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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流亡者的“天安门母亲”

程凯


每年的“六四”都离不开关于“母亲”的话题。“六四”24周年纪念日到了,人们又会想起24年来为在“六四”屠杀中死难的孩子讨取公道、每天在悲愤中度日的 “天安门母亲”群体,同时也会关注“六四”后流亡海外的数百名政治异议人士的母亲。亲子间的死别与生离,是人间的两大悲情:北京的“天安门母亲”群体经受了24年的死别之痛,而海外政治流亡者的母亲经受着看不到尽头的生离之苦——政治流亡者的母亲,也是“天安门母亲”,虽然她们经受的生离之苦,不能与北京的“天安门母亲”群体承受的死别之苦相比。

这样说来,我也有一位“天安门母亲”。1990年初我流亡海外时,已经人到中年,如今从中年步入了老年。流亡生涯,使我对人间情感跌宕的承受力已到极点,只是每当想起自己的老母亲,我仍会流泪。

我从初中开始,便离开母亲独自生活,母亲爱我,我却未能像其他孩子一样一直依偎在母亲身旁。母亲希望我长大后成为医生或者工程师,治病救人或者造机器、盖房子。当我选择当一名记者,她虽然未曾表示过反对,但我从地方报纸的记者当上《人民日报》的记者,从一名普通记者当上中共海南省委机关报《海南日报》的总编辑,她却从来没有对我的“长进”给予正面的评价,我知道母亲对我从事的工作的正义性抱有怀疑态度。而母亲终于毫不含糊地支持和赞扬我的人生选择、我的职业操守,那是在1989年“六四”屠杀以后。

“六 四”后,我被中共海南省委指主持《海南日报》工作时在北京的“动乱”期间犯了严重的舆论导向错误,撤销了我党内外一切职务,继而开除党籍。我是全国唯一被撤职的省委机关报总编辑,新华社在我被撤职那天发了通稿。当天我的母亲从她订阅的一份晚报中得知我被撤职的消息。我母亲是一位老革命,她历经过中共党内的 残酷斗争,她清楚我在“六四”后被撤职对于我意味着什么。

那一天我被软禁在居所里,不再有人来看我一眼,不再有人给我打个电话。我感到孤独和绝望,那时哪怕有人在我面前划一根火柴,我也会感到敞亮和温暖。

傍晚,一天来唯一的一声电话铃声响了,我拿起听筒,是母亲的声音。母亲对我说:“儿子,你不用告诉我什么,我什么事情都知道了。你做得对,妈妈为你感到骄傲。妈妈知道你人生遇到劫难了,一定要挺住。妈妈要儿子,妈妈不要你那个官。儿子记住,妈妈什么时候都和你在一起。”

此时,我的心敞亮了、温暖了。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即使失去了所有,我还有妈妈。妈妈才是与我最亲、感情最深的人。将来我如果获得自由,决不再远游了,一定回到妈妈身边,好好地孝敬妈妈,尽情享受妈妈的爱。

但是,随着整肃的升级,我不但失去自由而且失去了安全,我随时可能被捕,我不得不辞国远走,流亡海外,我不能实现不再远游陪伴母亲的誓愿了。当我离开国境的那一刻,我回头望一望身后漆黑一片的祖国,想到黑暗中我的母亲,“六四”以来一直遵照母亲的嘱咐保持坚强的我,忍不住泪流满面。

谁 能想到一去20多年,我们对中共的无道、无情从来估计不足。中共政权制造了人类历史上人数众多、时间最长的政治异议人士流亡事件。我们有国不能归,有家不 能回,我们的母亲日夜盼望儿子归来,儿子却不能回到母亲的身旁。我们的母亲原本都是普通的母亲,自从她们的儿女因“六四”天安门屠杀成为政治流亡者,普通 的母亲也成了与“六四”屠杀者不共戴天的“天安门母亲”。

20多年来,母亲没有对我讲过她的遭遇,但我至少知道我离国之初她的一次勇敢表现:她痛斥海南省委派来的气势汹汹试图要挟她而逼迫我的官员,她指着这几位官员说:“回去告诉你们的省委书记,我好端端的儿子现在到哪里去了?把我的儿子还给我!”

