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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中国太需要一本政治学教科书

 

正在“追寻自由之路”上逃亡的斯诺登,大概做梦也没想到,尽管最终他没能进入他向往多年的中国避难,但在中国却已经成了左派、愤青、激进政治反对人士共同的偶像。左派、愤青将其视为反权威英雄,激进的政治反对人士因为棱镜计划而产生一种身份代入感,认为所有的政府皆是恶,应该反对,美国这个曾被他们看作 “民主灯塔”的国家顿时与中国划上了等号。

本文讨论两个问题:一、人类社会究竟需不需要政府?这个问题实际上是说,人类究竟能不能象鲁滨逊一样,每个人能够在“孤岛”上生存;二、如果人类是社会人,无法在孤岛上生存,那究竟什么样的政府才适合?

*鲁滨逊为何只能是文学想象?*

人类有不喜欢受束缚的天性,因此很少有人喜欢政府,19世纪后期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世界流行。进入现代社会,放眼世界,其实也真没几个国家的人民热爱政府。欧美人民一谈到纳税就皱眉,只是将政府当作一种“必要的恶”接受。独裁国家的人民痛恨政府,总希望有一天能够实现选举梦,选出自己中意的领导人,组成合心意的政府;巴西人有了选举权,现在终于选出了自己喜爱的左派政府,但最近为了两毛钱的公交费,闹了一场全国大抗议,总统作揖打恭安抚民众,才算勉强控制住。

中国人看到巴西这样,只能“羡慕嫉妒恨”,因为他们既没有资格“选择”执政党,也没有资格举行政治选举,就连宪法上赋予的批评权利(言论自由)也被剥夺了。平常要是批评一下政府,或者骂骂政府官员,闹出个跨省追捕是小菜一碟。据保护记者委员会公布,仅去年一年,中国就抓捕了26位记者,今年还增加了杜斌等人。政府也讲发展经济,许多老百姓的房被拆、地被征,但筑桥桥断,修路路垮,最后的结果是地上流着污染水,口中吃着污染食物,人人呼吸着污染空气,官员个个成了级别不同的富翁。

中国的教科书有个特点:一谈到政治,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是虚伪的,发展中国家是有缺陷的,只有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体制是最好的,人权状态也属中国最好。中国人积多年之经验,算是充分领教了中国这个“世界上人权最好”、“体制最好”的政府是怎么回事。如今美国出了个斯诺登,向世界告发,美国人民也生活在老大哥“秘密监控”的暴政之下。于是,这些激进的政治反对派们终于第一次与左派、愤青达成共识,天下乌鸦一般黑,进而引伸出“所有的政府都坏得很”,民主政府怎么能够容忍情报系统与特工存在?不仅对内监控要不得,对外也不行,国与国之间要讲道德,偷取情报是恶行。总之,自斯诺登出现后,人们将多年来对007与各种间谍片的“邦德”们全当作好莱坞的想象。还有中国小清新在网上教育美国人民:不能相信政府,一时间忘记了这是美国人多年来的经验之谈。很多人仿佛成了90多年前中国那些主张无政府主义的预备革命青年。

不喜欢政府但却需要政府,归根结底是出于人类群体生存的需要。近代以来,随着城市生活日渐发达,人们终于发现政府是“必要的恶”。18世纪的英国小说《鲁滨逊漂流记》风行一时,故事的主角是不幸流落在荒岛上的鲁滨逊,他在脱离人类社会的数年当中,被迫独立生存。为了活下去,展现了一个人达到极限的坚强与智慧。世人对鲁滨逊能够脱离社会生存、不需要对他人负责,也不受任何规则约束的状态非常羡慕。

鲁滨逊的孤岛生存方式经常成为经济学家理论陈述的始点,即人类社会不是孤岛,鲁滨逊作为个体生产者,一般只生产一两种产品,必须与其他鲁滨逊通过交换产品互通有无,这就需要创造交换用的货币,构建产品交换的规则。而为了制订规则(法律),执行规则,政府因此就成为必需。早期的政治学也是从人类生存的需要开始论述政府存在的必要性,再将其扩展至国际关系,达成共识:政府是必要的恶,出于社会生存的需要,个人需要让渡一部分权利给政府,比如纳税,比如确定个人的权利与责任,确定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群己界限)。为了公共安全及国防的需要,政府必须拥有暴力机器,即警察、军队、情报机构等等。

