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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煽动、诽谤法案失败史

演讲稿:开拓言论空间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那些人和事
王 在 平
 

 

目录
第一讲:《反煽动叛乱法》的出台与失效
第二讲:大法官霍姆斯之变
第三讲:颠覆诽谤罪的沙利文案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开拓言论空间——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那些人和事”。

开讲之前,我需要声明一下:我本人不是美国宪政制度的专业研究人员。我今天所讲的内容,主要的,都来自于安东尼•刘易斯所著的《言论的边界——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简史》一书。我的演讲,只能算是跟大家交流一下读这本书的心得体会。关于这本书及其作者的情况,我想放到最后,如果还有时间的话,再跟大家作简单介绍。如果时间不够了,我反正书已带来了,有兴趣了解的朋友,可以拿去翻一下。

先说一个笑话:
一位美国人与一位苏联人相遇——不用说,这儿说的,是在苏联解体之前的事。美国人对苏联人吹牛,说:我们美国是个言论自由的国家。我们可以到白宫门前去骂总统。苏联人不服气,说:那算什么!我们还不是可以到莫斯科红场上去骂。美国人问:骂谁呢?苏联人答:骂美国总统啊!

这个笑话相信不少人听过。不过原来讲这个笑话人,是为了讽刺苏联没有言论自由。今天我讲这个笑话是想说明,判断一个国家言论自由的程度,很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看民众、媒体对待大权在握的政府官员的态度。在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度,媒体不是执政者自我表扬自我赞颂的工具,而是监督检查公众人物公共事务的卫士,是公民社会的代言人。
在当今的美国,各种独立媒体几乎是用“防官如防贼”的眼光盯着官员的,稍不如意就“开骂”。在各种各样的媒体上,经常可以看到对这些大人物的挖苦、讽刺、揶揄、调侃,揭老底,曝隐私。其中也不乏添油加醋,捕风捉影,颇有点肆无忌惮的味道。而这些被骂的官员,通常只能忍气吞声。

美国媒体撒野有时还撒到外国高官头上去了。1983年美国《时代》周刊发文,指责以色列总理沙农纵容黎巴嫩基督教民兵滥杀无辜,制造屠杀平民的惨案。这事因为有点捕风捉影,把沙农气得要死,以诽谤罪把《时代》周刊告上了美国法庭,可美国法庭却称:《时代》的文章虽有不实,但它没有恶意,所以诽谤罪不成立。

事实上,美国的大小媒体只怕一条:如果八卦整得太多,弄得自己很没有品位,没档次,观众、听众、读者就不再相信你了,也不想花钱买你的东西了。除了这一条,他们真可说是无所顾忌的。任何受到媒体伤害的官员或者公众人物,如果想打官司来惩治媒体,一般没门。因为他们会遇到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

不光是“骂”,即使曝光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海湾战争的机密,曝光外交密件——如维基解密所做的那样,政府除了关起门来查找和堵塞泄密渠道外,也无法用“泄露国家机密”的罪名来办这些“无法无天”的媒体。原因也在于这个第一修正案。

第一修正案是个什么玩艺儿?它怎么能这样纵容媒体呢?

上次在讲美国宪法制定过程时,对第一修正案已经有过介绍了。今天我们来重温一下。

第一修正案和另外九个宪法修正案统称为美国宪法的“权利法案”,即对美利坚合众国公民权利的规定。第一修正案的全文是这样的:

“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诉冤请愿的权利。”

其中的黑体字就是涉及言论自由的内容。

就这么短短十几个字的简单规定,就能有力地保护公民、媒体言论自由的权利?是不是太不可思议了?的确如此。

如果仅有第一修正案上的这十几个字,美国公民的言论空间不可能像今天这么大,也造就不出美国今天这种言论自由的局面。
事实上,在美国立国的二百多年间,围绕着第一修正案和言论自由的话题,上演过一幕又一幕精彩大戏。这些大戏的中心情节只有一个:为保卫言论自由的权利而战。正是在这一次又一次的战斗中,美国社会的言论空间才被拓展开来,第一修正案所确立的言论自由的权利才得以落实,以媒体为主力的美国公民社会才日益成熟壮大,形成了与政治强权抗衡的力量。

