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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及其后果

——对二十一世纪前十年的回顾

钱理群


钱理群(1939年1月30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作家,研究生文化,政治面貌是无党派民主人士,2002年以教授的正高级职称从北京大学退休,有以鲁迅和周作人为中心研究对象的专书著作和散文随笔多部。 2009年9月起任中华民国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讲座教授。



  我们的叙述进入了二十一世纪的最初十年,这是刚刚发生的事,也是正在发生的事情,因缺乏时间的距离,为历史考察带来一定的困难。因此,我们的讨论也将更加简略,只能大体提出几个问题。

  一、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正、负面效应

  如前所说,邓小平的改革起始于1978年,1992年以后则进入一个全面实施的新阶段,到了2000年以后,就逐渐显示出其全部后果,无论是正面效应、还是负面效应,都十分引人注目,同时其内在矛盾与危机也都暴露无遗——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也是完成了一个历史过程。

  于是,我们注意到了一系列的数字,表明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首先是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1978-2008年中国GDP平均增速超过9.5%;同期世界平均增速为3.0%。中国这一时期的增速不仅明显高于1953-1978年平均6.1%的速度,而且比日本、韩国经济起飞阶段平均增速(分别为9.2%和8.5%)还高一些。2008年中国GDP总量达到30.07万亿元人民币,升至世界第三。内部产业结构也发生重大变化。2008年,在GDP中,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所占比例分别为11.3%、48.6%、40.1%,数据反映出中国已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

  经济的发展,导致了人民生活的改善,1979-2003年,中国城镇居民平均收入从400元(人民币,下同)上升到10,000余元 ,增加了25倍;中国农村人均收入由150元提高到2800元,增长近20倍。

  1979-2003年,全国居民消费水平平均增长7%;按现行汇率计算,2003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90美元,向“小康社会”目标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农村的极端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亿5,000万人减少到2003年底的2,900万人,25年里,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88.4%,贫困发生率下降到3%左右,13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

  经济的发展,也引发了社会、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全面发展。据温家宝在2007年政府工作报告,全国基本上已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此外,覆盖城乡、功能比较完善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以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体系,已经基本建成。

  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思想垄断与社会控制的松动,社会流动机制的初步形成,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自由和不断改善的希望,保持了社会的基本稳定。

  由此而形成了所谓“中国的崛起”。在2008年前后发生世界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的迅速复苏,更是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可以说,中国已经完全独立于世界之林,成为世界正在发展中的多元化结构的主要成员。1997年香港、1999年澳门的相继回归,此后十年的稳定发展,以及2008年国民党恢复台湾的执政地位以后,两岸关系的改善与和平发展的前景,都可以视为中国统一大业的重大进展。

  同学们可能还记得,我曾经说过,历史赋予毛泽东及其后继者的历史使命,是实现国家的统一、独立,解决13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应该说,直到2009年共和国成立60年,这样的三大历史使命才算基本完成。这60年,是上接100年努力奋斗的结果,最后30年的改革、开放更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都是必须肯定的历史进步。

  同样必须正视的是,这样的进步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而取得的,更同时带来了巨大的问题和矛盾,并形成了巨大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危机。首先是日趋严重的两极分化、社会不公。这是我们前一讲所讨论的“六四体制”必然带来的后果。据世界银行1997年发布的《共享不断提高的收入》报告,中国八十年代初期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数据“基尼系数”是0.28;到1995年是0.38;到九十年代末上升为0.458

  2008年就到了0.5%的“高度不平等”程度——所谓“基尼系数”,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最早提出的,此数据之数值介于0到1之间。如果基尼系数在0,表示财富在全社会平均分配;如果基尼系数在1,则表示全社会财富被一个人占有。按照国际经验,基尼系数小于0.3属于相对平均,在0.3与0.4之间属于中度不平等,超过0.4,则不平等程度偏大。

  据财政部2009年公布的数据,全国10%的家庭的财产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而10%最低收入的家庭财产总额,仅是全部居民财产的1.4%。

  七个垄断行业职工不到全国当年职工人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占当年职工工资总额的55%。

  根据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专家的调查统计研究,目前全国城镇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31倍,城乡合计,全国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的人均收入差距约55倍。

  这说明,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居世界前列,不平等程度也居世界前列。这两个“居前”便形成巨大反差,经济大发展、社会财富大增幅的背景下,却存在着这样的不平等,已超出了人们的精神承受力,而且还有逐渐扩大的趋势。

  如研究者所说,“更重要的是因垄断和特权造成的〔收入〕的升高没有说得过去的理由”(括号内文字为钱所加),实际上是一种仰仗权力的掠夺,不具有任何合法性和道德性,这就使“大众的不公平感比同等基尼系数的国家更高”。

  我还要补充一句:如此巨大的社会不公,发生在自称“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上高唱“社会平等,公平和正义”的中国,而实际生活中却高度贫富不均,两者之间的反差如此巨大,就更令人不能容忍。

  社会的不公还表现在公共品供给不足和公共品缺少公共性上。在毛泽东时代就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党的干部享受更高的公共福利,收入低的普通民众,特别是农民,则享受较少的或基本上没有社会福利,这就是过去我们通常说的“特权”所造成的社会不平等;但在毛泽东时代,这样的特权受到一定的限制(毛泽东的办法是不断发动群众运动,打破能享受特权的干部队伍的稳定性),而且毛泽东时代所实行的单位所有制,对普通干部、工人的基本福利是有保障的,尽管维持在一个极低的水平,但至少会造成相对平均的印象。而如前所说,邓小平的单一经济改革所造成的失地农民群、下岗工人群,大约有7,000万人,还有近亿的农民工阶层,不仅经济收入极低,而且基本上被排斥在社会福利之外。另一方面,“公共服务部门放弃服务责任,利用公共资源大肆‘创收’,同时并凭借垄断权力排除来自民间的竞争”,这样,“‘二次分配’不是缓解了,而是加剧了初始分配的不平等”。

  于是,又有了这样的统计数据:中国公务员的工资是最低工资的6倍,世界平均为2倍;中国国企高管工资是最低工资的98倍,世界平均为5倍。

  这些为经济高速发展曾经作出或正在作出重大贡献的下岗工人、失地农民、农民工,恰恰不能享受社会福利、享受改革的成果,这不仅是最大的不公,而且也对改革的合理性造成了极大的损伤。

  与此相联系的是政府自身支出的浩大。据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政策动向课题组”2006年公布的数据,该年全国各级国家机关的公款招待费、公务用车费、公款出国考察费超过一万亿元人民币,占年度财政支出的30%。而这个比例在日本仅是2.4%,英国为4.1%,印度为6.1%,俄罗斯为8.2%,美国为9.9%。

  如此高比例的政府支出便与公共服务支出的匮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仅滋长了政府的官僚化与腐败,也彰显了社会的不公。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城乡之间、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1990-2003年,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额差距上升了七倍以上,即使扣除物价因素的影响,也扩大了三倍以上;据2002年统计,全国总体收入差距的2/5以上来自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1995-2002年,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贡献率从7.5%提升到8.7%。此外,还有城镇中行业垄断所造成的收入差距,2001年行业间职工平均工资的基尼系数比1990年高出86%。

  据统计,中国行业之间的工资差高达3,000%,是世界平均值的4.3倍——此种多方面的收入差距确实已经到了临界的水准上,无疑在加深改革合理性危机。其次,在“发展就是一切”的思想指导下,经济的高速发展又是以资源的大浪费、生态的大破坏和环境的大污染为代价的。这又是一组惊心动魄的数字:“全国三分之一的地区存在严重的水土流失”;“75%的湖泊和一半左右的河流被污染”;“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十个城市中至少有七个在中国”;母亲河黄河“93%的水流不符合中国自己制定的品质标准”;“60%人口的饮用水低于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

  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以牺牲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利益与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为代价的,是一种既吃老祖宗又遗患后人的暴发户、败家子的发展经济的方式,它在本质上,和我们说过的毛泽东时代一样,都是一种破坏性的发展,这本身也同样构成了对改革合理性的极大损伤。其三,如前所说,支持邓小平经济改革的意识形态,实质上是一种实利主义、实用主义与消费主义。因此,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的是物欲横流、道德底线突破、权贵资本阶层腐败,腐蚀了整个社会,形成精神的糜烂和社会风气的败坏。

