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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几千万共产主义受难者的灵魂得到安息而共同奋斗

——答丁子霖老师的《致姚监复先生的公开信》

姚监复

 

 

尊敬的丁老师:

你好!我真诚地以共产主义受难者亲属的身份向灵魂崇高的勇敢战斗的你和“天安门母亲”群体致以敬意!你们是走在近亿人的共产主义受难者及其家属队伍的最前列,艰苦地顽强地勇敢地斗争,是我的学习榜样。1966年的红八月,北京的红卫兵手捧毛主席语录,打砸抢、抄家、用铜头皮带、钢鞭、拳头、刀子活活打死了1733位北京善良百姓,其中包括退职的小学老师、66岁的、瘦骨伶仃的老人,我的母亲贺定华。我没有你的勇气,不敢鸣冤喊屈,甚至不敢流泪和放声痛哭。芝加哥大学王友琴教授的《文革死难者》书中和我妹妹姚蜀平在《儿女祭》文章中记述了贺定华惨死的悲剧。但是,红八月抄家中丧命的1733人的姓名,至今没有完整的名单的记录。我没有“天安门母亲”的勇气,学习你们去努力联系红八月的受难者的家属,共同声讨、喊冤,争取正义和文革史的公正记录,以慰逝者。你们做了人民公社化、文革等政治运动中死难者家属想做而没做或不敢做的大事。我再次表达向你和天安门母亲群体致敬和学习的心愿!如果2012年2月到10月我回答媒体问题和文章中,不同意错认为“十八大将为‘六四’平反”、“习近平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那种过于乐观的估计,在我的表达和记者转述中有不完整、不准确和用词、语气不当之处引起了一些误会和伤害了受害者的感情,我在这里,表示道歉。由于文革中我的右眼被打瞎,看计算机屏幕眼痛流泪,只能由友人选出网文、打印给我后才能读到网上文章,因此对公开信迟迟答复,请丁老师原谅!

我同情、支持、尊重天安门母亲为“六四”平反的正义、英勇的斗争精神。但是,我不同意“十八大将为‘六四’平反”的不现实的估计。

我想,造成误会的一个原因是2012年我多次强调的是,绝不会在“十八大前”、“十八大的报告”中或十八大习近平上台后会立即为“六四”平反,我并不是反对为“六四”平反。在2012年我接触了一些海外媒体和民运人士,他们有一种希望立即为“六四”平反的急躁心情,主观地将一些偶然性的个案事件,误认为是党中央对“六四”决策的根本变化,以为十八大前后将为“六四”平反,我认为这是主观愿望,美好幻想。在争论中,我也说过,这种把十八大的梦想是童话,把自己的主观愿望认为是政治生活的现实。例如,把《炎黄春秋》中登出了纪念赵紫阳在四川的改革的文章,鲍彤更正中南海医生回忆胡耀邦发病与治疗的过程有误的文章,北京报纸访谈赵紫阳女儿谈拍卖艺术品的文章……都推论为中央要为“六四”平反。有位民运理论家在美国非常激动地断言,十八的报告一定会删掉 “毛泽东思想”,以香港一个头条新闻为证。不少人以习仲勋反对整胡耀邦、对“六四”有不同看法为根据,推论习近平十八大必将为“六四”平反。因此,在辩论中,我也有些着急和烦躁,怎么这样脱离实际地幻想十八的前后就会为“六四”平反呢?我答复问题时用词、口气可能会引起误会和不满。

我回忆,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习近平谈党史编写指导思想时讲过不能将党史“丑化”,因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21-2011》一书中,重新肯定“六四”是“反革命暴乱”。怎么2012年十八大就会180度大转变,为“六四”平反呢?2011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几十人编写了、几十年几易其稿,中央批准出版的《中共党史第二卷(1949-1976)》中确实坚持习近平“不丑化党史”的原则,书中肯定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肯定了“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正确的”,肯定了文化大革命中经济、科技是发展的等等美化党史的内容。连55年前大错特错的反右派斗争都要肯定其正确性,同样思想的党中央和领导人,怎么能在十八大上突然转变立场,为“六四”平反呢?他们要不要自己接班执政的合法性?因为,彻底平反“六四”,就得承认“六四”政变后上台的领导人是非法的,以后的接班人也是继承了非法政权。这样,我认为“六四平反”在十八的前后是不可能出现的。

现在,虽然我认为十八大后不会立即为“六四”平反,但是我仍然认为,丁老师和天安门母亲群体为平反“六四”而做的斗争是勇敢的正义的高尚的,是令人尊重的、值得同情的。天安门母亲是我的学习榜样。

