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  DEMOCRACY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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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来中共在民族问题上执行的是极左路线

------四论中国民族问题的解决

单平

 

一直以来,有人把西藏、新疆出现内乱归罪于胡耀邦。其中有一个叫王大豪的,他在文章中说:“胡耀邦不懂民族问题,致西藏新疆分裂险象。”1980年5月29日,胡耀邦在西藏自治区干部大会上发表讲话,王大豪用六个字概括其讲话精神:“免税、放开、走人”。这本身就是歪曲。胡耀邦的讲话讲了六条,这六条根本不能用这六个字来概括。特别是胡耀邦从来没有说过:“走人”。有人把这六条简单概括为:

一、西藏要有自主权,西藏干部要敢于保护自己民族的利益;
二、对西藏农牧民实行免税、免征购;
三、变意识形态化的经济政策为切合实际的经济政策;
四、大幅度增加中央给西藏的财政拨款;
五、加强藏文化的地位;
六、汉族干部要让位给藏族干部。

这六条实施后,西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安定和发展的局面。有一篇文章是这样讲的:“无疑,“六条”给西藏带来了好处。对农牧民的免税、免征购自不必说,从那时到现在一免就是十几年。实行鼓励私有化的经济政策,解散人民公社,自然也受到多数劳动者的欢迎。北京给西藏的财政拨款,在胡耀邦西藏讲话之后,从1979年的五亿多元增加到1994年的接近二十九亿元;对西藏的基建投资,也从1979年的一亿多元增加到1993年的九亿多元。”“对西藏的拨乱反正使西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西藏农牧民人均收入1979年为147元,1990年为484元, 1992年西藏自治区的农业总产值比1978年增长69.8%,比1952年增长4.6倍。城市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就更大。”“胡耀邦到西藏之前,中共中央31号文件就已经正式宣布:“中央和中央各部门制定的方针、政策、制度,发往全国的文件、指示、规定,凡是不适合西藏实际情况的,西藏党政群领导机关可以不执行或变通执行。”“有史以来的中央政权都巴不得边疆少数民族绝对服从。主动促使他们不要绝对服从甚至敢于抗拒的,似乎是第一次,在发给全党的文件上这样讲,更是以往不敢想象的。胡耀邦到西藏后,又在大会上进一步号召:今天在座的县委书记以上的都在这里吧?你们根据你们自己的特点,制定具体的法令、法规、条例,保护你们自己民族的特殊利益。你们都要搞啊,以后你们完全照抄照搬中央的东西,我们就要批评你们了。不要完全照抄外地的,也不要完全照抄中央的。一概照抄照搬是懒汉思想。”“胡耀邦的讲话中没有直接涉及宗教解禁问题,但在31号文件转发的“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里已经有了“全面落实宗教政策”之谈,要求“尊重信教群众的正常宗教生活”。而胡耀邦的讲话强调了加强藏文化地位,藏文化的核心就是宗教,藏文化加强,西藏宗教就不可能不随之复兴。” “落实宗教政策是拨乱反正的主要标志之一,到八十年代中期,西藏自治区和其他各省藏区的宗教都恢复到相当繁荣的程度,大大超过文革以前的状况。除了“政教合一”和领主式寺庙经济没有恢复,与“民主改革”以前的状况也已相差不大。喇嘛僧人重新被当作“统战”对象,优抚有加。各地到处兴修寺庙。其中相当一部分资金来自各级政府的财政拨款。有关材料统计,从1980年到1992年,西藏自治区政府和下属七个地区专署,共拨款2.6亿元人民币用于修复寺庙。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县级财政的拨款。川滇甘青四省对下辖藏区的宗教建设亦给了相当数量的财政拨款。修缮布达拉宫,中央政府拨款5300多万元;为十世班禅建陵塔,中央政府拨款6406万元,黄金614公斤。为了促进西藏宗教恢复,当时的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伍精华甚至身着藏装,亲自参加在拉萨举行的宗教大法会,并通过电视播放到整个西藏。”“一般百姓的宗教活动几乎不受任何干涉。到1992年,修复开放的寺庙已经是1480座,1994年8月的统计则达到1787座。整个西藏的僧尼人数也在不断增加,1994年8月的统计为46400人(其中和尚42500人,尼姑3900人),达到西藏总人口2%。”