  而教育市场化,即所谓“教育产业化”的结果,更是造成了教育腐败,这样的腐败又直接、间接地腐蚀了受教育者的心灵,这是真正的贻害子孙后代;同时又进一步扩大了社会的不公,2000年实行教育产业化以后,大学本科收费比1999年涨幅高达50%左右,一些重点学校的收费在6,000元以上。

  而当年官方统计的农村人均纯收入仅为2,210元。

  2001年为止,中国农村小学生能够考上大学的机会,只有15%,据研究者估算,此机率比全国平均水平低62%。

  同时发生的,还有医药卫生的全面市场化,导致“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成为二十一世纪中国民众的三大困境,被称为“三座大山”。

  其背后原因是中央部门和地方政府的权力和利益的极度扩张,使本来应该是公共服务的社会领域(如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住房),现在都纷纷市场化,成为权力资本获取暴富的领域。这就意味着,当社会改革的主导权掌握在地方既得利益集团手里,所谓“社会改革”就必然成为对底层民众利益的新的损害,导致老百姓不堪重负,怨声载道,同样对改革的合理性构成了极大损伤。

  这可以说是“中国奇迹”的另一面:尽管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人民生活普遍有了改善,但改革的共识却迅速丧失,如一位社会学家所说,连社会认同和社会向心力都在急剧流失。改革的获利者早已丧失了改革的动力,更确切地说,他们已经把改革变成是新的获利机会,因此,每一次新的改革,不管打着什么旗号,都会是对民众利益新的损害。这就形成了研究者所说的“无改革,高发展和不稳定”的局面:“改革停滞不前,发展速度加快,社会则变得越来越不稳定”。

  这同时意味着,改革的受损者(更准确地说,是“受损大于所得”者)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利益所在——随着改革开放,必然带来民主权利意识的觉醒,这是不以执政者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且随着官方一再失信于民,民众最终意识到:必须自己起来争取自己的利益。如前所说,在“六四体制”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新的阶层与利益群体形成的时期,到了二十一世纪,社会各阶层,各个利益群体就更为自觉地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斗争。于是,就形成了纷繁复杂的各种社会思潮与社会运动,执政者也对其作出了自己的回应与调整。下面,我们将作四个方面的讨论。

  二、维权运动、网上监督、非政府组织:三大民间力量的兴起

  前一讲最后谈到,1998年“北京之春”组建独立工会和组党的努力,遭到了镇压,这也就意味着在中国大陆现行专制体制下,民间抵抗运动很难有发展的空间;随后对法轮功的镇压,也表明一切独立于党之外的组织,那怕是法轮功这样的半宗教组织,也都不允许存在。

  另一方面,如前面的分析所说,随着改革共识的丧失,底层民众表达自身利益诉求和维护自身利益的要求日益强烈,也就是说,在上层既得利益阶层逐渐丧失了改革动力的时候,底层民众参与改革的热情却在增长,这也就必然要突破邓小平自上而下的、党所控制且以维护一党专政为指归的改革,转而推动自下而上、民众参与且以维护民众(特别是弱势群体)利益为指归的改革运动。但这样的民间改革运动不可能采取传统的公开、有组织的反抗形式,而必须寻找新的组织方式、行动方式,以至新的思维、新的理念。也就是说,我们一直关注的中国现代民间思潮、社会运动在二十一世纪必然具有一种新的形态。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短短十年间,就有三大民间力量兴起。首先是以下岗工人、失地农民、城市贫民、农民工为主体的民间维权运动。这可以说是“六四体制”自身产生的对立物。其主要表现形式,是这些年人们经常提及的所谓“群体性事件”。据统计,2007年全国群体性事件已经超过了八万起,平均每六分钟发生一起,比14年前的1993年增加了十倍。2008年、2009年,这样的上升的趋势还在继续。

  群体性事件主要有以下特点:(1)大都是不同阶层与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是弱势群体自身利益受到伤害而奋起的反抗,因此,我们以“维权运动”命名。其中有:国有企业下岗工人的维权,国有企业私营化过程中工人利益受损引发的反抗,农民工因拖欠工资等原因引发的维权,农民和农村强势群体(乡村干部、私营企业主、粮食收购站、工商税务部门、派出所)的直接对抗,强制拆迁、征地、环境污染、公共卫生事件等引发的维权等。(2)这样的维权抗争,最初是利益受损者的自发反抗,以后就逐渐有知识分子支持与参与,发展到后来,有些突发事件聚集参与者往往是“无直接利益冲突者”,成为发泄社会不满的渠道与方式。(3)维权抗争主要发生在利益冲突的不同阶层与群体之间,但由于地方政府往往站在强势群体一边,并为维护稳定而不惜动用武力,这就使维权的群体事件越来越把矛头指向党和政府,成为官与民的冲突。(4)由于地方政府滥用警力,维权群体性事件最后往往导致暴力反抗,造成严重后果。(5)民间维权运动尽管已经具有、且可能还要继续增强其政治色彩,但就总体而言,其主要诉求,还是集中在经济利益范围,比较少涉及政治体制的问题,并且仍处于分散的、偶发突发的自发状态,暂时还不可能形成自觉的、有组织的社会运动。对执政者而言,尚处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因此也有一定的容忍度,同时也使得维权运动尚有一定的发展空间。当局最要警惕与严处的是知识分子的介入,特别是法律介入,这些年连续发生对维权律师的迫害事件,就是一个信号。

  在维权运动中,还有两个特殊的群体。一是1957年的“右派”,一是以天安门母亲为代表的1980年代末政治运动中的受害者。他们都是风烛残年的老人,为了对历史和子孙后代负责,写下了大量的血泪回忆,其“拒绝遗忘”、“维护历史与自我尊严”的斗争精神是一笔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参与维权的还有一个庞大的“上访者”群体。和集体性的反抗相比,他们具有更大的个人性与自发性,但却更为持久,其纠缠不休,此起彼落,让权势和官僚头痛不已。他们为此付出了惨烈的代价,也因此获得广泛的社会同情。人们也把上访群体人数的急遽上升,看作是社会不稳的重要标志。

  其次,网络技术的出现,给民间表达诉求、凝聚力量,提供了新的空间与可能性。前一讲提到的1997-1998年间,民间社会运动的组织者徐文立开辟的“空中民主墙”,就是推动“网络民主运动”的第一个尝试。二十一世纪以来迅速兴起的网民群体,是以年轻人为主体、以青年知识分子为骨干的,他们没有徐文立这一代人的民间反抗运动经历,也没有那样强烈的政治意识,但他们具有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也就能够成为民间改革运动的推动力量。大体上他们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参与改革事务:(1)利用网络的搜寻技术,对各级政府,特别是地方官员,进行有效的民间监督,发展“网络民主”;(2)在网络上,就国内外重大问题,改革的重大问题,以及当下发生的各种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学术事件,发表意见、提出诉求,以形成“网络舆论”;(3)利用网络发布信息的便捷、较难控制的特点,对维权运动进行舆论支持,或直接组织维权活动;(4)利用建立网站的方式,彼此交流信息与思想,逐渐形成某种“意见群体”,进行志同道合者之间,不受时间与空间限制的力量的聚集、合作,形成没有明确组织形态的民间组织,并开展形式多样的民间活动,如志愿者活动、各种兴趣活动等等。这些活动一般不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但其中的骨干力量大多具有自觉的社会参与意识,或是人们通常说的“公民意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网民参与的是一种公民运动。其三,非政府组织,即所谓“NGO”组织,又称为“志愿者”、“义工”组织,是二十一世纪以来发展最快,也是目前中国唯一合法存在的民间组织。据民政部门发布的统计报告,2006年全国各类公益性民间组织,已达35万4,000个,因为有许多未注册的组织,所以实际数字可能还要更多。我曾经作过这样的计算:“如果每一个组织参加者有三十人,就有近一千万人;如果每个组织的活动受益者也是三十人(当然这是大大保守的估算),那么,也有一千万”,这两个“一千万”意味着什么,给我们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

  实际上,志愿者公益组织的发展,有一个从不合法到合法的长期博弈过程。我在2000年最初接触的一个志愿者组织,其领导人就因此而被捕入狱(当然用的是别的“理由”),经过可以说是艰苦卓绝的斗争,最后得到了政府有限度的承认。特别是2008年汶川地震和奥运会里,中国志愿者,特别是青年志愿者的出色表现,为举国、举世所瞩目,更得到了社会广泛的认可。

