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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造反领袖朱元璋和毛泽东的比较

朱忠康

 

按语

毛泽东是个博览群书熟读四书五经的人,在他住处睡房“满墙古籍,半榻旧书”。在中央开会时,在写作时,他常引经据典,让人莫测高深,被他的学问所折服。在他当政后不久,竟要书店把《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进行标点在全国印刷发行,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啃这些古书。

《资治通鉴》全书共294卷,约300多万字,它记载了从公元前403年到作者生活时一千多年的大事记。而《二十四史》所记述的是从传说中的黄帝一直到明朝崇祯皇帝为止前前后后4000年的大事,共有3249卷,约4000万字,里面尽是讲些宫廷中帝王将相间明争暗斗及朝代兴衰成败事情。毛泽东看《资治通鉴》达17遍之多,而中国的历史学专家和权威们估计都没有看完过这两部洋洋大观巨著,但是毛泽东却要全国的老百姓来啃这些古董,把它们当作普及读物来推广。毛泽东他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博学多才呢,还是想把现代拉回到几千年前的那个朝代?

所以毛泽东根本不把专家学者放在眼里。如果说毛泽东曾对刘少奇说过,“你有什么了不起,我用一个小手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的话,那么要打倒这批文人知识分子更不在话下了。由于朱元璋当过和尚剃过光头,所以对于有些字如“光”“秃”“僧”“贼”字很忌讳,与这些字谐音的也是照样禁忌,如“则”读作“贼”,“生”音同“僧”,“有道”即是“有盗”,“青门”视作“和尚庙”,于是把这些写过表笺的文人一律问斩。朱元璋的文字狱仅仅只是个别的例子,而被毛泽东和中共打成敌人的这些人,许多只是说了一些无关痛痒的话,如说肚子饿,就是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说美国的皮鞋油好用,就是崇拜美帝国主义;说苏联应该归还库页岛领土,这是攻击社会主义阵营。毛泽东发动的一场反右运动,就把300万知识分子打入到十八层地狱。

吴晗在解放前就是明史专家,写有《朱元璋传》等著作,但是在这些问题上都不得不请教毛泽东,甚至著作内容的修改都要征得毛泽东点头同意才行,因此毛泽东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已经大大地超出了专家学者的水平。

毛泽东从来不学习古代开明君王安邦治国的经验,而从这些古纸堆里引起他最大兴趣的只有几句话,如“兔死狗烹,鸟尽弓藏”,“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宁可我负天下人,莫叫天下人负我”,“夺权于一身,制钱归中央,收兵集一手”。他饱读古文熟读经书的目的,就是把历代暴君驾驭臣民的残暴统治方法,以及如何在宫闱里进行明枪暗箭勾心斗角的情节,统统学来为他所用,实现他做现代秦始皇与马克思相结合的称霸世界的暴君。

这个标榜自己是无产阶级领袖,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家,却从来不读马列著作。他教育子女去读《红楼梦》,为了批林批孔要全国人民读《水浒传》……所以他虽然满腹经纶,但装的却是一肚子男盗女娼货色。

毛泽东从明朝的朱元璋身上就学了不少统治术,文革中毛泽东说的那句“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就是根据明朝朱升对朱元璋说过的那句“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改头换面后为其所用的。

其它还有许多,如:毛泽东和中共实行的特巫专制统治,就是仿效朱元璋首创公开的特巫机关——“锦衣卫”,豢养大批特巫,称为“检校”,四处活动,从事镇压“不轨”、“妖言”勾当的。不过后者在阶级斗争年代称为群众运动,文革后称为“维稳”。明朝的特巫机关针对的是臣子和官员,后者则是专门对付老百姓,把中国变成特巫统治的警察国家。

朱元璋还首创了世界上最周密的户口制度,规定户口本上要详细写清家庭人口的姓名、职业、年龄以及田产等基本信息。每家每户微小的变化,都细致地表现在户口本上。而中共建政之后建立的一套组织体系和户口制度,也可以称之为全球最完整的统治中国人的手段之一。

在阶级斗争年代和文革中曾出现过“介绍信”制度,也源自朱元璋的明朝。明朝除了户口制度森严外,百姓出门,须要到官府登记。官府经过严格审批手续后开出“介绍信”,信上写明姓名、籍贯、职业、出发地及目的地,去干什么才能出行。在毛泽东统治下,中国人如果没有党政机关开具的“介绍信”,那真是寸步难行。

至于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方面,后者更是后来居上。明朝的几个大案牵连的人数仅几万人,但是在中共统治下,彭德怀仅仅对大跃进运动说了一句“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就被毛泽东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全国被牵连的人数达300多万;为了打倒刘少奇,发动了一场全民性的文革运动,牵连的人数更是数以亿计。

新任的中共书记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就因为读过一本小说《刘志丹》而打成反党集团人物。习仲勋是陕北革命根据地创始人刘志丹的战友,1936年4月在作战时牺牲,毛泽东曾题词称他为群众领袖民族英雄。解放后工人出版社请刘志丹的弟媳李建彤写他的传记《刘志丹》,书稿写好后请习仲勋过目提了不少意见。为了慎重起见,书稿只印了几百本样书在内部征求意见。不久这本书被打成反动小说,称是为高岗翻案。此书的第三稿曾提过高岗,经过几度修改后都没有高岗名字了,但是阴谋家却把第三稿作为整人手段,这样“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成了全国性的大案要案。在文革中习仲勋被关了八年,凡是读过此书参与过此事,或是刘志丹战友和亲朋熟人的,约有6万人遭到迫害关押。直到文革后小说《刘志丹》才公开出版。

毛泽东曾用这种残酷统治方法整治他的官僚大臣和老百姓,文革后中共则用这种方法对付弱势群体。

毛泽东曾拍着胸脯说:“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独裁者,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而补充的结果则是:毛泽东的专制独裁远远超过明朝的朱元璋一千倍一万倍……所以毛泽东是崇尚古代帝王将相驾驭术的最反动最腐朽最封建最专制的暴君式人物。

十多年前,我曾写过评毛系列文章约有十篇左右,在一次便衣登门后所有文章都被搜走,最近从箱子底下翻出其中一篇文章的底稿,这是十三年前在电脑商店打印时的一份校对稿(他们先打出一份让我校对,我在此稿中划了许多修改记号,再由他们来更正打出正式文本)。这份稿件原来的标题是《朱元璋的“杀”与毛泽东的“斗”》,由于标题名称太敏感,这次我把这份校对稿再次键入改了标题《农民造反领袖朱元璋与毛泽东对比》。

中共实行特巫统治,就是采用了朱元璋的那种公开建立特巫机关治人的方法。不过明朝朱元璋的特巫对付的是臣下官员,中共特巫维稳的对象大都是中国的弱势群体,包括我们这些曾被打入另册的右派分子。我这个右派名义上改正,实际上却是时时处处都处于中共特巫的监控之下。

位于我头顶上的特巫调来时,对我实行长期监控,那时这个特巫就是一个教务科副科长的官,这个官虽然只是个芝麻官,但对我这个被踩在脚下的人进行监控管制,却是足足有余。24年前这个特巫官及众多中共特巫对我展开围剿式的迫害和打击时,这份写于13年前压在箱子底下的文章,自然也成为他们对我施加迫害的目标和手段。

在这篇文章中我曾写了这几句话:“为了监视官吏的一言一行,他(指朱元璋)遍设特巫网,由检校和锦衣卫组成,这些人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直接向皇帝报告,官吏的屙屎撒尿都难逃皇帝的耳目。”位于我头顶上的特巫不但在我厨房寝室头顶上敲击监控,甚至连位于厕所上方都有特巫日夜监控,每当我深更半夜起床上厕时,位于厕所上方的特巫就会同步发出响声,向我表示:对我的监控连上厕所都不放过!多么的卑鄙!多么的流氓!难道这不叫血统里的“无耻基因”吗?

