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  DEMOCRACY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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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多党政治前途
汪 岷
 

 

一、君子群而党
 

“君子群而不党”,这句话是错的。

 中国人自古就都弄党派政治,所以中国一般的知识分子便爱固守“君子群而不党”的清高格言。群,可以围聚酒席,谈天说地,讲些抨击讽喻时政的话;散,还可以醉卧山林,吟诗作对,以舒不平牢骚之气。多么洒脱,多么清高。可是一谈到组织起来,他们是万万不干的,其最重要的界限,就在于“不党”,没有组织上的联系,没有密谋,没有运作,自然就不会杀头,不会株连。这是自古以来中国知识份子的聪明之处,也是他们可悲之处:“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又何止十年不成而已,百年不成,再清高洒脱下去,万万年也不成。千条万条原因,第一条,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组织。个人斗不过集体,“一盘散沙”斗不过独裁专制,道理是简单而又简单的。

“君子群而不党”,又是中国专制独裁者们用来推行愚民政策的一种宣传。他们要老百姓相信,他们自己是不相信的,他们想老百姓做“君子”,他们自己是万万不做的。大家都“不党”了,他们就可以做“唯一党”,大家都清高做隐士高人去了,他们就可以稳坐皇庭。

因此,中国的历史书,所谓的“正史”上,只记载帝皇将相的事,或者高人隐士的事,说他们怎样的文章,说他们怎样发酒疯;却很少记载结党搞组织的人和事,水浒传是野史,正史上只有“山东宋江聚众闹事……”寥寥十几个字。原因很清楚,统治者不愿意老百姓知道原来中国人也可以做这种事的,就算发生了,也尽快让老百姓忘掉。同时,翰林院是不研究政治的,只研究儒学。今天算是开明了,北京有党校,台北有政大,也研究政治,不过只研究马列主义、联共(布)党史或者三民主义,别的主义呢?对不起。更谈不上专门研究党派政治,研究世界上各种党派,它们的产生、它们的历史、它们的组织形态、它们的运作及相互制衡的功能等等。因为这些都是组党的学问,老百姓一研究组党的学问,就危险了。

“君子群而不党”,是中国人走向多党政治的第一个心理障碍。今天在台湾海峡两岸,很多人也谈政治,也谈民主,可是一谈到组织起来,就三缄其口了,即使来到海外,总没有杀头坐牢的危险了吧?可是一说到组党,大家就都侧目而视,以为你是疯了似的。海内外的很多人,都不满意共产党和国民党,可是大都不会想到要(能够!)组织另外的党派,这实在是一件奇怪的事。王希哲在入狱前曾经对我说:“我不大同意魏京生,中国不能没有了共产党,十亿人口,没有了共产党谁来领导?”向往民主,先进如王希哲,尚且如此,其它人可想而知。中国人受了五千年的皇帝统治,一百年的一党专政,一下子要他们想一想没有一个“家长”,没有一个主子来领导的局面,难怪他们想都不敢想。因此,必须有一个民主教育的过程。

在这个教育过程中,他们必须认识到:有共产党和国民党在,他们也能组织另外一些党,也能参与中国政治,没有了共产党和国民党,他们也能活下去,可能还活得更好!

放眼天下,现今世界上很多国家,是比较少“君子群而不党”这种观念的。在这些国家里,知识界和政治界,并不以组织、参加党派为耻(只以参加了那一个肮脏的党派为耻!),相反,他们以参加党派为途径,去实现他们的政治理想和主张,他们视政治为一门科学(不少学者认为政治是一门人类组织学,一如法律学、医学等等),他们视党派为实践这门科学的协调和运作的组织,一如律师公会、医生协会,并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因此,在这些国家里,就比较容易实施多党政治,也就比较民主。

“君子群而党”,要积极参与中国的政治,去推动中国的民主现代化,中国才有希望。

 
二、结党可以营公
 
人们之所以鄙弃党派政治,是以为“结党”一定“营私”,同时,也是因为过去、现在的中国党派,都脱离不了“营私”的形象。

其实,“结党”不一定就“营私”,从历史上看,东林“党”人起事的时候,康有为、梁启超刚刚聚成维新“党”的时候(我在党字上打个括号,是因为它们只有党的名堂,没有党的形态),我猜想是一腔爱国热情,没有“营私”目的的;至于孙中山先生创建中国国民党,就大概不会有人说他不是“为公”的吧。

即使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前,我相信也是不少人抱着劫富济贫、抗日救国的目的而参加的。

中国过去和现有的党派出现了后来变质的现象,并不是一条中国人固定的规律。结了党以后产生了“营私”的后果,不能否定结党时的主观动机,更不能因此而一概地否定了结党的本身。以前结得不好,也不能说现在不能结,或者将来也不能结。