*无政府意识缘于个人权利被剥夺*

不喜欢政府,为了秩序与安全,又不得不需要政府、忍受政府。在构建政府与人民的关系上,中国与西方展现了不同的政治智慧。

几千年来,中国在人民与政府的关系上,是“忍受—反抗—失败或取而代之”这一过程的循环往复。但资本主义文明却走出了另外一条路。资本主义文化为人类政治文明贡献的最大成果,就是在三百年的时间内,通过不断改变与自我完善,终于将政府从统治者的暴力镇压机器变成了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必要之恶”。从18世纪后期开始,英法等国知识分子开始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其中,马克思的批判有如撞击资本主义头盖骨的重锤,更有如一面镜子,让资本主义从中看到了自己的丑恶一面。各种争取权利的运动应运而生,比如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到1948年以后再引进人权理念。在寸积铢累的不断进步中,终于形成了现代民主政府与公民社会。这一社会最大的特点是政治上实现三权分立,法治建立在明确个人权利与责任的个人自由基础之上。这种形式的政府以履行公共服务职能为主,公民对政府及其公共服务有批评的权利与表达利益诉求的各种管道,可以通过选举定期更换政府。

中国的情况完全不同。我早就在“改革30年:国家能力的畸型发展及其后果”(2008年)中指出,中国政府早就堕落成一个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团,国民承担过重的税负,却没有任何权利。社会财富分配与福利政策都向利益集团倾斜。国民没有任何利益诉求管道,法律只是统治者约束被统治者的工具,特权者往往超越于法律之上。各种失败国家的特征已经非常明显:公共权力私人化,政府行为黑社会化,政治暴力合法化与普遍化,社会早就形成了弱肉强食的丛林文化,生存 基础即生态环境更是千疮百孔。

中国这种黑暗专制,造成的后果不仅是民权不伸,而且还毒害了人的心灵。网络语言的暴力化与粗鄙化只是外在的表现形式,更严重的是为倾泄对政府不满的无定向暴力蔓延,厦门陈水总案那种殃及无辜的暴力报复方式,获得一片喝彩声音。

面对这个只会收税、压榨、镇压、贪污腐败的政府,中国人享受不到公共服务的好处,只看到自身沉重的负担,当然会觉得有此政府,不如不要。本来不少中国人对美国知之不多,如今“为了世界人民自由”而到了香港的“英难”斯诺登证明了“天下乌鸦一般黑”,美国人民也生活在暴政之下,那人类还要政府干什么?

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说,斯诺登问题引起的反思不应该是反对一切形式的政府,而应该是:中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政府。但政府与人民是一个社会相互依存体,在“政府与公民关系思考(二)”里,我将分析中国未来社会的“路径依赖”。

最近网上煞有介事地流传今年下半年广东省将举行政治改革的“内部消息”,主要内容是县级领导由民众直选,并可自组班子。我就在想,如果这消息幻梦成真,中国的县级政治会成为什么模样?中国村级选举的经验,以及华西村与南街村都在提醒世人,决定一个社会生存状态的,不仅有政府性质,还有国民素质。

*中国人眼中的神话:比利时无政府运转18个月*

曾有中共党内元老私下说过,中共政府如果不依靠暴力,维持24小时都很困难。以下是中国人无法想象的一个奇迹,即比利时从2010年6月大选开始,因政府难产而“无政府”运行541天。

按照“中国没有共产党统治会天下大乱”的“中国共识”,比利时“无政府”运转18个月,岂不乱象丛生?比利时人向世界展示了他们那种强大的文明力量。这18个月当中,比利时没有发生任何社会动荡,比利时人照常上班、休闲、旅游,歌舞依旧。该国媒体开玩笑说:“火车比有政府时还跑得准一些。”

对此现象,比利时本国与外部观察者的总结趋于一致。比利时“没有政府”还能保持社会稳定,主要得益于三大因素:一是比利时的四层政府组织结构。虽然联邦层面没有政府,但各大区、省和市镇基层还有政府。这种中央与地方分权的模式,使比利时地方政府拥有地方经济和文化、教育方面的决定权,因而保证了社会的正常运转。二是稳定的公务员体系。虽然政治层面联邦政府各部“群龙无首”,但不管政府如何轮替,公务员队伍并不轮替,他们保证了政府的日常运作。三是文化因素。比利时人对社会秩序的尊重和对职责的承担,成为“无政府”时期比利时稳定的基础和保障。

我相信知晓国民性的中国人在看了这条消息之后,没人会认为,比利时人能够做到的,我们中国人也能做到。

吊诡的是:中国人的思维中,强政府与无政府情结同时存在,就看思考时处于什么位置。

2013年武汉钢铁公司的毛泽东像

*中国还徘徊在“毛泽东”的阴影下*

前文说过,几千年来,中国在人民与政府的关系上,是“忍受—反抗—失败或取而代之”这一过程的循环往复。历史上每个朝代,以及近现代史上的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未能脱离这种循环。现阶段正处在“忍受—反抗”的中间状态。虽然部分理性者知道中国要建立民主制度,但不少人目前的思维更象近百年前的无政府主义者(中共前身)。这种历史循环并非个人意志决定的,与中国文化有关,而人是文化的沉淀,无论是领袖人物还是其他个体。

