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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有过“十月革命”吗?

作者:金雁

 

一 俄国历史进程中的“断裂”问题

1997年,在俄国革命八十周年时,我和秦晖曾在《二十一世纪》发表过两篇文章,其一讨论革命的背景,主要是俄国历史上的农村公社传统,以及1905年自由民主运动失败后发生的斯托雷平(П. А. Столыпин)改革对于革命的影响;其二讨论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传入俄国后,在上述背景下被“俄国化”的过程,尤其是传统民粹派西化(社会民主党化)和列宁派社会民主党“超民粹主义”化这一“双向异化”的过程1。

十年过去了。这一时期俄国、中国与世界又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人们对1917年的认识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普京(В. В. Путин)时代的俄国,国家主义思潮的兴起,一方面侵蚀了俄共的社会基础,使转轨中磨难最多的俄罗斯,反而成为唯一没有出现东欧各国普遍经历过的“转轨阵痛导致“左派”上台”的国家;另一方面这种“右翼强国梦”也导致了民主进程的某种“退步”和以斯拉夫主义反对“西化”的某种“保守”倾向。从怀念苏联大国地位的角度赞赏斯大林时代的言论也明显增加,甚至当年最激烈的异见人士索尔仁尼琴(А. Солженицын)据说也有这类言论。于是,中国的左派舆论便大肆宣传“索尔仁尼琴悔过了”2。其实,了解索尔仁尼琴心路的人都知道,他当年就是从斯拉夫─东正教传统的角度来反抗苏联的极权体制,早在1970年代他就与当时异见人士中代表自由主义与“西化”倾向的萨哈罗夫(А. Д. Сахаров)发生过著名的“索─萨论战”。今天的索尔仁尼琴一如既往地坚持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抱怨俄国的“西化”。在索尔仁尼琴的观念中,列宁比斯大林坏得多,斯大林当然也比传统沙皇坏(但或许比“西化”的叶利钦 [Б. Н. Ельцин]“好”些?)。而普京则被索尔仁尼琴寄予复兴旧俄传统的厚望,因而对他十分看好。

基于这样的认知,索尔仁尼琴不仅对十月革命一如既往地深恶痛绝,而且对导致了“十月”的1917年二月革命同样反感。他从1970年代末开始,穷二十多年余生之力写作十卷本长编纪实文学《红轮》3,其1986年问世的第三卷就是讲述二月革命的。而二十年前他为该卷写的纲要式文章〈二月革命反思录〉4,于今年二月革命纪念日重刊后更是洛阳纸贵,受到普京政府的高度评价,普京甚至把该文作为文件发给政府官员们“学习”。索尔仁尼琴也为这次再版重写了序,极力强调反对“激进主义”对当今俄国的重要性,同时也指出导致激进思潮的社会弊病至今仍存,如果不通过变革(他语焉不详,但显然不是列宁或叶利钦式的“西化”变革)除弊,“革命”的幽灵就仍在徘徊。

在这篇文章中,索尔仁尼琴认为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都是“西化”影响下毁灭俄罗斯传统的一丘之貉,前者几乎与后者同样激进,并且直接导致了后者。联系他的其他论述,我们看到他实际上打破传统的“左右”和“主义”界限,给出了新的“两条路线斗争”,即东正教─斯拉夫派─普京的“俄罗斯道路”和赫尔岑(А. И. Герцен)─列宁─叶利钦的“西化”道路。建立苏联的1917年革命是“西化”之祸,埋葬苏联的叶利钦改革也是“西化”之祸。那么,被1917年否定的晚期沙俄和被叶利钦否定的晚期苏联,岂不都成了“俄罗斯传统”的象征?而叶利钦与普京这前后相承的两人如果截然分属“两条路线”,又何怪列宁与斯大林也有区别:前者当然是十恶不赦的“西化”派,而后者如今似乎暧昧地具有了某种“斯拉夫特点”5。这种论点与十年前笔者提到的剧变后俄罗斯褒奖斯托雷平的言论一脉相承,也与中国近年来把五四、启蒙和1949年乃至文革串起来一并予以否定的保守主义很相似。