  顺便说一点,2008年末,中国大陆很有影响的《南风窗》,在评选“2008:为了公共利益年度榜”时,破例评选了“三大群体”:“网民,志愿者,集体维权者”。我因此说过:“2008年是中国民间三大群体登上中国历史舞台的一年”。

  有人将志愿者组织称之为是“非政府性”与“非营利性”的“第三部门”,由此决定了它的最大特点与作用,在于“它对政府机制和市场机制形成必要的补充与制约,是所谓‘第三种力量’”。

  我自己还把它称作是“理想主义者聚合”,也就是说,它是以某种信念、理念为支撑的志愿的聚合。这样的理念可以是“追求社会公正,平等,社会正义”,因此以救护、帮助社会弱势群体为主要宗旨与服务对象;可以是“认定农村的发展是中国发展的关键”,因而关注“三农(农民、农业、农村)问题”,积极参与“支农”、“支教”活动;也可以是“追求人和社会与大自然的和谐发展”,进行各种环境保护的实验;还可以是“以传统文化的复兴为己任”,开展经典阅读与普及活动等等。可以看出,志愿者的这些信念、理念,都是针对改革开放所产生的某些弊端,有着隐含的批判性,但却又采取了积极补救的建设性态度,就其本质而言,正是用民间参与的形式,对政府主导的改革的一种纠偏与制约。

  另一方面,志愿者组织的非营利性,则表明了它所信仰与坚守的,是和实利主义、实用主义、消费主义等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不同的新的价值理念。我曾在“志愿者论坛”上的一篇题为《“我们”是谁》的演讲里,作了这样的表述:

  当许多人奉行个人中心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拒绝任何社会责任和承担,我们却尝试“利我利他,自助助人”的新的伦理。当许多人沉湎于个人的无止境的物质享受、感官刺激、奢侈消费,我们却相信人不仅有物质的欲望,更有精神的追求,我们尝试着一种“物质简单,精神丰裕”的新的生活方式。我们更关注大多数人的生存状态,以及我们生活的生态环境,希望在共同富裕,共同发展,公正、平等的社会和谐中,在人和自然的和谐中,获得自己生命的愉悦和意义:我们正在尝试着建立一种新的幸福观。当许多人奉行将他人视为敌人的丛林规则,进行残酷的你死我活的生存竞争时,我们尝试着视他人为兄弟,在志愿者和服务对象之间,在志愿者之间,建立起人与人的相互信任、尊重、支持、合作、互助的新关系。当许多人陷于所想与所说、所做的分离,将真实的自我掩盖、保护起来,被迫或主动生活在谎言之中,我们却尝试着通过志愿者活动将“想、说、行”统一起来,努力生活在真实之中。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志愿者的“追求和尝试显然是对现实中国社会实际起着支配作用的生活逻辑,对当下相当多的人的选择的一个挑战”。

  在某种程度上,它是现行体制下的“另一个存在”,具有内在的批判性与否定性;同时,它又是通向未来的,可以说是理想公民社会的雏形:这都是其真正价值所在。在志愿者队伍中,有两个群体特别值得注意。一是“青年志愿者”,其主力是在校大学生、研究生和毕业不久的各行各业青年,这是一批年轻一代中的理想主义者,他们中的骨干,是出于对现行教育体制和体制下的自我生活方式不满,而走上志愿者道路的,因此,对他们来说,参加志愿者运动的主要意义是在寻找自我人生道路,我因此把青年志愿者运动看作是“当代大学生自己联合起来,在参与社会变革的实践中,寻找新的价值理想,确立新的人生目标的自我教育运动”。

  在汶川地震中同时引起关注的,还有民营企业家组织的志愿救助活动,而许多志愿者组织也越来越多地得到了民营企业家的资助,这是中国民营企业主阶层非常值得注意的动向,这不仅是他们对社会的回报,同时也是一种参与民间运动的方式。民营企业家与民间运动的结合,会对中国未来社会的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还有待观察。

  这里需要对我自己在2001年以来的思想、活动作一个简要的介绍——这也是本书结构所要求的话题。我在2002年退休以后,不仅把自己的研究兴趣转向对共和国历史中长期被遮蔽的另一面——民间思潮与运动史的研究,本书即是这一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而且把自己的社会活动转向对自下而上的民间改革运动的参与和推动。这是我的一个基本信念:可以说是从文革开始,特别是文革后期的民间思考,形成了我的根深柢固的底层情结。因此在八、九十年代我尽管主要生活与活动在上层的学院里,但关注的中心,还是民间的社会运动和民间思想文化运动,并自觉充当民间社会运动的观察者和参与者(从八十年代的民间学术,到九十年代的北大百周年的民间纪念)。在退休以后,远离了学术体制的中心,自觉地边缘化,因此,我也在一定程度上也摆脱了体制的束缚,我觉得自己就应该“走向民间”,以更积极的态度,参与新世纪的民间运动。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我没有参与维权运动和网上监督,而主要集中精力于民间教育改革运动和青年志愿者运动的推动。我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则是为这两个运动作鼓吹和经验总结,以提供理论资源,提倡一种“志愿者文化”和“新教育理想”。这样的理论建设,是民间运动健康发展所需要,却往往被忽略,又是我能够做的。为此,我作了很多演讲,也写了许多文章,积有《我的教师梦——钱理群教育演讲录》、《做教师真难,真好》、《钱理群语文教育新论》、《致青年朋友》等书,还计划写一本《论志愿者文化》,并在《我的精神自传——以北京大学为背景》里有详尽的说明,这里就不多说了。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讲二十一世纪的三大民间运动——其实,更全面地说,二十一世纪还存在着迅速发展的民间宗教运动,由于情况比较复杂,我自身又没有任何研究,本书的叙述只有阙如,同学们如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研究。这三大民间运动,从精神谱系来说,和本书详尽讨论的民间思潮、社会运动——从1957年的民主运动,到1978-1980年的社会民主运动,及1980年的校园竞选运动,以至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是一脉相承的,都以民间的力量推动中国社会的民主和进步为指归。但如前面所说,现在的民间运动又确实具有新的形态,这不仅是因为有新的时代条件,比如像网络民主运动就显然与新的科学技术有关,为以前的时代所不可能有;而且更与中国特殊的政治环境有关: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在言论、出版、结社自由都受到极大限制的情况下,公开的政治反抗空间极小。民间运动就出现了一种特殊形态:尽管就其发展背景、实质内容而言,具有显然的政治性,但表现出来的形态却是一种“非政治性”:维权限于经济范围,志愿者主要从事社会服务,网民监督也只限于地方个别政府部门与官员。在这个意义上,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民间社会运动尚处于不成熟的“初级阶段”,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其超越了单一的政治性,也未尝不是一种丰富与发展。

  此类民间运动和执政者的关系,则十分微妙与复杂。一方面,无论是维权、网络监督,还是志愿者,都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党和政府也予公开承认;但另一方面,各级当权者又都将其视为“不稳定因素”,因而对之交互使用了“限制与打压,控制与利用”的政策,这就使得这些民间组织与运动,既面临活动空间逼仄、不得不在狭缝中求生存的困境,又随时有被收编、利用而变质的危险。

  最后,还想谈谈毛泽东对这三大民间运动的影响,这也是颇有意思的。人们注意到,底层的维权运动,特别是在其初期,往往都打着毛泽东的旗号,这不仅是出于怀旧,参与维权的下岗工人、失地农民、被强迫搬迁的城市贫民,他们要怀念毛泽东时代是可以理解的;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思想中的反体制方面,对官僚主义者阶级特权的批判,对底层人民利益的维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投诉无门的底层民众又产生了新的吸引力。尽管毛泽东在其统治期间实际上又损害着底层人民的利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方面比较容易被忽略,反而是把毛泽东为底层说话的言论放大,使之成为新的反抗运动的资源。同样引人注目的是网民中最为激进的部分,所谓“愤青”中出现了新的“青年毛泽东主义者”,他们和文革前夕与文革中出现的青年毛泽东主义者,既有某种精神联系,又有更鲜明的新时代的特色,因而显示出很大不同。他们建立以传播毛泽东思想为己任的网站,也吸引着为数不少的青年网民。这与这些年民粹主义思潮的兴起直接相关。我们说过,毛泽东思想本身就有极强的民粹主义色彩,在当今中国两极分化日趋严重,一部分知识精英自身特权化,成为特权阶层的辩护士和代言人的情况下,可以想象,毛泽东反精英的极端平民主义和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自然会引起本身就充满非理性的反抗激情的年轻网民的共鸣。在志愿者运动中,则集中了一批有着底层情怀、实践精神,怀有浪漫激情的新的理想主义者,他们也同样很容易和毛泽东,特别是青年毛泽东产生共鸣,尤其是毛泽东“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号召,更成为许多志愿者组织的指导思想。

