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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厚泽对中共体制的批判

江迅

 

人间痛伤别,此是长别处。五月九日是前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朱厚泽逝世三周年纪念日。朱厚泽被誉为「中共党内民主派的灵魂人物」、「『走得最远、看得最透』的中共民主派良心思想家」,在任中宣部长期间提出知名的「三宽政策」,他本人也被称为「三宽部长」。这「三宽」是宽厚、宽容和宽松。用他的话说,「对于跟我们原来的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观点,是不是可以采取宽容一点的态度;对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宽厚一点;整个空气、环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宽松、有弹性一点」。

在他逝世三周年之际,他的《关于近现代中国路径选择的思考——朱厚泽文选》(下称《文选》)在香港由溯源书社出版。该书精选了朱厚泽多篇重要著述及访谈,不少忠言谠论、一些重要内容首度独家披露。它们记录了这位思想者对中国问题、中国道路的思考,代表了曾经信仰革命、又从红色极权体制中最终反叛而出的一代人的思想成就。朱厚泽在书中指出,二十世纪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及其造就的红色极权体制,偏离了人类文明的正道。他大声疾呼要捍卫普世价值,反对开历史倒车:「改革开放就是回归人类文明的共同大道!回归历史!回归常识!回归人类共同价值!」

朱厚泽对中国当下现实的批判一针见血,他直言「这种政治专制、经济发展的模式,专制政权与外来资本勾结,有可能使中国发展成为同国际上一些反动势力结盟的最邪恶势力。二十世纪的苏联模式、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最终给本国和世界带来悲剧性后果。二十一世纪的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是放之四海皆准的走向幸福、民主、自由、法治的国家的成功经验,还是最终将给本国和世界带来悲剧后果?这将是人类实践和理论上的一场大争论,这场大争论有可能贯穿整个二十一世纪」。

据悉,这是朱厚泽在世及逝世后海内外公开出版的第一部政治著作。该书导言透露了朱厚泽著述迟迟没有出版的缘由。「由于厚泽先生『定位』上的某种特殊性——身分还是体制内,思想、言论却早已超出体制——体制内的朋友们似乎不方便把厚泽那些『离经叛道』的思想汇集成册,公开出版,以至于厚泽去世至今三年,港台(更遑论中国大陆)竟无一本朱厚泽本人的文集或研究朱厚泽的作品问世」。这部《文选》的出版终于填补了这一空白。

该书由宪政学家张博树主编,这位前中国社科院学者现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任教。《文选》作为《中国转型建设文库》的最新一种推出,张博树在导言中说:「厚泽先生在中共党内民主派老人群体中,是思想和认知层面走得最远的一位,对现存体制有深刻反思。」

张博树与朱厚泽直接交往的时间才三、四年,却很快成为「可以交心的朋友和有共同政治见解的同道」。二零一零年八月,朱厚泽去世后不久,张博树与多位友人一起前往贵阳,拜访朱厚泽青年时代的好友和曾就读的中学。这些被访的老先生虽年逾八旬,谈起朱厚泽的早年时代、经历的坎坷、在贵州的从政历史,以及到北京后的风风雨雨……依然记忆犹新。大家认为朱厚泽晚年思想成就,是中华民族的一笔宝贵财富。几位老人都提出,最好北京有人出面组织对朱厚泽思想的整理研究,更希望张博树担当此任。

属于时代但又超越

张博树接受采访时说:「朱厚泽折射了一个时代:他曾经属于这个时代,又在经历一番痛苦后,深刻反省这个时代,并在最终的思想历程中超越了这个时代。他与这个时代的恩怨,深刻反映了时代本身的悖谬。这是我们编纂《文选》的更深切的理由:透过记录、展示一位思想者的足迹和心路历程,来记录历史,揭示这个时代背后的隐秘。这个时代就是二十世纪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缔造的红色专制时代。」