我今天就是打算从这些大戏中挑几个折子戏给大家说说,好让大家对第一修正案的历史有个粗略的了解。

我打算讲的这几个折子戏是:
第一讲:《反煽动叛乱法》的出台与失效
第二讲:大法官霍姆斯之变
第三讲:颠覆诽谤罪的沙利文案




第一讲:《反煽动叛乱法案》(以下简称“反叛法”)的出台与失效

在这一讲里,我将给大家讲下面几个问题:
1、反叛法的出台及其造成的恶果
2、反叛法的失效及联邦党人的惨败
3、反叛法出台的原因分析
4、历史的吊诡
5、遗留问题

1、反叛法的出台及其造成的恶果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出台以后遇到的第一次挑战就是这部“反叛法”。
这部法,出台的时间是1798年,距离美国宪法生效只过去了七个年头。此时当政的,是继华盛顿之后的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亚当斯是联邦党人。联邦党在当时是美国第一大党,不仅占有总统职位,而且控制了参众两院。
反叛法就是联邦党政治图谋的产物。
我们先来看看这部法最重要的规定是什么。
“反叛法”规定:“任何针对联邦政府……国会……总统的恶意、虚假、诽谤性的言论,均构成犯罪……同时,不得散布蔑视、丑化联邦政府、国会或总统的言论,或者煽动善良的美国人民对于联邦政府、国会或总统的仇恨”,违者将被处以长达两年的监禁和多达2000美元的罚款!
看看这些黑体字:“言论”,“言论”!可见,这部法就是冲着言论去的!
这些言论不仅被称为“诽谤性言论”,还直接同“煽动叛乱”挂上钩,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直接“上纲上线”为“煽动叛乱”了!这样来给言论定罪,是不是十分恐怖?
亚当斯本人就是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的起草者之一,按说,也曾是为自由而战的战士,为什么一当上总统,就对自由露出了这么狰狞的面目呢?
这都是权力惹的祸!
我们知道,美国前两任总统——华盛顿和亚当斯——都不是通过大选产生的。但从1800年开始,美国将实行首次总统大选。随着大选日期临近,亚当斯和他的联邦党越来越不安了。因为他们已经感到支持副总统杰佛逊的共和党人,在民众中的影响力正在增长。
为了不失去权力,不知是谁出了个昏招:搞一个“反叛法”来压制民众批评联邦党政府的声音,打击杰佛逊和他的支持者。结果,当年7月4日,这部法案在参院通过,7月10日在众院通过,7月14日总统亚当斯批准生效。前后不过十天,“反叛法”迫不及待出台,成为一部最为“速成”的法案。
法案一出,国务卿皮克林就亲自彼挂上阵,依法推动诉讼,在不到两年半的时间里,把支持杰佛逊的十四个报人关进了大牢,让支持杰佛逊的报刊几乎全部失声。
“反叛法”造成的局面是很恶劣的。它就像悬在民众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时刻威胁着原本自由自在的美国人民。一切批评政府的言论都被禁声,连杰佛逊和他的共和党的竞选活动都没法公开地正常地进行,只能转入“地下”。
杰佛逊和还有一位叫詹姆斯•麦迪逊的,都是美国的开国元勋,麦迪逊更是被称为“美国宪法之父”的人物,但现在他们只能把自己变成了“地下工作者”:秘密开会,以假名写信联系等等。可见这部法所造成的恐怖局面有多么严重!
联邦党人的用心还可以从一个细节上看出来:它为这部法规定了一个有效期限。这个期限正好定在大选结束、新总统上任满一个月为止。这是什么意思?这是联邦党人害怕万一大选失败,共和党上台,共和党会利用它“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连退路都想好了,你说这联邦党人是不是太精明了?

2、反叛法的失效及联邦党人的惨败
让联邦党人没想到的是,“反叛法”不仅没帮他们把政敌打下去,反让他们自己遭受惨败。
“反叛法”造成的恐怖局面激怒了民众,引发了规模空前的抗议。那些因言获罪的受害者成了民众心目中的英雄。民众自发捐款为他们交罚款,自动聚集迎接他们出狱,在向这些受害者表达支持与崇敬的同时,渲泄着对联邦党政府的不满。
人们还把批判的锋芒直指这部法。很多学者、政治领袖挺身而出,指出这部法与宪法原则背道而驰,从而让这部法变得声名狼藉,在这种四面楚歌的包围中,这部法已经无法执行了,相关的诉讼也推动不了了。有效期还没到就已经难以发挥效力了。
至于联邦党的命运,那就更惨了。你说叫弄巧成拙也好,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也好,反正大选的结果,他是全面落败。不仅亚当斯的总统宝座输给了杰佛逊,连参众两院的控制权也全丢了。
杰佛逊一当选,立刻宣布对十四个因言获罪者实行赦免。
而联邦党,这个建国之初雄踞政坛的最大党派,就此一蹶不振,直到湮没无闻。

3、反叛法出台的原因分析
“反叛法”引起的政治动荡,是美国建国以来发生的第一次政治动荡。分析这次动荡发生的原因和结局,对于认识美国宪法,美国社会和保护言论自由的第一修正案都是很有意义的。
公平地说,把“反叛法”的出台全部归罪于联邦党的政治阴谋是不客观的。 “反叛法”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它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那个时代的局限性和美国建国之路的曲折性。
首先,“反叛法”是弥漫于当时美国社会的“恐法症”的产物。
1798年正是法国大革命狂飚突起的时代。这场革命的暴烈、血腥,不仅震惊了整个欧洲,也震骇了大洋彼岸的美国。由于法国的路易十六王朝曾经与美国人联手抗英,法国人与美国人一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美国此时又处在建国之初,客观上正需要巩固联邦政权,因此摧毁旧政权,破坏旧秩序的法国大革命的风暴一开始就让美国的政治精英们心怀戒惧。亚当斯总统的夫人,一位远离首都,却又热心参政的女人,就曾写信给她国会的朋友,指控共和党是“法国人的党”。正是这种“恐法症”,成了“反叛法”快速出台的社会心理基础。
“反叛法”出台的第二个客观原因是当时宪法地位的柔弱。今天我们都知道,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具有统领其它诸法地位。但这种认识,在当时许多美国人头脑中既不明确,更不牢固。美国宪法是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它的法律地位其实很多人并不十分了解。而美国当时的法律制度又不是特别看重成文法的制度(这一点我们后面还要介绍),所以,“反叛法”在出台的过程中,压根就没有人想到要对它的合宪性进行审查。正因为这样,有那么多宪法起草者还在世的时候,一部违宪的法案居然就顺顺当当通过了。这是不能光用联邦党人控制了参众两院来解释的。
“反叛法”得以出台的第三个重要原因,就是专制政治阴魂不散。美国是第一个以“主权在民”的理念建立的新型国家。在美国之前,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是专制国家。我都不知道“总统”这个称呼是不是始自美国?在美国之前,国家元首不是叫国王就是叫皇帝。这些叫“总统”的新型国家元首们,以前都是些平民。现在坐到了国家最高权力的宝座上去了,他应该怎样保卫和行使自己的权力,这本身不就是个新课题吗?稍不留神,他们就会自觉不自觉地去模仿专制制度下的权力运行方式。美国以前的宗主国大英帝国,更是历史悠久的专制国家。大英帝国本来就有非常严苛的《反煽动性诽谤罪法》,这个法规定,对皇室、官员的诽谤罪名一旦成立,不仅可以判死刑,而且是非常残酷的死刑,如开膛,车裂,火刑等等,目的就是要在它的臣民中造成一种恐怖,阻止民众对统治者的冒犯。而当时的美国人大多来自英国,如果他们的记忆中保存着这种恐怖印象的话,那联邦党人的这个“反叛法”——只坐两年牢,罚点钱——是不是就显得温柔多了,对它会有那么强烈的反感和戒备吗?不会了!
“恐法症”,新宪法的柔弱,专制政治的传统,我想这就是“反叛法”得以出台的客观原因,它反映着一个新生美国的历史局限性。

