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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过去十年培养了七种反对力量

 

曾经是中国体制内的一份敢言媒体《中国改革》杂志社社长的李伟东先生,近年来成为在微博等媒体发表政治评论并引发关注的“冬眠熊”。从体制内媒体的老总,到拥有众多微博粉丝的“明星”,李伟东先生以他贯通体制内外的逻辑分析和独特语言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中国会不会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成为习近平上台半年来,国内外追踪讨论的焦点话题。

在上一次听众之音节目中,李伟东先生谈了他对习近平上台半年来的观察,从经济和政治两方面,对习李体制半年来的作为进行点评。李伟东先生首先指出:中国的政治经济两个领域最近的发展出现不同调门和左右不同的两个方向,李克强大力推动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但在政治领域,习近平推出的“路论”,“梦论”,“鞋论”和“三个自信”等等说法,却显示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倾向。这一方面说明“习李体制”尚未形成,也说明在习近平的政改理念中,并无普世价值这一应有之意。习近平的政改目的无非是“完善加强改善党的领导”。

这之后,李伟东先生分析习近平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内在原因就是:习近平要保证的是整个共产党的执政和未来十年总体上的平稳。他们深思熟虑地就是要走一条国家主义加民族主义的道路。说到底就是德国日本30年代崛起之路,李伟东先生把它描绘成是“国家社会主义之路”,或者叫做“红色帝国之路”。习近平认为“红色帝国之路”是能够走通的,他的理由也断断续续地说了出来:主要是:中国经济总体力量的强大,坐稳经济老二的地位,把日本远远抛在后面,就可以在中共100年时,让民族主义熏陶下的中国人感到他们已经实现民族复兴梦,就会忘记中共历史上的错误。习近平想画出一条从毛泽东到他本人执政,这100年中共历史的圆圈,以“一俊遮掩百丑”。

李伟东先生认为“红色帝国之路”是走不通的,根本原因首先是经济上的,中国劳动低成本造成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正在受到一些更后发国家的强烈挑战。中国产品的成本优势正在逐渐消失,中国经济内需老也提高不上来的原因是中国存在七八亿人口的底层消费者,他们没有医保,没有社保,没有工资,甚至没有住房和未来的任何安全保障。他们不得不拼命的存钱,减少消费。而中产阶级以上的富人,该消费的已经达到某种饱和状态,没有办法再往下走了。要想扩大底层的消费,必须要想办法改变分配结构,而分配结构带来两极分化的原因恰恰是权贵资本,高度的国有垄断,红二代全面控制国有企业带来权贵资本主义,这已经非常明显。如果没有一轮针对权贵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改革,你的内需就扩大不了。不能改变分配结构,扩大不了内需,这个经济上增长的圈就画不圆,未来几年的经济前景将是非常紧张悲哀的,极有可能出现极严重的问题,一切都卡在政治体制上,但他不想动,则是出于太子党红二代的共识。为了说明在中国推行宪政的紧迫性,李伟东先生还指出最近10年来中国培养了至少7种新的反对力量,问题十分严重。下面就请听这方面的内容:

“乱”这件事,在中国是隐性的,因为处在一种高度弹压状态,稍稍有一点放松,这个“乱”就会发生。因为各种积怨太多了,又没有发泄渠道,所以就越来越用一种激烈的方式爆发出来。无论从新疆到前段时间烧公共汽车的那个人,都是极端事件。你不让有一个正常顺畅的渠道来表达,包括发泄某种情绪,就会挤兑出大量的极端事件。这种极端事件未来还会逐渐增多起来,就是因为这样一个高度弹压的结果。表面上没有乱,但内部是一种高压锅的状态,这比其他国家要严重。

中国这10年培养了7种新发展出来的反对力量,这些反对力量都是以往所不存在的,都是这些年维稳和高压弹压导致的。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进行适当化解的话,也是习近平中国梦走不下去的重要原因。这七种反对力量会逐渐联合起来,可能能够爆发一场低烈度的辛亥革命。