结党结得好不好,关键也不在开始结的那几个领导人身上,尽管对于这些人的功过定罪,自有历史作裁判。关键在于中国人民的民主教育程度,在于他们能否认识到目前世界的政治架构和潮流,认识到参与党派政治是推动民主政治的途径,认识到原来结党也可以“营公”。

结党可不可以营公,取决于党的政治路线,它是为全人类的?是为某一国人民的?某一个民族的?是为某一个阶级或阶层的?是为本党的?还是为这个党里的某些人,甚至一个人的?例如中国共产党,它是公开认为它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

结党可不可以营公,又取决于这个党的组织路线,它是民主的,还是独裁的、专制的?它是出于公心,任人唯贤的?还是任人唯亲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

结党可否营公,还取决于这个党的素质,即它的成员的来源、成员的政治经验和科学经验、成员的理想和信仰、成员的教育和培训等等。总之,结党可不可营公,决定于很多先天和后天的条件。

结一个为公的党,很复杂,很难,起码中国几千年历史就从未成过,然而正因为如此,中国更需要多试几次,尽量争取结几个好的,哪怕是好一些的,好一点点的,对中国的前途也有好处,对世界的前途也有好处。

怎样去结一个为公的党,这是一门学问,中国的政治学者,历史学者,以及一切关心中国民主现代化的人们,都应该好好地研究,应该着书立说,应该成立学校、学系,去建立这方面的理论,中国的民主政治活动家们,应该去实践,去积累经验,让这门理论在实践中丰富起来。
 
三、党外无党帝皇思想
 
有人问:我们现在已经有共产党了,不另外再去“结党”不成吗?答案是:是的,不成。

毛泽东说过很多错话,也说过不少对话。可惜的是,他说的错话,他都做了。说对的,他大都不去做。说对了但他不做,还反对别人去做的是这么一句名言,曰:“党外无党,帝皇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先说“党外无党,帝皇思想”。这是党派政治能否成为民主政治的“关键的关键、核心的核心”!也就是一党专政与多党政治的根本区别。

一个国家里,是只有一个党好,还是多几个好?当然是多几个好,道理很浅显,只有一个党,就变成了“一党专政”,偌大个中国,十亿人民,政治都被共产党“专”去了,变成了少数人的“专利品”,这对多数人来说就不公平,尽管你这个党大可以自吹自擂我的政治有多么好,其它大多数人未必就同意,虽然一时被你用枪杆子“专”住了,始终是要爆发的。“蓄之既久,其发必速”,“专政”的时间一长,爆发起来就要动乱、动刀子、动枪炮、动原子弹。

另外,一个国家里,只有一个党“专政”,这是一种政治惰性,坏处是没有政治对手,没有竞争,就没有了活力,这个“唯一党”就会固步自封,夜郎自大,就会出毛泽东、四人帮,进而内部腐化,江河日下,从有生命力变成无生命力,最后烂掉,变成官僚党或者法西斯党。今天世界上所有的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国家,无不走过或者正在走着这条道路。

“一党专政”是个现象,造成这个现象的根子是“帝皇思想”,中国为什么几千年从来没有产生过多党政治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归根结底,是大一统的皇帝梦:“普天之下,莫非皇土。”普天之下,莫非吾臣。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中国人口那么多,只有一家店,等着它给我们带来吃喝,只好饿死。就是中国历史上记载的,中国周期性几十年一次的“野有饿殍”、“面有菜色”的原因。

因此,中国的政治要有起色,就必须开党禁,就必须“党外有党”,打破“一党专政”的死气沉沉的局面。

这种多党的局面,并不是目前中国内恩赐的那些花瓶党、尾巴党、儿子党。那些党算不了“党外有党”,去年纽约一个侨领被邀请到北京去庆祝“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他见到了在北京的“民主党派”----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屈武,一谈之下,发现屈某三句不离“在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不由得大为光火,说:“你算什么国民党?天下哪有一个党在自己的纲领上,宣明接受别的党的英明领导的?”