王大豪对胡耀邦讲话后西藏的巨大变化视而不见,只对胡耀邦的第六条:“汉族干部要让位给藏族干部”加以歪曲,并进行集中攻击。在1980年时,西藏藏族人口占总人口近95%,相应脱产干部比例也应接近这个比例,但当时西藏共有脱产干部5.5万,其中汉族干部3.1万,占了多数,藏族干部仅占43%,很多都有职无权。胡耀邦要求,要改为藏族干部占三分之二以上,汉族干部占三分之一弱。这完全是正确的。对胡耀邦当时的主张,现在已经上升为法律规定了。如果说胡耀邦讲话中有问题,就是要求实现的时间太急了。他要求在两三年之内,最好是两年完成。由于要求过急,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藏族干部的成长要有一个过程,一下子把2·1万个干部位子,2·5万个工人位子让出来,造成西藏很多单位几乎陷于瘫痪。我认为,自治区的领导对胡耀邦的指示,在理解上有偏差。应该是减少政治、行政干部和军队,不应调出那么多工人。随着西藏经济建设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应调入大批汉族的教师、医护人员、科技干部、技术工人、商业人员,也应放开内地汉人向西藏迁徙。但自治区领导对此认识晚了十年。结果造成了1980年到1985年,5年之内西藏的汉族人口数量减少了42%。

上述文章说:“汉族干部职工的内调让出了上万个干部编制和上万个国营企业的“铁饭碗”,数万藏人(包括他们的家属)因此得到实惠。后来《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实施,又从法律上保证政府部门的关键职位由本民族官员担任,汉人官员只能担任副职。藏族干部不仅在数量上是西藏政权的主体,而且掌握了各级政权绝大多数行政一把手和主要领导职位,以及各级政权的财政、公安、司法等要害部门。到1989年,西藏干部总数中藏族占了66.6%,省级官员中藏族占72%,地级官员中藏族占68.4%,自治区和地(市)行政一把手均为藏族,全区75个县中绝大多数行政一把手由藏族担任,其中63个县的中共党委一把手也是藏族。”所以说,胡耀邦指示总体上是正确的。

王大豪把胡耀邦的“汉族干部要让位给藏族干部”的指示,归结为两个字:“走人”,即:汉人撤出西藏。王大豪说:“在他(胡耀邦)看来,汉族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似乎是越少越好。”这完全是歪曲。胡耀邦从来没有说过这样话,表达过类似的意思。胡耀邦主要要求,汉族领导干部把部分位子让出来,使在西藏,藏族干部从少数变为多数,汉族干部从多数变为少数。由于西藏人口中藏族占绝大多数,这样做是完全应该的。西藏当时放了近二十万军队,没有必要,其后勤供应对国家是很沉重的负担,减少驻藏军队也没有任何不对。

王大豪在歪曲了胡耀邦之后,又在歪曲的基础上对胡耀邦进行了批判(攻击),他质问:“在民族自治区减少汉族人口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吗?减少汉族人口就能够从根本上避免分裂吗?事实上,在民族自治区长期使汉族人口占绝对少数比例,最终会导致国家陷入四分五裂的危险境地。”

在西藏,藏族人口占绝对多数是历史形成的,要改变也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但这不是“导致国家陷入四分五裂的危险境地”的原因。西藏当时有近两百万人口,撤走2·1万干部、2·5万工人,对藏汉比例的变化影响很小。撤前、撤后藏族都是绝对多数,汉族都是绝对少数。所以王大豪的理由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王大豪说:“只有民族融合才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只有民族融合才是维护国家统一、防止分裂的根本保障。而不同民族间只有充分地实现感情交流与利益交换,才能促进民族融合。而不同民族间充分实现感情交流和利益交换,最基本的条件就是不同民族保持密切的接触。有了密切的接触,才能够有条件充分地实现感情交流和利益交换。在民族自治区内减少汉族人口比例,就会使不同民族间难以充分实现感情交流和利益交换,这就必然会使不同民族间由于缺少感情交流而不断加深民族隔阂,由于缺少利益交换而不断弱化相互依存的民族关系,最终会导致民族关系不断疏远,以致离心离德、渐行渐远。”王大豪这些话倒是对的。问题是胡耀邦从来没有提出要汉族干部、汉人全部或大部撤出西藏,在西藏汉人越少越好。批判人家从来没有提出的主张,是文革中政治流氓的做法。

顺便说一句,有人又提出,近年西藏、新疆出现内乱,是由于汉人大量涌入西藏、新疆的结果。这也是胡说八道。汉人大量进入西藏、新疆是西藏、新疆发展建设的需要,是有利少数民族的。内乱是中共中央、自治区领导执行极左的民族路线、政策、宗教路线、政策的结果。

