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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洪明和您聊点儿监狱里的事儿》之五

 

北京市公安局安康医院亲身历险记

今天是1994年6月4日,我在东城看守所关押4天了。

刚吃完早饭,我静静地盘腿坐在自己的被褥上。不知何时,一缕淡淡的亮光从安四所黑洞洞的牢门门槛下溜了进来,我贪婪地望着它,因为它是太阳给监狱送来的自然光。

一阵皮鞋走路的声音传来,停在了安四所牢门前,我们号里的3个人都坐直了,等着什么。接着是开锁的声音,又听到了拉动牢门铁门栓的摩擦声,哐啷一声,牢门打开了,我们号里的3个人连忙站了起来。

“高洪明,快穿鞋,跟我们走!”原来是审讯我的那一胖一瘦的两个预审员和一个管教站在了安四所牢门前,那个管教手里正拿着打开牢门的钥匙。说话的好像是那个胖乎乎的预审员。我赶紧答应着,赶紧穿着鞋。

“我那只鞋哪儿去了?”我自言自语着,我没有看到那只鞋,这是号里黑乎乎的缘故。

“老高!鞋在这哪,给你”我的一个陪号手疾眼快地从地上捡起我的鞋递给我,我急忙穿好鞋走出牢门,连声“谢谢!”都没来得及跟人家说。

 从安四所牢门到看守所铁栅栏大门的这条筒道,几天来我已经走得轻车熟路了。这条筒道,其实是看守所内的一条最重要的楼道,只是看守所习惯把楼道叫做筒道而已。

 我已经熟悉并习惯了看守所的规矩:我在前边走,警察在后面跟。我很快就走过了A、B两条横向筒道,来到了看守所铁栅栏大门前。一会儿,筒道警察就把铁栅栏大门打开了,我第N次又走出了看守所,我便目不斜视地径直地向着预审楼走去。

 “高洪明,往哪走?往右走!”我听得出是胖乎乎的预审员在喊我,我就朝右走了。

我看到我的前面不远的地方停着一前一后两辆新款黑色的奥迪牌高级轿车,车门朝外开着,像是在等什么人。我朝前走了几步站住了,因为奥迪牌高级轿车挡住了我的去路。

“高洪明,上车吧!”那个瘦子预审员在后边发话了。

“这是上哪儿那?”我疑惑地问道。

“赶快上车吧!到那儿你就知道了。”我迟疑了一下上了奥迪轿车,随后胖瘦两个预审员也一左一右地从两侧车门上了车,他俩包夹着我一起坐在后排座上。

“高洪明,戴上吧!”胖乎乎的预审员一边说着一边从左侧裤子兜里掏出一只明晃晃的手铐,摆在我的面前。

“戴吧!”我服从地把两只手的手腕靠拢伸到他面前。

“你试试紧不紧。”他眨眼间就把手铐给我戴好了,像是关心地问我。

“还行,不紧。”我回答着。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戴手铐,我心里平静得很。

我还想问问他们送我去哪儿,我知道这是自讨没趣,所以没有再问,但我心里是十五个水桶打水——反正是七上八下的。

前边那辆奥迪轿车开走了,我坐的这辆奥迪轿车紧跟在后面。这时我才看清开车的司机是我们行政处管理科的司机,他旁边坐的是一名我不认识的警察。我前边那辆奥迪轿车上坐的是什么人,我没看见,我不知道,但我猜得出这两辆奥迪轿车是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的。

两辆奥迪轿车向前奔驰着,把车轮下的柏油马路碾压在后面,把大大小小的十字路口碾压在后面,把两侧的高楼大厦甩在后面,把路边的电灯杆、树木、花草统统甩在后面,一溜烟似的把一切浮光掠影都抛在后面,疾驰向前,疾驰向前......

远处起伏连绵的大山进入了我的视线,两辆奥迪轿车一直朝它奔驰而去。轿车很快就开进了山区,飞快地行驶在弯弯曲曲的山间公路上。公路两侧茂密葱绿的树林,忽高忽低地被轿车飞速地甩在车子后面;景色虽然宜人,但我无心观赏。

一会儿,两辆奥迪轿车沿着公路驶入山村,路过山村,停在一个高墙大门的院子前面,然后缓缓开进大院。大门门垛上挂着一块长长的牌匾,牌匾上“北京市公安局安康医院”几个大字刺入我的眼帘。此时,我恐惧并清醒地意识到:他们把我送进精神病医院了。

两辆奥迪轿车车门都打开了,人都下来了。前面那辆车上的人我都熟悉,司机是我们管理科的,那两个人是我局保卫处的,我们在一起常打扑克。他们见了我如同见了陌路人一般,没有和我打招呼,甚至也没敢用正眼瞧我。我理解他们,我很知趣,再也没有正眼看他们。