朱元璋出生时,前面已经有七个兄姐,他是第八个孩子,所以家人给他取了个朱重八的名字,而我写的这篇文章恰是《重评毛泽东之八》,所以中共特巫在对付我的时候出手最重,迫害最狠,下毒最多。对我制造痛苦,制造恐怖和紧张气氛,成为他们的日常工作内容。在俞正声担任上海市和中央领导人期间,在我周围好端端新建不久的宾馆大楼夷为平地,拆了之后又接着重建,那起重机的隆隆声,运泥车轮子的转动声,昼夜不停达两年之久,如今加上铁皮的震耳欲聋敲打声,周围几里都能听到,这种劳民伤财的举动,目的都是要在我的耳边制造一种恐怖的音响效果。而中共政治局委员俞正声应该叫作俞振声才对。

几百年前的明朝朱元璋现在的他们对付不了了,但是对付我这个写作者却是驾轻就熟,近水楼台,容易得很。这就叫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要让作者“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中共特巫就是这样明目张胆的公开地进行迫害打击着。

如果把中共比作一个朝代,那么中国历史上最坏的是哪个朝代?

又是哪个统治集团家族的血统中有着最无耻的基因?

看了下面文章之后,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今天的中共特巫多如牛毛,为什么今天还如此专制独裁,你就会发现毛家王朝的屠杀更多、更惨、更无理、更无耻,远远比大明王朝超过一千倍一万倍!

如果毛泽东活在世上,他也许还会说“可惜的是,你们说得还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是毛泽东针对当时苏修准备发动核大战“备战、备荒、为人民”而发出的号召,从此中国人挖洞不止,好一顿折腾。那么这句话引自何人,出自何典呢?原来是六百多年前一个小人物朱升说的。当时朱元璋忙着打天下,朱升作为谋士献计献策说了一句:“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意思是要朱元璋巩固后方,发展生产,别忙着当皇帝,待水到渠成后再当不迟。所以朱元璋在打下南京后,并未急于登基称帝,而是在平定南北之后,于1368年才登上大明皇帝宝座,此时离攻下南京已相隔了13年,他也已41岁了。

毛泽东把朱升的话改用现代化语言词汇,可算是活学活用、古为今用的例子,表明他对明史颇有研究,明史专家吴晗先生也得甘拜下风。吴晗先生早在解放前就是有名的专家学者,出版过《朱元璋传》《明太祖传》。解放后重新改写,把稿件送呈毛泽东指教,听取了指示后作了一番修改整理,才得以定稿。可见毛泽东对明史的研究颇有建树,连专家也得洗耳恭听。后来吴晗遵旨写了一部《海瑞罢官》剧本,五年之后,龙颜变成了怒颜,毛翻脸无情,愣说吴晗是替彭德怀翻案,把他一撸到底。这样明史专家非毛莫属了。

毛泽东岂但对明史,而且对上下五千年中国历史的研究也可说首屈一指顶级人物,专家、博士也得拜倒在他大氅麾下,靠边跪吧!看他满屋子厚厚的线装古籍书,不难想象他对历史研究之深之广了。他博览群书,引经据典,说了许多话,作了许多指示,发出许多号召,其中有些可以清楚表明他对奴隶制、封建制和帝王将相很感兴趣,并且加以津津乐道。所以当回首看六百多年前明太祖朱元璋所作所为时,似乎发现毛泽东的身上也有这位封建统治者暴君的影子。两者比较,相似奈尔,不过前者好杀,后者好斗,手法虽不同,实质都一样,都把自己当作高高在上主宰世界的最高统治者,把小民视作草芥,把人命当作儿戏。





那么朱元璋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作家李国文在99-6《随笔》中登载一篇文章《朱元璋的残忍》,说杀功臣之狠之毒之不留情之不念旧交者,莫过于朱元璋,他打江山杀,坐江山时更杀,砍头大快不过瘾,还要一村一室,一姓一族地杀得鸡犬不留。放眼望去,惟见十室九空,人烟断绝,白骨累累,鬼影幢幢。

李先生的文章像是声讨六百年前朱元璋的檄文,句句实话。但是,是否想过,这个小和尚出身造反起家的朱重八,一路上过关夺隘,铲除异己,消灭政敌,推翻元朝统治,没有两下子,能坐上帝王宝殿统一大明天下么?所以也得运用两点论进行评价。至于是不是三七开,对半开,还是九个指头一个指头关系,只能由专家学者对他功过进行评说了。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大凡一个统治者,在立国之前都是信誓旦旦,为国为民要当个贤明的君王,待到立国之后,荒淫无耻,穷奢极欲,变成了昏君暴君亡国之君,好像是一条规律一样。

那么他是怎么从一个穷苦农家子弟演变成杀人王的呢?

朱元璋出生在元朝末年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年代。汉人不但要受蒙古人、色目人外来民族的侵略欺凌,而且要遭到当地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各地人民纷纷揭竿起义。1328年9月18日,朱元璋赤条条来到安徽濠州(今凤阳)花鼓之乡的人间时,他家中先前已有七个兄姐了,家庭是一贫如洗的无产者。据坊间《朱元璋传》记载,他母亲在皇觉寺庙拜佛烧香时生下他的,当时寺庙火光冲天,附近乡亲们前来救火,却没有发现寺庙着火,只见有一婴儿诞生,那就是朱元璋。17岁那年淮河流域旱灾蝗灾严重,瘟疫流行,不到半个月,就夺去了他父母及哥哥生命,连下葬的寸土都没有。眼看死无葬身之地,幸得邻居帮助,才草草掩埋。35年后,朱元璋在撰写《皇陵碑》时,伤心地写道:“殡无棺椁,被体恶裳,浮淹三尺,奠何淆浆!”

他不得不在皇觉寺当了个小沙弥,专门给和尚打杂,后来又做了四处乞讨的游方僧。他吃过草根树皮,放过牛,这段经历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由于从小饱经风霜,云游过不少地方,接触了许多人,对各地民情风俗有相当的了解,所以他虽然没上过学,但在这社会大课堂里,学会了写字作诗写文章。在和尚庙他写过两首诗:

脚焐青灰身住庙,老天降下白鹅毛。

我今尚有安身处,天下穷人怎得了。

这个穷和尚已经为天下的穷苦百姓们着想了。

还有一首写道:

天为帐幕地为毯,日月星辰伴我眠。

夜间不敢长伸腿,恐把山河一脚穿。



在他升任郭子兴部大元帅后,一次与元军作战中失败,有点心灰意懒,于是他与刘伯温之间有了一次意味深长的对话,对话用诗和对联形式:

面对天寒地冻、滴水成冰隆冬季节。

朱元璋随口而出:“天寒地冻,水无一滴不成冰。”

刘伯温马上对上:“国乱民怨,王不出头谁作主?”