上述说:1980年到1985年,5年之内西藏的汉族人口数量减少了42%。但这个统计有问题。它没有计算自发的流动人口的涌入。迅速发展西藏经济,造成自1984年以来,青海的汉族人口和回族人口大量涌入西藏。1984年西藏自治区党委曾试图禁止青海的汉人和回人进入西藏。(这是错误的)但是西藏对木工、泥瓦匠和其他技术工人有着巨大的需求,这种现实需求使得禁令无法执行。汉族、回族商人和工人的成功给临近省份送去了西藏有利可图的信息;这一信息每年又带来了更多的汉人和回人。今天,连汉族乞丐都到拉萨来找生意。所以王大豪指责胡耀邦主张“汉人全部或大部撤出西藏,在西藏汉人越少越好。”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西藏汉族人口减少是暂时的,很快就有了更多的增加。从长远看,正如王大豪所说:“不同民族间只有充分地实现感情交流与利益交换,才能促进民族融合。而不同民族间充分实现感情交流和利益交换,最基本的条件就是不同民族保持密切的接触。有了密切的接触,才能够有条件充分地实现感情交流和利益交换。在民族自治区内减少汉族人口比例,就会使不同民族间难以充分实现感情交流和利益交换,这就必然会使不同民族间由于缺少感情交流而不断加深民族隔阂,由于缺少利益交换而不断弱化相互依存的民族关系,最终会导致民族关系不断疏远,以致离心离德、渐行渐远。”但是在短期内,会造成藏人的不满。也可也可以说,它是造成1987年至1989年西藏民族内乱的原因之一。这是孕妇生产前的阵痛,是避免不了的。

1987年至1989年西藏出现内乱的原因何在?应与胡耀邦1980年代表党中央实行温和的,实事求是的民族、宗教路线、政策没有太大关系。它是由包括上述汉人大量涌入的原因在内的八大原因造成的。另外七大原因是:

一、自西藏和平解放以后,特别是文革十年期间,极左路线和领导,造成大量错误做法,伤了很多人。在政治环境宽松之后,不满情绪会出现集中爆发,这一过程是避免不了的;
二、在1987年出现内乱后,中央和自治区领导人胡锦涛处置失当,恢复极左路线,不允许和平抗议,一味压制,最后不得不对暴力行为进行镇压;
三、达赖集团,在中央主动表示善意之后,不知响应,错误估计形势,在国际反华势力的鼓动下,得寸进尺,提出不合理的要求,触动底线,并对国内支持者进行了煽动。结果是两败俱伤。我想达赖喇嘛如果还有良知的话,应对当时的态度后悔;
四、藏族干部接班后,西藏干部总体水平下降。一些藏族干部也有排汉思想,对藏独、闹事有所纵容;
五、西藏人民公社解散后,各级领导对民主改革的积极分子,百万农奴的代表,原基层干部予以冷落,反而把统战对象,原三大领主的代表捧为上宾。这一冷一热,使中央政府在藏人中间失去了基本支持者,这是很愚蠢的做法;
六、西藏一些原三大领主的代表,僧人大搞排汉、藏独,并采取暴力、打砸抢烧等做法,使问题激化;
七、一些西方国家,国内外政治反对派部分人对藏独、暴力行为不适当的支持。

西藏、新疆出现内乱,再所难免。问题是采取什么样的路线、政策解决。在八十年代中期,胡耀邦就不被邓小平所信任,邓小平在民族问题上开始听王震、胡乔木、邓力群等左派的意见,转向极左路线。在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上极左路线、政策搞了三十年,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一直没解决,并愈演愈烈,这说明极左路线是完全错误的。中国应恢复五十年代,刘少奇、李维汉、习仲勋的路线、八十年代初胡耀邦、万里的路线,并有所创新。要解决中国的严重的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一定要反对极左路线。

 

 

坚决反对极左的民族、宗教路线

------五论中国民族问题的解决

单平

 

长期以来,中共在民族问题上、宗教问题上虽然也犯过右的错误,但基本上实行一条极左的路线。中共的很多民族政策、宗教政策是好的,但在执行中,经常违反,而从中央、自治区领导到基层领导,由于左的思想的驱使下,对违反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的情况经常听之任之,甚至进行鼓励。

现实是,在西藏、新疆违反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的情况非常严重。收集了一些事例,并做评论:

1、对少数民族学习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加以限制。

评论:这样做是错误的。中共、政府只有尊重少数民族的权利,帮助少数民族学习本民族语言文字,才能获得少数民族的信任。这样做的作用是相反的。它反而会使少数民族接受而不是反感汉语言文字。少数民族会在实践中认识到学习汉语言文字对他们的好处的。根本用不着强行要求少数民族学习汉语言文字。

