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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摘去顾城的璀璨光环

姚全兴



也许我说得不合时宜,但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本月8日,是诗人顾城逝世二十周年。据说,纪念活动非常隆重和热闹。不仅有关顾城的首部纪录片《流亡的故城——纪念顾城二十周年》上演,而且作为顾城生前密友的一位诗人,在他主编的《今天》杂志推出“纪念刊”,邀请九位朋友、诗人、作家、学者、译者写下九篇纪念文字。其中一位女诗人写到顾城在新西兰的生活以及最后的悲剧,直言到今天,“这块伤疤挖掘起来还是疼痛不已。结局永远无法挽回无法遗忘。只有谢烨有权宽恕。我深信,她已经宽恕过了”。

但是,谢烨有权宽恕顾城这个所谓的“天才诗人”、“童话诗人”吗?我认为,她不会宽恕,也无权宽恕。即便她宽恕了,社会上一切有正义感的人能宽恕吗?

文艺(包括文学、影视、网络、书画、舞台等人文艺术)重视情感的重要性,但不是情感至上主义。如果片面地突出文学艺术家的个体情感,使之任意泛滥、恶性膨胀,也会造成惨不忍睹的恶果。诗人的情感够丰富了吧,古今中外为情而活,甚至为情而死的诗人,不在少数,因此诗人自杀的消息时有所闻。人们为诗人的自杀,掬一把同情之泪的同时,沉痛哀悼,隆重纪念,这是应该的。倘若有的诗人自杀前穷凶极恶地逞凶,这是理智的匮乏,道德的沦丧,情感的亵渎,那就是无良诗人,不值得同情了。在我看来,无良诗人即便自杀了,不必可惜和阿谀,不必哀悼和纪念,而要毫不留情地谴责之鞭笞之,把他丑恶的灵魂逐出我们的“理想国”。对顾城这样的诗人,就应该如此。

顾城的诗曾受到文学青年的追捧,得到一些文学评论家的青睐。1993年在新加坡举行的亚洲大专辩论赛上,复旦大学代表队在最后的慷慨陈词中,结束语引用的就是顾城最著名的那首诗: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直到现在,还可以看到有些人在引用这首诗,奉为文学经典,可见其影响之广之深。这样的诗,有的论者说是流自顾城生命的源头和最浓最鲜的血液,是顾城把自身切成碎片,糅入诗歌艺术,使个人生命和诗歌互为一体,小中见大,奥言微言,以有限暗示无限,鲜活空灵而又幽深邈远。但是,能写出这样的诗的诗人,他的生命未必纯洁和高尚。顾城不是死于追求生命的纯粹,也不是走不出人自身的虚弱,而是死于对生命的暴殄。他用写诗的手杀人,难道是可以“理解”可以“原谅”的行为吗?难道因为他缔造的童话王国,是一片所谓真正的净土,充满假惺惺的温情、宽容和怜悯,就可以原谅他这个现实中不折不扣的凶手吗?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顾城还自诩是“热爱生命”的人。在1982年6月,他写过这样一首诗:“最好是用单线画一条大船/从童年的河滨驶向永恒/让我们一路上吱吱喳喳/像小鸟那样去热爱生命。”看,说的唱的多么动听多么优美,真像发自肺腑的生命之歌,令人深深感动。但是联系他的所作所为看,岂不是鳄鱼的眼泪吗?由此可见,某些舞文弄墨的人,是很会假惺惺、嗲兮兮的。我们可不要被蒙蔽了。也许当年顾城是真的歌唱生命礼赞生命的,但是为什么不言行一致并在一生中一以贯之呢?这至少说明他不是真诚的诗人成熟的诗人,而真诚的诗人成熟的诗人是决不会把生命当儿戏,或者对生命朝秦暮楚,说的和做的竟有惊人的天渊之别。以致让我们惊醒过来的善良的人们失声惊呼:原来诗人是这样的人啊!以致我们年轻的文学爱好者,有可能在文学殿堂里对伪善的诗人顶礼膜拜,并亦步亦趋,延误了他们的一生,糟蹋了他们宝贵的生命,还浑然不知。

我忘不了我读当时那些轰动一时的报道时拍案而起的气愤。原来,顾城和他的妻子谢烨最初是1979年在上海至北京的火车上偶然认识的,因有共同的文学爱好而相爱。顾城曾说,“我觉得她代表光明,我和她在一起总有一种光明感,就像她第一次来我家那样,我眼前闪烁着一片光明,但是,久而久之,我发现,她并没有光明,也不是一个奇迹,而我是一个非常喜欢新奇的人。”后来,这个“非常喜欢新奇的人”,和给他“光明感”的妻子,到了新西兰的奥克兰附近的激流岛上一起生活。但并不幸福,顾城由于第三者的介入移情别恋,不但和谢烨闹口角,还殴打她。1993年10月8日,37岁的顾城用斧头恶狠狠地砍伤35岁的谢烨,然后自缢在一棵树上。谢烨被人发现倒卧在一条小路上,送到医院后不治身亡。