然而,这个看法与苏联时期把二月革命称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十月革命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说法固然冲突,但也与后苏联时期自由知识界主流否定十月革命、却自认为是“二月民主”继承者的态度大异。如果说1990年代索尔仁尼琴此说在当时文禁初开、众说纷纭的情况下并无多大影响,那么在普京与自由民主派矛盾日深的今天,在普京与索尔仁尼琴互相赞赏而共倡“保守”的情况下,这种说法似有逐渐成为主流与官方话语之势,同时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把“二月”与“十月”一锅端地予以否定,既不为十月革命的继承者俄共所接受,也受到“二月民主”继承者,即今天俄国的自由民主派的反驳。

作为反对党的自由主义者亚博卢联盟领导人亚夫林斯基(Г. Явлинский)就指出:1917年二月俄国的专制君主制由于不能适应进步而崩溃,在不经暴力和流血的情况下人民选择了民主,开始建立一个现代的、欧洲式的宪政国家。尽管后来布尔什维克以暴力毁灭了她,但“二月民主”的精神到1990年代再造辉煌,这不是普京政府所能逆转的。他呼吁庆祝二月自由的节日,绝不放弃“二月主义”的旗帜。而支持普京的“以俄罗斯的名义团结基金会”主席尼科诺夫(В. Никонов)则反驳说:“1917年二月不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它在短短几天内毁灭了一个伟大的国家”,是此后一切不幸的根源。至于维护十月革命的俄共主张,由于了无新意而影响渐小。倒是一些左翼民粹主义者既不满索尔仁尼琴的保守主义解释,也不满亚夫林斯基的自由主义解释。如舍林(С. Шелин)就认为索尔仁尼琴与亚夫林斯基双方都出于精英立场,夸大知识阶级的作用,而他认为1917年俄国的命运是由普罗大众决定的6。但是,舍林同样没有对“二月”与“十月”作出区分。

显然,如果说在1990年人们对1917年革命的争论焦点在“十月”,那么时过境迁,今天“1917年”问题的焦点已经是“二月”。不管是同样肯定“二月”、“十月”的左派,还是对“二月”、“十月”一并加以否定的保守派,在看到“二月”与“十月”的连续性方面其实是一致的。而像亚夫林斯基那样区分两者、肯定“二月”而否定“十月”的观点,的确面临解释的困难。笔者在十年前的文章已经指出:1917年二月剧变的直接原因虽是战争引起的危机,但深层原因却是“专制主义市场化”的斯托雷平改革积累的民怨。剧变很快变成对斯托雷平改革的清算和恢复“公社世界”的浪潮,这决定了它不可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

但是,“二月”以后俄国的发展就完全是连续而没有“断裂”吗?如果像索尔仁尼琴所说,包括“二月”、“十月”在内的1917年革命是一场急剧的“西化”而且并未逆转,那么几十年后叶利钦再来一次“西化”的根据何在?其实索尔仁尼琴的叙述已经暗示,列宁以后俄国似乎又回到了“传统”,而且尽管索尔仁尼琴本人并未明说,但那些把沙俄、苏联都看作“伟大国家”(列宁与叶利钦则都是瓦解“伟大国家”的罪人)的保守主义者,都认为变化似乎发生在列宁与斯大林之间(由此才引申出所谓索氏“悔过”之说)。但是这种说法虽然与赫鲁晓夫(Н. С. Хрушев)以后的苏联官方观点有点类似(只是赫鲁晓夫褒列贬斯,而今天的保守主义者则褒斯贬列),但却没有甚么根据。如今绝大多数人都看到,列、斯的体制基本一致,差异只是枝节。