2、限制维吾尔人留胡子、穿长袍、戴面纱、带头巾,还把是否这样做,与能否享受低保挂钩。禁止戴面纱妇女进入医院、国家机关、商场等公共场所。

评论:维吾尔人留胡子、穿长袍、戴面纱、带头巾是民族风俗习惯,不应有任何限制。限制只能引起少数民族的反感。有人说,这是伊斯兰保守主义的表现。所谓伊斯兰保守主义是对穆斯林中出现的贩毒、吸毒、偷窃、卖淫嫖娼等违法犯罪行为,道德沦丧、抽烟喝酒,不遵守伊斯兰教规行为的反对。这有什么不好的?不要对什么都那么敏感。只有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才有可能在他们的同意下,改革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

3、警察、武警在对少数民族执法中的野蛮、粗暴态度和做法。

评论:警察、武警是代表政府执法,不论被执法的维吾尔人、藏人态度如何,警察、武警在对少数民族执法中都不能采取野蛮、粗暴态度和做法。温和有礼、尊重耐心、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警察、武警在对少数民族执法中所必要的。只有在遇到暴力反抗时,警察、武警才能动武,只有在自己和他人生命遇到危险时,才能动用武器。开枪前要事先警告。台湾“美丽岛”事件,警察受伤人数远比异议人士多,这使得国民党政府对台湾民运中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得到社会的广泛同情。警察、武警在对少数民族执法中的野蛮、粗暴态度和做法,应绝对禁止。中共、政府有必要对此做出严格的规定,而不是丝毫的纵容。

4、限制发给维吾尔人、藏人护照,限制在内地的维吾尔人、藏人回到新疆、西藏。限制在海外的维吾尔人、藏人回国。在新疆的维吾尔人、在西藏的藏人,不断被检查、干扰。

评论: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只有尊重、信任少数民族才能获得他们的人心。对于新疆、西藏的少数民族应允许他们自由出国回国,自由进出新疆、西藏。取消限制,天塌不下来。境外暴力恐怖势力没有那么可怕。把少数民族当敌人看,只能加剧民族矛盾。我们应限制的是少数民族中极少数的极端分子。不要把藏人、维吾尔人都看成是分离主义分子,都看成是暴力恐怖分子。发给维吾尔人、藏人护照,允许在内地的维吾尔人、藏人回到新疆、西藏,允许在海外的维吾尔人、藏人回国,不对新疆的维吾尔人、在西藏的藏人,频繁地进行检查、干扰,不会出什么事的。关键是少数民族对中央政府、对自治区政府的信任和好感。有了这种信任和好感,西藏、新疆是不会分裂出去的,暴力恐怖袭击也搞不起来。

5、对持反对意见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进行打压,完全听不得不同意见和批评。评论:少数民族知识分子总体来说,是温和的、理性的,他们看问题更加尖锐、透彻。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在少数民族中有非常大的影响力。中共、政府应该与他们合作,多听他们的意见,包括尖锐的批评。现在中共、政府听不得批评意见,对少数民族都怀疑,对一些勇敢地发表不同意见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进行打压,甚至动用刑罚。这是完全错误的。如果把总体温和、理性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逼迫成激进的反对派,那么,新疆、西藏问题就更加难以解决了。搞暴力恐怖的人,打砸抢烧的人,往往是低文化、低素质的人,但他们的组织者多是知识分子。争取知识分子,有利瓦解暴力恐怖集团。

6、在处理民族、宗教问题上不讲法治。严重违宪、违法。造成大量冤假错案。办案中严重违反《刑诉法》的规定,不许律师依法进行无罪、减罪辩护。

评论:解决中国的问题要依靠民主、法治,解决新疆、西藏问题也要依靠民主、法治。不能以反国家分裂、反恐怖主义为借口,公然违反宪法、法律。办案中要严格遵守《刑诉法》的规定,准许律师依法进行无罪、减罪辩护。大量冤假错案只会加剧民族矛盾,这些冤假错案终归是要平反、改正的,但需要付出非常大的代价。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要制造冤假错案。我主张撤销《刑法》第一百零三条,组织、策划、实施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罪和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罪。这个罪,使很多少数民族人员成为罪犯。有的几个小青年在一起聊天说出来的几句话,也被当作国家分裂罪的证据而判刑。经常因为一张图片,一篇文章或一首诗就被判成国家分裂罪。我们应该懂得,思想上的对立、反抗,靠刑罚是压不服的。