胖乎乎的预审员马上给我打开手铐,让我前边走,他们3个预审处的警察跟在后面。此时,我真有毛骨悚然的感觉,我腿有些发软,走路感觉深一脚浅一脚的,这是真实的我。

“高洪明,进去吧!”我走到了门诊楼门前站住了,瘦子预审员在我旁边命令着。

我壮着胆子走进了门诊楼,前苏联克格勃精神病医院迫害和摧残政治犯的文学场景也同时一幕一幕地涌入了我的脑海,使我的精神自我完全淹没在恐怖的漩涡中,不能自拔。

我稀里糊涂地顺着医院宽宽的楼道向前走着,不记得两侧走过了几个门诊室,来到一个门敞着的门诊室前,胖乎乎的预审员示意叫我进去。

我木然地进去了。这是个宽大的门诊室,坐在三面沙发或椅子上的4、5个大夫看到我进来了,他们齐刷刷地站起来,或快或慢地迎着我,把我吓坏了。

“大夫!你们这儿是克格勃嘛?是,你们告诉我,我死了谁都不知道,我也不冤枉。”我语无伦次漫无目的地问着说着。

“小伙子,我们这儿不是克格勃,我们也不是克格勃的特务,我们就是跟你聊聊天,了解一下你的情况,看看你反映的问题怎么解决好,没别的意思。”一个头发有些花白的老大夫慢条斯理地对我说着。

这时,我才看清这个老大夫,一身白大褂里面穿着绿色的警服,但没有戴帽子,由于白大褂衣领的遮挡,看不到他的警衔是什么级别。我两边那两男两女4个大夫,装束和他相同,也看不出他们警衔的级别。

“小伙子,你坐下,咱们慢慢聊。”我听话地坐在了5个大夫中间专门为我摆放的一把电镀椅上。随着我安静地坐下,那5个大夫和跟我来的那3个预审员也先后坐下,坐在了我的四周,好像怕我逃跑的架势。

“你为什么要去天安门广场撒纸钱呢?

你的家人有在“六四”那天致死致伤的吗?

你去天安门广场撒纸钱有同情支持的吗?

你精神状态一直这样亢奋吗?

你的家庭家族有精神病史吗?

你们单位对你怎么样,有打击报复现象吗?

你家庭生活幸福吗?夫妻关系怎么样?”......等等各种问题。老大夫一脸和气,坐在他面前的大茶几的后面沙发上,不断地发问着。

“我去天安门广场撒纸钱就是为了悼念六四事件的死难者,就是为了要求中央平反六四事件,就是为了公开表达自己对六四事件的看法。

我的家人在“六四”那天没有致死致伤的,但我亲眼看到了“六五”那天致死致伤者。

我去天安门广场撒纸钱没有人同情支持,但历史和人民是同情和支持我的。

我的精神状态一直正常,从来没有什么亢奋过。

我的父母都高龄长寿,我的家庭家族从来没听说过哪个人得过精神病。

我的单位对我不算公道,但说不上对我打击报复。

我的家庭生活,自我感觉良好;我们夫妻关系总体上是和睦的,当然少不了吵架拌嘴。” 我不假思索,对答如流地一问一答地回答着。其间也有别的男女大夫偶尔问话或插话,但他们只是做做老大夫的助手而已。

老大夫和我聊了不短的时间,我看他的提问时断时续了,我猜想他问的问题恐怕也差不多了。这时,老大夫欠欠身子站起来,那4个大夫也站起来了,老大夫带着他们出去了。门诊室里只剩下我和3个预审员了,我们静静地坐在那里,在等着他们和我谈话的结论。

不大的功夫,5个大夫都回来了,只见老大夫左手拿着一份什么文件,来到我面前。

“这是份心理问答题,你在这儿笔答一下。”老大夫一边对我说着一边把这份心理问答题和一支签字笔一块放在我旁边的一张办公桌上。此时,我悬着的心似乎放松了一些。我转了转身子,把我坐的电镀椅往办公桌跟前拉了拉,又坐下,就趴在办公桌上准备笔答心理问答题了。

当时,我精神紧张,情绪躁动,记忆力不佳;我只记得那份心理问答题一共有整整400道,心理问答题卷子的抬头我忘记叫什么了;心理问答题的卷子是美国一个心理研究所制定的,但心理研究所的名字我也忘记了。这是后话,我追悔莫及了。

因为美国这份心理问答题,是用√或×来回答每一道心理问答题的是或否,因此我作答的极快,三下五除二,一气呵成,我交了卷子。

“一个小时你就做完了!”老大夫看了看自己的手表,有些惊讶地对我说。

“问答题很简单,所以我做题快。”我有点儿精疲力尽地回答他。

事后我只记得这份心理问答题,出的尽是一些普通的人生琐碎问题让你回答,说不上高深;譬如:你有没有性生活、你会不会打排球、你睡眠如何等等问题;也许这些问答题,才更能测试人的心理有没有问题。

老大夫拿着我的心理问答题卷子认真仔细地看了好一会儿,只见他走到胖乎乎的预审员面前,两个人低声在说着什么。我见此状况,猜不出他们对我会做出什么结论,我心里一直在打着鼓,真不知自己还能不能走出这个精神病医院。

