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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人对于改革的风险和陷阱了解多少?

仝仁



2012年不只是令中共惊慌失措的一年,党内光怪陆离的政治事件也提供评论家丰富素材,一切并不随着十八大“圆满落幕”而画下句点。从去年11月以来,许多文章不约而同对习近平的改革前景提出关注,“新领导人是改革派或保守派”、“习近平是否有足够力量来推动改革”以及“新领导班底必须为改革做出什么”等问题屡见不鲜,尽管当中不乏真知灼见,但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研究员卢宜宜(Yiyi Lu)在《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上写道,有太多结论不可避免地过于主观和投机,以至于模糊了焦点。

卢宜宜认为,关于习近平的改革动向,其实有更好的问题值得讨论,而且在进行分析前必须先承认两个事实:第一,新领导人上任后的各项举措和声明,包含打击腐败与官僚主义,均意味着他们完全接受变革的必要性;第二,引用美国保守派政治学家塞谬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说法,中国领导人将目标放在“某些变化”而非“整体变化”,“逐渐变化”但不是“剧烈变化”,总之,他们希望改革是有所控制的,排除革命或政权更替。

习近平提马克思主义是为了让保守派安心

在亨廷顿的想法里,实施改革的困难性比起革命高得多,改革的方法、时间、顺序和节奏都得小心处理,一旦处理不当,改革不会带来更好的国家前途,反而成为革命催化剂。通过观察近代历史,无论19世纪末的中国或1980年代的苏联,都为亨廷顿的说法提供了最佳佐证。

因此卢宜宜说,在如此条件底下,我们不应该问习近平和其余常委是否有意愿展开变革,答案早就浮现,我们应该问的是:“领导人对于改革的风险和陷阱了解多少?他们又打算怎么对付?”

关于第一个问题,王岐山曾推荐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造成国内抢购风潮;同时根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强调“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所以两个线索加总起来,有充分迹象表明领导人对改革之风险了然于心。

四大角度应付改革风险

那么关键在于,他们该怎么应对风险?卢宜宜选择从四个角度来看。首先,习近平成为党的总书记后,多次重要讲话里皆提到中国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在共产党率领下运行改革。虽然这些言语不免让自由派和海外观察家感到失望,但一方面他必须让保守派安心,确保党和国家不会历经苏联式崩溃;另一方面他也向自由派发出明确信号,国家不可能发生根本性大改变(如政党轮替)。基于上述两个理由,习不得不这么说。

其次,或许有些人会批评,习近平的改革路径模棱两可,未见具有魄力的大动作,称不上是真改革者。卢宜宜却认为此乃一种策略,通过“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做法,领导人拥有弹性也有空间调整和修正任何改革措施,避免差错。该主张的中心思想在于分阶段实践改革,剧烈式的彻底改革(非革命)本来就不存在共产党的执政纪录中,它还能确保统治者不会太快秀出底牌,帮助抚平潜在反对。

第三,习近平也曾指出,大力推动改革之余,稳定性应放在首要考虑,执政基础不应受到损害。意味着改革强度与发展速度必须符合社会容忍度,宁可慢点、稳重点,冲的太快只会带来反效果。

最后一点,习近平接班后推出的新举措,绝大部分在于反腐、遏制官员特权以及改善官僚系统。相反地,新政府对于审查制度、言论自由和信息透明化等话题仍持谨慎态度。表示领导人优先考虑的改革对象是那些能赢得广泛民心或为党保证利益的项目,他们意图提高人民对政府的满意度与期望,降低不满情绪,而非讨好自由派知识分子。

虽然中国新领导人的言行显示他们深知改革的挑战和风险,并努力保持国家稳定,但遗憾的是,他们未曾阐述详细目标。我们不知道习近平脑中的改革方案是什么,即使他试图缓和人心,认为“改革开放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繁重的事业,必须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干下去”,民间仍难免发出质疑声音。卢宜宜也指出,要问习近平的改革之路能走多远没有太大意义,毕竟对中共而言,改革这档事永远不会停止,无论专家是否相信习近平的改革决心,在他们写下结论前,都应给领导人更多时间表现。

