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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与台湾政治转型

王铁群 (河北大学马列教研部教授)

 


台湾从威权政体转变为宪政民主,固然是合力作用的结果,但蒋经国在生命的最后时光,“亲手启动终结威权时代的政治工程。”(马英九:《历久弥新的身影——蒋经国》)

一、政治转型的基本思想

1.向历史交代,对历史负责

1978年5月蒋经国当选“总统”,成为台湾地区集党(此前已任国民党中央主席〉、政大权于一身的“政治强人”。蒋经国可以像一切专制者或威权者那样,握紧“枪、笔两杆子”,利用军警宪特镇压一切异见人士,固守“基业”,享尽特权。事实上,蒋经国在上任“总统”的最初几年仍实行威权政治,在继续振兴经济、厚植“国力”的同时,继续白色恐怖,维护国民党一党专政。但是,蒋经国没有陶醉在台湾经济的腾飞和一呼百应的感觉之中。

1986年10月10日,蒋经国在“国庆”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向历史交代”的讲话,表示要对历史、对十亿同胞、对全体华人有个交代。1987年5月,副“总统”李登辉向应邀访台的美籍学者杨力宇提交了蒋经国“总统处理国家大政决策的基本原则”:“一、一切作为向历史交代,不在乎目前的毁誉,而在于将来历史上的评价。二、因应现实情势所作成之决定,常不受他人之影响左右。三、企图建立制度,求国家之长治久安,不求一时之方便。(杨力宇:《向历史交代——蒋经国晚年的重大决策》)正是这种向历史交代、对历史负责的精神,使蒋经国力行政治革新,领导了一场不流血的“宁静革命”。对此,马英九感慨道:“我们崇敬他,就因为他能突破家世、出身、教育、历练乃至意识形态的局限,务实肆应变局,进而开创新局,在这个意义上,他的身影,不仅不曾褪色,反而历久弥新。(马英九:《历久弥新的身影——蒋经国》)

2.尊重宪法,依宪治“国”

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是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利器,是现代国家和社会的核心价值。台湾施行的《中华民国宪法》,于1946年12月25日国民大会通过,1947年元旦公布,同年12月25日生效。该宪法遵循主权在民的理念,明确了公民权利的保障,规定了五权分立和地方自治的权力制衡制度等。但因国民党当局在台湾长期“戒严”,使宪政受到很大束缚,宪法基本成为掩盖一党专政的遮羞布。

蒋经国晚年多次强调要尊重宪法,依宪治“国”。1979年12月10日,蒋经国在国民党十一届四中全会上强调,实行民主宪政是“国家”政治建设应走的大道,必须继续向前迈进,决不容许后退。1984年3月蒋经国连任“总统”后表示:“当秉承宪法及大会赋予之职责,为‘国’效命,为民服务”。1985年8月16日,蒋经国接受美国《时代》杂志专访时说:“‘中华民国国家元首’依宪法选举产生,从未考虑由蒋家人士继任。”他声明:切按宪法行事,不允许任何违宪行为。据《国民党下台内幕》一书透露,1985年12月25日,蒋经国在主持行宪纪念大会等三个会议联合典礼时,突然离开预先准备好的讲稿说:“现在,有两个问题,经国想做一个明确的说明:第一就是,‘总统’继承者的问题……下一任‘总统’,必然会依据宪法而产生……有人或许要问,经国的家人中有没有人会竞选下一任‘总统’?我的答复是,不能也不会。第二就是,我们有没有可能以实施军政府的方向来统治‘国家’?我的答复是,不能也不会。执政党所走的是民主、自由、平等的康庄大道,绝不会变更宪法,同时也绝不可能有任何违背宪法的统治方式产生。”这是蒋经国首次公开表态,断言力行宪法,排除军人干政,结束蒋家独裁。蒋经国还强调,要保障宪法前提下的公民集会、结社、组党权利。1986年10月7日他对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行人葛兰姆女士说:“我们向来都理解人民有集会及组织执政团体的权利。不过,他们必须承认宪法,并且认同根据宪法所制定的‘国家’体制……不得从事任何分离运动——我所指的是‘台独’运动,如果他们符合这些要求,我们将容许成立新党。”〈《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15辑第417页)当时在现场传译的马英九回忆说,当他把蒋经国所说的“开放政党合法登记”等关键词翻译给访客时,他好像触电一样,产生了一种“我们正在改写历史”的强烈感觉。