4、历史的吊诡
吊诡,就是荒诞、怪异的意思。历史有时就是很怪异的。你看,第一修正案生效七年了,言论自由的问题从来都没人去认真讨论过,好像它真是可有可无的权利一样。最后是谁先让人们注意它的?恰是那些想要打击言论自由的人。那些人要打击这一自由了,要剥夺这一自由了,人们才觉得这一自由竟是那么可贵,那么不可或缺,那么需要捍卫。于是才有了围绕着第一修正案和言论自由的大辩论,才引出了关于言论自由的那么多精辟的论述。
这很像一个人的健康。当你拥有健康的时候,你常常不觉得健康宝贵,不知道珍惜。只有你生病了,而且是生大病了,健康受到威胁了,你才知道健康宝贵了,才去关心保健养生了。
围绕着“反叛法”所发生的风波,是美国建国后所经历的第一次政府与公民社会的正面对决。在这一对决中,宪法(包括第一修正案)首次面临了来自政府权力的挑战。应该说,美国人民,美国的政治精英们在这次挑战中是经受住了考验的。他们的言行,不仅阻止了专制政治的传统对新国家理念的干扰,而且使这个新型国家的立国原则得到了更深刻的阐述和更广泛的传播。他们在大辩论中的许多精辟论述,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成为后来二百多年间美国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并推动了世界政治文明的发展。
例如,当时的共和党众议员尼古拉斯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反叛法”的思想理论主要来自大英帝国,而这个国家具有与美国截然不同的政治结构。根据英国的政治传统,国王是世袭的,他不会有错。公职人员都是国王的代表,自然也享有了他的神圣与不可侵犯。而在美国,“政府官员是人民的公仆,对人民负责……”
作为美国宪法首席起草者的詹姆斯•麦迪逊的言论更是振聩发聋。他说:“言论和出版自由乃是共和政体最坚实的守护者。”“对于人民而言,他们有权利去获知某种知识,即他们的统治者的品行和行为。”
他还说:宪法造就了这样一种政府形式,“拥有绝对主权的,是人民,而非政府。”
他还说:人民“自由检查公众人物和公共事务的权利,是美国政治体制的前提”。就因这句话,人们后来将“自由检查公众人物和公共事务的权利”称为“麦迪逊前提”。
今天的中国人,听这类话可能听得耳朵都起老茧了。什么“人民当家作主”啊,“为人民服务”啊,三个代表啊等等。可你想想,二百多年前,除了美国,满世界都被专制君主霸占的时候,人们都还习惯于高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时候,这些言论不是“空谷足音”是什么?
“反叛法”挑战了宪法,却又在无意中传播了宪法;挑战了言论自由,却又在无意中唤起了人们对言论自由的关注。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吊诡之处。

5、遗留问题
“反叛法”的失效,意味着美国民众捍卫言论自由的斗争首战告捷。这一胜利,主要是民众凭借手中的选票赢得的,而不是通过法律诉讼赢得的。因此,它是一次政治上的胜利,而不是法律上的胜利。由于不是法律上的胜利,它也遗留了一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没有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裁定“反叛法”违宪,从而将它废止。因此,从理论上来讲,这一法案是没有失效的。在有效期过了以后,类似的法案还可以再次出台。这就留下了恶法卷土重来的隐患。
第二个问题,就是第一修正案所确立的言论自由的权利,没有通过这次斗争将它司法化,法律化。而美国这种实行普通法的国家,宪法权利的司法化,就应当体现在法院的法官们对具体案件的判决中。
这一点可能大家还不太理解,我需要解释一下。

在当今世界上各法制国家的法律体系主要是两大类: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
普通法,又称英美法,这是在英国,美国以及它们所属殖民地实施的法律,比如香港,原来是英国殖民地,所以也是实行英美法系的地区。
这些国家的法律,主要不是我们所习惯的写成文字的法律条文,而是法院判决的一个个案例。打官司的时候,律师也好,法官也好,主要不是去查找法律条文,而是去查找以前判决的案例。谁找的案例越新,而且作出判决的法院级别越高,这个案例就越具有权威性,越能成为判决的依据。所以普通法又称为判例法。
所谓大陆法,就是法国、德国这些在欧洲大陆的国家所实行的法律制度。这些国家的审判依据主要不是案例,而是立法机构制定的一部又一部法律、法典。法典越新,立法机构的级别越高,法律的权威性就越高。所以这类法律制度又称为法典法系。
不过,随着现代生活日趋复杂,普通法的国家有时也需要制定法典来弥补判例的不足,大陆法的国家则需要最高法院选取一些典型案例作为对法律条文的司法解释。因此,在现当代,这两种法律体系已并非泾渭分明的了。
在实行大陆法系的国家,宪法权利的司法化首先就应该由立法机构制定法律来保护宪法权利。比如,宪法规定公民财产受国家保护,那立法机构就应该制定《物权法》,说明那些算公民财产,具体应受到什么样的保护;宪法说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立法机构就应该制定《新闻法》,《出版法》说明保护的细则。如果一个国家宪法写得很漂亮,但却迟迟不出台这些法律,老凭官员拿嘴说“这本书不能出,那本书必须下架销毁”,这就说明这根本不是一个真想保障人民权利的国家,而宪法所规定的那些公民权利,不过是这个国家用来装门面的。
而在实行普通法系的国家立法机构不会制定那么多的法律条文,它的宪法权利的司法化主要是由法院的法官们来完成,特别是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比如说,言论自由的权利怎么能得到司法保障?那就得由最高法院在受理言论案件上诉之后,引用第一修正案,作出保护言论自由的判决。而且不只是一次判决,是多次针对不同情况的判决。这才能使言论自由的宪法权利得到全面保护。同时也将这种权利规范化,避免滥用。
但是,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愿意这样做吗?至少,在美国人民为保卫言论自由的权利,同“反叛法”进行斗争的时候,并没有得到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的支持。法律还没有站在保卫言论自由这一边。美国人民的首场言论保卫战,是凭借着手中的选票取胜的。因此,总结这一讲,我的结论是:
推恶法联邦党人弄巧成拙,
争自由美国民众选票维权