如果断裂不在“二月”、“十月”间,也不在列、斯之间,那么它在哪里?这是总结1917年历史的一个关键问题。今天的中国同样存在“保守主义”把文革与五四、1911年与1949年一锅煮的问题,存在以所谓“传统”和“西化”来解释历史的文化决定论史观。而最近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讨论,更带出了左派政府是否必然极权化的问题。1917年的俄国历史应能提供一个借鉴。

  

二 “革命宪政”与“二月民主”

立宪会议,按今天的通常译法即制宪议会或宪政议会。建立在政治自由、多元竞争、分权制衡、民主选举基础上的这套制度源自西欧,被认为是“自由主义”的制度。从词汇上使用“立宪会议”而不是用“杜马”,反映出“西化派”与“传统派”的区别。在近代俄国,立宪会议的主张不但被保守的沙皇专制主义者拒绝,而且也曾被宣传“人民专制”理论的俄国革命民粹主义激进派攻击为“富人的骗局”和“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与这种“反对政治自由(据说这会使政权落到资产阶级手里)的彻头彻尾的民粹派观点”7决裂的一批左派人士,形成了俄国最初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当年布尔什维克也曾积极要求国家民主,而且非仅“阶级民主”,今天所说的宪政民主也是他们当年强烈要求的。早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中,就要求“推翻专制制度并召集由全民自由选举的立宪会议”8。

因此,是主张宪政民主,还是反对宪政而鼓吹“人民专制”,就成为那时区分俄国马克思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界标。普列汉诺夫(Г. В. Плеханов)曾明确地说:“‘自由主义者所忙于争取的’‘抽象权利’正是人民发展所必需的条件;西方式的议会政治‘不仅’是资产阶级的‘组织工具’,而且也是另一阶级(按:即无产阶级)的‘组织工具’”。在普列汉诺夫看来,无产阶级应当比资产阶级自由派更积极地追求宪政民主;而民粹派鼓吹的“人民专制”则不过是一种“反动”的“政治畸形现象”,“有如古代中华帝国或秘鲁帝国,即一个在共产主义基础上的革新了的皇帝专制”,是“皇帝─国王的‘国家社会主义’”政治垃圾9。普列汉诺夫的这些话构成其名著《我们的意见分歧》(Наши разногласия)的基本观点,而他更早些时候出版的《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Социализм и полит. Борьба)也表述了类似主张,这两部作品加上其哲学著作《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К вопросу о развитии мо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взгляда на историю)是普氏为俄国马克思主义奠基的“老三篇”,被列宁说成是“教育了俄国整整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文献,其影响十分深远。

从上述观点可见,在追求宪政民主的问题上,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不但一开始就与反宪政的民粹主义者相对立,而且曾经比自由主义者更急迫。换句话说,在此之前社会民主党人与自由派在政治上有意义的区别就在于“激进立宪”(革命立宪)还是“渐进立宪”。尽管在斯托雷平时代开始有所变化:社会民主党内以列宁为首的一派(即布尔什维克)愈来愈“民粹主义化”乃至“超民粹主义化”10,但是俄国马克思主义“革命宪政”的传统感召力和对民粹派“人民专制论”的传统厌恶还不可能完全消失。正是在斯托雷平时代,列宁一方面说了不少(过去很少说)议会民主“虚伪”的话,另一方面仍然在反驳那种认为“虚伪民主”不如专制好的极左极右论调。他认为:尽管多党竞争下的政党宣传“带有广告欺骗性质”,但这一点决不能说明议会民主“根本无益甚至有害,像顽固的反动份子、议会制度的敌人极力要人民相信的那样”,恰恰相反,没有这样的多党制,欺骗“会多得多,而人民揭穿骗局、查明真相的办法也会少得多。”“一个国家的政治自由越多,它的代议机构越健全,越民主化,人民群众就越便于……学习政治,即越便于揭穿骗局和查明真相。”11 通常所说的1917年“二月革命”正是“革命宪政”的实践。由于“斯托雷平反动”断送了俄国在1905至1907年间曾经一度大有希望的、通过君主立宪建立议会民主的机会,而斯托雷平改革推动的市场经济发展又掏空了传统皇权主义的基础,并因对传统农村公社实行掠夺性的专制私有化而积累了巨大的民怨,因此当对外战争冒险失利触发了社会危机后,全俄便急剧地卷入革命漩涡。随着貌似强大的沙皇专制似乎完全“出人意料地”突然崩溃,君主立宪的前景已不复存在。在“雪崩”的冲击下,不用说比斯托雷平更保守的传统保皇党已无踪影,斯托雷平体制下得势的专制市场经济改良派,如十月党、进步党等自由主义右翼派别也很快被革命潮流冲垮。只有自由主义左派,即1905年事变中因领导激进宪政民主运动而在斯托雷平时代受压制的立宪民主党,成为唯一还有政治号召力的自由主义党派。但该党由于担心斯托雷平改革所激起的民粹主义反弹浪潮难以控制,更担心战争时期(立宪民主党是支持参战的民族主义者)后方剧变会瓦解军事力量,这时反而主张放慢立宪步伐。这样一来,以“立宪”为党名的这个1905年的政治改革激进派,在1917年却把立宪会议的大旗拱手让给了“社会主义者”。