这种多党的局面,并不能等待别人的恩赐,“施舍来的面包不香”,没有一个主子会喜欢有仆人来说话的,这些“在野党”只有中国人民自己来“结”。

不只一个独立的党出来参与政治,它们都必须有各自强大的组织,有雄厚的民众基础,必须有能力干预政局,有能力参与竞选,有能力组阁,而且,这种和平的政治活动应有立法的保证:军队要不干政,警察要不干政,以避免在朝党的镇压。

只有如此,中国才不会有皇帝出现,才不会有第二个毛泽东和第二次的“文化大革命”,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光是改革经济,是不够的。
 
四、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虽然是同一个党,同一个主义,但仍然会有分歧。这种分歧,有可能是路线上的,也有可能是权力分配上的,不管怎样,它们都会以派系的形成出现,多数派、少数派、在朝派、在野派、这个派、那个派。

一个政党,是有派好还是没派好?是“纯之又纯”的党、“清一色”党、“一言党”好?还是有内部矛盾的党好?我看还是有内部派别的党好。

“一言党”很危险,它们号称团结,貌似严密,实则排除异己,控制思想,“偏听则暗”,独断独行。没有了别的声音,很容易出乱子。特别是执政党,一出乱子,就是“千万人头落地”“亡党亡国”。中国共产党是个大党,一个文化大革命,断送了几千万中国人,倒退了几十年的中国历史。所以“一言堂”搞不得,“一言党”搞不得。

有人说,“一言党”的根子在毛泽东,我看不见得,君不见,现在没有了毛泽东,邓小平还不是照样容不得耿飙、黄华和他抬杠吗?有人说,根子在共产党,我看也不尽然,中国的其它政党就不搞“一言堂”了?我看根子在中国的封建传统,封建的“大一统”思想上,根子是中国的政治家们都看不到“党内有派”的好处。

还有人说,党内有派系斗争,不就乱了吗?党不是斗垮了吗?国家不是乱了吗?这倒不一定,这要看怎样培养国家与人民对于民主政治的教育。美国的水门事件就没有把共和党搞垮了,也没有把美国搞垮了。中国的宣传机构藉此大肆攻击美国的党派政治,认为这就是西方式民主的坏处,其实这恰恰证明美国的党派政治状态较为正常,较为没有“一言党”的味道。

派系斗争也是对一个党的生命力的考验,它承受得住考验,不怕乱,生存下来了,发展下去了,说明了它在历史上还有它的价值。它经不住内乱,斗臭斗垮了,谢天谢地,活该。总比“团结”在一起,再去搞第二次“文化革命”好得多。

“党内有派”,也不是鼓吹残酷斗争,而是承认分歧、尊重分歧;承认派别,尊重派别,在国家立法上把这种承认和尊重固定下来。有了国家法律的保护,派别的斗争就会用非暴力的方式进行,从而避免了国家的动乱,人民的痛苦。

我们期待四千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分出派系来,不一定要“团结”下去。这些非主流派应该寻求自己的群众基础,自己的选票、自己的舆论阵地、自己的领袖或代言人,但愿不久的将来,能堂堂正正地打出自己派系的旗号。

在这里,还须讨论一下“党同伐异”这个传统观念。这个观念带有沉重的封建行帮旧气。

如果我们认为政治是一门人类组织学的科学,而党派只是实践这门科学的运作组织的话,那么政治家应该是最少门户之见的。科学家们并不忌讳自己背叛门派,抛弃原来的主张,原来的“定律”、“公式”,科学家又是最不顾忌同行、同种、同学说的传统公论的,故此,科学家是各种职业中最富有革新性的人们。因为只有“叛逆”,才能突破本门的教条,闯出一条新路,科学才有活力和前途。

政治学派和政治家也应该一样,不能把本党的“异端”视为十恶不赦,反而愿把之视为可喜可贺的现象,就算这个“异端”错了,也有它的存在价值,因为有了它,才有争论,这个学派或者这个党,才有生命。

有了分歧,又愿意留在原来的党里,为了坚持原则,坚持真理,就只好“党同伐己”了。所以,“伐己”不是一种变态,而应是种常态。

真希望在《人民日报》或者《中央日报》上,看到有中国共产党员或者中国国民党员署名的批判本党教条的文章。我常常劝说一些仍然信奉马列主义但与当局持不同政见的共产党员不要退党,而去改组共产党,或者组织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暂时撇开异党不管,专门“讨伐”同党的当权者,作一个“党同伐己”的先锋。当然,这种“伐”,不一定要武斗,不一定要“宫廷政变”,而是在理论上去修正共产党。

中国的党派要容忍“伐己”、敢于“伐己”、能够“伐己”,中国的政治一旦到了能够“伐己”的地步,政治民主现代化的曙光,也就出现了。
 
五、压力团体是反对党的雏形
 
八十年代的香港出现了一个政治舞台上的新术语,名曰:压力团体。压力团体这个名词一出现,马上风靡了海外的政治学术界和舆论界,甚至于台湾海峡两岸的执政党和新闻传播媒介,也不得不承认它们的存在和地位。