第二讲:大法官之变

那么,在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中,谁是开启了历史先河,让法律成为言论自由守护神的第一人呢?这就是我这一讲要讲的内容。
在这一讲里,我想讲这样几个题目:
1、美国的司法体制
2、大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生平
3、霍姆斯的转变
4、霍姆斯之变的意义

1、美国的司法体制
请大家先看一下美国司法体制的架构:
(见PPT 图)
这个架构图是非常简略的。目的只是想说明联邦最高法院(或者说美国最高法院)在整个司法架构中至高无上的地位。最高法院作出的裁决,基本上就算是最后的判决了,除非被国会通过议案否决,但这基本不可能。
那这最高法院是怎么组成,又是怎么工作的呢?
它的组成可以用三句话概括:法官九人,总统任命,终身在职。
大家看看这张照片(见PPT图):这是最高法院法庭上的大法官的座位,共九把椅子,说明是九个大法官;为什么这些椅子有高有矮呢?因为它是量身定做的。这些大法官坐这把椅子一坐就是一辈子,就量身定做吧,坐得舒服点。
说大法官是总统任命其实并不准确,应该是总统提名,参院通过。谁当不当大法官,总统有很大的决定权,但一旦当上以后,总统就对他无可奈何了。所以美国总统威尔逊有一句名言:你把大法官一任命后,他就像一个断了线的风筝,跟你再也没关系了。
大法官只要自己不提出辞职,只要没有道德污点遭国会弹劾,谁也把他拿不下来。而且大法官的薪酬是很高的,高得没有人当上大法官以后会对薪酬不满而辞职。大法官去职只有一种情况:自己因为身体不好实在不想干了。
大法官是怎么工作的呢?
首先,最高法院审理案件的原则就是“不诉不理”。用我们中国人的一句话来说,就叫“民不告,官不管”。差不多就这样。没听说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觉得闲得太无聊了,去揽几桩官司来打的。
不仅“不诉不理”,而且“诉也未必理”。什么意思?据说最高法院每年收到的上诉案多达一千多件,但他们最多只受理一百来件,这一百来件都是与宪法有关,影响国家根本大法的案件。他们正是通过对这些案件的判决,提供着落实宪法的法律。所以有些国会议员也不无讽刺意味地说: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已经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常设的制宪会议机构。但其实他们也清楚:如果不是这些大法官的工作,宪法确立的各项原则怎么能进入司法程序呢?怎么司法化呢?
其次,最高法院的审判可以用这样几句话概括:“独立表态,多数有效”。独立表态,就是指每个大法官都是独立的表达自己意见,既不听总统的,也不听其它同事的,更不用听某个党派的什么“政法委”的,你怎么想的就怎么说。最后谁的意见代表最高法院的裁决呢?九名大法官投票,多数意见代表最高法院的裁决,哪怕只有一票之差的微弱多数,也具有不可动摇的权威性。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少数法官的意见是没有意义的。
在作出判决的时候,不管你认为被告有罪还是无罪,每个法官都得撰写一份正式的司法意见书,这些意见书全都会作为判决书的一部分向全社会公开。所以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书常常是非常长的,有时多达好几百页,念几天都念不完。这些作为少数意见的司法意见书虽然不能成为本次判决的结果,但只要真正属于远见卓识,必定对后来者产生影响。
正是这个司法意见书制度,成就了我们这一讲的主角——大法官霍姆斯迟到的辉煌。

2、大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生平
霍姆斯的全名是奥利佛•温德尔•霍姆斯。1841年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1861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毕业后加入联邦军队参加南北战争,并负伤。内战结束后,重返哈佛大学攻读法律,然后开业做律师。
1882年霍姆斯出任州最高法院法官,十七年后又被任命为该法院首席法官。1902年,经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提名,参议院批准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至1932年退休。1935年在他94岁生日到来的两天前,因患肺炎逝世。
霍姆斯一生中有几个亮点:
是美国历史上文学素养最高的法官;
是任职期最长的法官(20年州最高法院法官加30年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共50年);
是最高龄(当到90岁)的法官;
是在法学理论上最有建树的法官;
是首位在司法判决中引用第一修正案保护言论自由的大法官;
是美国最高法院最伟大的法官之一。

我们说大法官之变,是想说霍姆斯并非一开始就是言论自由的保护神。然而,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由于各种因素的作用,终于把霍姆斯炼成了一个言论自由最忠实的捍卫者。

3、言祸再起
霍姆斯是处在一个什么特殊时代呢?一句话,处在打击言论自由的恶法卷土重来的时代。
前面我们说了,因为打击言论自由的第一部恶法《反煽动叛乱法》并没有从法律上彻底否定它,所以一有机会,它就会卷土重来。果然,在联邦党人消声逆迹一百多年后,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由于不断高涨的“爱国主义”狂热,“反叛法”幽灵重现。
1918年蒙大拿州以“战争时期”为借口,推出了州的《反煽动叛乱法》。这部州法规定:“战争期间,凡散布、印刷、撰写或者出版任何对政府、宪法、国旗或者美国军队不忠的、不敬的、暴力的、下流的、蔑视的、丑化的或者辱骂的言论,或者发布可以推定为藐视、嘲讽、侮辱、诋毁言论的,均构成犯罪,罚款2万,最高刑期20年。”
你看,这又是一部针对言论去的恶法!而且这部恶法比上一部“反叛法”更“恶”:罚款从2000增加到2万,刑期从两年增加到20年,全是翻十倍!
这部法生效的三年间,光蒙大拿州就判处了七十九人,其中包括只是说了几句牢骚怪话的小老板。
更要命的是,这么一部恶法还被当时的威尔逊总统和他的政府看中了。威尔逊政府在1917年就已经搞了部《反间谍法》,把有反战言行的人统统当间谍整,但他还嫌不够狠,又把蒙大拿州的这部“反叛法”增补到联邦政府的《反间谍法》中去。把一部州法提升到联邦法的地位。这样一来,因言获罪的人数一下子增加到2000多人,弄出了一个美国式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了。