朱元璋又说上联:“天作棋盘星作子,日月争光。”

刘伯温接着下联:“雷为战鼓电为旗,风云际会。”

朱元璋再出上联:“天下口,天上口,志在吞吴。”

刘伯温立即应和:“人中王,人边王,意图全任。”

这个一心想着穷人和农民的和尚,在当了皇帝之后,在私生活上无可挑剔,在他未定江山与群雄并驱14年之际,除了一个老婆之外,军中未尝妄将一妇人女子。他深知物力艰难,所以生活朴素,讲究节俭,没有大兴土木建筑豪华宫殿,外国商人送来的礼物他不收,手下官吏送来的镂金床,他把它打碎,本来用金饰的车舆诸物,用铜来代替。当皇帝之后,从未偷过懒,天不亮就起床上朝,到半夜才安息。他教育子女,学问与德性并重,管教严格,从不姑息。他正视现实,认为秦始皇、汉武帝好神仙、宠方士,妄想长生不老,末了一场空。倒不如做一个清心寡欲的人君,做到百姓安于田里,有饭吃有衣穿,快快活活过日子,也就像神仙一样了。

由于他参加红巾军起义后,从一个小战士做起,有勇有谋,深得郭子兴元帅赏赐,把义女嫁给了他,成了朱公子。从此一帆风顺,东西征战,北伐元军,立下赫赫战功,终于登基做了皇帝。他重用人材,礼贤下士,广纳良将,手下有一批智勇双全的将帅谋士,即使做了皇帝,依然是马不停蹄南北征讨,统一大明版图。他正确处理国与国之际交往,严格限制内臣宦官干涉朝政,甚至连皇后都只限于管管宫中嫔妇之事。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和掌握兵权,把24个儿子除一个皇太子外,都分封为诸王,成了拥有实权的国中之国。

他爱憎分明,对农民和劳苦大众有一种自然流露的感情,每次攻城略地,都要警告手下将士,不得无故烧杀抢掠;不得杀耕牛破坏农具;收留的孤儿寡女,一定要交还给他们的亲人。他采取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生产措施,鼓励垦荒,减免赋税和徭役,发动军队自己屯田开荒,做到粮食自足。他重视水利建设和经济作物的种植,把农事的好坏,作为考核官吏政绩内容之一。

由于他是农民出身,所以对农事特别关心,过去农民种田都是采用撒播种子的方法,收成很低。有一次他想起小时候在地主家放牛,不小心牛把东家“撒稻”的秧苗给吃了一大片,为了免受皮肉之苦,他把旁边田里的秧苗拔下来补插到被吃的缺苗田里。后来他发现移栽过来的稻子长势特别好,杆子粗壮,叶子厚大,收获时稻穗沉甸甸的。他当上皇上之后,就通令全国农民改传统的“撒播”为“栽秧”,从此粮食成倍增产。至今中国的农村种水稻都采用由朱元璋推广的“栽秧”方法。

他下令解放奴隶,禁止庶民蓄奴。虽然曾当过和尚,但当上皇帝之后,颁布法令限制僧道数量,认为“僧道增多,蠹财耗民”。几十年的休养生息,积极鼓励生产,解放了劳动力,使农业生产得以恢复和发展,有些地方已出现了粮食多得腐烂现象。

另一方面,他对于地主阶级和敲骨吸髓的贪官污吏则恨之入骨。他说,“从前,我在民间时,见到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里恨透了。如今要严立法禁,凡遇官吏贪污蠹害百姓的,决不宽恕。”他下决心肃清贪污,“此弊不革,欲成善政,终不可得。”于是制定了严律酷刑,规定凡贪污白银60两的,枭首示众,还要剥皮揎草。在县衙门左首土地庙,作为剥皮场,在衙门公座旁摆着塞满稻草的人皮示众,让当官的触目惊心,不敢做坏事。

但是杀了以后,贪官又犯,急得他跺脚:“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今后犯赃者,不分轻重都杀了。”他下定决心,随犯随杀,大开杀戒,真正成了杀人魔王。在他手下当官的,很少有人做到任满,绝大部分都被杀光,最后杀到官员戴着脚鐐坐堂审案;官员被罚打八十大棍之后,依然要回衙门作官,因为快找不到人来当官了。这个杀人魔王,后人还是有纪念他说他好的。至今在广东江门白沙祠前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朱元璋的圣谕:“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依然在警告当官者,你的工资中都是百姓血汗,可以贪心欺虐百姓,老天可是有眼啊!





历代帝王在坐上宝座之后,首先遇到的头痛问题,就是如何对待曾与他一起打下天下的哥们,这些人在胜利之后封官晋爵,羽翼逐渐丰满起来,手中有了权力,出现了“枝强干弱”“君轻臣重”“尾大不掉”现象,时刻威胁着皇权的根基。所以帝王基本上采用两种方法:一种是和平方法,像宋太祖赵匡胤一样“杯酒释兵权”,喝喝酒就把兵权乖乖地交出来:皇上免了威胁,臣僚享尽荣华富贵,你好我好,皆大欢喜。一种是像朱元璋一样杀人方法,不分青红皂白,把臣僚们一锅烩。还有一种,或和或杀,视情况而定。

曾和朱元璋一起起兵造反的老乡、放牛娃、哥们在坐定江山之后,飞黄腾达当上了国公、列侯,形成一股强大的淮河集团势力,他们倚功枉法,作威作福,甚至奴仆家属亲戚都为非作歹,鱼肉乡里。朱元璋三令五申制定专门法令,并立下铁榜,铸了申诫公侯的条令,而构成他直接威胁的正是位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李善长、汪广洋、胡惟庸三人。此三人都是做过中书省丞相,相当于今天的总理大臣,但他们都无一幸免于死。朱元璋为了“除恶务尽”,首先向胡惟庸开刀,从此大开杀戒,尽行杀戮。

胡惟庸用贿赂卖通资深权重的李善长,并与李家联姻,结成死党,爬上高位,当上丞相不久就害死了朱元璋宠臣刘伯温父子,以后独断行事,把朱元璋不当一回事,还萌发造反,勾结日军倭寇准备起事,被知情者告发,他被车裂(磔刑),三族抄斩,牵连被杀达1万5千人,肃反严重扩大化。十年后旧案重提,又有许多人被指为“胡党”被杀。代表人物就李善长,朱元璋曾将女儿临安公主下嫁给他儿子,算是国丈级人物。在朱元璋大封功臣时,曾给他两道免死铁劵,所以在杀戮臣僚时,对他多次手下留情,不予追究,但是最后还是从别人口中供出了胡谋反他知情不举事实,于是赐死自缢于家中,此时他已77岁高龄。全家70余口丧生,株连20余名大臣,又杀灭达1万5千人。

洪武二十六年,大将军蓝玉被杀并灭族,又杀掉1-2万人。据史书记载,蓝玉恣纵横暴,私下奸污捕获的元妃,夜间闯关被阻,竟纵兵毁关。私养家奴义子达数千人,强占民田,口出狂言,策动谋反。此外还有“空印案”“郭桓案”,连坐被杀7、8万人。

朱元璋对他的亲属也是毫不留情,亲侄朱文正以“亲近儒生,胸怀怨望”被鞭死;义子、亲甥李文忠南征北战立下大功也被毒死;第一开国功臣徐达背上生疽,忌食蒸鹅,他亲赐蒸鹅要他当面吃下死去。

还有一则“护法灭亲”故事:朱元璋的三女婿驸马都尉欧阳经贩卖私茶触犯法律,他“龙顔大怒”宣布处以极刑。文武百官相继说情,安庆公主哭哭啼啼向父王求饶,但他仍秉公执法,认为“如不杀他,怎服天下人。”

一时间杀得昏天暗地,血雨腥风,朝庭命官个个胆战心惊,人人自危,每次上朝如同赴刑场一样,要与妻子诀别,吩咐后事,要是活着回来,合家庆贺,算是捡回一条命,多活了一天。上朝时,只要看皇上玉带,如果玉带揿在肚皮底下,准有大批官员丢命,如果玉带高高贴在胸前,大概杀人不会太多。

为了监视官吏的一言一行,他遍设特巫网,由检校和锦衣卫组成,这些人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直接向皇帝报告,官吏的屙屎撒尿都难逃皇帝的耳目。

由于滥杀太多,儿子实在看不下去,眼看着曾教过他的老师宋濂因孙子宋慎被告发为胡党,也难逃魔掌。他替老师求情,批评其父莫再杀人。第二天,朱元璋把一根带棘剌的棒杖放在地上要儿子去拿,皇太子面有难色,朱元璋乘机就告诉他:“你怕有剌不敢拿,如今我把剌都给去掉了,再交给你,岂不是更好。我杀了天下坏人,你才能当好这个家!”洪武二十六年,开国元勋宿将一个个都被杀光,只好把领兵打仗的任务交给儿子了。