  这一切都显示了毛泽东在当下中国民间社会的影响。据2008年一个居民宗教信仰调查,中国人在家中供奉毛泽东塑像的达11.5%,仅次于祖宗牌位(12.1%),高于佛教塑像(9.9%)、财神(9.3%)和土地爷(8.8%)。

  于是,就提出了一个中国民间“毛泽东信仰”的问题,这里既有保平安、求安定的祈福,也有对社会、生活不满的倾诉。如一位研究者所说,毛泽东“再次成为社会舆论中象征着正义、公平、贫富均等的精神符号”。

  同学们可能还记得,我在讲文革时曾经提到,当年(1966、1967年)的造反派将毛泽东视为“永生不背叛民众的革命家领袖,反抗特权阶层压迫的正义带头人”,到了二十一世纪,毛泽东又在中国民间社会重获这样的形象,这是耐人寻味的。而我所关注的是“这样的怀念毛泽东的民众情绪对当下中国政治的影响”。“在我看来,这样的影响,有两个发展趋向。或者以毛泽东思想、观念、体制作为批判和否定现行体制的资源,或者以毛泽东思想、体制、统治经验作为维护现行体制的资源。后者正在得到最高当局的鼓励和支持”。

  三、知识分子的不同走向

  2001年以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对思想、文化、教育、学术的直接影响包括:国家和地方政府资金投入大幅度增加,中上层知识分子收入急剧提高,这一方面确实为思想、文化、教育、学术的发展提供了越来越充足的物质条件,促进了科学、文化、教育及相应事业的发展;同时,在中国集权体制下,又极大地强化了掌握巨大财力的行政权力对思想、文化、教育、科学事业的控制与干预,加速思想、文化、教育、学术权力向资本的转化,出现越来越严重,并且遏制不住的思想、文化、教育、学术之商业化、行政化、官僚化、体制化倾向,其结果就造成了思想、文化、教育、学术的全面腐败和对知识分子的整体收编。

  伴随着全球经济危机下的“中国的崛起”,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思潮也同时“崛起”,在执政者的强力支持与引导下,迅速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正是以上两个方面的因素,造成了知识分子向现行国家体制靠拢的趋势,并且越来越成为主导性的倾向,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创造力和批判性被削弱以至丧失,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我在很多场合,都一再引述鲁迅的警告,他说,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要求,一是“同意”,在今天来说,就是支持、拥护他们的“伟大思想”、“英明决策”;二是“解释”,即从知识层面、从理论上阐明这些思想、决策的“科学性”,“合道德性”,以至“伟大的历史意义”;三是“宣传”,也就是“说谎”;最后就是“做戏”。

  可以看出,到二十一世纪,就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自觉、半自觉地履行这“同意和解释”、“宣传与做戏”四大职能,开始时还有些心虚,羞羞答答、扭扭捏捏,做到后来,就习以为常,理直气壮,并以此炫耀于世了。

  首先是民族主义的极端发展,变成新的中华中心主义。本来民族主义是有其合理性的。它是对在中国颇有市场、同样具有危险性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一个反拨。我们在前面说过,在八十年代曾经有过以未加反思的西方,特别是美国式的现代化,作为中国现代化目标的强大思潮,此后也一直有知识分子坚持“中国的现代化就是美国化”的立场。这样的极端立场,到二十一世纪就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特别是美国在苏联、东欧瓦解以后,进一步推行国际霸权主义,西方右翼势力将经济崛起的中国视为威胁、对中国进行围堵时,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是有一定社会与群众基础的。但这样的民族主义思潮,本身又存在着两个陷阱。其一就是将民族主义膨胀为“中华中心主义”。比如有论者提出“苍天当死,黄天当立”,鼓吹“大中华经济文化圈”,扬言“世界上的一切解放运动,无一不沐浴着中国思想的阳光。世界上的一切和平进步,无一不得惠于中国的功德”,“中国思想、中国经营能力的当量将深刻影响世界,并将成为领导未来人类思潮的唯一动力”。

  还有人预言:“中国下一步的现代化进程,决定了中国必然要与西方进行一种以军战支撑的商战”,主张要确立“第一是要在这个世界上除暴安良,第二是要管理比现在中国所具有的更大更多的资源,给世界人民带来福祉”,“重新站到领导这个世界的位置上”的“大目标”,于是,顺理成章地就有了“我们要准备打仗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的呼唤,而且还有这样的豪言壮语:即使“造成我们国家前进的一度滞迟”,但“这种代价与未来的永恒的代价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我们将因我们的某些牺牲换来更多的补偿,世界将为之重着编年史。有道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论者引人注目地引用了毛泽东诗词,当然不是偶然,因为这样的豪言在毛泽东时代曾经响彻云霄。现在,这些话语在“后毛泽东时代”重新响起,正说明在所谓“中国崛起”背景下出现的新中华中心主义,和毛泽东时代在文革中推到极致的“中国应成为世界革命中心”、“用革命战争拯救世界”的论调,是一脉相承的。民族主义发展到这样的极端,就失去了自身的合理性,并且具有极大的危险。

  民族主义的另一个陷阱,就是发展到国家主义,用“一致对外,反对美国霸权”来掩盖日趋严重的国内问题与危机,甚至为现行的专制体制辩护。

  于是,就有了为“中国崛起”作出种种“解释”的高论。据说“人类在解决收入贫困、人类贫困、知识贫困和生态贫困四类贫困中没有什么太大成功的案例,只有中国在其特定的国情条件和体制下,才取得了初步的成功”——这里不仅存在对中国发展成就的夸大,更存在有意的遮蔽,甚至把中国单一经济发展导致的生态危机以及隐含的生存危机,都说成巨大成就,完全颠倒了事实。同时,这又暗示着全人类都没有摆脱四大贫困,唯有中国获得了“成功”,这就让人想起毛泽东时代、文化大革命中最流行的“全世界都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等待中国去解救”的呓语,这已经成为历史的笑话,而今又以新的理论形态出现了。

  要害是要证明现行“体制”的优越性。于是就有了对“中国经验”也即“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如下概括:中国发展的“奥秘”就在“中国六十年不变的强政府”,“有效的政府”,“与其它国家相比独一无二的中央集权”。而且据说这个“中央集权”的“强政府”具有特殊的优越性:这是“中性无偏私的政府”,“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不是任何一个利益集团的代表,而是全中国各族人民共同的政治代表”,“是一个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并且具有“分工制衡纠错机制”等等——这里所说的一切,和真实地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普通人的实际感受大相径庭。但他们却偏要强调自己高度认可的国家与政府(当然也包括他们自己),都是代表“人民大众”的:“我们的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改革,或者叫中国特色政治体制建设,也就是给社会、给人民以很大的权利的保障和自由发展的空间”,“不管是政治模式、社会模式还是经济模式,其中最重要就是发展模式的人民性问题”。最后概括出来的“中国模式”、也有些民族主义的鼓吹者看到了这样的危险,因此提出了“内修人权,外争族权”的口号,力图调和“政治民主化目标和民族主义目标”。

  “中国道路”,也就是所谓“集权为民”四个字。

  应该客观的说,“集权为民”倒是概括了毛泽东所开创、邓小平及其后继者所坚持的“一党专政”体制的特点:“集权”是实,“为民”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实际就是“开明专制”。因此,这些知识分子所做的,无非是用所谓“中国经济发展”来论证“毛泽东时代”及“后毛泽东时代”一以贯之的一党专政体制的合理性、优越性。而且还有充当“中国智库”的自我角色定位,据说“中国现在所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是在‘言’和‘行’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落差,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表现卓越,但却往往表述不出来。这就需要提升中国智库和国际对话的能力,能够把自己的行动转化成科学语言和外交语言,并通过学者宣讲出去,就会取得更好的效果,也会提升中国的软实力”。

  本来充当智库也不失为知识分子的一种选择,问题是在中国现行体制下,智库所实际担负的只能是“宣讲”,也即鲁迅说的四大职能,缺乏独立自主性、本质上的依附性,就成了这些知识分子先天的致命问题。