3、霍姆斯的转变
而这个时期,正是霍姆斯出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时期。
霍姆斯最初跟其它大法官一样,并不认为言论权、表达权是什么重要权利。特别是有“爱国”这面旗帜打着的时候,霍姆斯这个参加过南北战争的老兵更觉得惩治那些反战人士有理了。
再说了,最高法院的大法官通常都不是很赶新潮的。这不仅因为这些大法官都是些年长者,像霍姆斯担任大法官时已经六十一岁,而且对于稳定一个国家的法律审判也有必要的。把对言论自由的保护引入司法实践,这对大法官来说多少有点像在赶新潮,不能不有几分拒斥。所以最初三个依《反间谍法》判决的言论案上诉到最高法院来时,霍姆斯与其它大法官一样,投的都是维持原判的票。
不过这三个案件中有一个案子值得一提。
一个叫申克的人,印发了大量传单,宣称征兵是“对公民实行奴隶制”,因此被判违反《反间谍法》。
霍姆斯在他为申克案撰写的司法意见书中振振有词地写道:“即使是对言论自由最严格的保护,也不允许一个人在剧场谎叫失火而引发恐慌。”就这一句话,申克坐牢就坐定了。
但随后霍姆斯又跟着写了一句话:这些言论罪的关键所在,是要判断当事人所使用的言辞是否在特定情况下造成了明显而即刻的危险。
这句话并不是要保护言论自由,而是为了说明有罪判决有理。但是霍姆斯说这话时自己可能也没有想到,他在这儿所提出的判断是否有罪的标准,却为后来他自己,以及其它人,开脱言论罪作出了贡献。
最高法院裁决三个言论案“有罪”之后,等于认可《反间谍法》不违宪,使爱国狂热进一步蔓延,打压异议人士的举动变本加厉。
但这时的美国毕竟跟一百多年前不一样了。言论自由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各种批评、抗议潮水般涌来。连霍姆斯过去的“粉丝”,一些很崇拜他的人,也写信批评他,说他令他们失望。
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是这些批评让霍姆斯发生转变的。但转变确实发生了。
就在第三个《反间谍法》的案子被裁决有罪之后的八个月,最高法院又受理了第四个《反间谍法》案:艾布拉姆斯案。
这个案子的情况是这样的:四名从沙俄专制迫害下逃出来的激进分子在纽约闹市大楼散发传单,号召用大罢工的方式,来抵制威尔逊总统出兵干涉苏联。根据《反间谍法》,其中三个人被判监禁二十年,一个二十岁女孩被判监禁十五年。
在这一次的判决中,九名大法官的意见不再一致了。霍姆斯发表了反对意见。
霍姆斯在他的司法意见书中说:没人会认为几个无名小辈鬼鬼祟祟发布了一份愚蠢的传单就会造成任何迫在眉睫的危险。这些传单“不过是卑微可怜、微不足道的小打小闹”。
请注意:霍姆斯在这儿使用的,正是他在申克案中提出的判断有罪言论的标准。但是,他以这个标准得出的结论却与申克案完全不同:这几个鬼鬼祟祟的可怜虫没有造成迫在眉睫的危险,因此,他们是无罪的。
霍姆斯这次是用旧瓶装新酒。旧瓶:申克案中提出的标准;新酒:完全不同于申克案的无罪判决。
一个人散发传单被认为是有罪的,四个人散发传单反被认为是无罪的了。这是不是霍姆斯头脑发昏老糊涂了?
当然不是。
这只能说明他的根本理念发生了转变。他已经是在用一种全新的观念看待言论罪了。
正是从这一转变开始,霍姆斯一次又一次地把第一修正案引用到司法意见书中来,为言论自由辩护,为因言获罪者开脱。
他的这一转变,让很多人不理解。他在最高法院的同僚们曾联合起来,一起做他和他夫人的思想工作,要他珍惜自己作为一名爱国老兵的荣誉,顾全大局,不要再为那些与国家为敌的罪犯说话。他们这席话,把他夫人都说动了,但霍姆斯却不为所动。
霍姆斯的转变,让提名他任大法官的罗斯福也大为光火。他报怨说:我就是用香蕉雕一个法官,也比这小子有骨气——他把霍姆斯的转变视为一种动摇、妥协、甚至投降。
但所有这些非难、指责,都没有让霍姆斯动心。自艾布拉姆斯案之后,霍姆斯就再也没有放下过他所举起的第一修正案的旗帜。他与后来的另一大法官布兰代斯,结成了最高法院中守护第一修正案的一对最佳搭档。

4、霍姆斯之变的意义
霍姆斯的这一转变,不是没有代价的。他选择了保护言论自由的立场之后,在言论案中就再也没有进入过多数意见之列。这些案件的判决都是对他意见的否定。各位可以想想:一个大法官,不愁吃不愁喝不缺钱用,他在这个位置上,追求的是什么?不就是一种成功断案的成就感吗?要是每次判决都把你的意见否决了,你的成就从何体现呢?
但霍姆斯就是霍姆斯,他没有让眼前的得失遮蔽自己的眼睛。他已经越来越相信,言论自由对社会进步与发展不可替代的作用。他怀着一种宗教般的虔诚与热情,撰写了大量关于言论自由,关于第一修正案的司法意见。虽然这些意见没有一次为他赢得判决,但却为他赢得了未来,赢得了历史。由于他保护言论自由的意见如此鲜明,如此具有说服力,越来越多的法律工作者,包括法官、律师、法学教授、官员等等,被他的理论折服,被他的精神感动,加入到了保护言论自由的队伍中来,最终改变了整个国家和法院对言论自由的态度。
有一个例子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一个叫惠特尼的社会劳工党激进分子在被判14年监禁,又被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后,加州州长却在她服刑一个月后特赦了她。州长在特赦书中大段引用了霍姆斯和布兰代斯的司法意见。
另外,大约是2006年,蒙大拿州的州长也为八十八年前那已经过世的七十九名受害者平反昭雪,并代表自己的前任对这些受害者致歉。
下面我们一起来分享几段霍姆斯的精彩论述