朱元璋还大兴“文字狱”,对手无寸铁的文人儒生也动辄处死,凡是不肯与明皇朝合作的,一概诛其身没其家;而归顺合作的人,即使对他歌颂,因无意之中犯了禁忌也一律处死。由于他当过和尚,剃过光头,在参加红巾军后,曾被人骂过“贼寇”,故对于“光”“秃”“僧”“贼”字很忌讳,与这些字谐音的也是照样禁忌,如“则”读作“贼”,“生”音同“僧”,“有道”即是“有盗”,“青门”视作“和尚庙”,于是把这些写过表笺的文人一律问斩。后来从个人禁忌进一步发展到广义的禁忌,杀人也逐步升级,有才能之士,所幸而存活下来的只剩下百无一二了。

除了杀人多之外,明代刑罚也是人类最野蛮和残酷的,有凌迟、枭示、族诛、刷洗(把活人用开水烫后,再用铁扫帚扫皮)、秤竿、抽肠、剥皮,还有黥剌、腓、劓、阉、挑膝盖、锡蛇游种种非刑。更有甚者是廷杖,在朝堂之上文武百官面前把人活活打死。他用这些重刑杀了十几万人,杀的是国公、列侯、大将、宰相、大臣、官吏、进士、儒生、文人、学者、僧道、地主、富农等,弄到“贤否不分,善恶不辨”地步。一人被杀,诛杀千万无辜,可说是杀人扩大化,这就是他要用“以猛治国”的方法,来巩固明皇朝统治,为子孙后代千秋大业扫清障碍。

朱元璋虽然没上过学,但能在实践中学习,长进很快,特别是与文人墨客相处交往,学会了舞文弄墨,写出文章来也有板有眼,著有《集注金刚经》、《御注道德经》。他还经常作诗,他写的《菊花诗》和黄巢写的《菊花》诗比起来毫不逊色。且看看这两位千百年前农民造反派的诗作。

黄巢在《菊花》诗中写道:待得秋来九月八,我花开时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朱元璋在《菊花诗》中写道: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吓杀!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

他还写过一首:杀尽江南百万兵,腰间宝剑血犹腥,山僧不识英雄汉,只凭哓哓问姓名。





李国文先生在文中把他亲身经历与六百年前朱元璋的残忍作了对比说:“鄙人当右派22年,不幸牵连妻儿老小,但不过赐以‘右派家属’名分,准敌人不完全是敌人,不让抬起头来堂堂正正做人罢了。而碰上明代的无赖儿郎,像大学士方孝孺坐罪名,永乐竟然朱笔批示,将他们的妻子都送到军营去,让士兵轮奸,要她们生出‘小龟子’和‘淫贱材儿’来。这种皇帝居然如此下作,算是什么玩意。”李先生庆幸自己没生活在六百年前明朝,当了右派没被“剥皮揎草”,妻儿没被送去军营轮奸。可是李先生别忘了,这只是时代不同罢了,正如李先生所言,一部二十四史,凡手握权力的中国人,把人不当人的残忍,比比皆是,多得连历史学家也懒得记载。秦白起一下子把赵卒活埋四十万,楚项羽坑秦卒二十万,到了朱皇帝杀人万计,到了清代以千计,到了民国,一次性屠杀降到百位和十位计了。这种量的减少趋势,不是表明统治者举起屠刀的手软了,而是人类普遍觉醒的结果,说明历史必然在不断文明进步发展的总规律。所以李先生把57年反右与六百年前“文字狱”比较谁更残忍,既无意义,更是自相矛盾。

如果把毛泽东的整人、斗人看作是一场灵魂的虐杀,那倒是可以比较,作家冯骥才在《一百个人的十年》一书中曾写道:“二十世纪历史将以最沉重的笔墨,记载这人类两大悲剧:法西斯暴行和文革浩劫。虽然这不是大动干戈的战争,再惨烈的战争也难以达到如此残酷——灵魂的虐杀。如果说法西斯暴行留下的是难以数计的血淋淋的尸体,文革浩劫留下的却是难以数计的看不见的创伤累累的灵魂。在这十年中,雄厚的古老文明奇迹般地消失,人间演出原始蒙昧时代的互相残杀;善与美转入地下,丑与恶肆意渲泄,千千万万个家庭被轰毁,千千万万生命被吞噬。人性、人道、人权、人的尊严、人的价值,所有含有人的最高贵的成分,都是它公开践踏的内容。”朱元璋的残忍是酷刑的惩罚,肉体的消灭,而毛泽东的残忍却是对人灵魂的虐杀,这种虐杀其规模数量都是在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已不是万和千计,而是百万、千万、上亿计了。仅在十年浩劫中,就死了2000万人,整了1亿人,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难道反右运动不是对知识分子的虐杀么?

那场57年的反右运动,原来是毛泽东号召大家“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进行“整风运动”的,要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待到大家真的齐放争鸣时,毛泽东来了个“百花发时我不发”,还鼓励大家接着提意见,这叫“引蛇出洞”,叫做“阳谋”。然后突然来了个“我若发时都吓杀!”一下子就把300多万知识分子都吓杀了。数以万计人,一批批被发配到零下三十度天寒地冻的北大荒去从事强体力劳动,在饥寒交迫环境中折磨得死去活来,他们的家属子女被当作黑五类狗崽子受尽人间羞辱,这种活着比死还痛苦的生活,相信有此经历的人不会好了伤疤忘了痛的。

李国文先生更应该记得那奇耻大辱,在27岁那年,第一篇短篇小说《改选》在《人民文学》57年的7月革新特大号的头条位置发表,就撞到枪口上了,反右运动恰好开始,你不但没交上好运,反而为这“毒草”而划成“右派”,还是个“极右”,从此你付出了22年与劳改犯一起跑遍大半个中国,从事着苦力劳动的惩罚。一篇最优秀的短文,换来的竟是22年犯人生涯,难道杀人如麻,血流成河才叫残忍?

毛泽东的反右运动,整了当时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而且都是高级人材精英人物。庐山会议反右倾伤及380万人,“四清”运动又整倒一批。十年文革更是遍地敌情,如山冤案,国家主席、三军统帅都难幸免。十大元帅中除病故休养外全部打倒,其中彭德怀、贺龙两位元帅加上刘少奇都是毛泽东的湖南老乡,却死得最惨,连尸体真实姓名都被剥夺。而沾上“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和“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人,已不是满门抄斩,而是以全国百万、千万计了。中共中央最高决策层的政治局委员30人中有27人打倒,书记处17人打倒了14人,国务院副总理及各部委主任部长全部轰下台靠边站,七亿人大国只剩下周恩来总理一人光杆司令与林彪“四人帮”周旋,在“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情况下继续“抓革命促生产”。

可见毛泽东与六百多年前的朱元璋何等相似,两人都出身农家子弟,都为农民阶级翻身解放而起来造反,都得到了老百姓拥护,打下江山取得了辉煌胜利。到了后期一个嗜杀成性,成了杀人魔王,一个嗜斗成僻,变成了斗人狂。

毛泽东以斗人为乐,主张“年年斗、月月斗、天天斗”,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才能“纲举目张”。他欣赏“斗私批修”,其实是“斗死批修”。他爱好“触及灵魂的革命”,不过是肉体折磨的代名词。朱元璋杀人除了巩固他的大明江山千秋万代传给子孙外,再就是为了惩治贪官污吏。而毛泽东斗人为的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防止修正主义出现,而真正的目的却是实行法西斯主义。朱元璋杀尽了功臣宿将,毛泽东岂能饶过曾为他卖过命的左膀右臂、友党友军,成百万成千万无辜者成为阶级斗争祭坛上的羊羔乳猪。