而当时被革命形势推向前台、成为俄国最强大政治势力的,是两大左派(当时通称两大“社会主义政党”12)──社会革命党和社会民主党。这两党内部都有明显分化:社会革命党传统上本是以搞“革命恐怖主义”推进“人民专制”起家的极左党,但这时它的主流已经在斯托雷平时代发生了“社会民主党化”,只有其坚持原教旨民粹主义的支派,即所谓“左派社会革命党”还带有“人民专制”色彩。至于社会民主党本是传统的“革命宪政”主张者,其中的孟什维克此时仍然持有俄国马克思主义正统的革命宪政理念,而布尔什维克尽管已经在“超民粹主义化”的路上走得很远,但仍然保留着社会民主党传统的“革命宪政”话语,其激进主要表现在不断指责别人拖延宪政进程。列宁本人当时就一再抱怨“政治自由”太少,认为“在自由的国家里,管理人民是通过政党的公开斗争以及它们之间的自由协议来进行的”13。

在二月革命后的一段时间,列宁指责临时政府拖延立宪会议选举,但并没有要求“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当时布尔什维克党在苏维埃中的影响也不大。后来他两度提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但其含义只是:(1)苏维埃取代临时政府来承担筹备召开立宪会议的责任;(2)排除以立宪民主党为代表的自由派左翼,建立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主导的“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亦即左派多党联合政府。他并没有说要用苏维埃取代立宪会议,相反他仍然强调苏维埃只应该在立宪会议之前临时掌权──正如他在“七月事变”后所说:“在立宪会议召开前,除了苏维埃以外,国家不应该有任何其他的政权存在。”14在列宁所指责的对手中,除立宪民主党担心民粹主义浪潮难以控制而真的希望放慢民主步伐外,社会革命党主流派和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派的“革命宪政”热情本不下于布尔什维克,只是考虑当时德国正大举进攻,基于“革命护国主义”15立场,才不愿把太多精力投入竞争性选举,更不愿在这个不但君主派早已消失、连自由派都已靠边的“左派民主”大好形势下一味激化矛盾而使局势失控。

因此,经过斯托雷平时代的政治分化与重新定位,到二月革命后,传统的社会民主党与社会革命党(即俄国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之分野已经完全模糊,取代它的是新的、十分戏剧性的分野:两党的各一部分(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派与左派社会革命党)结盟,反对两党各自的另一部分(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派与社会革命党主流)。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前者更多地体现了当年以民意党为代表的原教旨民粹主义或超民粹主义传统,而后者更多地体现了当年普列汉诺夫开创的俄国马克思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正统。但是在1917年,双方都还没有脱离“革命宪政”话语。

  