真正地彻底地“平反六四”,是长期的艰巨的痛苦的斗争过程,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是同步的。天安门母亲的斗争,是推进民主化、平反“六四”的重要的走在最前列的实际行动

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不同于1976年第一次天安门事件,不可能以同样形式同样速度很快地平反。因为,1976年天安门事件代表了大部分统治者,被打成走资派又重新掌握一定的党政军财文大权的当权派的切身利益,为1976年天安门事件平反,实质上为被打成走资派挨批斗、受压制的当权派自己平反,并且得到补偿和赔偿。而1989年的第二次天安门事件是统治者镇压被统治者,军方的枪口不是对着被审判和判刑的“四人帮”,而是对着要求民主的学生和市民。这样,能不能为“六四”平反的决策者,不是受害者,而是加害者;决定平反不平反的领导人本身就是犯罪组织的领导人。这样,求领导人平反就成了与虎谋皮,只有出现民主宪政、彻底从思想、政治上否定了过去既定方针的政党(如台湾的蒋经国、马英九的国民党)和国家(如原苏东国家)才能为历史上犯了反人类罪的罪行忏悔、认罪,才能真正平反、清算、定罪和赔偿。因此,我认为,“六四”的平反是与中国民主化进程同步的,是相当长时期的历史过程。如能早日为“六四”平反,必然会推动中国民主化的进步,不过,总起来说“六四”平反是民主化的结果。

香港电台记者追问我:“那么中国的民主化要多少年?”我想起了李慎之先生对我讲的话:“姚监复,你要懂得中国的民主化要一百年!要一百年!要从小学生学公民课开始。要让小学生从小就知道,自己将是公民,而不是由别人决定自己是人民,还是人民的敌人。大家都是平等的公民。因此,我现在想做的一件重要工作,就是为小学生编公民课本。”这是非典前一年,李老对我的教导,可惜他在非典期间去世了,他的编公民课本的遗愿未能完成。这样民主化要一百年的判断,似乎还没有开始起步。这一点,我是中国民主化长周期论。也是“六四平反”艰巨论、长期论。

彻底平反“六四”的标准时什么?我认为,不能采用“右派平反”的标准,右派分子是改正,而不是真正的平反。右派分子改正通知书上写的是“根据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中发ⅹⅹ号关于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的通知第ⅹ条……现经复查,ⅹ同志属于错划,现予以改正。”这样,可以重新安排工作,甚至担任文化部长、国务院总理,似乎右派分子平反了,反右派斗争也平反了。但是,反右派斗争55年后,中共党史仍然坚持反右派斗争是正确的必要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也是对的;至于小单位确定某一个人是右派,不过是划错了,几十年后改正就完了。并没有承认犯罪、渎职、错误,也没有道歉、赔偿和对罪行的公正的审判。“六四”以后,木樨地22号楼关山复的女婿在家中倒水时,一开灯,被长安街上戒严部队的士兵开枪打死了。后来给予的平反通知书上写明“正常死亡”,。关老对我谈起此事仍然愤愤不平。我向他解释,这样讲法是证明你女婿不是“非正常死亡”,不是“暴徒”,这是从政治上讲的。关老盯着我发出深沉的痛苦的疑问:“你这样看呀!那枪子打死的,怎么还是‘正常死亡’!?”我想,天安门母亲和几百万右派分子追求的不是这样廉价的虚伪的平反,而是真正的彻底的平反。这种标准是什么,值得探讨研究。

我想,从性质判定方面看,在群众方面,应将官方定性的“1989年政治动乱”、“反革命暴乱”,改定为“八九民主运动”。在统治者的行动方面,应将官方定性的“六四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平暴”,改为“六四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有纲领的反改革的武装政变。”在平反与追究罪行方面,对于党内错误地对赵紫阳及各级涉及“六四”的党员的党内处分,应予以平反;对于一批干部在清查中受到行政处分,应予以平反;对于涉及“六四”的部分干部、学生、平民由政法机关给予通缉、逮捕、判刑、软禁、监视居住等错误处理,应予以平反;对于政法机构在“六四”中错定为“暴徒”等罪名的守法公民,应予以平反。但是,平反只对受害者单方而言,同时要对加害者的罪行进行起诉和审判。“六四”中决定、下令、执行军队对平民开枪的主要和次要的当事者应作为反人类罪的罪犯嫌疑人,必须在民主宪政政权的法院中或国际法院接受审判。当然,在审判“六四”反人类罪的罪行与罪犯时,应当同时起诉在1958-1962年制造中国的大饥荒非正常死亡3750-4500万平民的大浩劫的反人类罪,在1957-1959年反右派斗争、反右倾斗争中大规模地迫害知识分子和干部的反人类罪,在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中迫害干部和平民的反人类罪,在1949年以后在各次政治运动中以意识形态为名大规模迫害所谓“阶级敌人”、“反革命”的反人类罪等,以及近年的迫害法轮功成员的反人类罪,共同追索制造受害者近亿人的反人类罪的主犯与从犯的罪行。对反人类罪没有追索期的限制。