这部文选收入朱厚泽文章或访谈记录《关于近现代中国路径选择的思考》、《全面改革的宣言书》、《当今文化焦虑问题——对文化问题的几点非学术思考》、《朱厚泽谈「党文化」》等五篇,数量虽不多,但反映了晚年朱厚泽最重要的思考。张博树说:「八七年一月,随着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因『反对自由化不力』被赶下台,朱厚泽也不得不离开中宣部,被贬到国务院农研中心和全国总工会等地方挂闲职。这对朱厚泽的思想转变是个刺激。更大的刺激是八九年发生的『六四』大事变。这一年,朱厚泽在全国总工会提出『在建立市场经济新秩序的同时,建立民主政治新秩序』的思想。但六四事件粉碎了在中国『建立民主政治新秩序』的善良愿望。『六四』构成无数人认知与人生命运的转折点。朱厚泽也不例外。这致命一击,促成这位当年的革命青年、八十年代被废黜的体制内高官,最终走向彻底的思想反叛之路。」

张说,「六四」后二十多年间,中共党内涌现一批「两头真」式的老共产党人,和朱厚泽一样,他们曾真诚相信这个「主义」并为之奋斗过,却在晚年发生根本思想转变,转而信奉宪政民主。这样的老人有毛泽东前秘书、以《庐山会议实录》闻名的李锐;前不久故去的《人民日报》前总编辑胡绩伟;知名党史专家何方、辛子陵;八十年代担任中宣部新闻局局长的锺沛璋……他们构成一个松散的、却又蔚为壮观的中共党内民主派群体。如果说这个群体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是如今已九十七岁的李锐,那么朱厚泽则是这个群体众望所归的中坚或灵魂。

零九年在香港出版的《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十二位老共产党人的反思》,是朱厚泽与张博树等人共同策划的。零八、零九年,他俩还共同策划、推展一系列考察、研讨活动,朱支持张和朋友们创办《中国转型智库》网站。朱厚泽一直关注着中国改革事业的发展和遇到的问题。零三年他应邀参加在青岛举行的一个民间修宪研讨会,会议期间接受一家传媒采访,对胡锦涛的「新三民主义」(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做了重要补充,即「权为民所授」,并强调「这才是根本的制度保障」。这个「权为民所授」赢得一片喝采,却为此受到高层指责。

张博树认为,朱厚泽既是伟大叛逆者,也是常人,具有常人都会有的弱点或局限。他具有成为一个大思想家、大政治家的潜质,但在他有生之年,这些潜质似乎并未完全发挥。他沉思了许多当代中国最重要的问题,却很少自己动笔写下,作系统阐释。别人整理的他在一些场合的谈话,他很少同意公开发表。可以把这理解为谨慎、对自己文字负责,但好像不止于此。《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一书收入的第一篇是朱厚泽的《全面改革的宣言书》,这是在张博树和他对谈的基础上,根据录音整理,稿子请他反复审阅过,但就在书稿排版印制时,他却提出撤下这篇文章,理由并不充足,只是说他还需要再想想,先不要上了。作为主编的张博树自然不好再勉强。是他对文章观点的表述不满意,需要再推敲?还是对公开发表这样的文章多少有所顾虑?张只能推测,但直觉是两种因素都有,且后者占比例可能更大些。

它会让人终生恐惧

张博树说:「他思想走得很远,但行动出奇谨慎。毕竟是『老运动员』,对这个体制的残酷有太过深刻的记忆。专制体制不但具有可怕的逆淘汰效应,它会把朱厚泽这样优秀的官员淘汰掉;它不但扼杀思想,扼杀创造力,而且它会让人终生生活在恐惧之中。」

张博树又说:「恐惧作为某种无形的阴影,成为中国人心理构成的一部分,特别是对朱厚泽这个年龄的中国人而言。人不大可能脱离自己的现实环境,他仍然和体制有数不清的纠缠与瓜葛,很难彻底斩断。当然,这也反过来证明,在如此背景下,厚泽先生仍能在思想层面走得如此之远,是何等的难能可贵。」


朱厚泽小档案


生于一九三一年一月,贵州省织金县人。七八年十月后,历任贵阳市革委会秘书长、革委会副主任,贵阳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市委书记,贵州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省委书记、省委第一书记。八五年七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八七年后历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党组副书记。九九年离职休养。他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委员。二零一零年五月九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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