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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家祺:伦敦会见方励之




一个人往往一、两件事就可以成为他的“标记”。爱因斯坦从纳粹德国逃亡到美国,他一生的“标记”还是相对论。“六四”後,方励之夫妇躲进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时间长达一年,这成了方励之的“标记”,这一“标记”使他在科学上的成就受到忽视。我在《自然变戏法》一文中谈到,“文革”结束後,作为自然科学家的方励之竟然一次次跑到社会科学院来谈“天文学的哲学问题”,我当时就对他说,天文学是科学,没有什么哲学问题,到我们这里来是浪费时间。

方励之一九五八年到中国科技大学当助教,我在第二年进入科大当学生。我是放弃自然科学,希望把政治与科学相结合起来,从事政治科学研究,而方励之是直接投身政治。在方励之心目中,政治的重要性在科学之上。 方励之从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到国外後,他把政治和科学的位置在心目中倒了过来。他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位科学家,他的政治活动,主要是关注中国人权问题。

方励之进入北京美国大使馆时,当时的大使是李洁明(James R. Lilley)。九十年代初,我与一位军事问题专家赵晓薇在华盛顿会见过李洁明。老布什与李洁明经历相同,老布什在担任过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和中央情报局局长,後来成了美国总统,而李洁明也加入过中央情报局和任美国驻北京大使,遇到方励之,就从此断了他总统之路。李洁明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方励之时说, “六四”後一天,“方励之夫妇紧张地窝在使馆官邸里又黑又暗的一间储藏室,并且是躲在里面一片行李箱墙之后, 初尝此后十三个月的幽居生活滋味。” 他们怕“中方冲进美国大使馆,架走方励之”,因而用尽各种办法保护方励之。他们也制定了“必要时得把方励之夫妇偷运出大使馆”的多种计划。但“方励之抵达伦敦之后,这位我们辛苦保护的人,开始接受NBC新闻采访,方竟然抨击美国在人权议题上有双重标准,对苏联严格要求,却对中国轻轻饶过!” 李洁明说:“我可不能原谅他竟然这样突然勇敢地抨击辛苦解救了他的布什政府。”

在方励之离开中国四十余天後,一九九0年八月十日,我与高皋乘火车从巴黎到达伦敦。第二天,在剑桥大学会见了方励之、李淑娴夫妇。方励之办公室不大,一面全是窗,透过窗子,可以看到校园草地上放牧的马儿在来回走动。这次会见,是《中国时报》记者江素惠安排我们“对话”。

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学生运动的源头,就是方励之写信给邓小平,要求释放魏京生。我对方励之说,一九八九年中国民主运动之船是方励之启动的,“你是第一推动力”,我们都踏上了你这艘船。现在,海外民运组织,山头很多,需要联合。海外民运这艘船也出了漏洞,必须修补後才能向前行驶。只有你方励之有能力整合海外民运。大家在船上,现在你方励之不能置之不顾,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方励之的回答是,他不愿被称为“民运分子”,他要成为活跃的人权分子,他将继续呼吁释放大陆的政治犯。他要独立思考、独立行动,暂不介入任何组织。在江素惠结束采访并离开後,我留下来与方励之继续谈话,我希望方励之接替我担任 “民主中国阵线” 下一届主席,我告诉他,在自由选举中,他当选没有问题。方励之坚决不同意,他说,管惟炎可以做“民阵”下届主席候选人。

八月十五日,因为管惟炎到了伦敦,我与万润南、陈一谘一同去伦敦会见管惟炎和方励之。管惟炎是一位超导专家,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他在中国最早倡导并进行强磁场超导材料与超导磁体的研制,合作研制出多种性能达世界先进水平的超导材料,他在低温和超导理论上也有重大贡献。一九八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在导致胡耀邦下台的那次合肥学潮时,他与方励之分别担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副校长。方励之因推动学潮而被开除党籍、撤去副校长职务。管惟炎虽然没有推动学潮,也糊里糊涂地被撤去了校长职务。