第一是这些年来数以千万计的三无农民,最大的估计数字是六千万,少说也有三千万。三无农民就是没有土地,没有房基地,房子也被拆了,又没有工作。整个流民的主体部分是他们,这已经变得非常危险了,他们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处在社会最底层,艰难地生活。这部分人要改变自己处境的动力是非常大的,只不过他们是农民阶层,没有组织。一旦被其他组织,其他政治势力所裹挟,这部分人的破坏力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农民的农二代,完全没有良好教育,跟着父母奔波,一会儿家乡,一会儿城市,受尽欺凌的农二代现在已经成长起来了。

第二是近年军队的退转军人问题非常多,复转以后的待遇问题都没有解决。他们成建制地找原来的团长营长,举行抗议活动,这种势头也非常大,也是不可小看的。

第三拨力量是宗教反对力量,你看北京和全国各地的地下教会和宗教组织,也包括民间的佛教道教组织,这些年也都是受到高度打压。已经慢慢变成和现在的社会对抗的力量。

第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反对势力,新疆西藏,这我就不用多说。这些年来由于弹压造成各种各样的问题。

第五,这些年来由于各种各样的强拆,各种各样的法律官司冤案以及下岗补偿不足带来的浮在社会中间层的上访人员,他们的量也非常大。他们和第一拨的农民有部分重合,但又不是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在全国各地的人数也是非常多的。开放网络上访后,一夜之间网络就瘫痪了。积累了这么多的冤假错案,而且至今迟迟不能解决。像河北的聂树斌案,大家反复在呼吁,贺卫方在呼吁,网上微博上到处都在呼吁,然后就是不解决,绕来绕去就是不解决。

第六,我认为有一两千万的大学毕业生不能充分就业,所谓充分就业,按照共产党讲的马克思理论,“工人阶级的简单再生产”来分析,马克思当年19世纪的时候就说:工人的简单再生产是可以生一两个孩子,可以租得起房子,养得起老婆,老婆基本不用工作的。如果低于这个就是萎缩性再生产,如果高于这个标准就是扩大再生产。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你现在大学毕业生,在毕业后四五年后,能不能娶得起老婆?能不能租得起房子?能不能养得起孩子?基本都做不到,很多人都做不到。这些人是新兴的80后,90后人员,网络技术很好,现代意识很强。未来会形成很大的,像茉莉花革命中那样的冲击力量,成为它的主体。

第七种就是知识分子,没有哪一朝代能把左右两边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得罪了。现在没有知识界的人说他好,说他好的知识界全是拍马屁的。除了拍马屁的少数人之外,整个知识界,左翼说他不好,右翼也说他不好。一个执政当局居然让整个知识界都批评他,而且持续批评的力度越来越强,这前所未有。而知识界在总体上代表社会的良知,社会的良心,和社会前进的内在真正动力。现在都跟他背道而驰。

对于中国知识界被官方收买的说法,李伟东先生回答说:

总体上不是这样的,虽然表面上看是被收买了,但这次他一反宪政,就触动了所有的底线,各界都出来开始反对。表面上这几年可以不跟他争,不跟他讲,不跟他吵,官方愿意说什么就说,知识界可以“犬儒化”,闷头不讲。但当他把底牌亮出来反宪政的时候,网上一片反对声,差不多把天下儒生都惹反了。

对于习近平的政治资本还有多少的问题,李伟东先生表示:习近平的政治资本还有,他刚刚上来,党政军大权在握,但第一轮受到严重挫折,他上台执政亮相刚刚三个月,蜜月期就过去了,他亮出来的这些东西让很多人大失所望。他下一步会不会根据这种局面做适当调整,我们需要再观察。我也不能把人看死了,他主动变革,适应历史潮流的能力和机会都是存在的,下一步需要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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