  应该指出,这样的“新开明专制”论,看起来似乎是八十年代的新权威主义的重现,但却具有鲜明的为现行权威体制辩护的色彩。如我们在前面提到的那位八十年代新权威主义的倡导者所说,“当今中国的权威体制的结构特点脱胎于全能主义或全控主义体制的新权威主义,是一种‘极强国家’与‘极弱社会’相结合的权威统治”,这样的“社会制约力度极低的‘极强势政府型’的权威政治”,可能因为强大的国家行政优势,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取得一定成绩,但也必然越来越为既得利益集团所绑架、越来越损害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

  有意无意忽略这些基本事实,将这样的权威体制美化为“集权为民”,倒是和自己选定的当局“智库”的身分相一致。

  引人注目的,还有文化保守主义的凸显。这既是九十年代初便已“悄悄兴起”的“国学热”的延续,但也有新的时代背景。如论者所分析,大体有三。

  一是“全球化与市场经济引发的价值观的世俗化,引起全民的寻根意识与文化认同感的觉醒”。二是中国的经济崛起,激发起“遭受百年屈辱后的扬眉吐气感”,“强化了国人的民族意识”——这一点和民族主义的兴起,是具有同一背景的。第三,“回归传统的思潮也与新中产阶级的发展有关,这一思潮体现了这一新阶级在文化上的更精致的趣味与追求”。

  但和所有的社会思潮一样,文化保守主义既是势所必然,也存在着自己的陷阱。在我看来,主要有二,一是商业化、娱乐化,成为消费文化的新品种,就又陷入了原本要对抗的世俗化。其二是政治化,这恐怕也正是许多文化保守主义的鼓吹者所自觉追求的,即要使儒学重归庙堂、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新核心。但在中国现实体制下,这样的诉求却会走向愿望的反面:成为现行专制体制的新装饰,政治化的另一端,则是通向国家主义和新中华中心主义。这也是当局所需要的。

  在一部分知识分子向体制靠拢的同时,另外一部分知识分子则主动走向民间。我们在前述的三大民间运动中,都看到了越来越活跃的知识分子身影。特别是维权律师的法律救助,使维权运动纳入现代法制的轨道,并注入现代民主意识、权利意识,其影响将是深远的。知识分子成为各种非政府组织的骨干,从事各种公益活动,进行相应的社会调查与研究,不仅取得了许多实际成效,而且越来越发挥了对政府的监督与制约作用,同时也是一种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思想启蒙运动,特别是通过青年志愿者的组织与培育,也会对未来中国的发展产生影响。网民监督本身就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它把分散的、本来处于社会生活边缘地位的年轻人吸引到国家公共事务上,并行使公民权利,其影响同样深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书斋里的知识分子终于在这三大民间运动中找到了自己介入社会的方式。但同时所受到的限制,由此带来的局限性,也是十分明显的。而且,像网络这样的新技术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在发展网络民主的同时,也会出现网民多数专政——对民间运动和民间知识分子,也应持分析的态度,切不可将其理想化,成为新的乌托邦。当然,更多的知识分子还是坚守在自己的专业岗位上,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社会服务,并尽可能地保持思想与行动的独立,这明显地具有积极意义。更有知识分子坚守独立批判立场,对国内外重大问题及时给予回应,并试图创造新的批判理论,为社会提供新的价值理想,这样的努力,其意义不可低估。

  在2008年,一部分知识分子发表“**宪章”……。

  宪章的主张其实是示了自由主义走向温和化的倾向和趋势,他们力图缓解自由派知识分子与执政者的紧张关系,希望形成一种可以和当局进行谈判的政治力量,以达到和解与合作。但他们始终得不到当局的认可,却遭到越来越严厉的打压,就更显得一厢情愿。

  还有人认为该文本没有提出维护劳动者权利的诉求、没有高举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旗帜,以“融入主流文明”为目标,对西方文明价值观缺乏反省,仅是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运动,而持保留态度。显然,这样的不同意见的讨论都是正常、有益的。

  但它却遭到了来自“左”、“右”两方面的围剿。极左的毛泽东派把它视为“彻底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纲领”,“企图颠覆我国社会政治制度的反革命行动纲领”,“使中国重新成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宣布宪章的发起于签署人是“汉奸”、“卖国贼”、“外国资产阶级代理人”。海外一些反共人士则指责零八宪章旨在“为共产极权思想留一条生路”,“让中共苟延残喘”,甚至是“掩盖中共罪行,欺骗民众”,“与虎谋皮”。

  最后是权力出场:执政当局宣布它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对部分签署者采取传讯、监控、跟踪等违反宪法的措施,严禁传播。我曾在一篇文章里指出,这是要“向世人传递出明白无误的三大信息:一,在当今党的核心领导下,中国是不允许任何反对派,不同政见者存在的,哪怕是最温和的反对派;二,中国的现行政治体制是不允许讨论的;三,中国的民间民主运动是没有任何合法性的,哪怕是最理性的民主运动。这就从根本上拒绝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以及相应的司法改革和社会改革”。我曾谈到“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三起三落”:“1980年邓小平提出国家体制改革,到1981年宣布取缔民间组织和报刊而自动中止;1986年邓小平重提政治体制改革,又因1989年学生运动而终止;近年又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现在恐怕要以对刘 晓波的重判为标志而终止”。

  四、中国共产党的变化:党内毛泽东派与民主派的出现

  2004年,前中共中央总书记在离世之前,作出了一个严峻的判断:“这个体制实际上是腐烂了”。在此之前,他已经断言:“邓小平的路线已走到尽头”,邓小平的“两手都要硬”,他的“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是矛盾的”,“经济上的改革开放与政治上的高度集权,此路是行不通的”。

  这其实是所有正视中国现实的人(包括社会上与党内)的一个共识,人们普遍感觉到“再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可以说各阶层的人,都要求突破邓小平的“两手都要硬”,作出新的选择。这样的要求必然要反映到执政党内部。事实上,正如毛泽东当年所说:“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中国共产党内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总是存在着不同意见,但在毛泽东时代基本上没有形成派别,无论是刘少奇、周恩来,还是彭德怀,他们尽管和毛泽东有各种矛盾,但基本上是忠于毛泽东的,都是“毛派”。只有在八十年代,开始出现了所谓“凡是派”与“改革派”之争,后来又有陈云派与邓小平派之争,但总体来说,在维护党的一党专政这一基本点上,还是一致的。应该说,直到天安门事件,在是否要镇压学生、知识分子、市民民主运动问题上,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分歧与冲突,但即使这样,赵紫阳还是避免了公开的分裂。但到了九十年代,当新的社会阶层、新的利益群体形成,两级分化日趋严重,各阶层都更加自觉地提出自己的利益诉求时,党内的分化才真正有了阶级、阶层的基础。到2001年以后,党的性质发生质变,一党专政的阶级基础发生变化,“改革共识”的丧失,意味着赵所说的“邓小平路线已走到尽头”,党内的分化的公开化,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于是,就有了党内毛泽东派与民主派的出现与对峙。党内的“极左派”,曾经团结在陈云的旗帜下活跃一时;但在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以后,他们就基本上退出了权力中心,但仍不断通过上《万言书》的方式,对江泽民的党中央施加压力。而且随着社会两极分化的发展,普通民众、青年和部分知识分子中,出现了怀念毛泽东与毛泽东时代的情绪,这就使得“极左派”开始有了群众基础。到了2007年中共十七大召开前夕,党内“极左派”发表了题为《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坚决扞卫四项基本原则,开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的《对党的十七大的献言书》(底下简称为《献言书》),上书者包括170名党、政、军中、高级干部。如《献言书》的标题所示,他们的主要诉求有二:一是“坚决捍卫四项基本原则”,二是“高举毛泽东旗帜”,这也就意味着公开亮出了“毛泽东派”的旗帜。

  首先是要放弃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称其为“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要坚持政治上的高度集权。核心是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即党的绝对权力,不允许任何分权。这里包括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也即党的既得利益集团打着“代表国家、工人阶级最高利益”的旗帜,实行对经济所有权、分配权的绝对控制,并获取最大利益;“全力恢复和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即巩固党对思想、文化、学术的垄断地位和绝对控制;坚持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的具体形式”的“人民民主专政”,其中的关键是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控制,拒绝“军队国家化”;坚持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资产阶级的个人自由”的旗号下,剥夺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实行党在思想、文化、学术上的“专政”。