当时的情况是,万润南想竞选下一届“民阵”主席,陈一谘坚决反对,而陈一谘自己又不出来竞选。我在出任“民阵”第一届主席时,就表示不连任。如果方励之与万润南担任主席、副主席,我觉得可以平衡陈一谘对万润南的意见。我们三人到伦敦与方励之谈话时,管惟炎还没有到场。方励之说,管惟炎民主素养好,在中国有影响,没有被通缉,如果中国形势发生变化,管惟炎最适宜与北京对话,所以让管惟炎担任“民阵”主席最合适。陈一谘表示赞成。我请万润南表态,万润南说,要听听管惟炎本人意见後再说。从这时开始,陈一谘与万润南就当着方励之面开始争吵。陈一谘说,他反对万润南出任“民阵”主席,万润南过去一年担任“民阵”秘书长期间,独断专行。如果万润南竞选“民阵”主席,他就要在大会上把万润南的问题一件件讲出来。万润南说,你要讲现在就可以讲。陈一谘就开始一一列举万润南的问题,越说越激动,声称如果万润南任主席,“民阵”三分之二的人都会退出。万润南就陈一谘提出的问题一一做解释。我一言不发,方励之没有诧异表情,安静地听着。我们四人谈了一个多小时,管惟炎来了。

管惟炎听了方励之要他出任“民阵”主席的话後说,他马上要到德国一科研机构工作三个月,那是早安排好的,而且他的家属在国内,他担任主席,耽心对他们有不好结果。我与陈一谘说,这两个问题都好办,只要管惟炎答应下来,具体问题不难解决。管惟炎没有说话。这时方励之说:“我了解老管,他不做声,就是同意了。”

管惟炎轻轻说了一句:“我是太不行。” 方励之大声说:“行了!”

我听得十分清楚的是,管惟炎不是说“不太行”,而是说“太不行”。管惟炎对政治没有多大兴趣、是一位信任方励之、顺着方励之的人。

万润南说要留下来与管惟炎“长谈”,在我们离开方励之办公室时,陈一谘以警告口吻对万润南说:“你应该顾全大局。现在,你如果退一步就柳暗花明,如果进一步就会山穷水尽。” 我在《首脑论》一书中,探讨了政治“小圈子”争夺权力的斗争。我发现,“民阵”这样一个海外政治组织,竟然也有这么严重的权力争夺问题。当没有凌驾于所有人之上的“裁判者”时,在权力争夺时,只要一个人“心理”上处于“弱势”,怕另一个人,失败就注定了。 陈一谘对万润南毫不客气、咄咄逼人,但万润南并不怕陈一谘,而且没有把他看在眼里。万润南在一九九0年九月,与朱嘉明两人竞选“民阵”主席,万润南取得了胜利。

告别方励之、管惟炎,我与陈一谘连夜从伦敦回巴黎。晚上十时乘上火车,我只是确信去加莱方向就会到巴黎,几经换车,竟到了英国南部海边黑斯廷斯。晚上火车没有人查票,陈一谘随着我一次一次换车,到巴黎已是第二天上午九时了,多乘了整整四个小时。

方励之和管惟炎都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中国学社”待过很短时间,後来,管惟炎到台湾清华大学任教,又兼任美国的“中国民主人权基金会”主席。方励之到亚利桑那大学任天体物理学教授,兼任纽约“中国人权”主席。 这两个基金会,规模很大。“中国人权”设在纽约帝国大厦。前一个在一九九二年因在廖大文问题上的分歧而分崩离析,彻底瓦解。後一个因刘青问题发生了严重的争执 ,方励之退出了这个基金会。

方励之长期在亚利桑那大学任教,到达退休年龄後,他没有搬家,他得的病是“亚利桑那山谷热”,此病由一种菌类引起。在炎热天气下,有时会冷得全身发抖,有时发烧,严重咳嗽,全身无力,严重时不能站立,不能行走,关节处浮肿。全身的皮肤上出现水痘样红斑。他留在亚利桑那大学附近,主要时间还是用在天体物理学上。在美国期间,方励之主要投身于他的科学研究和教学,使他退休後也不愿离开亚利桑那,这也许是他患上“亚利桑那山谷热”的原因。

方励之一生可以划分为两阶段,一九八九年进入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是这两个阶段之间的“大峡谷”。在中国期间,他是一位科学家,但热衷于政治。方励之改变了当代中国历史,正是由于他的行动,成了一九八六年学生运动的“第一推动力”,在中国没有新闻自由的情况下,因邓小平听信薄一波、邓力群,加上《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增刊》之类“内参”大大夸大了第一次学生运动的严重性,致使邓小平废黜了他一手提拔的总书记胡耀邦。一九八九年,方励之又成了天安门学生运动的“第一推动力”,李鹏、陈希同的恶意挑拨和传言蒙蔽了邓小平头脑,致使邓小平又一次废黜了新任不久的总书记赵紫阳。方励之离开美国大使馆到国外後,他关注中国人权问题,他对天体物理学的投入远远地在中国政治以上,科学压倒了方励之的政治。最後因献身于科学,他的肺,一点一点地被“亚利桑那山谷热”细菌吞噬了。

香港《苹果日报》2013-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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