7、干涉维吾尔族、藏族的宗教自由。

评论:维吾尔族、藏族是全民族信教的少数民族。中共、政府、汉族绝不能亵渎、贬低、指责伊斯兰教、藏传佛教。对达赖喇嘛的评判言论也要极其慎重。不要担心宗教影响越来越大,不要担心走进宗教场所的人越来越多。一定要坚决贯彻宗教自由的原则。对宗教要保持合作态度,宽容的态度,尽量少干预。政府甚至应该利用宗教领袖来做少数民族民众的工作。(告诫教徒不能违反宗教“非暴力、宽容、理性”的教义)中国急需制定《宗教法》。《宗教法》有大原则:政教分离、宗教与教育分离。中共、中国政府一直没有认识到这个被世界各国所坚持的原则的重要性。西藏、新疆出现宗教人士严重干预政治的现象。达赖喇叭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政治和尚”,达赖集团一直要搞“政教合一”的宗主国。西藏、新疆存在大量未成年人到寺院学习宗教,成为僧人的情况。这些都将成为违法行为。

8、五大民族自治区迟迟不制定相应的民族自治实施条例,

评论:早在1984年5月,全国人大就通过了《民族区域自治法》,2001年又做了修改,但五大民族自治区迟迟不制定民族自治实施条例。中共、政府担心将比较空泛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具体化后对民族自治更难控制。由于五大民族自治区没有制定民族自治实施条例,《民族区域自治法》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中共、政府最大的担忧在西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这两个民族自治区有特殊性,必然要求有一些特殊的规定,而这又将突破中共能接受的底线。我想应该加上两点:允许主张地方独立 允许进行是否独立的住民公决。(但是不能同意像香港、澳门那样的高度自治。)由于要做这样大的变动,因此应该制定《西藏自治区基本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基本法》。

9、公务员、司法人员、公职人员中的少数民族人员素质过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不能真正代表少数民族的民众。

评论:1980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提出西藏少数民族干部要占三分之二,并要求在两三年时间内完成。胡耀邦提出少数民族干部比例应与其人口比例相适应政策是对的。但他要求实现时间太急。八十年代以来,中央政府、自治区政府要求少数民族自治地区增加公务员、司法人员、公职人员中少数民族的比例,(有的甚至已实现比例略高于人口所占比例)但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干部素质大幅度下降。由于历史的原因,少数民族干部素质是较低的。要提高少数民族干部的素质,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甚至要一、两代人的时间。所以,我们还要在干部使用上强调干部的素质,公平录用、提拔,不过分强调民族身份。同时政府要积极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对自治区领导、各级领导更要强调德才兼备,优中选优。现宪法规定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政府、人大一把手一定要是少数民族。我认为这是不对的。整个领导班子里要有自治区域民族代表,但一把手不一定要少数民族担任。一定要看有没有政治水平,有没有工作才能,慬不慬政策。民族自治地区一把手可以是汉族或非自治区域民族的少数民族。现在少数民族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由于实际是党委指定的,所以往往只听党的话,不能代表少数民族的利益,少数民族广大民众对此很有意见。解决的办法,只有全民大选,一人一票,自由选举,让真正代表少数民族各派民众的人当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10、只重视经济建设,没有很好地改善民生;只重视少数民族上层,对他们优待有加,对解决少数民族的中低层民众的切身利益问题重视不够。

评论:近年来,中共、政府对西藏、新疆的政策、做法上有所改进,这是应该肯定的。但是中共、政府想依靠经济建设,重视少数民族上层,来解决西藏、新疆问题,是片面的。除了就重视经济建设外,更应注意改善民生;除了重视少数民族上层,对他们优待有加外,更应解决少数民族中低层民众的切身利益问题。除了既重视经济建设,又重视改善民生;既重视少数民族上层,又重视解决少数民族的中低层民众的切身利益问题外,还要重视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的政治解决。少数民族是有政治需求,社会需求的。

11、在西藏、新疆强化国家机器,加强公检法、增加武警、西藏军区、新疆军区的兵力,强化新疆建设兵团,形成强大的法律、武力威慑。

评论:中共高层过于迷信暴力镇压,强力压制了。也说明在中共高层从心里对藏族、维吾尔族就不信任。他们不认为,对藏族、维吾尔族越好,藏族、维吾尔族就能以善意回报,而是认为,对藏族、维吾尔族越好,藏族、维吾尔族就越会要求独立,就越排汉。因此对藏族、维吾尔族只有压制、镇压。这样,藏族、维吾尔族反而会顺从。在西藏、新疆“强化国家机器,加强公检法、增加武警、西藏军区、新疆军区的兵力,强化新疆建设兵团,形成强大的法律、武力威慑”的思想在中共、政府和干部中占据上风。历史上,统治者对少数民族都实行怀柔政策,现代政府怎么不会这样做了?中共、政府对少数民族没有起码的信任、尊重,一味镇压。在西藏、新疆强化国家机器,加强公检法、增加武警、西藏军区、新疆军区的兵力,强化新疆建设兵团,形成强大的法律、武力威慑,是典型的极左的路线。我们对极左路线应该坚决反对。中共、政府在所谓“维稳”上花费大量资金、人力,但效果很不好。这个认识什么时候才能被中共、政府所认识。