  在这些毛泽东派看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关键,就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绝不能丢掉它的核心和灵魂。否则,就是假高举,而不是真高举”。那么,他们要真高举的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和灵魂”是什么呢?回答也很明确:“近年来我国所有制结构和阶级关系的空前大变化,不是证明阶级斗争‘长期存在’,‘谁胜谁负’问题尚未解决,‘继续革命’不可避免吗?”这就是说,他们要重新恢复和推行毛泽东“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党治国路线,其具体的实践步骤,就是重新发动一场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派”(其中又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知识分子中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两部分)为打击对象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就等于迳直地呼唤一场新的文化大革命了。他们所要“回到”的,就是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进一步建立和发展、到文化大革命走到极端的极权体制,也即我们一再提到的“五七体制”。这也就同时表明,所谓党内“毛泽东派”,所代表的就是“五七体制”下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献言书》已经指明:“邓小平在思想上可能是错误的东西更多些,这些错误思想为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开辟了道路”,同时严厉指责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对“党的性质”的“改变”。到了2008年和2009年,党内毛泽东派的一部分人就公开成立“毛泽东主义共产党”、“中国工人(共产)党”,实行组织上的分裂,同时更加明确地提出要反对邓小平、江泽民的“修正主义”,并旗帜鲜明地提出要“重塑毛泽东思想权威”,而且重点是毛泽东的后期思想,宣称“毛泽东时代、特别是毛泽东时代的后期,是世界发展史上人类社会最辉煌、最美好的历史时期,是通向共产主义的必经之路”。

  他们同时提出要重新评价文化大革命的“最大历史意义和经验教训”,认为“文革前三年天下大乱,后七年基本天下大治——亿万人民意气风发,各行各业硕果累累,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层出不穷,新型革命秩序初步确立”,是一个理想的社会,进而重新拾起文化大革命的口号,号召“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高呼“战无不胜的毛泽东主义万岁”,“重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消灭私有制”,这就意味着要全面回到毛泽东时代——同学们可能会联想起我曾经向大家介绍过的,毛泽东文革初期在给江青的信中提出的期待与预言:在他死了以后,会有“左派”高举起他的旗帜来反对“右派”。对毛泽东派兴起的影响,自然不可低估;当局对此的暧昧态度,与对08xx派的严厉打击形成鲜明对比,或许更值得注意。

  与毛泽东派同时兴起的,还有党内民主派。应该说,党内民主派的形成与出现,是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复杂过程的。党内民主派的主要构成是党内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特点就是所谓“两头真”。曾任张闻天的秘书的何方这样谈到他们艰难的思想历程:“当年参加革命时怀抱的崇高理想就是为自由民主而奋斗,喊的口号中有‘不自由毋宁死’,唱的歌也是‘我们为了博爱,平等,自由,不惜任何代价,甚至我们的头颅’,可是后来不知怎么搞的,这个理想竟然渐渐地淡忘了。而且回头一想,反而是越奋斗,离民主、自由、博爱、平等越远,甚至走到了它们的对立面。是当年选的理想错了(因为那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东西,是反动的),还是后来背叛了原来的理想(因为自由、民主、博爱、平等这些东西属于人类共同理想,不分什么资产阶级的还是无产阶级的)?难道这些问题不值得认真地反思?人到暮年,再不好好想想,以后可就连想的时间都没有了”。

  应该说,这样的反思在文革后期,特别是文革以后就已经开始了。因此,这些党内知识分子,在“改革派”与“凡是派”的斗争中,坚决地站在邓小平这一边;在胡、赵与邓小平产生分歧以后,又都团结在胡、赵周围,这都不是偶然的。但在八十年代,他们都不可能和现行体制决裂,这一点连胡与赵都做不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何方所分析的,“七十年的革命生涯,是一直受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党的领导等这些重大原则的指导、规范和约束的。

  虽然有许多行为是被迫的和随大流的,但整个说来,还是基于对这些重大原则自觉自愿地皈依和遵守”,对这些老共产党员来说,“党的领导”几乎成了不可逾越的“底线”,要从中摆脱出来,是极其艰难的,这不仅有意识形态的束缚,而且说到底,也有一个既得利益的问题:他们自身的利益也和党的执政利益联系在一起。应该说,正是“六四”大屠杀震醒了这些真诚的革命者,使他们看清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核心是维护党的绝对权力)和他们所期待的“改革开放”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从而对邓小平的改革路线产生了怀疑。随后十年中,改革成果为新的权贵资本阶层所夺取,广大工人、农民却陷入物质与权利的贫困,党自身也蜕变为权贵的“代表”,这就迫使这些老共产党员作出新的抉择:要坚持自己原初的追求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革命理想,就必然要维护社会弱势群体(下岗工人、失地农民、农民工等)的利益,并和造成两极分化的根源——一党专政的现行体制——决裂。这样,他们自身也回到了原初的“真”,坚守了对真理的追求,而真理是高于党和主义,更高于集团和一己的利益的。

  党内民主派在二十一世纪以来,就以《炎黄春秋》杂志为中心,逐渐酝酿、形成,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不断通过个人或联合的发言,对党内和社会产生影响。到2007年,就以两个标志性的事件,而为全国和世界所瞩目。首先是《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发表原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谢韬(1921-2010)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高举起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帜。文章明确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再也不能拖延了”,“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并且具体说明:“构成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是民主宪政,混合私有制,社会市场经济,福利保障制度”,同时强调:“民主社会主义的核心是民主,没有民主的保障,其它三项都会异化和变质”。

  我们首先注意到,和党内毛泽东派要求放弃改革相反,党内民主派要求深化改革,这就要改变单一的经济改革模式,深入到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又是实行“民主宪政”,突破一党专政的政治格局,这恰恰又是党内毛泽东派所要死守不放的。

  其次,党内毛泽东派要高举“毛泽东主义”旗帜,党内民主派则要高扬“民主社会主义”。对这些忠诚的老革命党人而言,完全放弃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这是他们的基本信念。因此,在他们抛弃了毛泽东主义(在他们看来,毛泽东主义依然没有摆脱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斯大林模式”),就要从马克思主义内部去寻找新的理论资源,他们找到的,是长期被视为修正主义的第二国际的民主社会主义(又称“社会民主主义”)。在他们看来,民主社会主义正是将他们的追求民主、自由、博爱的理想和为劳动者谋福利、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理想有机地统一起来,并且有了北欧等社会福利国家的成功经验作为借监,在已经有社会主义传统的中国推行民主社会主义,可能是能使中国共产党比较容易转弯,而且具有一定民意基础的选择。这样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现代中国是由来已久,自有传统的。这也是我们的讲课一再强调的,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其实是更接近社会民主党人的;而从1957年的校园民主运动,到六十年代的《星火》,到七十年代的民间思想村落,再到1978-1980年的社会民主运动,都始终贯穿着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线索,并且出现了顾准这样的理论家——他早在1956年就作出了选择与预言:“民主社会主义是我的理想,但是它的实现,要以高度发达的经济为前提,它的逐步实现,要在二三十年之后”。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在中国经济获得了大发展的二十一世纪,民主社会主义终于从一种理想而成为具有现实可能性的选择,这应该是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民间思想运动里长期孕育和发展的一个结果。历史就这样完成了一个过程。……。从另一面说,经过二、三十年的思想积累,出现这样的总结性着作,也是水到渠成,势所必然”。

  党内民主派也因此有了一位标志性的人物,更具有凝聚力与召唤力。以赵为代表的这些民主派共产党人的态度也同样鲜明:“目前社会上出现的一切弊端,皆渊源于邓小平虽主张经济上改革开放,却又坚持政治上的高度集权,是由这条政治路线造成的”,因此,需要新的“思想解放”,其核心“只能是、也应当是政治改革”。

  “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是什么”等等。我写有专门的研究文章《中国改革向何处去》,文收《知我者谓我心忧——十年观察与思考(1999-2008)》,同学们有兴趣,可以去参考,这里就不多说了。需要略说一点,也是本书结构所要求着重讨论的,是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评价,这也是党内民主派和毛泽东派分歧的焦点之一。赵及他所代表的老共产党人对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实践”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一点:“在落后的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取得革命胜利后,不能马上建立社会主义,必须补资本主义这一课”,而毛泽东的问题正是在于,“过早地结束了新民主主义阶段,超越阶段地实行社会主义”,就必然“畸形发展,使社会主义变形”。

  “不是马克思原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即建立在大工业基础上的以工业为主体的社会主义;而是要建立由‘农民坐天下’的社会主义,即农业社会主义的理想天国”本来是一个具有浓厚的民粹主义色彩的乌托邦理想,毛泽东却要用群众暴力的方式来强制推行,也就必然导致了专制主义。