新中国成立后,其冤案、假案、错案之多,开创中国几千年历史之最,在世界上也称得上创吉尼斯纪录。仅仅一句戏言而酿成的千万条人命案已不是罕见现象,毛泽东制造的“文字狱”更是亘古未有,仅一场反右运动就把300万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打入到十八层地狱,如果与明清两朝的“文字狱”比较,明清两朝的“文字狱”算是个微不足道的了。

如果说朱元璋最残忍的话,那么毛泽东的残忍更是远远超过了朱元璋。朱元璋是对贪官污吏的残忍,贪官污吏就是地地道道的坏人。而毛泽东的残忍却是对准着广大的无辜百姓的,被他镇压迫害打击的人几乎完全没有做过什么错事坏事的人,但是为了满足他“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嗜好,所以即使没有错,没有罪,也要以莫须有罪名制造出来错和罪,把千百万人狠斗一番乱杀一番。

毛泽东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残忍性还在于这一场一场的斗争和运动,像过网的筛子,人像游鱼无一漏网。你躲过了肃反,就逃不过反右;你逃过了反右,就逃不过反右倾;你躲过了反右倾,就逃不出文革,最后是一网打尽。这一场一场的斗争和运动又象多米诺牌一样,打倒一个人,倒下一大片,牵连成千上万人。结果是人人自危,国无宁日。虽然毛泽东没有把中国人杀绝,但是却把中国人的灵魂进行了虐杀,人格被侮辱,尊严被践踏,人命像低贱的草芥。

中国文人自古有“士可杀而不可辱”的节气,人民艺术家老舍跳湖自尽,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容国团自缢而亡,大才子邓拓宁为玉碎而舍身,著名文学翻译家傅雷夫妇双双上吊,历史学家翦伯赞伉俪自尽家中,他们一个个宁死而不受辱。可见对心灵的凌辱比一颗子弹结束生命还要残忍。李国文先生面对朱元璋的“杀”,毛泽东的“辱”,却为“辱”而庆幸?!

不过李国文先生对十年文革中的残忍倒是写了一些:“比赛着谁更恶,谁更歹毒,谁更不是东西,谁更王八蛋,谁更吃人不吐骨头,便成为每个人的价值取向。十年浩劫,就是一例,昨天还在课堂里的中学生,今天就成了打红了眼的红卫兵。有的女孩子,用皮带抽人抽成了瘾,成了虐待狂,一天不抽,便没精打采;有的男孩子,折磨他们的老师,往耳朵里灌脏水,往头皮上扎大头针。其招之损之狠,令人发指。更甭提联动那些小太岁了,私设牢房,刑讯逼供赛似恶鬼投胎,凶神再世,谁落在他们手中,不死也脱几层皮。所以,一声令下,本应天真烂漫的十几岁少年,本应读书上进的二十岁的青年,本应创业奋斗的三十岁左右的工人农民,都投身到谁更能制造别人痛苦的大比赛中。”

李先生对文革的描写只不过是红卫兵造反情景的冰山一角,而文革其斗争之酷,斗争之惨,斗争之烈,也是罄竹难书的。如今文革早已过去了三十多年(注——这篇文章写于十多年前,如今毛泽东发动的文革距今已经有四十多年了),许多人逐渐把它淡忘了,那些年青一代更以为这是天方夜谭,不相信二十世纪文明的新中国竟会出现这种咄咄怪事。为了这即将忘却的记忆,就撷取文革中的其中一个情景——“红卫兵运动”,来展示这些喝着阶级斗争毒奶长大的中国年青人,他们的人性是怎么堕落成为疯狂兽性的,他们又是如何展现他们的残忍的。





人类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人刚从“三年灾难”中缓过气来,生活刚好转,毛泽东就在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又把中国引向灾难的深渊。从批这批那,斗这斗那,直到大批吴晗的《海瑞罢官》,又引出邓拓、廖沫沙的“三家村黑店”,接着把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来个一锅端,彭真又连上了军队,于是“彭、罗、陆、杨”一线牵。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乌云压城城欲摧”,一场更大规模狂风暴雨的阶级斗争又不可避免的了。就在大人们大厮杀、大搏斗时,青少年孩子们也闹翻了天。

这些几乎与共和国同龄,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从娘胎里一落下来,就在无产阶级铁桶保温箱里养大的纯而又纯的花季少年,突然有一天,像吃了豹子胆一样,变成了疯狂进行打砸抢的凶手,变成不要文明,不敬师长,不爱父母,不守秩序的逆潮流而动的造反者,一个个像是凶神恶煞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人们感到骇然惊讶,事情怎会是这样的呢?原来在这些天真无邪青少年的背后,有一只如来佛的大手在操纵着,那就是他们的红司令毛泽东的手。其实那时毛泽东不在北京,他正在南方悠哉游哉隔山观虎斗哩!但是他有顺风耳,千里眼,还有一只能遥控千里之外的大手,所以北京的一切动静他了如指掌,于是把一切指令号召通过遥控器传到北京,再传到中国乃至世界的天涯海角。

1966年5月16日,毛泽东的摇控器发出了中共中央的通知,《通知》宣告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号召“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北京大学有个聂元梓联合其他六人首先起来造反,给校领导宋硕、陆平、彭佩云贴了一张大字报。《人民日报》在6月1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创造和形成崭新的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尚、新习惯,这是人类历史空前未有的移风易俗的伟大事业。”这就是所谓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也叫“破四旧立四新”运动。就在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了聂元梓七人的大字报,第二天《人民日报》除全文刊登这张大字报外,还加了个“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第一张大字报》,从此聂元梓扬名四海,这张被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巴黎公社式宣言的作者,令亿万红卫兵崇拜的偶像聂元梓是谁呢?大概是造反英雄敢闯敢为的革命小将吧!其实错矣,聂元梓当时已是四十五岁的女人,是个北大哲学系讲师。她被毛泽东一下子捧上了天,成了红极一时江青式人物。从那时起,她就带领着北大的造反派大闹革命起来。

当大学生哥哥们闹得欢时,中学生弟弟们也紧跟形势一步不拉,离北大不远的清华大学附中学生在6月2日也贴出了一张大字报《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誓死捍卫无产阶级专政》这篇空洞得用革命词藻堆砌起来的大字报,唯一可取的是它的署名“红卫兵”三个字,从此“红卫兵”风靡全国,震惊世界,红卫兵组织遍地开花,穿着绿军装,戴着红袖箍,手举红宝书,在一片红海洋中成了最突出的人物和最时髦的打扮。

这些天真烂漫的青少年,并不明白他们究竟在干什么,又是为了什么,偏激代替了公正,空想多于实际,冲动甚于冷静,盲目多于思考,掀起了一股乱斗乱批以校领导和教师为对象的“斗黑帮”浪潮,党组织和行政完全处于瘫痪失控状态。国家主席刘少奇着了急,这样下去,岂不是要天下大乱了吗?其实毛泽东的意图就是要乱,乱它个底朝天,由大乱来达到大治,在乱中把刘少奇一伙人赶下台去。刘少奇哪知道他心里活动,还认真地和邓小平一起赶到杭州去请毛泽东出山来摆平这乱糟糟的局面。毛不回北京,因为乱得还不够!那么是不是派工作组进校,毛也哼哼哈哈,可以派,也可以不派,模棱两可。刘少奇回到北京,急忙组织工作组,哪儿乱就往哪儿派。