“当人们认识到,时间颠覆了众多值得为之斗争的信念,他们就可能会相信,甚至比他们相信自己行为的正当性还要确信,我们所追求的至善,唯有通过思想的自由交流才能更好地实现——检验真理的最好办法,就是在市场的竞争中,让思想自身的力量去赢得受众。
“那些为我们争得独立的先辈们相信,幸福源于自由,自由来自勇气。他们确信思想和言论自由是发现和传播政治真理不可缺少的手段;没有言论自由和集会讨论,就做不到这一点;有了言论自由和集会讨论,才能抵制有害思想的传播。”
这两段话我们怎么解读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告诉你:真理来自于言论自由。有了言论自由,才有思想的自由表达,自由交流,并在自由的竞争中赢得受众。反过来说就是:没有言论自由,你不可能获得真理。
下一段:
“我想我们应该永远警惕,防止那些要钳制思想表达的图谋,除非这些表达如此迫在眉睫地威胁、阻碍了法律的合法和重大目的,以至于不立即采取措施便不足以拯救国家……唯有在紧急状态下,根本没有时间来肃清邪恶谣言带来的迫在眉睫的威胁时,才能暂时背离第一修正案的绝对规定。”
这两段话就是在告诉我们:言论自由的规定是绝对的,无条件的;而限制言论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言论会带来迫在眉睫的危险时,才可以暂时背离第一修正案的绝对规定。
霍姆斯在这儿所提出的限制言论的条件,在后来保护媒体报导权当中发挥了极大作用。六十年代,华盛顿邮报在连续报导越战时,美国政府曾以泄露国家机密为名要法院惩治邮报。但被法院驳回了。所引用的法理,就是这些报导没有带来迫在眉睫的危险。维基解密事件发生后,也有美国参议员威胁要以泄露国家机密为由法办维基解密网。但最终也没见启动这一诉讼,据分析也是由于难以跨越第一修正案对言论自由的保护。
还有两段话意思比较明白,我不解释了。
“一个有序的社会不能仅仅依靠人们对惩罚的恐惧和鸦雀无声来维系。不鼓励思想、希望和想象,才是真正危险的。恐惧滋生镇压,镇压滋生仇恨,仇恨将威胁政府的稳定。”
“如果说宪法中存在一条相对来说更应引起我们关注的原则的话,它就非思想自由原则莫属——不是为与我们意见一致的人的思想自由,而是为那些我们所痛恨的思想的自由。”


…………
霍姆斯的这些论述,被人称为是“关于言论自由的最伟大的言辞”,“它奠定了二十世纪所有言论自由倡导者共同的哲学基础。”
作为将言论自由的宪法权利纳入司法保护的第一人,霍姆斯将被美国人民永远纪念。
这正是:
爱国者狂热言祸再起,
大法官转意青史垂名。




第三讲:颠覆诽谤罪的沙利文案

这一讲,我讲以下三个问题:
1、传统的“诽谤罪”——钳制言论的凶器
2、沙利文案的起因与初审
3、最高法院的庭辩与裁决
4、沙利文案裁决的意义与影响
因为涉及一些法理逻辑,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能力把它讲得很清楚,所以只能请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朋友多用点心听。

1、传统的“诽谤罪”——钳制言论的凶器
说到言论自由,有朋友首先担心的就是:言论自由是否会放纵对他人的诽谤?事实上,在美国立国的二百多年间,言论自由所遭遇的最强大的对手,就是政府的公权力,而公权力钳制言论的最好法宝,就是“诽谤罪”。这个罪名还不是美国人创造的,是从大英帝国传下来的。我前面说过,大英帝国就有一部《反煽动性诽谤法》,所有对皇室、官员的批评都有可能被冠以“诽谤”的罪名受到残酷的惩罚。美国在建国之初由联邦党人推出的“反叛法”,就是英国这部法的延续,虽说处罚没那么残酷了,但以诽谤的罪名来钳制言论的手段与英国的反诽谤法是一样的。联想到前不久发生在我国的“彭水诗案”、“进京抓记者案”,以及再远点,文革中的“恶攻罪”——“恶毒攻击×××”的罪(我认为“恶攻罪”就是传统“诽谤罪”的变种),我们几乎可以认为“诽谤罪”是古今中外所有专制主义者打压言论扼杀民意的凶器。
为什么官员们这么喜欢用诽谤罪来打压批评性言论呢?这不能不说与传统的认定诽谤罪的方法有关。
传统的认定诽谤罪是怎么做的?我把它概括为这句话:“批评者自证批评属实,不实即罪”。我写文章,发表讲话批评某一官员,这官员以诽谤罪将我告上法庭。法庭怎么判?按传统办法,法庭就会要求我举证证明我写的说的都是真实的。如果我不能举证,或者我拿的证明法庭不认可,那法庭就会判我诽谤罪成立,我就得受罚。
这样判,合不合理?应该说是非常不合理的。因为批评官员,要把情况弄得一清二楚,十分准确,没有一丁点差错,几乎是不可能的。批评意见中很难做到百分之百真实。如果一有差错就说是诽谤,就要治罪,等于就是要用“诽谤罪”来吓唬你,不许你批评。另外,有些批评本来就是一种观点,比如,说某领导“无德无能”,你怎么向法庭举证“无德无能”呢?就算你举出几件真实的事情,这些事算不算“无德无能”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根本无法“证明”。
正因为批评和监督官员很难,所以中国古代有些皇帝为了监督控制官吏,还专门创造了“闻风言事”的“言官”制度,准许“言官”将一些道听途说,捕风捉影的事上报朝廷。即使最后查无实据,也不追究责任。否则按以前的法律,就会指控你“诬告”,“诬告”是要“反坐”的。
所以传统的“诽谤罪”,就是专制制度下一个套在民众头上的紧箍咒,目的是为了维护专制秩序,打击“以下犯上”的做法。在一个民主国家,如果继续使用这个紧箍咒,怎么能够实现民众对公众人物和公共事务的监督批评呢?人民当家作主,又从何谈起呢?
因此,在保卫言论自由的斗争中,破除这个紧箍咒的问题迟早会提上日程的。
果然,沙利文案的发生,就带来了这一契机。