三 并不“震撼”的冬宫之夜

在二月革命后直到1917年年底的整个期间,包括所谓“十月革命”的前后,俄国政坛上的斗争焦点,除了对外关系上的“和平”与经济上的“土地”外,政治体制上就是尽快召开、还是推迟召开立宪会议的问题。虽然苏联时期的官方史学声称那时出现了“无产阶级的苏维埃”和“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两个政权并存”的状态,然而实际上,不但二月以后相当时期内布尔什维克并未在苏维埃中占优势,也并不主张“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而只是强烈指责临时政府拖延召开立宪会议。甚至就是在他们控制了彼得格勒苏维埃,并据以发动推翻临时政府的“十月革命”时,虽然提出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但也只是把它作为革命措施,而并未宣布苏维埃是永久性政府。相反,当时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明确宣布:“工人和农民的临时政府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掌握国家政权”16。他们继续指责临时政府终于宣布的立宪会议选举日期是靠不住的,宣称只有苏维埃才能保证立宪会议选举如期举行17。在十月革命前两周,列宁指示布尔什维克控制的军队要给士兵放假,以便组织他们回乡进行“关于立宪会议的鼓动工作”,争取农民选票以便“在立宪会议中获得多数”18。而在十月革命前夜,布尔什维克的机关报《工人之路》(Рабочий путь)以通栏标题向人民发出号召:“把唯一彻底的和坚忍不拔的革命党──布尔什维克选进立宪会议”19!

就在俄历1917年10月26日,即打下冬宫、夺取政权后的次日召开的第二次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大会上,列宁不仅重申,临时政府不愿召开立宪会议是它被推翻的理由之一,而且强调即将召开的立宪会议才是唯一有权决定国际问题的机关20。他并且信誓旦旦地保证,即使布尔什维克在选举中失败,他们也将服从“人民群众”的选择21。

可见正如“土地”(废除斯托雷平改革恢复农村公社)与“和平”(退出世界大战)一样,“立宪会议”在当时的俄国实际也是众望所归,无人反对。各方争论的似乎只是“快慢”问题。

而且更重要的是:苏联时期被描绘为连续体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其实并不存在。从“二月”到“十月”,动荡中的俄国实际共经历了五届不同党派构成的短暂政府,其主导力量从右翼自由派、左翼自由派到“社会主义者”都有,总的趋势是一个比一个更“快”的主张者轮番得势22。十月之变产生的苏维埃政府似乎只是第六个更“快”的主张者上台而已。

实际上,这个变化就在十月革命的前一天已经开始:俄历10月24日,各党派召开的共和国预备议会上,社会主义者已占多数但尚容纳了几个立宪民主党人的克伦斯基(А. Ф. Керенский)联合政府受到抨击,两大社会主义政党提出议案要求“通过一项法令把土地移交给土地委员会”、“坚决支持建议与盟国宣布和谈条件并开始和平谈判的对外政策”,这两项要求与苏维埃政府次日提出的“土地法令”与“和平法令”几如出一辙。此议案战胜立宪民主党的反对,以123票对102票被预备议会通过。此举相当于对联合临时政府的不信任案,如果没有当夜的“冬宫事件”,它也将导致出现一个排除自由派的“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而仅在两周前这正是布尔什维克追求的主张23。