北大的工作组进得最早,在《人民日报》全文刊登聂元梓大字报当天,河北省委文教书记张承先为首工作组就被派去救火,聂元梓有毛泽东撑腰,根本不把工作组放在眼里,乱揪乱斗继续进行。6月18日,40多名校领导干部和教授学者,被造反派带到了“斗鬼台”,一会儿揪上来,一会儿轰下去,在他们脸上抹黑墨水,身上挂牌子,头上戴高帽子,有的头上扣上纸篓,弯腰反背接受批判。张承先坐着小车到处救火,制止乱揪乱斗,但他也是自身难保,成了武斗牺牲品。在一次批斗会上,北大附中一个女红卫兵跳上主席台,抡起皮带,朝张承先劈头盖脸一阵猛抽猛打,在万人大会众目睽睽之下,这位五十多岁老革命当众受辱,不敢半句声辩。毛泽东二儿媳张少华,此时正在北大中文系念书,由于支持工作组,被江青点名,疯狂的红卫兵造反派朝她猛扑过来,幸亏她逃得快,否则那晚上非得被活活打死。张少华总算逃掉,但是她的同母异父的姐姐刘松林,却没有逃脱江青的魔爪。自从毛岸英在朝鲜牺牲后,刘松林又改嫁他人,结果夫妇双双入狱。可见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是不认什么亲不亲,媳不媳的,只要逮住,打死也活该。在文革中还流传着“亲不亲,阶级分”的话,儿女与父母划清界线,夫妻反目,兄弟相残,儿子批斗老子已成为最普通的事。

北大如此,北京各高校如此,在全国各地也都发生了流血事件,有“西安交大六六反革命事件”、“兰州事件”、“南京大学事件”、“长沙惨案”、“铜川事件”等。

“青出于蓝胜于蓝”,“一代更比一代强”,中学生的造反势头比大学生们更强,闹得更凶,那真是天不怕地不怕“初生牛犊不怕虎”,老虎屁股都敢摸。他们不仅反校领导,也对工作组人员进行批斗。在这些中学生造反队伍中,有一支红五类的红卫兵。他们都是革命干部、老贫农、老工人、革命烈士和革命军人的后代,属于高干子弟一类(这些人就是今天成为权贵集团的红二代官二代人物),他们仗着高贵的革命血统,优裕的生活环境,高人一等的社会地位,在长期阶级斗争阶级路线教育下,对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及其子女有一种天然的仇视,而毛泽东“左”倾路线也使“红五类”对“黑五类”子女大动干戈。他们以大字报作为起诉书,检举“黑帮”“黑五类”罪行,用大字报给他们定罪名,再用大字报作文告,勒令、通令他们怎么怎么,限制他们人身自由,把“阶级仇恨”统统发泄出来,朝他们过去的领导、老师、同学们猛扑过去,演出了一幕幕惨烈血腥场面。

1966年7月25日北航附中学生贴出了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在这狂热口号的背后则是赤裸裸的封建专制思想和血腥的法西斯式的残忍。在一份署名为“北京红卫兵”的《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传单中,发出了狼嚎虎啸般的叫嚣。他们警告出身不好的人:“我们正告你们,如果你们死不悔改,反动到底,那我们就不客气了!我们要像父兄一样,把刻骨的阶级仇恨凝聚到剌刀尖上,挑出你们的五脏六腑,那你们就活该倒楣。”

清华大学附中在6月24日、7月4日、7月27日连续贴出一论、二论、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红旗》杂志全文转载一、二论内容,在这些火辣辣、血淋淋的红卫兵宣言书上,他们写道:“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敢想、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就敢造反,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我们要把火药味搞得浓浓的。爆炸筒、手榴弹一起投过去,来一场大搏斗、大厮杀。什么“人性”呀,什么“全面”呀,都滚一边去!我们就是要“狂妄”,不但要打倒附中的反动派,我们还要打倒全世界的反动派。你们不是说我们太粗暴了吗?我们就是要粗暴!对敌人的温情,就是对革命残忍!你们不是说我们太过分了吗?我们就是要把你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我们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搞一场无产阶级大闹天宫,杀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世界!”

看了这份充满杀气腾腾、歇斯底里叫嚣的大字报,谁会相信这是出自一些十几岁的孩子的手笔,还以为是恐怖分子闹政变的宣言书。如果在57年反右运动中,出现这张大字报,轻则打成右派,重则是现反。不过这一次毛泽东却是来了个颠倒,出人意料地为大字报叫好。毛泽东特地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在短短三百字的信中,竟连续用了三个“热烈支持”,怪不得红卫兵运动势如破竹,工作组纷纷败下阵来。

毛泽东在南方周游了五个多月,终于在7月18日返回到了北京,听了江青文革小组的汇报后,批评刘少奇派工作组去镇压学生运动,是没好下场的!召开会议决定撤消工作组,那些被工作组打成右派的学生老师们,扬眉吐气,获得解放,红卫兵和造反派更加得意洋洋,纷纷向工作组展开了批斗。

毛泽东还嫌乱得不够,继续点火,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期间,8月7日他向全会印发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称赞“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接着指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这样就把刘少奇、邓小平和一大批领导干部推上了审判台。在全会选举中央政治局常委时,通过了毛泽东的提名,林彪成了中央第一也是唯一的副主席,刘少奇从常委名单中由过去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在8月8日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明确“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时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云集北京,用那颗纯洁无瑕虔诚的心来到中国的麦加朝圣,顶礼膜拜中国的真主阿们。8月18日天安门广场,一片红绿相间的海洋,百万红卫兵接受毛泽东的检阅,当毛泽东出现时,欢呼雀跃,掌声雷动,万岁声天动地摇。毛泽东、林彪、江青、聂元梓和其他红卫兵代表,包括清华附中的红卫兵队列一起登上了天安门,毛泽东穿着一套崭新的绿军装,微笑着向人们招手。北师大附中红卫兵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一个“红卫兵”袖章,毛泽东问她叫什么名字,她回答说宋彬彬,毛泽东又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是!”毛泽东便说“要武嘛!”从那一天起,宋彬彬改名为宋要武,这位女孩子也成了打人斗人杀人最狠的女将。在林彪充满了“打倒”“大破”“猛攻”词汇的煽动下,北京的红卫兵开始了一场大杀大冲的运动。

北京的八月是热天,红卫兵火热的心,火红的旗和热火朝天的场面,汇成了“红八月”的一个法西斯暴行滴血的季节,到处是红卫兵的烧、砸、抢、杀。在北大,校领导、教授、讲师200多人被打成黑帮、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除了批斗、游街、强迫劳动外,还要用烟头烫、铁棍打、钢丝鞭抽。21人因不堪受辱自杀,宋硕被害致死,历史学家翦伯赞夫妇双双自尽。在北大上学的林彪女儿林立衡因体弱多病,两次留级,叶群要求照顾保留学籍,校长陆平不给面子,要按规定办,具体执行人员是教务处长和中文系党总支书记。此时北大的高音喇叭每天在叫嚷要向迫害林副主席女儿的凶手讨还血债,让他们碎尸万段。教务长跳湖自尽,党总支书记逃到香山,在啤酒中倒入敌敌畏饮下,暴毙在鸟语花香丛中。

城里的中学生则杀向街头,第二中学3000名红卫兵充当了“砸烂旧世界”的排头兵,在818第二天走上市内各街道,四处张贴《向旧世界宣战》的革命檄文。还没过中午,30万名红卫兵像天兵天将从天而降,一下子出现在市内各处,首先掀起了改名狂潮。“东西长安街”改名为“东方红大路”,“东交民巷”改名为“反帝路”,“西交民巷”改名为“反修路”,“东安市场”改名为“东风市场”,“协和医院”改名为“反帝医院”……凡是与“四旧”封资修有关的店铺照牌,“全聚德”“亨得利”“东来顺”等都砸了,都改了。连商店里饭店里的山水人物画都撕掉换上毛泽东像,毛泽东语录。一时间“东风”“东方红”“工农兵”“风雷”“文革”等名字红遍全国。路上见到谁是烫头发的,拉过来就把头给剃成个阴阳头,谁穿高跟鞋,就把高跟砍掉。短短几天,北京大街小巷,城南城北,工厂农村,已经是面目全非,到处是花花绿绿大字报、大标语、倡议书、通牒文告;到处是红旗、红袖章、红喜报、红毛选。革命歌曲成天放个不停,街上行人一律都是军便服、解放鞋。他们要把毛泽东思想照亮每一个角落,占领每一寸阵地。

