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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转型:路径锁定与路径突破

王文龙

 

摘要: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显示,后发国家的强政府是实现现代化赶超的前提条件,因为只有强政府才能纠正市场失灵,创造动态的比较优势。但强政府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必须保证自己不失灵,在当前国家主义意识形态软约束不断弱化,法制不健全的背景下,后发国家的威权政府纷纷失灵,双重失灵使经济发展更为困难,只有民主法制才能阻止政府失灵。然而,由威权体制向民主体制的转型由于受利益集团的阻挠而形成路径依赖,单独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或诱致性制度变迁都难以有效突破,最后形成路径锁定。只有综合利用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两种手段,我们才能最大限度地发展公民社会,形成普遍价值观共识,突破利益集团的阻挠,顺利实现制度转型。

  
 

一、制度转型面临的主要问题

自英国成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以后,赶超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就成为其他后发国家的主要任务,研究如何实现现代化的赶超,摆脱不发达地位的学科就是发展经济学。经过几百年的现代化实践,一些后发国家成功地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但更多的后发国家并没有摆脱依附性发展地位,处于不发达状态,并且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愈拉愈大,这种差距已经从量的差距变成质的差距,难以逾越。在总结各赶超战略得失经验,吸收可持续发展思想与后现代思潮,并与主流经济学逐步融合后,发展经济学获得了长足发展,逐步摆脱边缘地位,越来越多的发展经济学家摘取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是其表现。在全球新自由主义受挫,西方福利体制逐步瓦解,凯尔斯主义逐渐失灵,后发国家的发展遭遇严重挫折的今天,继续研究后发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就具有更为现实的意义。
 

对于发展问题,随着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发展经济学家获得越来越多的共识。在发展目标上,从片面的经济发展到经济、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全面发展,从国家主义的发展观过渡到人本主义的发展观,强调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个人幸福度的提高,个人自由的扩展,个人权力的增加。在发展要素问题上,发展经济学家从单一要素论发展到多元要素论,由资源到资本,由有形的物质资本到无形的人力资本,由资本到技术,由技术到制度,由制度到文化,其认识不断深入。在发展战略问题上,由进口替代、出口导向到出口替代,得出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保护贸易与自由贸易的关系是发展的关键问题。应该说,在发展的目标与发展要素问题上,发展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的观点基本一致,在发展经济学家内部也较少分歧,但在发展战略问题上,发展经济学与主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分歧却非常大,前者尊奉政府干预,后者信奉市场调节,因此发展经济学家普遍喜欢东亚模式,而新自由主义者推崇智利模式。

然后,无论是东亚模式还是智利模式都已经不可复制,因为成就东亚模式与智利模式的国内外环境已经不复存在,就像当年德国模式、苏联模式不可复制一样,后来模仿东亚模式的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并没有获得同样的成功,大多陷入腐败的深渊而难以自拔,而模仿智利模式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南美诸国,则出现政局动荡,逆工业化问题,经济发展迟缓。因此,没有任何一种模式是普遍适用的,它们都存在于特定的时代、国内外背景中。然而,如果发展经济学仅仅停留在研究个别发展问题,并且这些经验没有普遍性意义,那么发展经济学科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发展经济学之所以还能够长期存在并不断发展,就在于它能总结出一些普适性的经验,能够为后发国家的发展提供借鉴。其实,发展经济学在总结各国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得出了一些基本结论,如后发国家的经济赶超必须处理好动态的比较优势与静态的比较优势、平衡发展与非平衡发展、政府作用与市场作用之间的关系,在这三者之中,政府与市场关系成为关键,它直接影响到发展机会的均等,社会贫富差距,发展战略的实施。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市场先天性地存在着失灵问题,必须依靠政府进行纠正,比如垄断、环境保护、宏观调控、基础研究、分配、教育投入等公共利益的维护与公共产品的提供,都必须依靠政府进行调节,因此,一个强有力,廉洁的政府有利于纠正市场失灵,实现经济的平稳发展。从历史看,无论是已经崛起的德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还是曾经崛起的苏联,都存在一个强政府,而凯恩斯主义的实施也必须有一个强政府。然而,政府由人组成,人作为一种高级动物,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必然存在着天然的自利、寻租冲动,不加制约必然会导致腐败横行,导致机会严重不均等,激化社会矛盾,使现代化毁于一旦,这在第三世界国家非常常见。与市场失灵相似,经济学把政府的这种失控称为政府失灵,要使政府发挥必要的社会作用,就必须先制约政府失灵。从历史经验看,阻止政府失灵的主要手段主要有硬约束和软约束两种,硬约束主要是民主法制制度,软约束包括强烈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价值观以及其他有利的社会资本。一般来说,发达国家主要依靠硬约束制约政府失灵,发展中国家主要依靠软约束制约政府失灵,硬约束比较正式,持久,软约束比较无形,易变,因此,在软约束逐步消解的情况下,硬约束的适时建立能够有效弥补社会资本的不足,保证政府的硬度。

