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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八九“六·四”血案二十四周年

何德普

 

——悼念昔日先烈、关注今朝良心犯

二十四年前的6月3日晚,倒在长安街血泊之中的勇士们的确切数字至今还是个迷,数百人?还是数千人?当时先烈们的行动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不让政府军队进入天安门广场,镇压因反腐败发动起来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

二十四个春夏秋冬,中国大地上的腐败之风不但未减,却越刮越疯狂!昔日官员打个高尔夫球就被认为其腐败,今日圈地敛财拥有数亿家产的政府官员已见怪不怪。

今天我们纪念八九“六·四”血案的现实意义在我看来主要是,“牢记八九“六·四” 不畏牺牲、不自由毋宁死的反腐败精神,为弱势群体的利益鼓与呼,促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赵长青先生“举牌要求官员公开财产”实际上就是做一件反腐败的好事,政府和共产党不是倡导在反腐败中“老虎苍蝇一起打”吗。官员的财产不公开,老虎和苍蝇不暴露都隐蔽在暗处怎么反腐,怎么去打?二十四年来腐败之风难以抑制就说明了这一点。政府和共产党,对赵长青这样负社会责任的进步人士本应该进行赞赏和奖励,却反而把赵长青先生抓起来,对其胡乱指责扣大帽子。中国政府这样做,客观上起到了助涨腐败之风蔓延的作用。

笔者郑重告知中国政府和执政党,对八九“六·四”血案中的死难者、伤残者要即刻进行赔偿,早赔偿比晚赔偿好。不赔偿,天理不容!

立即释放赵长青等因“举牌要求官员公布财产”的进步人士,尽快释放狱中的刘晓波先生,释放监狱中的中国民主党人朱虞夫、陈西、陈卫,刘贤斌,释放青海的刘本琦,释放在押的劳教人员、法轮功学员,释放一切良心犯!

2013年5月27日

下面的文章是本人在八九“六·四”十周年时撰写的旧作,今重新刊登悼念昔日先烈、关注今朝良心犯。

何德普:罪恶的子弹与愤怒的呐喊──八九“六·四”血案片断纪实回顾

——纪念八九“六·四”十周年

1989年6月3日傍晚,发生在北京西长安街军事博物馆西侧300米处至木樨地之间的战斗场面,永远不会在我的记忆中消失。

这天下午5点多钟,我草草地吃了点东西,带上事先准备好的纱布、口罩、遮阳帽,和爱人交待了几句,便骑上自行车,直奔西长安街走向最危险、最需要民运人士的地方。

大约在傍晚6点15分左右,我投入了在军事慱物馆西侧300米处、市民们阻挡西线前来戒严的解放军车队(以下简称车队)的战斗。车队的前面是上百名身穿迷彩服的防暴士兵在开路,后面是望不到尽头的戒严车队。战车上的士兵枪口向外,不许任何人接近。防暴士兵手持盾牌和石头,有秩序地不断攻击前方的市民。由于他们训练有素,投出的石块既远又命中率高,随着一块块石头的落下,有几个市民的头被打破,流出血来。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市民面对武装到牙齿的防暴士兵和战车不得不逐渐向后退却。

为了将西线的军车完全阻挡住,占据主动形势,我与5、6位男青年在现场充当起了“指挥员”的角色。我们将三四百名前来堵军车的市民召集在一起,向大家讲述了我们的想法和行动计划:第一,这种局面相持下去对我们很不利,我们必须扭转这种局面;第二,我们的目的是走在军车跟前与士兵们对话,市民见到我们走到军队跟前没有危险,大街两侧的市民就会源源不断地走出来支援我们,那时,我们就会用人流将军车拦截成几段,把他们彻底阻挡住;第三,我们排好队伍打起标语,有秩序地走过去,我们不要扔石头,大兵向我们扔石头,我们也要忍住,只要我们走到他们跟前,我们就胜利了。北京市民的政治素质就是高。整个工作安排只在10分钟之内就完成了。三四百名男女市民自动排好队伍,打起标语,呼喊着对话口号,有秩序地走向军车。防暴士兵被我们的阵势搞得不知所措。他们都不由自主地回过头去,看着一位带眼镜、穿制服的军官。