当然,对平反“六四”的长期性,对追索中国当政者的反人类罪的罪行与罪犯的长期性,应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中国的反右派斗争,过了56年,官方仍然认为是正确的,并未平反。台湾的“228”,也是经过了近60年的改朝换代才得到平反。韩国光州起义受害者的平反,西班牙被弗朗哥法西斯杀害的自由战士的平反,也都在几十年后反民主政权衰亡后才实现。南非种族屠杀中的死难者也是白人政权改变成联合政府,曼哈拉任总统以后,成立了承认事实、赔偿与和解委员会才处理了平反问题。原来苏联、东欧各国的共产主义30-50年代受难者的平反,只有在苏东巨变以后的90年代才得以真正实现。因此,我认为“六四”平反是天安门母亲们、全国和全世界要求民主人士的正义要求,必然会实现的良好愿望;但是绝不会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前后提前实现,不能以主观愿望代替严酷现实。我不愿意自欺欺人。

至于平反的主体,不能是加害者充当历史的裁判和审判官。南京大屠杀的受难者和亲属,不会要求日本侵略军司令官和天皇政府为30万死难者平反;600万犹太人死难者及其家属,绝不会要求希特勒及其手下为逝者平反;相反,等待战犯的是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纽伦堡的国际军事法庭;以及死刑判决书和绞刑架。战犯没有为受难者平反的资格和权利,在法庭上和道义上都没有资格。同样地,以军队子弹射杀手无寸铁的要求民主的平民,是犯了反人类罪。罪行的决策者,主要执行者只能接受反人类罪的公开审判,而没有权利和资格为受难者平反。我们可以赞扬德国总理勃兰特,他在二战中受过法西斯迫害,但是他代表德意志民族向犹太人纪念碑下跪、代替应当下跪而没有下跪的德国人忏悔。也许,宽宏大量的中国政治受难者可以原谅真能学习勃兰特的政治人物,但是,,加害方没有资格为犹太人平反和中国受难者平反。

对于中国平反“六四”的漫长过程,可能至少要分为三个阶段,逐步地向前推进。

第一阶段是澄清事实真相。允许各方面人士公布材料,包括“六四”的官方档案及民间记录、当事人回忆录、各国新闻媒体的电子与平面媒体的信息,以及有关“六四”的各种书刊、文章。允许组织公开的讨论、辩论、展览与专题研讨会,邀请国内外有关人士、专家、学者及当事人参加等。

第二阶段将正视事实,逐步取得共识。在基本澄清事实、具有初步共识或明确主要分歧的基础上研究讨论“六四”的性质、原因、过程、责任、教训。当事者、责任方应主动采取道歉、赔偿、恢复名誉等亡羊补牢的工作。受害方和亲属、专家、学者及当局继续深入查清“六四”悲剧的制造者、主要和次要的责任人,明确反人类罪的主犯与从犯,调查清楚受难者、受伤者、受处分、受批评的人数、姓名、受害时间、地点与受害深度与后遗症等,在正视事实真相,责任方或官方采取平反措施,缓解矛盾。

第三阶段,在宪政民主的政权下成立“六四”真相调查、承认事实与赔偿和解委员会,由国库开支处理“六四”平反的相关问题,包括公布“六四”真相与责任的综合报告和专题报告,明确责任人,认定反人类罪的主犯、从犯;受害者与家属进行控诉、申冤,加害方认错认罪,国家给予受害人物质和精神赔偿。同时,提出对“六四”期间犯有反人类罪的罪犯嫌疑人与组织的控诉书,交由民主宪政的本国政府的检察院、法院或国际法院立案,进行公审与判决。并建立“六四”死难者纪念碑,编印、发动“六四”纪念文集、影集、影片,为历史留下记录等。

因此,为了完成这三大阶段的具体任务,平反“六四”必然是漫长的持久战,甚至可能需要经历真正的政治改革,或者改朝换代式的革命,十八大的一次代表大会、新一代的某位总书记上台,不可能立即为“六四”平反,完成上述任务。特别是进行反人类罪的公审,更需要进行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政治斗争和相应的政治环境。因此,应当高度评价天安门母亲的行动,她们的英勇斗争是推进中国民主化,真正平反“六四”的重要的走在最前列的实际行动。