由于列宁的坚持,尽管中央委员会中季诺维也夫(Г. Зиновьев)、加米涅夫(С. С. Каминев)、卢那察尔斯基(А. В. Луначарский)、李可夫(А. И. Рыков)等不少人反对,布尔什维克党还是在此前退出了预备议会,并赶在“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出现前抢先夺取了政权。虽然采取的是类似军事政变的手段,可是当时俄国处在非常时期,前五届政府也并非经过全民选举,而且期间还有“四月危机”、“七月事件”、科尔尼洛夫(Л. Г. Корнилов)兵变等非常事件,与之相比,十月冬宫之夜“水兵与士官生的冲突”也不算多么激烈。其实,在传统上农民出身的俄军普通官兵往往具有皇权主义和保守倾向,“士官生”,即有文化而又并无军官特权的“军人知识份子”,曾是俄军中最富进步精神的力量。自12月党人事件以来他们一直是倾向民主的,而二月革命后他们中多数还倾向社会主义──自然是民主社会主义。在反沙皇、甚至反对右翼自由派方面,他们与布尔什维克并无矛盾。而在二月革命后初期自由派主导临时政府时,他们还与布尔什维克关系良好。当时彼得格勒军事学校社会主义者士官生联合会经常请布尔什维克人士在他们举办的“社会主义理论讲座”上作演讲24。只是在社会主义党派主导联合临时政府后,由于不满布尔什维克的“暴力倾向”,他们才成为冬宫之夜的“反革命”力量。而且,这天晚上夺权与被夺权的双方,其实还多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党内同志”──都是社会民主党与社会革命党人,只是被夺权的最后一届临时政府成员,多为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派和主流派社会革命党,而夺权的是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派和左派社会革命党。在一般人看来,党派的差别还不如前几次政府更替的双方差别明显25。

所以,尽管当时在彼得格勒的美国记者里德(Кпио Теед)后来对十月革命的报导以《震撼世界的十天》为题而闻名于世,但在当时这场变革不要说对“世界”,即使对彼得格勒人而言也并非多么“震撼”。起义当晚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发布〈关于临时政府被推翻的通告〉称:起义“未流一滴血就取得了胜利。”26而军事革命委员会任命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政委别雷舍夫(А. В. Бельщев)事后报告说:军舰“在彼得保罗要塞打出信号弹之后发射了几发空弹,准备视情况决定是否需要打实弹。结果无需如此,因为冬宫很快就投降了。”27

中国人在后来的长期宣传中妇孺皆知的所谓阿芙乐尔“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所谓武装起义,其实不过如此。事实上,二十多年后拍摄的电影《列宁在十月》(Ленин в Окдябре)中攻打冬宫的冲锋陷阵场面,是斯大林一再指令加码后改拍而成。1927年十月革命十周年时问世的爱森斯坦(С. М. Эйзенштейн)的著名影片《十月》(Окдябрь)尽管已经受斯大林权力的影响,还没有这样的场面。而当时的真相是:士官生的抵抗很快就停止,在水兵与赤卫队涌向冬宫大门时,由冬宫的防卫长官亲自打开宫门,并把他们带到了临时政府部长们正在开会的地方28。一直反对暴动的温和派布尔什维克党人卢那察尔斯基在当时的家书中也不无宽慰地记道:“事变竟轻易实现”,“暂时牺牲极少。暂时。”29显然,这场“暴力革命”几乎是波澜不惊地就成功了。

而成功者当时也相当低调。苏维埃政府当晚成立时自称是“工人和农民的临时政府”30,人们也将其作为“第六届临时政府”来接受。应当说,支持布尔什维克当晚行动的人并不多,而反感者亦不少。如前所述,就连布尔什维克党内都有相当一批人反对以这种方式夺权。他们当然支持以一个对苏维埃负责的政府取代临时政府,但既然以苏维埃的名义做这件事,总应该由苏维埃授权。不能先造成既成事实,“在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前夕就夺取政权,这一点我想谁也不知道。”于是正如卢那察尔斯基所言:“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甚至连国际主义者,都断然抵制我们。市杜马对我们十分恼火。市民、知识份子,乃至所有人,所有人都是这样,……”“目前是可怕的令人胆寒的孤立”31。

但尽管如此,并没有甚么人想采取实际行动与布尔什维克对抗。当时俄国人普遍相信,“二月”以来的革命形势在动荡中持续发展,而其目标就是立宪会议。立宪会议代表的选举和会议的召开,将意味着“革命宪政”大功告成,俄国将出现一个全民选举产生的、有权威的而非“临时”的民主共和宪政政府。到时俄国的政局就会走上正常轨道。可以设想,如果布尔什维克当时不是以召开立宪会议为号召,而是公然提出取消立宪会议,那它的夺权行动必然会“震撼”得多,而能否成功也就未可逆料了。