当更名活动告一段落后。他们要横扫“封资修”了。在北京商业大街王府井,上演了一场希特勒式的“玻璃之夜”,耀眼的霓虹灯化为浓烟,随着火光爆裂开来,橱窗玻璃被砸得像雨点一般喷射飞濺到马路上、电车上,许多文化古迹的庙宇佛像没毁在八国联军之手,这次却毁在可爱的接班人的手里。释迦牟尼佛像被拖走,千手观音铜像被红卫兵砸断三截,1300年历史的戒台寺,数千个大佛小佛,全部被红卫兵砸光。在上海外滩一座大厦前的铜狮子被掀掉,镶嵌在墙壁上的各种建筑标志和装饰被铲掉,教堂连同十字架、祭坛、圣经统统被毁被烧,连宋庆龄父母的墓穴也被捣毁,龙华古寺1600多年前无价之宝的佛像被红卫兵小将一阵棍棒立即化为碎片。在广州近千名红卫兵把黄花岗72烈士墓上的自由神捣毁。人类文明瞬间毁于一旦。

但是红卫兵还嫌不过瘾,还嫌革命不够,冲杀不够,于是接着掀起了疯狂的抄家、打人、轰回老家的运动。在八月份短短的几天内,北京大学有100多人被抄家,斯大林奖金获得者丁玲的家被抄达十几次,牛鬼蛇神的家更是反复查抄,刚送走这一路红卫兵,又迎来那一路红卫兵,进门就要勒令牛鬼蛇神一家人跪下,逼他们交出“变天账”、“反动日记”、“地契”、“照片”、“特巫电台”,稍有反抗,就一阵拳打脚踢。稍微像样的家具物品不是被捣毁就是搬走,大批书籍成梱成袋的扔入火中化为灰烬。从8月18日以后短短一个月,仅北京一地有11.4万户被抄家,在北京西城区的一条福绥境的街道,有1061家被抄,图书、字画抄出来后焚烧了8天8夜。在上海,翻译家傅雷一生珍藏的书画被一扫而光,夫妇双双自杀身亡;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被抄得家徒四壁,全家过冬时竟没有一条棉被,两人也被打得伤痕累累。著名画家刘海粟在南京的家被红卫兵反复抄了24次之多,所有财产都被掠劫一空。天津市的红卫兵战果辉煌,共抄出1.3万辆汽车的财物,装满了约6万平方米52座临时仓库。全国各地所查抄的财物都是生活用品,计有金银首饰、家具、衣服、化妆品、收音机、电视机、钢琴、手风琴、书籍、古玩、字画……这些物品一律由红卫兵掌管,有的在仓库,有的就堆放在露天场所任凭风吹日晒。

为了建设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北京的红卫兵发起了一场驱赶“黑五类分子”运动,美其名曰叫“遣返”。在北京火车站,数以万计的红卫兵手执棍棒、皮鞭,不分昼夜立在遣返的通道两旁,以雨点般的皮鞭棍棒的抽打,为遣返对象送行。在一阵阵“滚蛋”的吆喝声中,“黑五类”扶老携幼,带着最简单的行装,穿行在凶神恶煞的棍棒林立的通道中,朝前慢慢地蠕动着。头上一阵阵皮鞭在飞舞,躲过了这边,也难躲过那边,稍有不慎,就会饱餐一顿拳头。短短十几天,北京就有9万人被轰回原籍,《人民日报》特发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这些“黑五类”回到原籍也照样受罪,农村革命也照样热热闹闹,他们一下火车,迎来的也是乡里乡亲们一阵阵棍棒的袭击。

随着运动的发展,那些具有高贵血统“红卫兵”的父辈们也一个个被当作黑帮拉出来批斗,才知道整别人也会整到自己头上,才知道这次运动是“整党内走资派”,他们的父兄长辈都被列入打倒、靠边站之中,于是他们开始了一场“血统论”的大搏杀。一时间,家庭出身成了是否拥护还是反对革命路线的重要标志。这些“红五类”子弟,把父兄洗得发白的旧军装穿在身上,再配上“红卫兵”臂章,腰间束着一根宽皮带,有的人脚上还蹬着一双重重的黑皮靴,动辄以“老子”自居。傲慢的神态,粗鲁的语言,加上天不怕地不怕的架势,活脱脱像一副流氓无产者的嘴脸,横行在各个角落。为了表示自己最革命最忠于毛泽东路线,造反也就最狠最残酷。朝阳区定福庄中学的红卫兵,对“黑五类”子女规定五条禁令:不许学毛著和毛主席语录,不许吃菜,只许吃窝窝头,保持能活命的最低生活水平,还要禁闭劳动。在北农大附中的826事件中,红卫兵把131名狗崽子所带的毛选语录统统抢走。对他们施以毒打。皮鞭抽,棍子打、皮鞋踩、剪阴阳头、侮辱女学生,一办打一边喊:“叫你们这帮狗崽子尝尝无产阶级的火药味!”“毛主席跟我们说‘要武嘛’!”

在北京大兴县,红卫兵对“四类分子”大开杀戒,打死斗死300余人,其中年长者80岁高龄,最小的出生才38天,有22户被斩尽杀绝。1966年8月中到9月底40天内,北京市打死31700多人。

1967年10月,在广西一些地方出现了“贫下中农最高法庭”,由民兵执行抓杀四类分子及其子女的任务,提出要“斩草除根一扫光”。在湖南道县、邵阳县也发生了大规模集体屠杀21种人及其子女的事件,这些地方还出现了大吃人肉的血腥场面,那真是达到了灭绝天良的地步。

在北京六中,校舍已改为审讯室,墙上用人血大书“红色恐怖万岁!”六中和西纠一小撮在武斗中,制造了种种惨无人道的法西斯刑罚和刑具。其中有浇、烫、烧、吊、踩、剌、磕、跪、剁等。19岁的王光华仅仅因为出身于资本家,被一阵拳打脚踢棍棒木枪用刑“触及灵魂”,全身重伤后危在旦夕,西纠暴行队仍不甘心,继续施暴,被活活打死后焚尸灭迹。还有一个76岁的老工人叫徐霖田,被六中红卫兵和西纠队员带到淋浴室,用冷水淋用开水烫,老人头皮被烫去一层皮,爬到宿舍已奄奄一息。第二天又逼着这老工人学哭、学笑,令他吃屎喝尿。耍过瘾之后,又将他带到厕所中吊死,扬言此人是自杀身亡。这个有三四十年工龄的徐霖田,没死在旧社会国民党侦缉处手里,侥幸死里逃生,却死在红卫兵暴行之手。

一个吉林大学数学系63级学生,因反对江青被打成现反遭全国通缉。他逃到在边境工作的哥哥处,哥哥劝他自首,当地公安机关又把他送回吉林大学,在数学楼改成的专政楼里,被三角带、木棍、自来水管活活打死,专政人员把他尸体示众,告诫“五类分子”,这就是逃跑者下场,他们告诉法律学教授:“什么叫法律吗?这就是法律。”当晚他活了过来,从三楼沿着水管爬下逃走,在农村老家的地窖里藏了下来,过了19个月暗无天日的生活,1970年春天他爬出地窖,踏上了流浪之路,在兴安岭被人发现告密,当警察来抓他时,他从后门逃走,钻入深山老林之中,过起野人生活。从此他与山林、旷谷、野兽为伴,忍受着饥饿寒冷疾病折磨。他逃过黑熊追击,躲过雷电的袭击,避开群蚊的飞扑,闪开毒蛇的垂涎。他以山洞为家,以野果为食,以兽皮为衣,像燧人氏钻木取火一样用火炭保留火种,度过了8度春秋。想不到“白毛女”“刘连仁”一样的事件,在中国依然重演。