12、加强对在海外民族反对派的指责和打压。

评论:藏族、维吾尔族的民族反对派较多在海外。有些是解放前就跑到海外的,更多的是解放后陆续跑出去的。藏族的民族反对派的特点是比较集中,维吾尔族的民族反对派的特点是非常分散。无论是藏族,还是维吾尔族的民族反对派都分成两大派:非暴力派和暴力派。我们对民族反对派应该分化瓦解,不要全部推到反面去。我们应争取多数,孤立少数。他们中有人表态反暴力,不寻求西藏独立、新疆独立,我们就应肯定。而中共、政府现在的做法是隐瞒。西藏发生暴乱,应与达赖集团没有直接关系。达赖喇嘛也是事后才知道的。新疆发生暴乱,应与热比娅等人没有直接关系。热比娅等人也是事后才知道的。中共完全不顾事实,硬说是他们策划的。这些难道不是过激的,极左的做法吗?中共过去的统一战线的做法非常成功,现在已经看不到真正意义的统一战线了。

以上十二项虽然不全面,不完全准确,但可以大致描述出中共的极左的民族、宗教路线来了。我们要坚定,在民族问题上,宗教问题上左右错误都要反,但主要应该反极左的指导思想。反对,不反对极左路线,是能不能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的关健。

 

搞好民族团结、稳步推进民族融合

------六论中国民族问题的解决

单平

 

在民族问题上也有右的错误,主要是:1、政府人为地提高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例如:五十年代为多个本来无文字的民族“制造”文字;使一些少数民族学生在民族学院学习,“民族意识”大增。2、不敢大胆地提“民族融合”。中国民族问题的解决,特别是藏族、维吾尔族民族问题的解决,最终还是依靠民族团结,“民族融合”。过分的民族意识,对其他民族是排斥的,对自己的民族是极端守成的,不想做任何改变。这显然与符合历史趋势的“民族融合”是对立的。我们希望少数民族、汉族都不要有过分的民族意识,都要顺从“民族融合”这个历史趋势。民族融合并不等于汉化。以满族为例,经过三百多年,满族与汉族的密切接触,满族完全接受了汉文化,汉文化也吸收了满文化好的东西。

上世纪五十年代国家搞民族识别,总的是好的,但有失误之处。比如:满族或可以不定为少数民族。满族入关建立清朝268年,已高度汉化,辛亥革命以后,满族特权取消,满人已与汉人完全相同,这样又经过了四十多年。一个人群必须具有独特的民族文化才能成为一个民族。满文化已融入汉文化,满族已完全接受汉文化,(甚至放弃了自己的语言文字)她就不应该成为一个民族。壮族是一个人造的少数民族。过去并不存在壮族。也许壮族在政界,有较强的影响力,所以人为地制造出了中国最大的少数民族-----壮族。我们都知道广东等南方省份有客家人和土著人之分。客家人是从北方迁来的汉人,而土著人是本地土生土长的人,从人种上,他们与越南人是相同的。但在民族识别时并没有把广东等南方省份的土著人认定为少数民族,在广东、福建等地区,客家人、土著人都定为汉族。但在广西,当地土著人却被定为少数民族。参加民族识别的人说,当年他们看了很多土著人家的家谱,发现其中祖上从北方迁入的记述是假的。但也说明了这些人家认同了汉文化。他们已自认为汉人几十年、几百年了,还有必要硬把他们划为少数民族吗?应该说,壮族的大部分(特别是在城市、在平原地区的)不应算少数民族。只有在山区的,保留了较多的民族特点的民族支系应算少数民族。民族识别工作总体上是好的,但在一些方面有些“过”。人为地提高了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比如,一些满族人、壮族人早已认为自己是汉族人了,甚至几代人都这样认为了,现在又让他认识到自己是满族人、壮族人了。

国家实行少数民族优待政策,这是正确的。但它只应针对在民族聚集地的下层少数民族,而不是针对所有少数民族。说实话,优待都给了一些中上层少数民族,而这些少数民族是汉化最明显的,结果他们获得了比汉族还优越的位置上,成了少数民族贵族了。而低层少数民族往往得不到任何优待。由于有了民族优待政策。满族人口在十年内增加了一倍。(从500万增加到1000万。)对少数民族的优待政策的不当使用,也增加了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甚至助长一些少数民族的骄横、依赖心态。