顾城死后,舆论一片哗然。有人说顾城之死,是诗人之死,是诗人的神经质造成的。也有人认为顾城既是一个自恋狂,又实在是一个施虐施暴者,暴露了一种霸权本质。但就是在报刊上看不到有人抨击顾城丧心病狂的杀人罪恶。我马上给报刊写文章,指出我们必须尊重生命,维护生命的权益,重视人格的现实意义,人格的完善和塑造,不能因为杀人凶手是诗人就可以在媒体上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抹煞美丑善恶的区别。我还问:现在媒体如此袒护顾城意味着什么?对人们特别是正在成长中的青少年是不是有副作用?但是,也许人微言轻,我的文章如石沉大海,杳无声息,使我久久为之不解,久久难以平静。我终于明白,顾城其人笼罩在诗人的璀璨光环之下,只能吹捧而不能指责。我于是怀着满腔的郁闷,退而求其次,将我的一连串疑问倾诉在我的一本书里:

“这个顾城岂不是玷污了诗人的桂冠?诗人是歌唱生命的人,本身就应该热爱、珍惜、呵护生命。但顾城不仅对自己的生命弃之如敝屣,而且心狠手辣地砍死和他非但无怨无仇还相依为命的妻子,这不是把妻子当奴隶当猪狗,可以随意地生死予夺?诗人的品质可以这样低劣吗?这样品质低劣的人也算是个诗人吗?奇怪的是,当时报上悼念诗文发了一篇又一篇,后来还出版了纪念文集。这就使人更为纳闷:难道顾城成了杀人凶手还是桂冠诗人吗?难道可以把顾城的杀人行为仅仅看作诗人情绪冲动的结果,而不是道德败坏,应该送上道德法庭审判吗?难道因为顾城杀人后自杀了就可以不受谴责了?到后来,顾城越发哀荣了,不少人为他捧场,出了种种主意,还说他的确是一个诗的灵魂,他的忧伤美如诗画,他的情感世界闪烁着童话一样的灵光。我不知道这些人怎么想的,心中有没有道德和文明的天平。”(《生命美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事过境迁,现在重提顾城杀人案,我只想再一次指出世界上最宝贵的是生命,任何人都没有权利杀戮生命,任何人也没有权利为杀戮生命的凶手寻找托词。在提倡精神文明建设的今天,更要大声疾呼:把对生命力、生命美的评价提到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让它们在新的世纪新的时代焕发从未有过的奇光异彩。我还要指出的是,现在有些高智商的高才生、博士,以及有些头上光环闪亮的明星、学者、教授,本身就是精神趣味不高的人,我们不要被他们的光鲜外表和虚伪言辞迷惑,把他们捧到天上去了。只有通过生命美育做一个生命健康的人,才能成为一个为人类事业激发生命力、创造生命美的人。不用说,我们有“人类灵魂工程师”之称的作家、诗人,尤其应该如此。

也许有人会说,顾城已去,不必计较,不必耿耿于怀了。此话不对。我们应该黑白分明,嫉恶如仇。对于顾城这样的人,不能姑息。也许还有人说,你这样穷追猛打,在当下岂不遭人非议?我就用鲁迅先生在《死》 中说的话回答他们:“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否则,怎么对得起被杀害的谢烨,怎么在社会上树立辉煌的正义之碑呢?

那么,如果当下文坛出现了顾城那样的无良诗人,怎么办?我觉得要像柏拉图主张的那样,理直气壮地把他们逐出理想国。但柏拉图并不是一股脑地把诗人都逐出理想国,而是“只有歌颂神明和赞扬好人的颂歌才被允许进入我们的城邦”。柏拉图反对的是某种“聪明人”靠小聪明进行摹仿的诗人,他认为这种诗人的诗亵渎神灵,有伤风化,不利于理想国的道德规范和社会风尚。不客气地说,在我们周围,像顾城那样人格沉沦的无良诗人(以及作家、画家、演员等)越来越多,严重影响我们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就像柏拉图比喻的那样,城邦的保卫者们假如在丑恶的事务影响中培养了起来,就好像牛羊在污秽中培养了起来一样的。他认为,消除这些坏影响的办法,就是寻找一些有本领的艺术家,将自然优美的方面描绘出来,让青年人天天耳濡目染一些优美的作品,这样青年们才可以健康地成长。看来,柏拉图的话至今值得我们深深思索。

也许有人说,顾城此人虽然人品不怎么样,但他的作品挺好,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他还是文坛精英,值得赞美。此言差矣。如果以这样的观点为评价文学艺术家的标准,那么精于书法的秦桧,能够画画的希特勒,也是值得赞美的精英了。我们并不要求文学艺术家十全十美,只要他们的人品健康向上,作品有一定品位,还是值得肯定的。问题是顾城是杀人凶手,他创作了一些作品,就可以让我们无视和放过他滥杀无辜的罪行吗?他的“经典”之作抵消得了他造成的恶劣的社会负面影响吗?再说我们的青少年如果以顾城为榜样,只求一技之长,不求个人修养,很难说他们不会重蹈顾城的复辙。君不见,国内外现实生活中不少有才能的青少年,因为漠视生命、摧残生命而走上不归路,沦为阶下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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