2、沙利文案的起因与初审
1960年3月,纽约时报用一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了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所做的政治宣传广告。在广告中,马丁和他的支持者们揭露了在南方各州大量存在的种族歧视现象,并且不点名地指控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警察滥用职权,迫害民权运动活动分子。这个广告引起了种族主义者的强烈反弹。特别是蒙哥马利市的市政专员沙利文,由于他负责警察局的工作,所以一口咬定,广告是在影射他,以诽谤罪将纽约时报告上了法庭。
蒙哥马利市法院初审了这一案件。审判是在浓重的种族仇视气氛中开始的。为了煽动种族主义情绪,主审法官在开庭前会见陪审团时把他在南北战争期间所穿的南军军服都穿上身了。在这种氛围中,纽约时报的辩护律师晚上都不敢住在蒙哥马利市市中心,而是跑到离市中心三四十公里远的汽车旅馆去躲了起来。
审判结果没有悬念,纽约时报败诉。法院判决它支付沙利文50万美金的“损害赔偿”。
这一判决对纽约时报是一个沉重打击,因为纽约时报在六十年代根本不赢利。而且在这一案件后面还有几个同类型官司排着队,要是都按这样判决来赔偿,足以让纽约时报破产。
更严重的是,如果这一判决生效,立刻会在整个媒体业内产生“寒蝉效应”,让支持民权运动的媒体裹足不前。这样,民权运动将遭受重大挫折。
所以,纽约时报不上诉都不行了。
先上诉到亚拉巴马州最高法院,上诉的理由就是对报纸的诽谤罪裁定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但州法院维持原判。
官司打到了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认为这一官司事关重大,涉及到对公职人员的舆论监督,更涉及到宪法第一修正案关于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这些基本公民权利的问题,就受理了这个案件。

3、最高法院的庭辩与裁决
在上诉过程中,替纽约时报辩护的律师是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韦克斯勒。韦克斯勒面临的最大挑战就在于:他如果不能推翻传统的认定诽谤罪的办法,就没法推翻初审判决。为什么?就因为沙利文和初审法院抓住了政治广告中的几处失实细节!
比如,蒙哥马利市警察拘禁马丁只有四次,而广告说成了七次;警察驱赶在白人餐馆静坐抗议的黑人学生属正常执法,而广告把这事说成了驱赶在校的黑人学生。诸如此类的失实还有几处。法院就是抓住了这些失实的细节,依照传统的认定诽谤罪的办法,判决它“诽谤罪”成立的。
而这样一个认定“诽谤”的办法,也不是没有前例可援引的。前面我们讲过了,在普通法系的国家,前案例就是法律。沙利文案援引的前案例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反叛法”判决案例。而“反叛法”我们前面也讲到了,它只是实际上失效了,但没有从法律上被废止,因而从理论上来讲,它在一百多年前所作的判决,仍然可以作为法律引用。
因此,作为一名律师,韦克斯勒要做的事首先还得论证这一百多年前的判例违宪,将它推翻,然后再确立新的诽谤罪认定办法。
就我这么费劲地说半天,在座的就不难想见,咱们这位律师先生当时面临的任务有多艰巨!要知道,想让大法官们来推翻以往的案例,多少会让他们担心动摇了他们自己这个机构至高无上的权威!

但是韦克斯勒教授没有被这一艰巨的任务吓退。他决心来翻这个历史老账,用以警示世人。
在法庭上他首先指出:亚拉巴马州法院的判决,与100多年前的《反煽动叛乱法案》没有什么两样。“反叛法”虽然没有受到当时的最高法院质疑,但在实际上,美国人民在1800年的总统大选中拒绝推行这一法案的亚当斯,而接受批评这一法案的杰佛逊,这等于是用选票宣告了《反叛法》违宪。因此这一法案和依据这一法案判决的那些案例已经没有了继续延用的合法性。
这一家伙就打到要害了吧?
韦克斯勒接着又说:法院不应对批评政府官员的言论作真实性审查。如果主张报导有误即构成诽谤,这必定严重遏制媒体和公民发表对政府官员的批评意见,而媒体的价值就在于对国家所面临的紧急事件的关注。
这时大法官布伦南问他:那么,你认为第一修正案对于批评政府的言论是否允许设置“哪怕任何一丁点限制”呢?
韦克斯勒态度坚决地回答道:我从制定第一修正案的先贤们那里知道“不得对批评言论设置任何限制”。
从韦克斯勒在该案的辩护中,我们可以看到,律师在一个国家的法治建设和法律变革过程中的作用,一点不小于法官。事实上很多重要的法理原则都是律师在庭审辩护中提出来的。