对于当前的世界来说,依据政府与市场的组合,可以分为四类国家,第一类是强政府与强市场,西方发达国家基本如此,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比较少;第二类是强政府与弱市场,东欧转轨国家基本如此,通过休克疗法,政治体制转型基本完成,但市场经济依然有待进一步完善;第三类是弱政府与强市场,这在新兴工业化国家比较普遍,主要的原因是制度的路径依赖使制度转型慢于经济转型,市场化快于民主化进程;最后一类是弱政府与弱市场,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相互交织,社会发展停滞,这在非洲,拉美一些低度发展的国家非常普遍。第一类国家已经实现现代化,正在迈向后工业化社会,第二类国家已经基本转型成功,现代化不可逆转;第三类国家才是发展经济学家与本文讨论的重点,他们处于制度转型的关键期,如果不能尽快实现制度的现代化转型,政府失灵的加重可能使这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导致现代化功亏一篑。第四类国家很多还处于工业化的初始阶段,经济、文化落后,资源贫乏,生态恶劣、人口膨胀,国家意识薄弱,阶层、族群冲突严重,离现代化的基本要求都有一段距离,日益边缘化,已经无力内生现代化。

对于现代化转型的模式,随着苏联的崩溃,法西斯主义的没落,印尼的瓦解,泰国、马来西亚威权政府的动荡,新加坡的渐进民主化,传统发展模式都已经式微,韩国、中国台湾、中欧民主化转型的成功则进一步证明只有民主市场体制才能保证现代化的成功。因为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传统的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价值观日趋瓦解,个人主义与消费主义价值观成为主流,使维持威权体制的社会资本不断销蚀,软约束进一步弱化,导致政府失灵日益严重,只有通过民主法制建立新的硬约束机制,我们才能制约日益泛滥的政府失灵。然而,在如何实现制度转型上,发展经济学家陷入深刻的分歧:一些人主张文化启蒙优先,他们认为,只有启蒙,我们才能超越小集团利益、部族主义价值观,使整个社会获得超越性价值共识,这一方面有利于促进公民社会的复兴,打破利益集团对于权力的垄断,实现权力的分享与制衡;超越性价值共识也有利于社会的进步与妥协,为民主协商提供基础,以防止社会转型陷入小集团控制的城头变幻大王旗式的传统专制循环,实现社会的实质性进步;并且,只有文化启蒙,民主体制才能获得文化支撑,防止民主走向形式化。另一些人则主张制度改革优先,他们从制度经济学的路径依赖理论和布尔迪厄的文化与精英复制理论、列宁的国家理论吸取灵感,认为制度转型存在路径依赖,利益集团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和利益,会对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实行控制,并把有利于本集团统治的意识形态上升为主流意识形态,打压市民社会的发展,使文化启蒙难以实现,因此,只有先进行制度改革,才能有文化启蒙。应该说,这两种观点都有一定道理,没有文化启蒙,就不会有实质性的社会进步,民主法治就不可能变成现实,现代化转型就不能成功;但没有制度改革,也就不会有文化启蒙;但制度改革需要利益集团价值观的改变,为整体社会利益放弃小集团的垄断利益,这与经济人、理性人假设相违背,在没有文化启蒙的情况下,统治者很难有这种变革的冲动。这样,制度转型就陷入了怪圈:没有文化启蒙,就没有制度改革,没有制度改革,也就没有文化启蒙,二者相互牵制,使旧制度改革困难重重,形成严重的路径依赖。[1]制度改革的困难使社会矛盾不断激化,而市民社会的不发达使各阶层难以达成共识,最后社会出现爆炸式革命,形成路径锁定,使和平的改革难以实现。爆炸式革命由于缺乏文化启蒙形成的社会共识支撑,最终结果是新“王朝”的建立,而整个社会结构依旧,在新的路径依赖与路径锁定基础上不断治乱循环,使现代化转型遥遥无期。