希望天安门母亲唤醒几千万政治受难者的亲属,汇集成争民主的洪流,让受难者灵魂安息

我知道,也理解严家其先生和海外流亡者的孤独、烦躁与急于为“六四”平反、争取早日回归故乡的心情,令人同情。我也尽力为友人们做了点事,但人微言轻,无济于事,非常痛心。但是,我还是要讲真话,说出真实的现实:十八大为“六四”平反的愿望和判断只是空想、梦想和童话。事实证明,十八大前和十八大报告没有为“六四”平反,现在有好心人又有新的幻想,十八大以后,特别是2012年两会以后,习近平当上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掌握实权后,就会为“六四” 平反。我仍然认为,这种幻想也是童话式梦想。值得采取的态度是认清严酷的政治现实,准备长期的艰巨的甚至是孤独的痛苦的斗争,丢掉幻想,做更多的扎实的思想启蒙工作和组织发动工作。对于最后“六四”一定会平反,我是坚信的,抱有希望,不会绝望。但是,我也绝不相信,十八大就会为“六四”平反。2013年这样讲过,2013年仍然坚持这样的判断。至于100年中国才能民主化,我是转述的李慎之先生的话,我相信:没有实现民主化的中国,是不可能为“六四”平反的。因此,我也借用李老的估计来回答境外记者的问题,预测“六四”平反可能要100年。但愿我的话是错误的估计,更早一点为“六四”平反,当然是皆大喜欢的好事。不过,严酷的事实是,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过去了56年,《中共党史第二卷》仍然认为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正确的”。中央党史研究室2011年编印的《中国共产党大事记》仍然认为“六四”是“反革命暴乱”,又从“政治风波”、“八九风波”的定性退回到1989年6月的定性了。新的领导人的讲话、十八的报告和党章总纲仍然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强调阶级斗争可能激化,达摩克利斯政治利剑依然高悬在民主的善良人们的头上。经济上争取、维护自己权利的群体性经济抗争,达到了一、二十万起,但是并不是政治抗争。除了香港以外,国内外纪念“六四”的活动,都没有形成群众性的运动。“为自由、民主。人权的力量正在中国兴起”,但是,并没有成为“迅速聚集起来”的强大组织力量。“民众纷纷站出来说‘不’”的估计,比较乐观,可以茶余饭后、车上马下发牢骚,说“不”和骂街,但是,并不都是敢于面向枪口刺刀,纷纷站出来的勇士。上层也不存在胡赵那样开明的坚定的改革派。在经济增长、领导重视民生问题与弱势群体切身利益,知识分子的收入在增长时,2013年不同于1989年的群众心情和追求政治民主的热情。可能要寄希望于两亿农民工,特别是经济下滑,失业增加期间的农民工第二代,以及具有追求公平和民主的迫切愿望的年青的新一代。这样,民主化的进程将是渐进式分阶段的相当长期的持久战。

团结、带领历次政治运动的受难者和家属和不公正不民主社会中的受害者,为中国的民主、富强、自由、人权而顽强斗争,让“六四”和政治运动、政治迫害的逝者的灵魂安息

我再一次表示,对丁老师和天安门母亲群体的尊重与敬佩,对你们出色的也是现实的斗争成果表示赞扬。我也希望你们的经验为更多的民主斗士借鉴、学习。你们走在最前列的这支民主大军的队伍将日益壮大。因此,我有以下几点希望:

——我希望,天安门母亲们收集“六四”死难者名单,把失去亲子的母亲们聚集起来,提出共同要求的合法合理斗争方式能够得到推广。各省、市、县的 “天安门母亲”,也能组织在“六四”中死难者、受伤害者的母亲们,形成几千、几万个“天安门母亲”式的母亲会,先调查受难者的姓名、地点、时间和死亡原因。

——我希望,反右、文革、大饥荒、反自由化、“六四”等各项政治运动的受难者、受伤害者、受批判者的家属,能成立“天安门母亲”式的“天安门子女”、“右二代”、“大饥荒二代”、“文革二代”、“黑五类”、“天安门受害者”等,同类项合并的社团,成为扩大的“天安门母亲”,相互连系、互相交心和共同申请平反、赔偿,树立纪念碑及收集档案,编印出纪念、回忆、怀念文章的刊物、书籍、影视作品。首先可以先调查本地、本单位、本系统历次或某次政治运动中的死难者、受难者的名单、时间、地点、死亡方式,建立数据库。