3.顺应“社会变迁和民心潮流”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民主浪潮席卷全球。在亚洲,韩国民主斗士金大中与其他民主人士一道,誓死反抗李承晚、朴正熙、全斗焕独裁政权。1986年2月菲律宾独裁者马科斯政权被推翻,更成为影响世界的重大事件。在台湾,1979年12月10日,以《美丽岛》杂志社成员为核心的党外人士,在高雄市组织数千民众举行纪念“国际人权日”集会游行,民众高呼“打倒特务统治”、“反对国民党专政”等口号,要求民主与自由。军警奉命镇压,酿成双方近200人受伤的“美丽岛事件或称高雄事件:

1986年3月底,蒋经国在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政治革新”的主张,强调“要以党的革新带动全面革新”。会议决定调整政策,包括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实行地方自治法制化、推动党务革新等。台港舆论界一致认为“国民党以今春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为契机,也下了求变的决心”。毫无疑问,这些“新政”的实施,必会推动国民党向现代民主政党转型。不解、怀疑、阻力的存在是必然的。蒋经国在一次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上明确作答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因应这些变迁,执政党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做法,在民主宪政体制的基础上,推动革新措施,唯有如此,才能与时代潮流相结合,才能与民众永远在一起。”(《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15辑第323页)蒋经国努力顺应时势和民意这一点,对其属下影响至深。宋楚瑜回忆说跟随经国先生十四年,有幸与闻机要,参与变革,我所学到与体认到最深刻的事情就是:‘为政者要从民众的角度看问题。’我们不要光从政府或政党的角度看问题,政府不一定全是对的,民众的声音常有它的道理。我们只要以民众的角度来理解问题,七八成的事情都能顺利推动;并得到民众肯定。”(宋楚瑜:《蒋经国先生的改革之路》)

4.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

晚年蒋经国的眼界已超越了个人、家族、党团利益,用其手中之权努力推动社会民主化。1986年9月28日,民主进步党(简称“民进党”)在台北正式成立,因当时“党禁”未开,民进党从程序上属于非法。一些国民党要员要求对民进党施以镇压,情治部门也向蒋经国提交了抓捕名单,但蒋经国没有批准“抓”、“杀”,他忠告这些人:“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他强调:“应采取温和的态度,以人民、‘国家’安定为念处理事情。”他指出:“党追求民主的基本方针、原则不能因客观情形的变化而改变,必须维持下去(李登辉1986年9月30日记,见台湾《中央日报》1993年12月2日)蒋经国默认民进党成立,这是台湾政治转型的重大突破点,对此,一些人是难以理解的。1986年10月,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常会上再次强调:“个人的生死毁誉并不足惜,重要的是‘国家’、民族的命脉。”“凡执政党同志,应以中国国民党一向大公无私,为‘国’为民的诚意和开明的豁达,积极求进的作为,与所有爱‘国家’、爱民族的人共同努力”,以“使民主宪政更充实、更完美”。

5.“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

蒋经国推行的民主改革,必然触及各方既得利益者的特权,招致种种反对和阻力。在蒋经国签署解除“戒严令”前后,国民党内许多人向蒋经国提出质疑,担心开放党禁报禁之后,国民党会

否丢掉权杖?会否就此亡党?会否“天下”大乱?……“国策顾问”沈昌焕提醒蒋经国:“这样做,可能会使我们的党将来失去政权!”蒋经国淡定地回答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蒋经国还说过:“世上没有万年的执政党,即使被人民选下台,将来政绩好了,仍然可以再被选上。”在2000年大选时,国民党被多数台湾民众抛弃,成为在野党。国民党下台后,经过痛定思痛,割痈去疽,在2008年被台湾民众重新举上执政之位,验证了蒋经国的预言。

二、蒋经国关于政治转型的主要措施

蒋经国不仅有上述政治转型的基本思想,而且采取了一系列政治转型的措施,推动了台湾社会的政治转型。

1.调整决策机构

为了推动政治转型,蒋经国根据对“政治革新”的态度调整领导成员,提升开明派力量。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后中常委撤换了4人:撤下的是孙运璇、马纪壮、阎振兴和赵自齐,换上的是李焕、吴伯雄、施启杨和陈履安。这一措施,减少了中常会内部对“政治革新”的阻力,为政治转型创造了决策层条件二