  此种对“新民主主义时代的毛泽东”基本上持肯定态度,而对“社会主义时代的毛泽东”基本上持否定态度的倾向,在党内民主派中是有相当代表性的,这背后正隐含着一个基本信念,即坚守他们当初参加革命时的“新民主主义”理想。因此,这一部分党内民主派更愿意高举“新民主主义”的旗帜。当然,在他们的理解里,“新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是相通的,但因为是来自中国革命历史自身,也就更具合法性。这也使我们联想起六十年代的那位农民思想家,他当年提出的“退到新民主主义”主张,在二十一世纪又得到某种回响,当然其背景与意义都已经大不相同,但仍是很有意思的。

  以赵紫阳为代表的党内民主派,对毛泽东“富国强兵”的现代化路线也提出了批评,赵紫阳特地指出了“不惜牺牲农民利益,甚至剥夺农民来发展军事工业”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这其实也是毛泽东的“农业社会主义”试验的根本矛盾:既以农民为基本动力,却不断损害农民的基本利益。这正是这些始终与农民保持血肉联系的老中国共产党人,在反思历史时最感困惑与痛苦的,而且此种对农民的剥夺,在现实生活中还在继续,这也是他们最终要和毛泽东及其体制决裂的一个重要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在和毛泽东派的对峙中,特别是感觉到“回到毛泽东时代”的现实威胁,使得近年来党内民主派加强了对毛泽东的批判力度。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上、下两卷),此书于2007年在香港出版,2008年、2009年都连续重新增订注释出版。其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明确作出“毛泽东过大于功,倒三七开,是伟大的革命家,失败的建设者”的评价。作者提出,在历史发展的“机遇期内必须采取的一个重大步骤是重新评毛。尊毛的意识形态,反毛的经济政策,这种‘打左灯向右拐’的机会主义组合可以苟安于一时,但早晚要翻车”,“当务之急是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向人民群众特别是年轻一代说清楚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来龙去脉,回头看看那个‘左’祸肆虐,生灵涂炭的时代,揭穿毛泽东的假马克思主义,夺回话语权,使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在中国彻底失去号召力”。

  这大概也是许多党内民主派的一个共识。他们显然对于他们所认为的“美化毛泽东时代”的倾向,充满焦虑与警惕。再回到赵那本《谈话》上来,该书提出了超越“主义”的“社会进步新指标”,这或许是更值得注意的。可以说,这正是对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之历史经验的总结。按照预设的“理想社会模式”来强行计划社会的发展,按照未加检验、未加反思,因而成为先验的理论观念、逻辑来指导社会发展,并且以是否符合“主义”作为衡量社会实践的标准,此种乌托邦的、强制性的“社会主义实验”,是曾经带来灾难的,这正是毛泽东时代最大的教训。赵还指出:“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什么理想的社会模式,也没有固定的模式”,“今后社会的发展,不应从什么模式出发,也不宜以什么主义来划分”,而要“根据实践发展形成的潮流,也就是更根据民意一步步向前发展”。正是从“实践”和“民意”。

  这两个“根据”出发,赵提出了他的“社会进步新指标”,即“以生态环境即生活品质,文化水准即人的素质,生活水准即富裕程度,以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城乡差别、劳动生产率、经济效应、人均收入、社会公平等为指标,不以社会制度如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为界线来作为先进与否的指标”。

  这样的新指标,显然是以人自身的健康、全面发展为中心的,注重人的生活环境、人的素质、人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人的社会地位、人际关系的良性、优化发展。它超越“主义”,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一种“融合”,这也使我们想起了顾准当年提出的“东西方渗透”理想。它在全球化的新时代,在实现了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再度提出,是很有意思的。我把它称为“中国改革新思维”,或许可以为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选择,提供一个思路。

  五、调整与坚持:执政者的回应和选择

  人们不难发现,党内的毛泽东派和民主派,都是针对邓小平的改革路线所带来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危机所作出的不同回应,分别从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提出了修正,并给出不同的发展路径。

  问题是,党的最高执政者对客观存在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危机带来的执政危机,以及党内针锋相对的两种意见,又作出怎样的回应与选择。

  在我看来,最高当局的回应,集中在三句话上。第一句话是保证“党的执政地位”;这在2009年又有一个新的说法:“党的事业至上”。

  同学们可能还记得,我曾经谈到两个俄国人对中国几代领导人的影响:赫鲁晓夫是毛泽东、邓小平挥不去的梦魇,而当今中国最高领导怎样也摆脱不了戈尔巴乔夫的阴影——绝不能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在自己手里失落,这是胡总的底线,也是对他年轻时候的誓言:“绝不能把先辈们流血牺牲得来的革命果实从我们手中丢掉”的一个兑现方式吧。

  第二句话是:“牢牢地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继续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这是对毛泽东派要恢复“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毛泽东路线的一种拒绝,也显示了这一代领导人务实的一面:他们深知,真要搞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继续革命,必然天下大乱,党的统治也将毁于一旦。

  第三句话是:“绝不走改旗易帜的斜路”,这是对民主派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拒绝,他们还是要高举毛泽东的旗帜,特别是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党的“核心利益”,是绝不能放弃的。

  三句话合成一句话,就是“不折腾”。

  既不回头搞阶级斗争,也不往前真正推进社会民主、结束专政,依然在邓小平改革路线的框架内,在维护“**体制”的前提下,来应对越来越严重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危机。

  于是,又有了“调整”与“坚持”这软、硬两手。

  首先是“调整”。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面对“发展就是一切”的发展观所带来的经济发展失衡,资源、生态大破坏等危机,作出经济改革与发展方向、方式的调整,提出“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国策”。

  其二,面对日趋严重的两极分化和民众日趋激烈的反抗,作出各阶层利益关系的调整,提出“以人为本”、“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把提高效率与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等理念,对长期奉行的“富国强兵,剥夺农民”的发展路线有所修正,并采取“城市反馈农村”、“废除农业税,减轻农民负担”、“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等相应措施,要求权贵资本阶层作出某种让步,以缓和社会、阶层矛盾。

  其三,面对邓小平单一的经济改革所带来的政治、社会、思想文化、道德危机,迫于强大的社会压力,提出了全面推进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

  对以上三个方面的调整,我想作三个方面的评价。一方面,不可否认其积极意义,应该说,这样的调整符合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像废除农业税、城市反馈农村,都是带有历史性意义的,也给民众带来了一定的实际利益,因此得到老百姓支持,从而不同程度上加强了党的执政地位。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在“六四体制”不变的情况下,这样的调整必然受到极大限制,并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变形、变质。而我要强调的是,这些调整,并非执政者的恩赐。首先它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势之所至,那样一种依靠所谓“低人权优势”和“资源、生态大破坏”的高速发展是不可能持续的,更重要的是,它也必然受到底层民众、普通工人、农民、农民工越来越强烈的反抗和抵制,这就迫使既得利益集团不能不作出某种让步,对执政者来说,这也是保证其执政地位必须作出的让步。也就是说,所谓“调整”,实际上是各阶层、各利益群体之间,民众与执政者之间相互博弈的过程和结果,而且也只有依靠利益受损一方的长期反抗、斗争,不断对执政者施加压力,才有可能坚持调整,并保证调整向有利于普通民众、弱势群体的方向发展。执政者还有“坚持”的一面,在我看来,有三个“绝不让步”。第一,绝不给民众以实质性的言论、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的自由,尤其是绝不允许反对党的存在。第二,党必须对军队实行绝对的控制、领导和指挥,这是防止内乱(党内之乱与社会之乱)的根本,也是制止内乱的最后手段,绝不允许军队的国家化。第三,党必须管干部,即坚持等级授权制:一切干部的权力都由上级党组织授予,并可随时撤换,这样的逐层依附关系,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维护党中央的绝对权威的基本保证。以上三条“坚持”,都是毛泽东的“五七体制”和邓小平的“**体制”的核心,目的是要保证党成为“唯一者”:舆论的唯一控制者、军队的唯一控制者、权力的唯一控制者,而且是唯一具有实际意义的组织,也就成为唯一的可选择者。这五个“唯一”正显示了体制的实质,也就是中国共产党所标榜,亦被一些知识分子极力美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质性内涵。这是执政者不允许有任何松动的底线。