“天安门母亲”这个政治台风眼的圆圈,将激发。带动、裂变出几千万游荡在北京上空的冤魂的亲友们与后代形成“天安门之魂”的更多。更大的台风眼圆圈,汇集成强大的共产主义死难者亲友联合会,造成冲击专制独裁制度的惊涛骇浪和政治海啸,为共产主义乌托邦极左路线下的死难者申冤诉苦,争取民主、自由,让惨死的所有冤魂饿鬼都能真正安息!在天安门将树立起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教育子孙后代,永远牢记真实历史和历史的教训。

——我希望中国人学习天安门母亲的受难而不屈服的风格。许多在现实社会中受到不公正、不民主的非法待遇的弱势群体,学习“天安门母亲”的方式,敢于捍卫宪法赋予自己的公民权利,成立合法的农民工工会以及农民工学习、文娱等小组,拆迁户户主、房产主协会、农村的合作社、环保小组、以及同乡会、同学会等组织,维护共同的利益与权利。在维权中相互支持、展开合法斗争。首先也可调查维权斗争中死难者、受伤者的姓名、事发时间、地点、伤亡原因、情况等。

这样,天安门母亲们走在前边,后边将形成一支日益扩大的追求历史真相、公正处理历史与现实冤案、追求民主、自由、人权、民生的强大队伍,争取为 “六四”真正平反、让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害者得到公正的平反与赔偿,让专制的审判者受到审判。让在天安门上空游荡着几千万冤魂和饿死的亡灵,真正得到安息!

同时我建议:当政者对于前几代领导人的历史错误与罪恶,早日发罪已诏,把自己身上继承下来的罪恶包袱真正甩掉,与历史上前几代领导人的罪行和罪犯真正决裂。这样,有可能取得人民谅解,获得善终。赫鲁晓夫要在苏共20大公布斯大林的错误与罪行时,遭到政治局委员的反对,赫氏说,20大认错,是请求人民宽恕。到21大就晚了,我们将接受人民的审判。结果,赫氏得到人民的谅解,生有退休金,死有葬身之地。苏联最后消亡时,红旗落下,但是,并没有出现毛泽东预言的千百万人头落地。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死不认错,一错到底,最后被自己的党军逮捕,军事法庭审判后枪毙;利比亚的卡扎菲坚持要学习中国处理天安门事件的镇压手段,拒不认错,最后惨死在利比亚人的刀下。历史的教训和现实生活的活生生实例,应当使有智慧的领导人有所启示和领悟,顽固地坚持错误是最愚蠢的错误。在高压锅未被沸腾的水蒸气冲坏以前,打开报禁、党禁这个减压阀是有智慧的,是可以保存高压锅的唯一正路。高压维稳、死死捂住减压阀不放,使压力越来越大,那是邪路、死路。这是常识,愿当权者三思。

丢掉幻想,以天安门母亲为榜样进行长期的韧性斗争

天安门母亲这批表面上是弱势的女同胞、老母亲却让维稳的统治者心惊胆战。2013年1月17日赵紫阳忌日在富强胡同6号,我第一次见到了丁老师,她告诉雁南,当局不允许她在这里会见记者、发表讲话,否则,明年就不准她来了。如果一位老年女教授,怀有失子之痛的母亲都使维稳大军吓成这样,那么只证明当权者他们已经失去自信了。我姚监复,80岁退休老人,在2012年纽约和布达佩斯讨论中国民主化的会上说了几句话:“习近平绝不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 “他十八大上台后,必然要对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做几件实事,进行一些改革。但是,他绝不会立即在十八大后为‘六四’平反。”中纪委对我参加会,说的话专门发出了专题通报,以示警告。难道我说错了吗?我不理解。是我泄露了机密吗?警告通报之后,是否会限制我的言论自由、人身自由,我不知道。在赵紫阳书房前丁老师第一次见到我时说,想不到在这里同你第一次见面。我也想不到,这个第一次见面时,我正好受到了中纪委通报的批评警告。丁老师也受到警告,不准与记者讲话。这使我想到,中国的民主化还很遥远,十八大后,为“六四”平反确实是美好的愿望,可能真的是梦想,是童话。必须丢掉幻想,认清现实,准备斗争,学习天安门母亲的韧性战斗的精神,坚持争取民主自由的长期斗争。

拉拉杂杂写了这么多,如有错误,请老师指正。祝福丁老师和天安门母亲们新年幸福、健康、斗争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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