2.组织“革新小组”

要实现政治转型,必不可少的工作之一是设立专职机构,加强民主研究,指导民主实践。蒋经国从中常委中选出严家淦、谢东闵、李登辉、谷正纲、黄少谷、俞国华、倪文亚、袁守谦、沈昌焕、李焕、邱创焕、吴伯雄12人,组成“革新小组”,专门研究“政治革新”。蒋经国要求他们:“先选择最重要的来做,而且要快做,不要拖。”

3.解除“戒严令”

1949年5月台湾当局和台湾警备司令部颁布“台湾地区紧急戒严令”,规定“严禁聚众集会罢工罢课及游行请愿等行”;“严禁以文字标语或其他方法散布谣言”等。

蒋经国指示“革新小组”:“戒严问题应列为第一优先”,“应朝解除戒严及准许新党成立的政策方向前进”。1986年10月,国民党中常会根据蒋经国提议,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解除戒严”决议。1987年7月15日,蒋经国公布施行“国家安全法”,同时正式解除在台湾实施了38年的戒严。蒋经国指出‘解严’将使台湾迈向一个更民主、更自由、更进步的时代。”解除“戒严”,是保障台湾人民的权益、实现台湾民主化的关键措施。

4.开放“党禁”

即恢复民众结社自由权力,准许成立包括政党在内的政治团体。早在1979年“美丽岛事件”发生前后,蒋经国就曾有与党外反对者沟通的安排,据宋楚瑜回忆:“当党外运动崛起,经国先生知道民主化已不可避免,我开始介人与党外和各种反对势力沟通。(宋楚瑜:《蒋经国先生的改革之路》1983年)蒋经国在接受联邦德国记者采访时,公开承认党外反对运动对社会进步有助益。1986年9月初,蒋经国对美国记者表示国民党已在研究开放党禁问题。1986年10月,国民党中常会在通过“解除戒严”决议的同时,通过开放“党禁”决议。

正式解除“戒严”、“党禁”后不久,台湾就有60多个政治团体申请注册成立政党(其中20个获得通过截止到1991年底,登记注册的社会团体多达137个,未登记的党派和政治团体也为数不少。

5.开放“报禁”

言论和出版自由是最基本的人权,《中华民国宪法》第11条规定,“人民有言论、讲学、著作及出版之自由”。但在“戒严”期间,这些自由在台湾地区并没有完整履行。

蒋经国主政后对媒体界较为宽容,《八十年代》《美丽岛》等党外政论性刊物都被允许出版。1988年元旦亦即蒋经国过世前13天,在蒋经国的指示下,正式解除“报禁”。从此,自由媒体不再被视为起哄闹事、“动摇国本”的“乱源”,台湾进入全新的资讯流通时代。

到2007年9月,台湾拥有报纸2273家,广播电台178家,通讯社1260家。到2010年7月,杂志达7088家。1990年台湾允许私人开办有线和卫星电视企业,至2005年台湾已有63个有线电视系统。

6.“革新党务”

为适应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开放“报禁”后的新形势,必须改进国民党的工作,把国民党转型为现代政党。蒋经国强调“党务革新”是“政治革新”的关键,而“党务革新”的重点,“最要紧的是放弃自私自利的观念,纠正心理上的错误(《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15辑第336页)在蒋经国努力“提高党的竞争能力”的要求下,国民党从思想、观念、组织、训练等各方面进行了重新规划和改进。国民党“置之死地而后生”,今天已脱胎换骨,成为新型政党。

1988年1月蒋经国逝世后,由他开创的政治转型事业继续深人。1991年4月,台湾制订了“宪法增修条文”,废止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1992年5月,废止了“阴谋内乱罪”和“言论内乱罪”。1994年12月,省长及台北、高雄市长直选。1996年3月,首次“总统”直选。

今天的台湾,民主竞选、分权制衡、舆论监督、结社自由、地方自治,被称为是“亚洲和世界民主的灯塔(《美国总统布什2008年3月22日致马英九贺函)马英九在蒋经国逝世15周年时发表的追思文章《历久弥新的身影——蒋经国》中说:“15年来,在任何一个‘谁对台湾贡献最大?’的民调中,经国先生始终高居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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