20多年来,母亲灰白的头发变成了满头银丝,健步行走变成了轮椅代步。初时我每次与母亲通电话,她都要向我倾诉对我的思念,但近几年来,她不再讲了,而是滔滔不绝地讲她的生活如何好,她的心情如何愉快。我明白母亲的心思,海外政治流亡者回国是遥不可及的事,母亲已不对中共政权平反“六四”寄予期望,也许直到她生命终结,母子都不能再见上一面。母亲宁愿自己把对儿子的思念之苦压抑在心底,也不要让这思念之情再折磨我。母亲的刻意回避,使我觉得与母亲的通话已不再真实,我知道母亲比过去更加绝望、更加悲伤了。

我的母亲是数百名政治流亡者的“天安门母亲”中的一位,每位母亲与儿子都有不同的故事,但母亲对流亡在外20多年不能见面的儿子的思念则是共同的。“六四”流亡学生封从德说他的母亲八十大寿,他不能回家给母亲磕一个头,与母亲通话,母亲在电话那头有流不尽的泪。

“六四”流亡学生熊焱几次申请回国探望母亲不获准许,他的母亲记忆衰退,快要不认得他了,熊焱有难以言状的焦虑感。流亡知识分子吴仁华冒着被逮捕的危险潜回中国,只是为了回家陪在母亲身旁几天。有一些无法回国的政治流亡者,只能设法让父母到香港、台湾、东京、泰国见上一面。67岁的中国著名政治异议人士万润南告诉我:他的父母已经90岁,风烛之年的父母人生的最后愿望就是儿子回到自己身边。万润南呼吁习李政权善待政治异议人士,释放国内被关押的政治犯、良心 犯,让流亡海外的政治流亡者自由回国。他说流亡者想回家看一看自己年迈的父母,是非常卑微的愿望。

上个世纪80年代,我担任《人民日报》驻深圳首席记者,我了解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出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期间,如何关心民间疾苦,如何倡导建立深圳经济特区, 我对这位老人充满敬佩之情。习仲勋退休后与妻子齐心在深圳定居,我知道习近平非常孝顺父母,在外地工作路途再远,也常来深圳陪父母住上几天。习仲勋去世后,齐心受到深圳市领导无微不至的照顾。习近平一获得中国党政军最高职位,便前往深圳,宣示他的新政,同时探望母亲,叙天伦之乐,给母亲一场高兴。那时, 全国人大刚刚结束,“天安门母亲”第15年写信给中国最高领导人,要求调查“六四”屠杀真相,要求还她们死难的孩子一个公道,但习近平与他的前任一样冷酷对待“天安门母亲”;习近平上位至今,不断有人呼吁中共允许海外政治流亡者回国,让他们回到自己的父母身旁,但没有任何声音能够打动习近平的心。人们从习近平身上看不到习仲勋的影子。习近平懂得孝敬自己的父母,却不知道别人也有父母,这连一个正常的人都算不上。人是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不讲人道,没有人性,难道这也是中共新一代领导人的秉性?

赵紫阳担任总书记时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鲍彤,在“六四”24周年到来之际指出:“六四”屠杀是反人类罪。这是对“六四”最准确的定性:血腥屠杀母亲们的孩子,又将另一群母亲的孩子赶出国门使母亲与儿女不得相见,这不是反人类罪是什么?!罪恶持续了24年,不仅一次犯罪,而且持续犯罪,希特勒犯下的反 人类罪也未必有中共这样深重。

看一个党的党性是人性还是兽性,看一个政权是现代的、文明的、人民的政权,还是原始的、野蛮的、反人类的政权,只要看这个党、这个政权如何对待母亲就足以判定。北京的“天安门母亲”群体和海外政治流亡者的“天安门母亲”,是和正遭受中共政权折磨、摧残、凌辱的千千万万中国母亲连结在一起的——她们中,有马三家女子劳教所里被施以酷刑的母亲;有在新疆克拉玛依大火中让领导先走而被烧死的孩子们的母亲;有吃毒奶粉长成了大头娃娃们的母亲;有被拐卖的、没饭吃没衣 穿没学上的、下黑煤窑做奴工的、被奸淫的、被汽车碾压的、在垃圾箱里闷死的男孩子、女孩子们的母亲。其中绝没有官二代、官三代们的母亲,也不包括在深圳安享幸福晚年的习近平的母亲。

2013年“六四”24周年纪念日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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