香港的压力团体有它们独特的政治和地理环境,它们干预香港政府的政策,干预中英谈判,可以预料不久的将来,它们还将干预香港的立法、香港的选举,尽管也许它们将得到的效果不大,然而它们已经和将在几十年里起着监督当局者的作用,这是不争的事实。

就整个中国来讲,大陆内还没有压力团体;台湾早已有了,但仍未能参与制订法律;海外也有压力团体,例如《中国之春》,言论也许更大胆。但因不在本土,造成一定的参政困难,不过,无论如何,压力团体对于现时的中国,却是当务之急。

压力团体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介乎政党与个人之间,是政党的雏形,它们在尚未能组成反对党的国家或地区里,就是表达民意和监督政府的唯一组织形态,有了这些组织,可以打破“万马齐喑”的政治局面。

压力团体之所以对今日的中国政治显得更加重要,是因为中国一直没有改变过“一党专政”,中国要从“一党专政”走向“多党政治”,必定要有一个压力团体参政的过渡期,去锻炼自己和积累政治经验,赢得民众的认同,从而向政党过渡。执政党也可以通过这段过渡时期,增加对民主政治的认识,从而走向更开明。

在形成“多党政治”局面之前,压力团体有很多工作可做。重要的有:争取言论自由,争取新闻开放。这是很重要的第一步,没有了这第一步,其它工作都很难开展。要争取有代表自己声音的宣传媒介,如报章杂志、电台电视等等。

争取组织的合法化,展开“合法斗争”,有人把“合法斗争”称为软弱,其实是不懂得中国政治也在走向理智化这个趋向。要争取团体在政府或各界中的代言人。
 
争取群众运动(有人把它称为草根运动),组织群众,教育群众,特别是民主教育。散布民主种子,培养民主阵线的骨干队伍。

争取财政方面的支持,争取自立更生,也争取各界特别是致力于中国民主政治的个人和集团的支持。

争取联合,争取求大同存小异,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民主力量,联合大大小小的压力团体和压力声音,以更有效地起着监督政府的作用。民主队伍是最难联合的,在这里,就需要有大胸襟、大气量。

争取参与竞选,这将是压力团体最重要的工作,把自己的代表选进政府的各级组织中去工作,把自己的代表选进政府的各级组织中去,能有一席就是一席,有总比没有好。这是走向“多党政治”最重要的一步训练工作,另外,竞选又是组织群众、教育群众的最好时机,压力团体务必十分重视。目前,台湾人民已有了一些竞选的经验和教训,香港人民、大陆人民尚未有过,因此,在大陆和香港更要开展竞选的宣传,从现在就开始。

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有过不少重要的“政治压力团体”,不过人们一直没有注意或者分析它们在政治运作上的作用,更缺乏它们发展成反对党的历史条件。因此,随着它们的兴灭浮沉,中国依然是大一统的政治局面,中国始终走不上“多党政治”的道路。

今天,这个历史契机已经来临。中国人民已经厌恶透了封建式的政治,厌恶透了“一党专政”,虽然也许他们还不能组织新党,但是他们是会拍手欢迎压力团体干政的局面的到来。另外,世界民主政治的潮流,也在逼使中国统治集团中的开明派逐步地放松控制,这种让步政策给压力团体造成了产生和发展的条件。我们希望中国的民主政治评论家和政治学者们,在这个历史关头,给予它们理论上的支持,也愿中国的民主政治运作者们,不要错过这个历史的大好良机。
 
六、时势造党
 
在严肃的政治领域里,持不同政见者们要成立反对党、反对派或者压力团体,都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更不是一厢情愿的事,单凭一时的政治冲动绝成不了大事。这里面有天时、有地利、有人和,还要掌握好分寸:“真理和谬误之间,只相距一步”。时势造英雄,也只有时势,才能造新党。政治理论家们,当然可以谈论遥远的将来,描绘宏大的理想和蓝图;政治运作家们,却必须脚踏实地、恰到好处,“该进不进是谓怯,该退不退是谓蛮”,中国这么大,问题那么复杂,必须对具体问题、具体地区,进行具体分析。

例如在台湾地区,压力团体组成有年,积累了一定的政治运作经验,有参加选举的经历(尽管不长!);有一些民意代表(尽管不够!);有百分之三十左右的选票(不少!);有民间财团的支持(包括海外);还有自己的宣传喉舌(党外杂志)。有了这些条件,组成新党理应是水到渠成,呼之欲出的政治气候。为什么还不出来?除了国民党的压力这个外部原因之外,还应检讨内部:第一是纲领不够远大,只有近程目标,没有较远的明确方向;有些团体甚至只顾眼前利益,多拉一些选票,为选举而选举。第二是联合不够,没有联合型的压力团体,就不可能再突破一步,发展到党的形态。第三是没有足以成为党的领袖人物:这里是指一个或多个公认的领袖,以及这些领袖周围的强有力的班子等等。

台湾产生在野党的时势已经有了,但还“造”不出来。在台湾提倡民主运动的人们应该好好想一想,为什么?