除以上酷刑外,红卫兵和造反派还有更损的招,更毒的术:把毛毛虫塞入批斗对象的裤裆里;把化学试剂朝对方脸上泼;把阴茎用细绳扎起来,然后让受刑者喝足冷水,看看阴囊鼓起来后呈透明状情况;怀疑一个孩子是香港电影演员夏梦的儿子,认定他是港台特巫狗崽子,用麻绳绑住他手指吊起来,看看手指拉长一倍多时的刺激;把8岁的小女孩与枪决者站在一起陪绑……

红卫兵在当地闹够了,开始了四面八方的大串连运动,北京的红卫兵到全国各地去放火,全国的红卫兵则是纷纷到北京来朝圣,毛泽东先后八次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红卫兵达一千多万人次。为了保证大串连成功,中共中央于9月5日特发出通知支持大串连,从此红卫兵坐火车不用买票,吃喝拉撒睡不用愁,各地像招待大爷似的接待造反小将。除北京之外,延安、韶山、井冈山也成了朝圣目的地,一望无际的山连山峰接峰的井冈山,人口不足5万,却在短短几个月接待了100万红卫兵。一时间全国铁路正常的客运货运全部瘫痪,每节定员100名的车厢,塞进了300名红卫兵,比罐头里的沙丁鱼还挤。除了到处放火闹革命外,还进行了浪漫而雅致的游山逛水活动,不花钱就能游遍祖国大好河山,壮丽山川。国内放火、境内游还不够,还要到国外点火闹革命去,坐上国际列车去造苏修反,越境香港去造英帝国主义的反。

当红卫兵一方面要造国际帝修反的反,解放全人类时,国内正掀起揪叛徒、捉大鱼高潮。聂元梓到上海去揪上海市长曹荻秋,把他斗倒斗死。天派和地派的红卫兵争相去成都,要把彭德怀揪回到北京。于是两派展开争抢,争取揪彭头功。可怜彭大将军,在战场上曾令敌军闻风丧胆,在枪林弹雨中没有倒下,却倒在一群小娃子的手下。在一次北航三、四十人的小批斗会上,他被打倒七次,肋骨打断,肺部内伤,然后又轮流揪斗游街,在千万公众面前遭受凌辱、摧残。1967年8月10日,在北师大万人批斗会上,把已与彭离了婚的前妻——北师大党委副书记浦安修拉出来一起批斗,这是彭德怀30年夫妻的最后一次见面。清华大学红卫兵头子蒯大富也不示弱,组织了30万人的批斗会,批判国家主席夫人王光美,在她脖子上挂上用乒乓球串成的项链,要她低头认罪。

接着北京200多个造反团体,20多万人,包围了中南海,召开“揪斗刘少奇誓师大会”,第二天从早到晚又有1000多个造反组织到中南海墙外安营扎寨,揪刘战士不但用绝食展开斗争,还用高音喇叭日夜不停地发出呐喊和咆哮,数十万人把中南海围的像铁桶一样,水泄不通,数次要冲进中南海揪刘。周总理虽然数次阻挡,也挡不住刘少奇子女被赶出中南海,王光美被捕,刘少奇被关。

广州的红卫兵来到北京围攻陶铸,这位中南局书记刚调到北京任中宣部长不久,成为中央第四号人物,但很快就像昙花一现,说打倒就打倒。天津的红卫兵从旧报纸上发现了1932年一则“伍豪脱离共党启事”,马上把矛头指向了周总理。邓小平被评为“全国第二号最大走资派”,印制他的罪行录,逼供他的子女,邓朴方为了抗争,纵身跳楼,落下终身残疾。连80多岁德高望重的朱德委员长 也没有放过,被打成“大军阀、大野心家、大阴谋家”批斗。“二月逆流”中的元帅聂荣臻、陈毅、叶剑英、徐向前和副总理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等人更不能幸免,各专业院校的红卫兵专门对各部委进行冲击,军事院校冲国防部,外语学校冲外交部,地质学院冲地质部,农业大学冲农业部,连军火工厂、军火仓库都遭到冲击,大批武器被抢夺后,成了武斗的工具,于是又演了一场又一场惊心动魄夺权的全武行。

北京和全国沉浸在一片红色恐怖之中:到处是红旗,到处是人流,到处是标语,到处是口号,到处是批斗,到处是厮杀。到处是砖头、血迹、污泥,到处是弹痕、残壁、尸体……

毛泽东眼看天下大乱,未能大治,而且乱过不停,乱过不止,再闹下去,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快要轰塌,目标快要对准红司令本人了。于是发出了“要文斗不要武斗”“复课闹革命”的指示,停止串连,要转入本单位以“教育革命”为内容的“斗、批、改”运动中。他派军队进入基层支左闹革命。

但是已经打红了眼杀红了眼的造反派和红卫兵们岂肯罢休,号称120万人的武汉“百万雄师”与工人造反派武斗几乎已动用军舰和飞机。到了1968年,正当武斗有所收敛之际,北京的两所高校北大、清华却是风云突变,小将重开战。北大的拥聂派和反聂派激战犹酣,3月28日,北大校内外反聂派2000人头戴柳条帽,手持铁棍,闯入“新北大”广播台,占领几幢大楼。拥聂派仗着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人多势众,对反聂派大打出手,并采用断电、断水、断粮方法,迫使对立派土崩瓦解,溃不成军。清华大学的“山上派”和“山下派”也动起了真刀真枪,蒯大富率领山上派大军包围了山下派占领的浴室楼,用土坦克来进攻,未能成功,改用火烧烟薫。双方动用了各种手步枪,自动武器、火箭弹、手榴弹、加农炮、地雷,还有自制坦克和反坦克炮,双方相持较量达三个月之久,史称“清华百日大战”,死伤不计其数。

毛泽东决定派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进驻各高校,1968年7月27日,3万多名工人浩浩荡荡进入大专院校,第一支工宣队被派往正在武斗战火中的清华大学,蒯大富命令红卫兵把工宣队员团团围住,把其中弱小体力差的队员揪了出来,一拥而上,一阵猛打猛踢。5小时后,几万名工人和解放军战士分七路开向清华大学。他们不带任何武器,手举语录,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口号,向红卫兵的封锁线挺进。蒯大富拔出手枪下令抵抗还击,要与工人拼个鱼死网破。红卫兵手执长矛向工宣队扑来,死伤多人,工宣队员毫不退缩,潮水般涌入清华园。在付出了血的代价之后,到了傍晚终于占领了各派武斗据点。

红卫兵运动闹了三年,有1000多万的初高中毕业生没有分配,这就是所谓“老三届”学生。他们成了社会动荡不安的因素和包袱,成为恢复学校教学的一大障碍,怎样才能安置这些人呢?不久中央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从此,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一场震撼全国轰动世界的红卫兵运动,在走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锣鼓声中逐渐远去了。

毛泽东利用和驱使天真无邪、热血沸腾,尚未踏足社会涉世不深的青少年,作为他大批大斗、大砍大杀、大乱中华的驯服工具,使这些本应充满诗韵、鲜花和阳光的花季一代,天性被压抑,个性被扭曲,灵魂被毒化,理想被摧毁,幸福被葬送。盲目的个人崇拜,虚浮的理想主义,亢奋的斗争激情,浸红了他们的骨髓,使他们成为最缺乏个性光彩和独立思考的一代,在有悖人性的阶级斗争教育下,孽生出了千百万兽化的红卫兵,葬送了一代中华民族的灵魂,使中国人材青黄不接处于断层阶段,难道这不是残忍吗?

我们要让今天的青年人知道这一段历史,不要让红卫兵运动悲剧重演!

作于2000年6月

2013年6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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