儒家价值观在中国教育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硬性民族主义说服人民效忠政府

然而比起改革,习近平运用“民族主义”倒是显得特别积极与活跃。北京清华大学教授贝淡宁(Daniel A. Bell)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不讳言地指出,中国民族主义是一件坏事。19世纪到20世纪绝大部分时间,中国是遭受外国欺凌的受害者,而现在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强大起来,身份也从被害者转为加害者,虎视眈眈伺机而动,导致其它国家忧心忡忡。

中国的“硬性”民族主义往往通过国外媒体报导散布全球,在军方人士和党内高层身上格外明显。去年11月底,习近平带领政治局常委参观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该展览介绍了鸦片战争和随后中国的“百年屈辱”。习也发出呼吁,直指实现民族复兴就是最伟大的中国梦,当时正是岛屿争议如火如荼之际,中国似乎昂首阔步,信心十足。

公平一点看,“硬性”民族主义不全然只有坏的一面。唯有国家够强盛,人民才能过着体面生活,无需担心物质柜乏与人身安全。因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中国亟欲证明自己的影响力,尤其在经历过一段不算短、被列强欺凌的悲惨时光。不过贝淡宁认为,现在中国是一个经济大国,领土边界相对稳定,强调“硬性”民族主义恐怕不只为了提醒中国人过去的屈辱,也意图使人忘记统治者本身创造的悲歌,如“文革”、“大跃进”和“六四”事件。

由于中国已经越来越少人相信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必须找寻新题材来巩固合法性,而通过民族主义与世界各国建立对立的竞争关系正是一条快速路径,换句话说,“硬性”民族主义的最终目的在于说服人民忠心耿耿地服务政府,其它只是表面上的花招。

软性民族主义:仁义加上谦冲学习

那么相对于“硬性”民族主义的“软性”民族主义又是什么呢?贝淡宁认为,“软性”民族主义的精神与儒家价值观密不可分,像孙中山先生位于南京的陵墓上刻着一句名言:天下为公,显现国民政府的合法性就是从儒学而来,儒家重视向他人学习的人道主义世界观和自我改善,都是软性民族主义可以具体实践的内容。

南京大屠杀有30万名平民丧生,是人类大悲剧

贝淡宁说,如果中国领导人想理解软性民族主义,从南京出发是不错的选择。南京是百年屈辱中最黑暗的城市,1937年日军的大屠杀造成30万平民平白牺牲。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里头,我们不只看见一个民族的悲剧,更是人类的悲剧。与其大力宣传仇外情绪,纪念馆建立历史证人个性化档案,包含外籍人士、日军、幸存者和遇难者,如同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深深为被害者致上最高敬意,这就是中国引以自豪的人文关怀:“仁”,无关种族或性别。

一般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知道这句名言:“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孔子告诉我们时时效法他人长处,努力提升自我内涵,应用在国家方面也说得通。中国有什么理由不跟其它国家学习?有什么理由不跟外国建立良好关系?明朝郑和下西洋即是从南京出发,宝船跨越了东南亚、印度来到非洲东岸,是明朝文化成就和航海技术的最颠峰。相对地,清朝闭关自守,等到英国以船坚炮利强行打开国门时,颓势已不可挽回。

因此从道德的角度来看,贝淡宁认为软性民族主义无疑是中国的未来方向,而且南京是绝佳的起始站。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改革者都承认国家需要更柔和的民族主义,无须处处与人针锋相对,而恰好儒家价值观在中国教育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以“仁义”和“谦冲学习”构成的民族主义才是正轨。2011年3月,孔子的雕像曾在天安门广场亮相,但三个月后却被撤除,如果北京哪一天能理解软性民族主义的真谛,孔子将永久地返回天安门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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