“高洪明,走吧!给你找个地儿休息休息。”胖乎乎的预审员走到我跟前对我说。

“行,走吧!”我不知所终地答应着站起身来,朝门外走去。此后,我再也没有回过这个门诊室。

我在前面走,3个预审员跟在后面,原路返回。这时我才看清楚:淡黄的墙围子,雪白的墙壁,弥漫的药味,明亮的光线和年轻的护士;眼前的一切向人们展示着,这的确是个医院。但是,楼道里静的吓人的气氛、面无表情的医护人员、偶尔走过的患者,都给人一种不祥不吉利的感觉。走在这样的医院里,就如同走在人间地狱里;这是我当时的直觉。

我忐忑不安地按照胖乎乎的预审员的指挥命令,走出了医院门诊楼,三拐两拐来到一排平房面前,让我在一个房间门前站住了。只见一个穿白大褂的男子跟过来,拿出一串钥匙,把门打开了。

“高洪明,在里休息休息吧!一会儿给你送饭来。”胖乎乎的预审员对我说着,看着我走进了房间,他把门关上了。

“锁门啦!你踏实呆着吧。”我听到了锁门的声音,继而没有脚步声了,他们走远了。

房间只有我一个人了,我仔细环视了一下房间的环境:房间四白落地;靠着左侧墙摆放着一张低矮的单人床,床上铺着白床单,放着叠好整齐的被褥;床前有个白色的小床头柜,摆着卫生纸;右侧墙角有一个白色的搪瓷座便器;挨着它的是一个白色的搪瓷洗手盆;房间的门是用铁皮包裹的;房间靠门的窗户很明亮,它是朝外开的,窗户里有一扇铁栏杆。我看这根本不是间病房,而是间地地道道的牢房。

房间里静极了,这里只有我一个人,我能听到自己呼吸的声音,甚至能够感觉到自己心脏的跳动。我害怕极了,我生怕此时房间铁皮门突然打开了,闯进两个白衣黑手,一进来就掐着我的喉咙把我窒息而死,或者闯进一个便衣黑手,用毒针把我刺死,或者......或者......这时,我胡思乱想自己是个什么死法,这时,我才亲身体验什么叫恐怖。

我此时非常疲倦,但不愿躺在床上休息等死,我在房间里来回踱着步子,尽管有些头重脚轻。我走了几圈,恐惧感慢慢在减退,自我感逐渐在恢复。

我心里默默地唱着“虽然是只身把龙潭虎穴闯,犹如千百万阶级弟兄在身旁。任凭他座山雕凶焰万丈,抗严寒化冰雪我胸有朝阳。”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英雄杨子荣的唱段给了我精神力量。

我心里也默默念叨着“真理与我同在,人民与我同行。”这两句话。

这段戏词和这两句话,我反反复复在唱着和念着。我顿时感觉到:我的自我恢复了,我的自我高大了,我的自我已经不怕死亡了,我的自我已经没有什么恐怖了。

此时,我又想起我插队时老百姓的一句粗话:“发昏当不了死,该死该活DIAO朝上。”是的,我现在面临的就是这种选择关头,该死该活我认了。我想通了,我自由了。

现在,我有心思看看窗户外的风景了。我举目望去,山不高,但挡住了我远望的视线;我抬头望去,天很高,但只能看到头顶上的一片空荡;井底之蛙的感觉,我油然而生。

“真不是东西,这是哪个孙子设计的,爷爷什么也别想看见。”我心里骂着。

咚咚敲门声,房间门从外面打开了。原来是那个穿着白大褂的男子和一胖一瘦的两个预审员来了。瘦子预审员手里拿着个塑料袋。

“给你拿盒饭来了,快吃,还热乎呢!”胖乎乎的预审员在招呼我。

“谢谢!”我感谢了他们。房间门再一次关上了,屋里又只剩下我自己了。

我赶快从塑料袋里拿出3个一次性饭盒:一盒是米饭,一盒是肉丝炒豇豆,一盒是鸡块儿,伙食不错。但是,我没敢吃,因为我怕有什么黑手给我下毒;因为,我的恐怖防范心理尚未解除警报。我又原封不动地把3个饭盒装进塑料袋里。

我在只有我一个人的天地房间里,继续来回踱着步子,我始终没有停止,始终没敢停止。

咚咚再一次敲门声,房间门再一次打开了。还是那个穿着白大褂的男子和一胖一瘦的两个预审员。

“高洪明,走吧!”胖乎乎的预审员故意提高声音对我说。

“哪儿去?走吧!”我若无其事地问着。

“回看守所!快点儿,要不天黑了。”瘦子预审员催促着。

“好的!”我爽快地答应着。我走在他们前边,他们跟在我后边指挥着我。

一会儿,我看到了那两辆奥迪轿车了,我走了过去,那两辆轿车车门打开着,像是在等着我和两个预审员。胖乎乎的预审员又把手铐给我戴好,我上了车,一胖一瘦的两个预审员仍然包夹着我坐在后排座上。

我坐在车里,心里踏实多了。我不知道警方为什么没有把我打成“精神病人”,这个谜底我猜不透。至今,这个谜底,我也没有猜透。


两辆奥迪轿车开动了,一前一后,开出了安康医院的大门,越开越快,按照原路返回,向着东城看守所疾驰而归。

北京:高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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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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