏人回归,一次性解决。至于关门主义的长期消耗战,只应是最后不得已的选择。又如,迄今北京与达赖喇嘛的代表举行了多达九次会谈,即便不争取其回归,对于达赖喇嘛接受和承认的东西,如承认西藏属于中国,承认中国宪法,亦应当及时地文件化,以锁定筹码,纵使不便形成正式的协议,至少会谈纪要、备忘录之类的东西总是可以有的。否则等于劳而无功。又如,在对外宣传上,一方面,对于来自西方国家的基于双重标准的指责,应当以民族融合、政教分离、教教分离、国内统一市场、自由迁徙、自由竞争、现代化和经济开发等当代世界普遍接受的、在西方国家中被推崇的价值,来加以反驳(参见周农建的《处理西藏?题,不妨换个思路》),另一方面,对于那种“入侵西藏”的指控,与其“答非所问”地大谈自己为西藏做了多少善事,不如多强调前朝法统和前朝政府对西藏问题的立场,以揭示今日当局立场的历史合法性。因为一个政府对某一地区拥有主权的合法性,不是以它为其做了多少好事来证明的,而是以前朝法统和历史文件来证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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