我们的队伍与防暴士兵的距离越来越近了,从开始的200多米,变成了20米、十几米。我看到他们的指挥官把手挥动了一下,不知喊了一句什么命令,上百名防暴士兵一齐向我们猛烈投掷石头。

霎时间,我们走在前排的市民几乎全被士兵掷来的石头击中。我的肩部被石头重重地击了一下(打出了血印子)。身边的某某中学初三的王同学(后来才知道他的身份;以下简称小王)的额头被砸破,血流满面。

由于我们这支队伍是群众临时聚成没有应付经验,在士兵的野蛮攻击下,大部份人从地上检起石头进行反击。其实这正中了军队的“激将法”。假如我们不还击,继续挺进到士兵近前,就能实现阻挡这队军车的计划。可是在双方对掷石头的情况下,群众根本不是训练有素的士兵的对手。虽然我们几位“指挥员”还想挽回局面,但毕竟大势已去。我们只得护送着伤者撤退到路面的两侧。

在防暴士兵越来越多、越打越疯狂的势头下,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市民只得边抵抗、边彻退。在军事博物馆东侧路北的一台压路机的旁边,我再次与头部受伤的小王相遇。我用随身携带的纱布换取下小王伤口上的手绢。只见小王的灰色短袖上衣已被鲜血染红了一大片。由于责任感,我将一手捂纱布、一手向士兵扔石头的小王拉近了路边不太远的居民区。由于这个居民区出入口处的门诊部关着门,我俩只得在热心的市民指引下,在居民区的东北处找到了一个医务室。在这段时间小王告诉了我他的身份,并表示包扎好伤口还要去抗击军车。女医生给小王包扎好伤口后没有收取我们任何费用,只是和市民们一样不停地骂共产党的军队是土匪。在我们往回走的路上,街上连续不断地响起了枪声,时间是傍晚6时40分。

当我们走回到居民区出入口的门诊部(位于第二层楼上;此时已经开门)时,见4名男青年抬着一个女青年大喊着“让开、让开”,朝这里快速奔来。在抬伤者上楼的时候,我也加入到救护行列。当我们把女青年放在诊疗室的地上时(屋内已有两位伤者躺在仅有的两张床上),女青年的脸色刷白。她的乳房已被罪恶的子弹打烂了。胸部血肉模糊,惨不忍睹。靠西侧病床躺着一位脖子被罪恶的子弹击穿的男士。东侧病床上是一位在大腿上被罪恶的子弹击中的男青年。在我下楼的时候,又有一位男青年被抬了上来……。

从军事博物馆西侧300米处到木樨地大桥,由于遭到北京市民自发的、英勇的抵抗,中共的军车爬行了50分钟才通过这几百米长的路段(在木樨地大桥到西单路口的这段路上,军车遭遇到了北京市民更加顽强的奋力抵抗)。

在木樨地大桥上,军车由于受到路障的阻拦,士兵发疯似的向路北开枪。我与数千名市民被迫蹲在地上。唯一回敬他们的办法是用自己的声音来呐喊。几千名市民有节奏地向军车方向喊出两个字:土匪、土匪、……。

在这一夜的西长安街上,曾经号称人民子弟兵的解放军,变成了人人憎恨的土匪。在他们的枪口下,数不清的男女老少倒在了血泊之中。

这一夜的画卷10年来始终不断地在我脑海里浮现。在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和两个人权公约的准则已被世人所接受的今天,我以民间反对党中国民主党党员的身份告诫做为罪恶的子弹射向人民的指挥者──中共少数领导人──:赎清罪孽、恳求人民的原谅是你们唯一的选择;早认罪比晚认罪好!主动认罪比被动认罪好!知罪不认罪,甚至为罪狡辩,只能是误国误民,将自己定位于人民的对立面!

1999年4月清明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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