  人们还注意到最近几年执政思路的变化。2008年举办奥运会前后,中国的经济崛起,特别是在全球经济危机中,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都大大加强了执政者在意识形态和体制上的自信心。于是,在总结所谓奥运会的经验基础上,便提出了建立和强化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之发展、治国路线。这其实就是毛泽东“大权独揽”的极权体制的发展,毛泽东就是依靠此独揽大权的体制,集中力量办了大跃进、人民公社,以至文化大革命这一系列大事。其所造成的灾难,早已被强迫遗忘,今天在一些知识分子的帮助下,又作为新的神灵重被祭起。这样的举国体制,在指导思想上强调党国至上,在意识形态上强调服从国家整体利益,在组织领导上强调绝对服从,在组织和动员方式上强调军事化,在社会管理上强调全面控制,这实际上就是一个战备体制,这在毛泽东所创建的依靠战争赢得权力、又用战争的方式治理国家的体制里,是自有传统的。因此,举国体制的重新强调本身,就显示了向毛泽东时代靠拢的趋向。

  可以看出,最近几年,无论是2008年的汶川救灾、举办奥运会,2008年以来处理经济危机,2009年举办国庆盛典,2010年举办世博会、亚运会、抗洪救灾、舟曲救灾等,都无一不是自觉地发挥举国体制的威力。应该说,336在处理危机事件时,包括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公共卫生危机、自然灾害,因为都是非常时期,国家处于“类战争状态”,此种战备性的举国体制,可以取得短时期的高效率,似乎很有优越性;但如果以此作为治国路线、发展模式,并要将其常态化与制度化,则是十分危险、贻害无穷的。毛泽东时代的历史教训,无论怎样遮蔽,都仍是客观存在,足以警示今人。

  而且我们发现,在自觉推行举国体制的努力中,出现了三个特别值得警惕的倾向。一是重新强化最高领袖的绝对权威,试图重新恢复毛泽东、邓小平时代的强人政治(尽管限于主客观条件很难做到),奥运会、国庆大阅兵等场合,都成了突出领导者个人、献忠心的大好时机。其二,是强化党的思想、舆论控制,特别是网络的控制,而且越来越自觉地用立法的方式来实行合法的控制。同时进行的是重建意识形态的努力,其特点有三,(1)以打着爱国主义旗号的国家主义作为核心价值。(2)提倡复兴传统,从传统中获取统治合法性的资源。(3)是鼓吹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将所谓“中国模式”理论化与普世化。在这三个方面都得到一些知识分子自觉、不自觉的配合。可以看出,这些年当局在意识形态宣传上,是越来越具有主动性地进行强势出击,一面猛批普世价值,一面又向世界输出中国软实力,这其实也是向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输出靠拢。其三,强化社会控制,即所谓建立“打防结合,预防为主,专群结合,依靠群众”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这实际上就是要恢复毛泽东时代的群众专政。以上三个方面,都表明了执政者有限度地向毛泽东时代回归的意向。

  这样的意向,其实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全球经济危机导致国际多元化格局出现,本来是提供了一个进一步实现前面所提到的东西文化相互吸取、融合的历史机遇,但我们这里却陷入民族狂热,在“走自己的路”的旗号下,猛批普世价值,拒绝向西方学习,并在对自己的发展道路(包括毛泽东时代)缺乏反思的情况下,强化举国体制,把即使可能有的某些长处,也推向极端而走向反面,以为这是发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其实预伏着更大的危机。

  问题是,此种有限度地向毛泽东时代回归的趋向,是有一定的群众基础的。前面提到部分民众中对毛泽东时代的怀念、民粹主义思潮的复兴、党内毛泽东派的兴起,以及部分知识分子对毛泽东式的中国道路的推崇,青年毛泽东主义者的出现,都是必须正视的现实,这里纠缠着许多复杂的理论、历史、现实问题,不可以简单对待。或许正因为如此,如何科学地评价毛泽东、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时代,就成为当下中国思想、文化、学术界争论的一个焦点,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理论的、历史的、现实的课题。或许也是我们要开设这门课的一个主要动因和意义吧。

  最后,我们还是要回到中国当下的现实问题来。如前所说,中国今天的执政者采取“既调整又坚持”的对策,这本身就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调整,就要一定程度限制既得利益集团,首先是权贵资本阶层的利益;坚持,就是要强化已经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各级党和政府的权力。今天的执政者面临着政令不通、任何改革在推行过程中都会变形、变质等一系列的困境,都是根源于这样的内在矛盾,也是今天的改革之所以陷入学者所说的“尺蠖效应”的原因所在:“就像那一放一缩却只朝着一个方向移动的尺蠖,我们的政策一‘左’,老百姓的自由就减少,但福利却难以增加;政策一‘右’,老百姓的福利就收缩,但自由却难以扩大。一讲‘小政府’,官员就推卸了责任,但权力依然难以限制;一讲‘大政府’,官员就扩大权力,但责任仍然难以追问。‘右手’大动,公共资产就快速‘流失’,但老百姓的私产并无多少保障;换上‘左手’,老百姓的私产就受到侵犯,但公共财产仍然看守不住”。

  无论怎样改革,采取什么政策,获利者永远是权力的掌握者,权力的资本化越来越是体制性的、不可逆转的。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研究者所说的“作为改革主体的执政党已经对改革缺乏集体共识”。如论者所描述:“领导层现在就好像一个‘救火队’,被动地被社会或者社会问题推着走,哪里着火就出现在哪里。这种被动性必然出现更多的问题,使得改革面临更大的困难。执政党作为一个集体往往对重大改革问题失声或者保持沉默。人们所听到的只是个别领导人的微弱声音”,而且彼此矛盾。

  在我看来,这样的矛盾与失声,其实就是当政者在邓小平路线已经走不下去的情况下,还想采取“既坚持又调整”路线所必然遇到的尴尬与困境。

  于是,就出现了社会学家所说的“中国正在加速走向社会溃败”的危机。社会溃败的核心,就是“权力的失控”,“权力成为不但外部无法约束而且内部也无法约束的力量”,“地方性权力、部门性权力已经成为既无上面约束,又无下面监督,同时还缺少左右制衡的力量”,这就意味着“强势利益集团已经肆无忌惮”,“腐败已经处于失控和‘不可治理状态’”。由此导致的是整个社会的溃败:“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社会的信息系统已经高度失真”,“社会失去进行长远思维的能力”,“眼前的权力与利益分配就是一切”,最后就造成了“社会认同和社会向心力在急剧流失”。

  全社会——社会和政府、资本之间,社会上、中、下层之间,各阶层内部彼此之间——都陷入了深度的不信任,充斥着不满和怨恨。这种结构性的社会危机,才真正致命。与此同时,民族问题逐渐突现,这几年连续发生的西藏、新疆地区的骚乱,都为全国、全球所瞩目。民族问题比较复杂,我对此没有专门研究,只能把问题提出,无法展开论述。

  这就是当下的中国:一面在快速发展,一面却危机重重——夸大或忽略任何一面,都得不到中国的真实。

  我在很多场合都谈到这样一个看法:当今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在经过建国后60年的努力,基本上实现了国家的独立、统一,基本上解决了13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并在经济获得了高速发展以后,将“向何处去”?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的问题,也同时是世界的问题;“中国走向何方”,不仅影响中国的未来,也关系着世界和人类的未来。

  这事实上已经成为一切关心中国与世界发展的人们正在思考的中心,也是人们争论的焦点。在我看来,前面所讨论的,无论是毛泽东派主张“回到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为中心的继续革命的路线”,部分知识分子所鼓吹“集权为民”的“中国模式”、“中国发展道路”,还是《零八宪章》运动倡导的“宪政民主”,党内民主派高扬的“民主社会主义”,赵紫阳等老共产党人提出的“超越‘主义’的社会进步新指标”,都是对“中国何处去”问题的回应。在理论旗帜的背后,是各种利益群体的博弈;而更多的民众,则以行动作出自己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当下的中国,正处于空前活跃的状态,未来的发展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这让许多人感到焦虑,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又具有多种发展的可能性。这或许是一种混乱,又未尝不可视为一种发展的生机。越来越多不同阶层的人们,越来越不满意于现状,于是,开始思考,争论,聚集,行动——或许这就是中国的希望所在。历史毕竟是人创造,由人民,也是由我们每一个人书写的。

  2010年8月13日写毕,2010年12月30日修订,2011年7月16日定稿

  本文节选自钱理群先生所著《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有较多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注释及参考文献略,有需要者请查看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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