政府和汉族不要去做增强少数民族民族意识的事情,但也不要指责、限制少数民族的一些人自己去做增强少数民族意识的事情。这两者有明显的不同。政府这样做,是阻碍民族融合,增强了少数民族本来不强的民族意识,是做了一件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事情,少数民族这样做,是少数民族的权利,政府对此应该允许和尊重。对于过去有的民族文化、民族标志,如果少数民族要求,政府可以帮助恢复,但对于没有的,就没有必要去新建了。五十年代,政府为几个较大的本来没有文字和文字很简陋的少数民族创建文字,就完全没有必要。在民族学院、民族中学中没有汉族学生,少数民族学生处于一个封闭的小圈子,环境不断提醒他,你就是少数民族,民族意识被激发出来,被增强。比如对少数民族优待政策的泛化,也在时时提醒少数民族,你就是少数民族,你就应该受到优待,如讲应与汉族平等,有些人就不满。

对于民族融合,首先它应该建立在民族团结的基础上,如果像现在西藏、新疆,你民族团结都搞不好,怎么推进民族融合?其次,天下一定不要搞强制,不要急于求成。这是长期的,缓慢的事情,甚至要几代人才能完成。我们需要的是耐心、是坚持。

我想搞好民族团结、稳步推进民族融合,应该做好以下几点:

一、对少数民族应该是尊重的,友善的,信任的。要宽容对待少数民族的不同,要礼让三分,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要教育汉族工作人员遵守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对违反民族政策、宗教政策错误的汉族工作人员,该处分就要处分,该调离就要调离;

二、诚心诚意帮助少数民族发展进步。开发自然资源,要听取少数民族的意见。搞民居工程,本来是好事,但一定要得到少数民族的同意,如不同意,就先不要搞,不能做好事,反而引起民族纠纷;

三、保护少数民族的文化、风俗习惯、宗教、语言文字,如要改变,应该是少数民族自己同意才能改变;

四、教育要搞三种方式:民族语言文字式、双语式、汉语言文字式。由少数民族自己选择,绝不能有任何强制。但政府要宣传少数民族学习汉语言文字的好处;

五、在内地办民族中学是对的。现在有一万藏族学生在学习,那就应该招收近两万维吾尔族学生,还应招收其他少数民族学生。注意一定要从民族聚集区中下层少数民族中招收学生。还有民族学院,大专院校的民族班都应大量招收少数民族学生。所有这些民族学校、民族班都要做一个改变,就是要有一半汉族学生,与少数民族一起学习、生活。领导干部、公务员应该带头把子女送去上学。要求他们结交少数民族朋友,并把少数民族朋友带回家里做客。在学校放假期间,应鼓励少数民族学生家长到内地来探望子女;

六、国家应鼓励、促进少数民族、汉族相互迁徙。要把公民迁徙自由、居住自由写入宪法。据估计,每年大约100万名内地汉人农民工到新疆打工,其中约10-15%有组织的在新疆定居,有几十万维吾尔人到内地打工。在西藏,也有这种情况。这说明了有相互迁徙的需求,政府就应该因势利导。让更多的少数民族到内地学习、经商、工作、打工、参观、旅游、看病。推动更多的汉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到西藏、新疆工作、落户。一般来讲,并不存在,汉人来后挤掉少数民族的就业和致富机会的问题。这都是带有“排汉”思想的少数民族人士的偏见。在北京、上海、广州、西安等地有大量的维吾尔人、藏人聚集,做生意、开餐馆等,但往往被当地政府和居民所排斥,这是完全错误的。只有使汉族与少数民族更多的相互接触,相互了解,才能促进民族融合。政府应该推进藏人、维吾尔人到内地,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方便,例如建立小型民族聚集区,建立宗教场所;

七、要充分保护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尤其对于全民族信教的少数民族,更要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千万不要攻击和亵渎依斯兰,攻击和亵渎藏传佛教,因为它会严重伤害维吾尔人、藏人的情感。有人担心维吾尔人、藏人信教会不利民族团结、民族融合,这是不对的。回族是高度汉化的少数民族。他们除宗教信仰与汉族不同外,几乎完全接受汉文化。我问过五六十岁的回族朋友信教问题,他们告诉我,他们的父辈每个星期都要到清真寺去做礼拜,他们只是偶尔去,而他们的子女几乎不去。宗教信仰对民族团结、民族融合没有不好的影响。中国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信仰基督教,但他们并没有认同西方文化,抛弃中国文化。宗教信仰是人类的一种精神需求,它会逐步与民族分离的。