又例如在香港,面临着一个中国有史以来最奇特的怪环境:在世界上最严密地控制思想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行五十年的资本主义(?)。不管这种资本主义能否实施,或者共产党何时毁约,无论如何,在一九九七年的前前后后,南中国海上的这个繁华的小岛上,将会发生各种的是是非非,将会成为世界瞩目,舆论纷争的焦点。而这种龙蛇混杂、矛盾复杂的地方,却正是民主活动抬头、民主理论生根的最好土壤。既然邓小平想把香港作为一种共产主义的试验地,为什么中国的民主人士不能也把它作为一个民主实验场呢?中国的民主活动家正是只有利用香港这种特殊的政治环境,才能学习到如何在共产党的统治下,锻炼压力团体,巩固发展压力团体,进而组织反对党。

基于目前香港的压力团体产生不久这种现实,在香港组党恐怕还为时过早,但是,巩固和发展压力团体,却是刻不容缓的事。

目前香港的压力团体,有几件事是马上要做的:首先是形成自己的政治理论和理论队伍,一个没有理论的团体,只能是一个盲目的组织,今天的巴士司机罢工,明天中共说可以赛马,压力团体将会被东一件西一件的具体事件搞得晕头转向。各个压力团体都应有自己的参政纲领,和参政步骤,要广泛宣传自己的政纲,以赢得香港人民的认同。其次是坚持言论自由和新闻独立,这一点香港的有识之士正在做了,但还做得不够,要知道香港能否保住它的一些自由,与其相信邓小平或者胡耀邦,倒不如依靠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不受控制。第三要积极竞选,不要怕人说想当官,不要怕人说出风头,最怕是香港人不想当官,搞成个不能代表港人的“港人治港”,十二年不算太长,锻炼团体的竞选能力正是时候,首先就从区议员的竞选做起。

香港地区是很有希望在一九九七年之前组成独立的党派的地方,以前的香港人是“不问政治”的,现在是政治“问”香港人,不问政治也不成了。因此,我们既不同意海内外左派的沾沾自喜,也不同意右派的垂头丧气,因为他们的希望都只寄托在统治者方面,而不是在香港人民身上,不是在香港今天、未来对大陆政治走向的影响上面。

最后谈谈大陆的问题。大陆的民主政治的确从西单民主墙运动以后,走入了一个低沉时期,主要原因是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政策,暂时缓和了国内人民对政治的不满,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共产党每况愈下的声誉。

但是这种状态并不会维持得太久。其一是中国共产党可以千变万变,但是“一党专政”、“四个坚持”不会变,有专制就有民主的反抗,只是等待时机而已;其二是一定程度的经济改革必然产生上层建筑特别是政治领域的震撼,例如新的富裕阶层将会寻求自己的利益代言人,要求权力再分配、要求民主;没有饭吃的人民会首先找饭吃,找到了饭吃的人民会要求更多的精神生活,他们是不会有了一口饭吃就做“一党专政”的顺民的。

基于这种状态,应该在大陆地区加紧宣传民主,进行民主政治教育,特别是“多党政治”的宣传,让人民更多地了解其它国家的政治架构和潮流,为未来的“多党政治”作好心理准备。

应该争取出版民主刊物,应该支持言论比较开放的刊物。

应该努力筹划压力团体,一俟时机,争取团体的合法化,进行合法的斗争。

应该支持共产党里的开明派,“异化派”,积极开辟“党内有派”的政治局面。
 
海内外的舆论界,一直对中国大陆缺乏一种精确而长期的估计,一捉了魏京生、王希哲,他们就摇头叹息,灰心丧气,一篇《人民日报》社论,他们又欢喜若狂,以为中国共产党从此改变颜色。其实,这都是一厢情愿。中国就像一个沉重而巨大的车轮,要推动它,必须有无比的韧力,这是鲁迅先生一再提醒中国的革命者的“韧的战斗”。
 
七、小 结
 
总之,中国的民主政治和多元化政治,正在缓慢地向前推进,而“多党政治”,则是这种方向的最佳途径,前面不管有多少反复,这个方向、这个途径是不会变的。

中国的民主活动家们,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因势利导地把民主运动引入正轨,中国的政治赶上世界潮流的日子不会远了。

【选自《中国之春》第二十二期(一九八五年四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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