  
二、制度转型的模式比较

由于制度转型存在着严重的路径依赖与路径锁定倾向,因此,研究如何打破制度转型的路径依赖与路径锁定,顺利实现制度的变迁,不断推进制度的现代化就成为学者们的重要任务。经过长期的研究,学者们基本总结出制度变迁的基本模式主要有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这两种模式各有千秋,分别适用于不同背景下不同国家的制度变迁,并且,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并非各自单独地发生作用,更多的时候是两种因素共同作用推进制度变迁。

学者们最先研究的是诱致性制度变迁,这主要是由于第一批现代化国家英国、美国与法国的现代化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尽管这些国家也曾今发生过革命,但革命的前提都是启蒙,并且制度的完善是一个不断渐进修改的过程,特别是美国、英国的现代化渐进特征更为明显。另外,从历史发展的逻辑看,突变毕竟只是特例,渐进变革才是常数,历史就是通过不断的否定之否定螺旋式上升。并且,相对而言,人们更喜欢渐进式变革,因为渐进式变革可以形成共赢格局,社会矛盾在长时间段内释放也能减轻社会震荡,既保证了发展的连续性也保证了发展的跳跃性,使社会避免了过度的张力,保持了相对和谐。由于诱致性制度变迁基本属于渐进式制度变迁,主要由统治阶级采取和平的方式进行,因此,诱致性制度变迁更受学者们亲睐。诱致性制度变迁实际借用了自然学科的自组织理论,它把国家看做一个组织,组织内外部环境的变迁会导致组织自动地进行适应性变革,以避免被淘汰的命运,通过点滴的制度变迁的累积,组织最终会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这从西方社会民主体制、市场体制的渐进完善中可以看出。诱致性制度变迁因素可以是自然界,国际局势的偶然的重大变化造成,比如欧洲15世纪黑死病的蔓延,导致人口大量减少,人均耕地的增加,地主与农民地位的相对变化,工资的上涨,刺激了国内消费,接下来新航路的开辟,美洲的发现,进一步刺激欧洲的生产,导致劳动节约型技术的开发,运河,新能源的开发,国际分工的细化和扩大化。诱致性制度变迁也可能是国内各阶层实力发生变化导致权力重新分配的结果,工业化的发展导致英国资本阶级与新贵族力量的壮大,他们要求打破封建统治阶级的权力垄断,限制王权,重新划分选区,增加自己代表的比例。工业化也导致中产阶级,蓝领工人队伍的壮大,妇女的觉醒,导致权力分配的进一步分散,而教育的发展进一步巩固了民主,使社会共识增多。诱致性制度变迁也可能是外部压力或技术进步造成的结果,技术进步改变了国内的阶层结构,生产关系,也必然会引起上层建筑的变迁,因此在这个角度上,马克思说石器时代产生的是原始社会,青铜器时代产生的是奴隶社会,铁器时代产生的是封建社会,蒸汽时代产生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依此我们也可以说信息时代产生的是后工业社会,不同社会形态其社会制度也必然会发生相应变迁。由外部压力导致的制度变迁更为常见,制度由于路径依赖,一般有强大的动力维持原状,但外部压力大到可能威胁到统治的巩固时候,统治阶层就会主动或被动地接受外部挑战,进行应激性制度变迁,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其名著《历史研究》中提出的刺激-反应理论就是这个道理,只有那些有效地进行制度调整,化解了外部威胁的组织才能生存下来,否则就可能在竞争中被淘汰。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导致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原因很多,但其共同特点是渐进性,适应性,需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时间的点滴改良才能取得比较明显的成效。