八、应该逐步增加少数民族干部的比例,最终达到与其人口比例相适应。但这应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少数民族干部的素质明显低于汉族干部的素质,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不能为增加少数民族干部的比例,降低干部队伍的整体水平,这是得不偿失的,是失大于得的。在干部使用上,对少数民族干部与对汉族干部要有一样的标准,要择优录用。政府当然应该积极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但要使少数民族干部都达到汉族干部的水平,可能要用一两代人的时间。少数民族干部要德才兼备,不能主张独立,不能排汉。要精通汉语,作为一个领导干部,生活在主要为汉语言文字的环境里,不精通汉语是没有办法做好工作的。少数民族干部可以信教,可以穿着民族服装。除了要经常学习以外,少数民族干部还要到内地去任职。应鼓励更多的汉族干部到少数民族地区工作。应该要求他们学习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与少数民族交朋友。对少数民族干部一定要关爱有加。任何一个对少数民族有偏见,不懂政策,不能与少数民族干部友好相处的汉族干部,都不能去西藏、新疆工作。

九、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要大量招收维吾尔族职工,要吸引更多的维吾尔族家庭到兵团所在地落户。可以在几年内,使少数民族比例大于40%。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作用不是要加强武装,震慑少数民族,而是要与少数民族友好相处,融为一家。在新疆、西藏的企业、事业单位都应该大量吸收少数民族来工作。少数民族人员如果素质达不到要求,政府应开办培训班免费培训。到西藏、新疆的人员都要遵守国家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与藏人、维吾尔人友好相处,一起工作、劳动。

十、政府应对贫困地区的少数民族家庭给予特别的关爱,首先解决他们的社会保障,同时帮助他们生产、就业。尤其要尊重他们,不能歧视他们,少数民族需要汉族对他们的尊重,胜过对他们的生活帮助。要改变使少数民族与外界社会隔绝和受社会排斥的情况。对于自然条件恶劣地区的少数民族家庭,可以进行扶贫移民、生态移民,将其迁移到自然条件好的地区去。比如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所在地去。要让他们接触到现代化的生活。在较短的时间内改善贫困的少数民族的生活状况,会使少数民族改变对政府,对汉人的看法。

十一、允许西藏、新疆从资源税和其他税收中提取更多的部分归地方财政支配,专项使用,用在提高地方百姓的收入,改善百姓的生活环境,让地方百姓得到好处上。在西藏、新疆的国企的利润也要有一部分留在当地。要使当地民众感受到平等和公平,要他们参与到西藏、新疆的发展建设过程中来,并能够从中受益。

十二、改善少数民族文化、教育、医疗、科技等的落后状况。鼓励、动员更多的汉族专业技术人员到西藏、新疆去工作。应公开承认和正视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在文化、教育、医疗、科技方面的差异,相互帮助和学习。在教育方面,应给予少数民族更多的受教育机会。但在人才选拔和任用时,必须做到与汉族一视同仁,不搞特殊化。否则,易于使一个民族变得懒惰。在中小学的教育中,要教育学生,对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人们,要彼此相互尊重,尊重他人的信仰和生活习惯,不能因信仰和生活习惯不同而相互嘲笑和鄙视。对成年人也要教育,要求汉族人首先做到对少数民族要尊重,不歧视。少数民族也不能不尊重汉族,敌视、排斥汉族。对汉族专业技术人员更应严格要求,应该以自己的工作推进民族团结、民族融合,而不是相反。

十三、要充分发挥文学艺术、广播电视、报刊书籍、网络通讯的作用。文学艺术部门、主流媒体在宣扬民族团结、民族融合,注意要减少说教,多采用潜移默化的方式。对意识形态,对人的思想不要简单采取禁止、批判的方式,更不能进行压制。要靠思想斗争,说服教育。一时说服不了,也不要着急,可以慢慢来。三宽(宽容、宽松、宽大)是解决思想问题的好的方式。

十四、继续推动在西藏、新疆的经济开发、投资建设,组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成青藏铁路,进行塔里木盆地的石油、天然气开发等,都起到非常大的,好的作用。今后,国家应鼓励中央地方国企,各类企业,私企、个人到西藏、新疆投资建设。西藏、新疆也应对外开放,吸引外资,包括境外流亡的藏人、维吾尔人的投资,参与西藏、新疆的开发建设。当然,在开发建设时,要听取藏人、维吾尔人的意见,要注意保护西藏、新疆的自然生态。“大西线引水工程” 应该尽快上马。它虽然投资巨大,但效益也非常大。如果建成,将彻底改变西藏、新疆的落后面貌。随着西藏、新疆的开发建设,民族融合会更快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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