最高法院以9比0的一致意见,推翻了亚拉巴马州法院的判决。(判决书通过的比例是6比3,其中有3票反对判决书是因为觉得判决书说得还不够到位,他们对言论自由的主张更为激进)。
这儿需要补充一点的是:自从霍姆斯大法官把第一修正案引入最高法院的判决中以后,最高法院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法官开始主动地去关注言论案件,通过一个个的案件裁决保护言论自由的权利。可以说自霍姆斯以来的三四十年间,最高法院已经扮演起言论自由守护神的角色。
而撰写判决意见书的布伦南大法官更以倡导公众自由,保护个人权利闻名于世。
这可能也与他的身世有关。
布伦南出生于一个有8个孩子的天主教家庭。他的父亲老布伦南是个酒厂的司炉工,烧锅炉的。布伦南10岁的时候就亲眼目睹了父亲因参加工会运动被警察打得头破血流。但更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他父亲就为这事,经过百折不挠的努力终于告倒了市政府,讨回了公道。然后再接再厉,成功当选为当地负责警察的市政官员。父亲在临终前留给他的遗言就是:“无论一个人地位多么卑贱,他都应该和富人一样,获得《权利法案》每一条款的同样保护。”
布伦南自小因家庭贫困,就什么活都干过,送报纸,挤牛奶,灌汽油等等,对社会底层有较深的了解。父亲去世后,因为断了经济来源,一度差点缀学,后来是在哈佛法学院的帮助下毕业,先做律师,后做州法官,最后被艾森豪威尔威尔威尔总统提名,做了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在布伦南大法官撰写的判决意见书中有这么几个重点:
宣布了《反煽动叛乱法案》违宪。这是这一法案失效163年之后才得到的法院宣判。
其次,他特别着重地强调了,对于公众事务的辩论,“应当是毫无拘束、富有活力、广泛公开的。它可以是针对政府和公职官员的一些言辞激烈、语言尖刻,有时甚至令人极不愉快的尖锐抨击。”即使它的个别细节失实,有损当事官员名誉,也不能成为压制新闻和言论自由的理由,仍然应当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只有这样,言论自由才有“呼吸的空间”。
同时,布伦南法官还说:对于批评,公众人物如果要以诽谤罪起诉批评者的话,那就必须向法庭举证证明,被告是“明知其损害性表述虚假而故意说谎,或者是全然不顾其真假而鲁莽行事”。也就是说,你必须能够向法庭证明:批评者的动机是恶意的。
我们前面说了,要批评者举证证明批评属实就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现在最高法院的判决,把这个举证的责任颠倒过来了,不再要求批评者举证,而是要求被批评的官员举证,而且是要证明批评者不怀好意。这样的举证是不是更困难了?
这看起来是在刁难官员,但各位想想,这是不是更符合常理呢?我批评某某人,可能这个批评中有些情况不是我说的那么回事,某某人是不是就有理由说:这个家伙是在诽谤老子!显然不能嘛。批评不实,还可能是情况不明造成的嘛,是一种过失造成的嘛。而诽谤则是一种恶意行为。
然而这样一个普通的道理,在传统的诽谤罪认定办法中却不考虑。这不是统治者的疏忽造成的,而是统治者故意造成的。目的就是要打压批评。正如在文革中,很多批评了毛的人被强加“恶攻”的罪名遭到监禁甚至惨遭杀害,其实这些受害者中很多人动机都是善意的,是想帮助领导纠正错误,或者是就某些问题作点探讨。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执政当局要用专横的残暴的手段来打压一切批评性言论!

4、沙利文案裁决的意义和影响
最高法院对沙利文案的裁决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保护了为民权运动说话的纽约时报,鼓励了更多的媒体和各界人士走进反种族歧视的队伍中来。当种族主义的暴行在媒体大量曝光后,愤怒的公众终于迫使国会通过了禁止在公共场所搞种族隔离的立法。南方的民主党党员纷纷脱离被种族主义分子控制的民主党,加入到共和党中来,改变了南北方的政治格局。
更重大的意义还在于,这一裁决结果是对“诽谤罪”的革命性颠覆。原来要批评者自证批评属实的责任,变成了被批评者证明批评者心怀恶意责任,把被告(批评者) 的举证责任变成了原告(被批评者)的举证责任,这种举证责任的倒置,彻底破解了套在媒体和公民社会头上的紧箍咒,使民众不再担心批评公众人物和公共事务会受到法律的惩处。从而将批评与监督的民间力量充分解放了出来,大大开拓了美国社会的言论空间。
在这种言论环境中,政府高官(直到总统)挨骂后又无可奈何就成了很常见的事。
沙利文案的裁决极大地增强了媒体勇敢地揭露政治真相的勇气和信心,改变了过去一味充当官方宣传员的做法,形成了一种挖掘内幕,披露真相,积极干预国家重大决策的“新媒体精神”。正是这种“新媒体精神”,在沙利文案的后十年间,创造了现代新闻史上的两大成就:持续报道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前一报导迫使美国结束了越战,后一报导迫使美国总统尼克松下台。
沙利文案的裁决还影响到其它国家的法律。很多国家(如英、德、法等国)参照这一裁定修改了自己的反诽谤法,给发表批评意见的媒体提供了更多的保护,真正使媒体业成了民主国家中的“无冕之王”。
这正是:
法官不破紧箍咒,
媒体难称无冕王


结束语:了解美国

我今天所讲的主要内容就到此为止了。在结束今天的演讲之前,我还有几句话跟在座各位说说。
我们这一代人,是在反美仇美的教育中成长起来的。我们从小就被人告知:美国是我们的头号敌人。但实际上,我们对美国根本没有多少了解。我们完全没有看到,美国这个国家的建立,它的存在,它的发展,它取得的成就,本身就宣告了专制制度的不合法,不合理和野蛮性。正因为这样,美国就成了那些顽固的专制主义者的眼中钉,肉中刺。但是,自美国以民主宪政建国以来,民主化浪潮一浪接着一浪。民主宪政的思想也越来越普及。不仅老的专制政权纷纷倒台,就是那些变相的专制政权,也随着苏联的解体,东欧的巨变而纷纷瓦解。这说明,民主宪政的潮流不可阻挡。如果我们对美国有更多的了解,就会更加明白这一点。尽管民主宪政也存在着不如人意的地方,但它代表着历史的大趋势,大方向。现在那些专制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团骂美国,自然有他们的道理。这是他们的利益选择决定了的。作为我们这些普通民众,我们有什么理由跟着他们去反美仇美呢?我们应该更多地去了解美国,了解美国的民主宪政是怎么一回事,了解他们的法律、政治、文化是怎么一回事。这样我们才会有一个清醒的头脑。
这就是我在准备这个演讲的过程中感悟到的。
谢谢大家。
王 在 平

2011年7月8日初稿
2011年8月2日修改
2013年8月30日再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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