另外一种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就是依靠内部政治强人或者外部殖民统治,强制性地改变原来不合理的政治体制,实现体制的整体性现代化转型。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相比,强制性制度变迁更为激进,更为全面,对社会的波及面更广,涉及的利益调整更多,改革也更为彻底,深刻,改革的时间也更为集中,影响也更为深远。强制性制度变迁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由本国上层人士推动,其目标是改变本国不合理的旧体制,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以提高本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制度具有惰性,利益格局一旦形成,就难以打破,轻微的改变也有可能导致利益集团激烈的反抗,因此阻力很大,必须依赖强力才能突破制度的路径依赖与路径锁定。强制性制度变迁由于涉及的目标多,对社会改变比较深刻,对利益格局的触动比较大,改革的时间比较紧迫,导致矛盾比较集中,社会冲突比较严重,因此改革需要政治强人和暴力作后盾。中国历史上商鞅变法,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王安石变法都由上层推动,并且得到最高统治者的全力支持,即使如此,王安石变法依然失败,并且,随着传统体制的日益巩固,强制性制度变迁变得愈发困难。而国外通过强制性方式实现制度变迁的国家也不多,彼得一世改革、凯末尔改革,日本的明治维新,皮诺切特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是仅有的几个成功范例,更多的国家则深陷制度的路径依赖而难以自拔。[2]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另一种方式是通过国外占领或外国殖民的方式实现制度变迁,尽管殖民主义受到世界上大多数人的谴责,但从历史的角度看,殖民主义虽然给被殖民国家的民众带来了一些苦难,但发达国家特别是英美自由民主国家的殖民却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这些国家旧体制的路径依赖,促进了当地文化、制度、经济结构的变化,有利于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转型。从东亚范围看,已经基本实现现代化转型的国家基本都有过被发达国家殖民的历史,并深受发达国家价值观和制度的影响,韩国,中国台湾曾经被日本殖民过,并受到美国文化的强烈影响,新加坡,中国香港曾经是英国殖民地,并与美国关系密切。而德国与日本也是在被盟国占领后,被强制性地肃清军国主义遗毒后才真正完成现代化转型。[3]尽管从国家角度看,殖民历史有损于国家尊严;但从个人主义角度看,谁统治并不重要,关键是谁的统治能够提高国民福利,如果殖民主义能够有效打破旧体制的路径依赖,那么殖民主义作为外在的统治竞争者也有存在的合理性。近20多年来,联合国已经就合理的外部干预以实现邪恶统治国家的制度变迁逐步达成共识,并且获得越来越多的理解,如国际社会对波黑战争、阿富汗内战、伊拉克独裁统治的干预,以及对利比亚的干预,都有利于突破利益集团的路径锁定,解除这些国家民众的痛苦,建立一个更公正的体制。

由此可见,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作为两种突破旧制度的路径依赖与路径锁定的途径,能够有效实现制度的现代化转型。并且,这两种制度变迁模式并非完全独立,而是相互作用,从长时间段来看,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作用更大,但从短时间段,具体的国别而言,强制性制度变迁更为重要,二者相互补充,共同推动制度的转型。要打破今天新兴工业化国家特别是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普遍存在的制度路径依赖与路径锁定问题,促进这些国家民主法制的巩固,减少政府失灵,进一步释放市场潜力,也必须借重这两种制度变迁手段。

  
三、发展中国家制度转型的路径选择

尽管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各有优缺点,对于不同的国家来说各有其适用性。但无论是哪一种制度变迁,都必须有其发生作用的内外部条件,对于今天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来说,他们已经不具备英美那样的渐进性制度变迁条件,因为英国的制度变迁有其先天条件,如大宪章的存在,王权的衰弱,地方自治传统,英法百年战争的外部刺激,大西洋三角贸易的中心地位,而美国的现代化起点更是得天独厚,新教伦理,地方自治,法制社会,缺乏封建传统,广袤的土地,与其他强国的天然隔绝,都有利于美国民主的进步,这些条件对于今天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来说可遇不可求。今天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大多受二战后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和进口替代战略的影响,普遍采取集权主义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尽管在东亚的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由于强烈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外部强烈的制度竞争与统治集团的合法性危机而形成强大的软约束机制,阻止了政府的软化,使政府失灵控制在一定限度,从而保障了赶超战略的顺利实施。但对于绝大部分其他的威权体制或集权体制国家来说,东亚这种强烈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并不存在,阶层过度分化与殖民体系的遗产使社会严重分裂,而外部的制度竞争与统治集团的合法性危机也没有东亚这样强烈,导致软约束严重不足,加上民主与法制传统的先天缺乏,导致政府失灵问题十分严重,利益集团对权力与资源垄断的日益强化使机会闭锁加深,经济发展停滞,社会危机加剧;而利益集团对小集团利益的维护与对启蒙价值的拒斥使路径锁定日益明显,现代化走入死胡同。尽管东亚模式在特定时代取得了辉煌的成功,但随着两级格局的瓦解,韩国、中国台湾经济的崛起,制度竞争压力与统治合法性危机大大减轻,全球化与西方价值观的全球传播也全面瓦解了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导致软约束的消解,政府失灵问题凸现,但由于中产阶级的崛起,市民社会的崛起,教育的发达,普遍性价值的传播以及美国的外部压力,这两个地区都顺利地实现了制度转型,建立起比较健全的民主法制体制,阻止了政府继续失灵,使现代化不断推进。但其他东亚国家就没有这么幸运,他们与其他新兴工业化国家一样深陷集权体制造成的路径锁定之中,现代化面临夭折危险。因此,从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和先天条件来说,渐进式改革并不适合今天的绝大部分新兴工业化国家,它有可能进一步强化传统体制的路径依赖,导致路径锁定。并且,当前世界竞争日趋激烈,新兴工业化国家也没有机会像英美一样通过几百年的渐进变革来实现制度转型,他们必须尽快通过改革实现赶超目标,以避免进一步边缘化的命运。