回顾一下20世纪五四运动前后流行无政府主义思潮,就会发现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后来不少成了共产党领袖。当时全国各地出现的无政府主义团体不少于50个,各类刊物或小册子多达80余种,成为当时中国革命思想及话语的核心。而中共一大前后的50多名党员中有20多人曾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瞿秋白、周恩来、彭湃、恽代英等。毛泽东在其入党前主编的《湘江评论》第1、2号上,曾宣传过无政府主义反对强权的观点。周恩来于1919年在天津成立的觉悟社,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小团体。

这些信奉无政府主义的知识者与小知识者,在当时的社会中多处于边缘化的位置。从其中的代表人物毛泽东、周恩来的人生轨迹来看,他们处于社会边缘状态时,痛恨一切形式的政府;能够集结力量时,相信暴力的作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夺权成功后建立了政权,则将国家当作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暴力机器。无论是 在野还是在朝,自始至终有个特点未变,即藐视法制。以毛泽东为例,虽然他自我总结自己是马克思+秦始皇,但其终生都未脱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晚年曾总结自己是“我身上有虎性也有猴性,猴性多而虎性少”。所谓“猴性”,指的是中国人都熟知的那只大闹天宫的猴子孙悟空。毛泽东继承了孙悟空的叛逆性格和造反精神,规则或权威每每在他眼里成为可以奚落甚至推翻的对象。文革中见斯诺时,毛颇为自得地说自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1949年,毛在成功地消灭了旧世界之后,一直不满意自己率部下建起来的新世界,于是不断发动各种运动,最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要亲手摧毁自己建立起来的政治秩序,“把颠倒了的一切重新颠倒过来”。

于中国而言,毛泽东不是一个逝世的领袖,也不只是中共的“伟大领袖”,他是中国之子,是集中国流民文化与江湖文化之大成于一身的民族魂魄。他一身经历了起于草莽,啸聚于山林,直捣龙廷,“夺了那鸟位”,再俯视诸臣于九重之中,集聚了中国人从刘邦、朱元璋,直到洪秀全与孙中山等成功人物的各种特点。今天怀念毛泽东的国人,因其社会地位而有多种原因。社会底层怀念毛时代,是因为大锅饭体制让无能者与有能者“结果平等”;边缘阶层怀念毛,则是因为那种大闹天宫、颠覆一切的气魄与魅力,很符合自己心中的想望;政治高层怀念毛,则是羡慕毛那种玩弄臣下于掌心的帝王心术,以及让百姓顶礼膜拜、高呼万岁的“盛况”。

只有理解“毛泽东”于今天中国人之意义,才会理解华西村与南街村这两个农民村落承载的中国文化,才会理解薄熙来之所以从当年走洋务路线改走毛路线的其中诀窍,才会理解习近平上台之后为何也要开始供奉毛。

中国人如果不在精神上与孕育“毛泽东”的文化现象彻底诀别,永难养成西方民主社会中那种自律、自尊、自重之公民精神,中国也难从历史循环中超拔自身。

*当今中国:一本好的教科书与宪政同样重要*

在关于斯诺登的讨论中,我发现一点:那些急于在推特上发言的人,最简单的是骂“天下乌鸦一般黑”、“三权分立虚假”;稍微复杂一点的,则劝告美国人不要迷信权力,要对权力进行监督,“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在一个修筑了网络长城,有关政治与国际政治的知识来自中共党史、马列教科书(外加CCTV、环球时报)、经济学知识来自源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国度,这些人无法了解创造了互联网、Facebook、Twitter的国度是怎么回事,却用现代民主政治发源地两百年前就开始普及的政治学常识教导其国民,如此之夜郎自大、井蛙观天,令人发噱。

于是我想,中国太需要一本政治学教科书,里面不仅应该包括公民的权利,还应该包括公民的责任,重点是要厘清自由与法治、个人与群体的边界及关系。这样一本教科书于中国人有多重要?以《经济学》这本教科书影响了数百万或者上千万学子的经济学巨子萨缪尔逊曾将教科书的作用看得与宪法同样重要:“只要这个国家的大学教科书是我写的,宪法和法律就让其他人去书写吧”。

以如今中国的政治基础,以及不少人心中挥之不去的毛泽东情结,中国如果马上发生茉莉花革命,其结局绝对比埃及、叙利亚更悲惨。我希望在这一天来到之前,国内的有识之士尽可能地做些常识普及工作,这对构建未来中国社会是善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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