尽管渐进式变革对新兴工业化国家并不适合,但诱致性变迁的因素却客观存在,它潜移默化地发生作用,促进社会的发展。比如现代科技的进步,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必然会导致现代意识的传播,而全球化,信息化,网络技术的发展,也必然会加速西方先进价值观,文化与制度的全球传播,公民社会的复兴,全球教育的开放与普及,中产阶级的不断壮大也都为民主社会的最终建立创造了条件,但这个过程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因此,要缓解新兴工业化国家由于路径锁定引发的社会危机,防止爆炸性革命的出现以及暴力的循环,强制性制度变迁或许很有必要。然而,无论是内部强人式的还是外部干预式的强制性制度变迁都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强人也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谓的普利玛斯型领导人,他必须具有超常的魅力,具有独断的权力,如凯末尔、皮诺切特这些强人或者能够依靠自己的超常魅力或者依靠强力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引进新的意识形态,颠覆旧的价值观,创立更为合理的政治制度,为制度现代化奠定基础。但强人的出现并非常态,而是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现象,可遇不可求,并且,随着社会的日益开化,整个社会教育水平的提高,长期的和平,普利玛斯型强人更难以出现。并且,强人也属于某一利益阶层,具有私人利益考量,强人推动改革的成本较高,而风险太大,收益不确定,但维护原有体制的成本较低,并被整个阶层分担,风险较小,而收益却很高,因此其改革的动力小,只有那些深受普遍性价值熏陶,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民族责任感的人才能自动承担起改革重任,以推动社会进步为己任,这种人也是统治阶级中的异数。最后,强人式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很有可能践踏法制,造成严重的人权问题,皮诺切特的改革就是如此,并且,这种不受制约的权力也是一柄双刃剑,极有可能被滥用,导致负面结果,如毛泽东的超常权力后果。在当今社会,殖民主义已经失去合法性,因此,国际制裁与国际干预就成为外部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主要方式,国际制裁主要通过外部压力刺激当事国内部的制度改革,以减轻人道主义灾难,国际干预则对统治阶级赤裸裸的人权暴行直接说不,推翻邪恶政权的统治,改进该国的人权状况和治理状况,为民主化创造条件。随着全球新民主化浪潮的兴起,公民权力意识的增强,国际干预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制度变迁模式,并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但国际干预也存在严重缺陷,在一些没有经过启蒙洗礼,普世价值严重缺乏的国家,国际干预的效果有限,代价过大,阿富汗就是如此,并且,国际制裁有可能被统治阶级转嫁和利用,进一步加剧该国的人权危机,导致该国民众对西方的误解和敌视,使未来的民主化推进更为困难;而对一些拥有核武器的集权体制,采用强力模式进行制度变迁代价太大,难以实施。

因此,对于今天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来说,由于制度变迁的时代背景,国内外环境与原来成功地进行制度变迁的国家国情差异巨大,并且制度变迁的环境更为复杂,阻力更大,任何单独的一种制度变迁模式都难以完成制度转型任务,必须综合采取多种措施才有可能突破集权体制的路径锁定,顺利地实现制度转型。首先,尽管诱致性制度变迁难以实施,并受到制度路径依赖的阻挠,但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因素客观存在,它不以统治阶级的意志为转移,如技术的进步,产业结构的调整,新思维的产生,中产阶级的壮大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必然会潜移默化地对社会体制产生作用,统治阶级无法阻止。但技术进步也有两面性,它既产生了英美式的民主自由体制,也产生了苏联式的独裁体制,德日式的法西斯主义,因此,发达民主国家有必要通过合理的诱导方式,减少新兴工业化国家制度转型的成本,加速他们的转型。比如在市场准入方面加入强调人权、生态保护与条款,逼迫新兴工业化国家统治者放弃对于思想、言论、文化传播渠道的垄断与控制。在经济上,通过经济援助,扶植新兴工业化国家市民社会的壮大,刺激这些国家中产阶级的发育,进一步推动这些国家的市场化改革。在文化上,民主国家应该承担起启蒙的重任,利用全球教育的普及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向第三世界传播先进的民主法制理念。在制度上,发达国家也可以通过政府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向第三世界国家普及民主体制。其次,国际社会应该积极创造条件,实现强制性制度变迁,虽然具有现代意识的强人可遇不可求,但国际社会可以充分利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造成的有利国际环境,培养具有现代意识的强人,实现强制性制度转型。要培养具有现代意识的转型强人,发达国家的教育机构应该承担重要责任,这是因为在路径锁定的集权体制国家,统治阶层对社会危机有更深刻的认识,他们一般会以裸官的形式留在国内继续积敛财富,但会把孩子、老婆送到国外,为自己留好退路,随着路径锁定问题日趋明显,裸官问题会愈演愈烈。这些被送到国外受教育的孩子,在权力垄断与世袭普遍的第三世界国家,将很有可能会成为官二代,官三代,因此,发达国家应该紧紧抓住这些战略资源,不应该短视地仅仅把他们看作教育经费不足的补充,而应该把他们看作未来第三世界变革的中坚,发达国家应该按照美国精英模式培养这些官员子女,让他们成为信奉普世价值,具有强烈的民主法制意识的社会精英。当然,从短期看,发达国家为此需要牺牲一些经济利益,但从长远来看,一个民主化的世界将更少战争,难民,更和谐,为此付出是值得的。仅仅少部分精英难以改变传统格局,皮诺切特如果没有那批芝加哥男孩的支持,蒋经国如果没有大批留美人才的熏陶,估计也难以成功,因此,发达国家还应该积极培养新兴工业化国家留学、移民到这些国家的经济、文化、宗教、军事精英的子女,使民主力量不断壮大,只有这样,内生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才有可能成功。再次,国际社会应该积极推动外生性的强制性制度变迁,随着现代人权理论的发展,人权大于主权已经获得普遍认同,对于一些严重迫害人权的国家,国际社会应该积极干预,但这种干预最好不要采取经济制裁方式,它很容易被转嫁,进一步恶化这些国家的人权问题,而应该针对独裁者和专制集团内部重要人物,制定特定的惩罚措施,如禁止他们入境,旅游,移民,冻结他们在本国的存款,让他们时刻面临国内革命的惩罚,只有这样,他们才有动力进行体制改革,避免革命的审判。对于一些罪大恶极的独裁者,国际社会可以考虑采取定点清除策略,而对于存在严重人权危机的国家,国际社会应该像在伊拉克、利比亚一样积极干预,推动制度转型。

在社会变革日益复杂化的今天,只有积极利用各种手段共同促进制度变迁,新型工业化国家才能突破制度的路径依赖与路径锁定,顺利实现制度的现代化转型。

  
参考文献:

  

1、 王文龙.国家兴衰探源:宏观社会资本视角,[J]社会科学战线,2012,35(06):80-84

2、 王文龙.后新自由主义、后东亚模式与新东亚模式比较,[J]国外社会科学,2009,32(03):38-45

3、 王文龙.新自由主义、东亚模式与经济发展,[J]东北亚论坛,2008,17(03):9-14

  
作者简介:

王文龙 男 (1974-——)湖北黄冈人,管理学博士,兰州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硕导,研究方向:发展经济学,教育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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