  

四 “震撼世界”的1月5日

真正令人“震撼”的剧变来自两个月以后。

原来列宁一直认为,选举时由谁执政,由谁来召开立宪会议是至关重要的。显然,他相信在自己大权在握的情况下,加上卓有成效的宣传鼓动工作,“革命宪政”会批准他所做的一切。

然而,事态发展出乎他的意料。就在布尔什维克掌权的条件下,选举按期于11月12至15日进行,25日大致的得票结果是:布尔什维克获得23.9%的选票,在703个席位中,只获得163席,远远低于社会革命党所获40%的选票32。到了1918年年初立宪会议召开前,最终结果揭晓:在总共707个席位中,布尔什维克得到175席,占24.7%,只略高于最初结果;而社会革命党得到410席(其中左派社会革命党占40席),孟什维克得16席,立宪民主党得17席,各民族政党得86席,其余几个席位分别属于几个小组织33。也就是说,布尔什维克在他们主持的这次选举中只得到不足四分之一的议席,即使加上与布尔什维克结盟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列宁方面也只占有30%的议席,而主要的民粹派政党社会革命党,即使不算它的左派,仅其主流派就占有370席,已经明显过半。



显然,布尔什维克输掉了这次选举,而且输得很惨。其惨况还不在于得票少,而在于这是在它当权的情况下组织的选举。它没有理由、而且的确也并未指责这次大选有甚么舞弊、贿选一类的污点。当时布尔什维克反对选举结果的理由是:立宪会议的选举是根据临时政府的法律进行的,而这个法律现在已经过时。这个理由显然太牵强了:既然这次选举本来就没有合法性,你为甚么又组织了这次选举呢?

其实布尔什维克在选举过程中已经感到不妙,并通过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法令,授权那些选出的代表不符合其意愿的地方的苏维埃可以暂停选举、召回已选出的代表并组织改选。然而,受到“革命宪政”思维影响的各地苏维埃并没有行使这一不得民心的权力。于是列宁的人民委员会政府又在立宪会议预定开会日(11月28日)前,以到达的代表太少为由宣布推迟会期。当天一些立宪民主党人举行示威抗议这个决定,要求“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结果遭到严厉镇压。立宪民主党事实上被取缔,其当选代表或被杀被捕,或逃亡。

直到一个多月后,立宪会议才在排除了立宪民主党人的情况下于1918年1月5日召开。会前列宁政府便宣布在彼得格勒实施戒严,并调集忠于布尔什维克的军队进入首都。开会当天,布尔什维克代表建议立宪会议按人民委员会的要求,把权力交给苏维埃并自行宣布解散,多数立宪会议代表拒绝了这个蛮横无理的要求。布尔什维克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代表遂先后退出会议。其余多数代表在暴力的威胁下一直坚持到次日凌晨4时,终被布尔什维克调来的军队驱散。当天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即宣布解散立宪会议34。

这一天,已被严厉镇压的自由主义者──立宪民主党人不可能发出甚么声音。但在左派(即社会民主党人与社会革命党人)阵营和劳动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农民的不满是后来才浮现的)中却发出了愤怒的吼声。

两个首都发生抗议解散立宪会议的工人游行示威,参加者可能多达数万人35。布尔什维克军人向和平的游行队伍开枪射击,“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街道上洒满了工人的鲜血”36。在彼得格勒,示威工人是“举着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红旗走向塔夫利达宫(按:立宪会议所在地)”的,而杀手们不仅未经警告就从埋伏的暗处开枪,而且还“从工人们手中夺过革命的红旗,用脚践踏它们,把它们投入篝火中”37。俄国最大的行业工会“全俄铁总”宣布政治罢工,以抗议立宪会议被驱散,许多工会纷纷支持。罢工被镇压后,全俄铁总和其他非布尔什维克控制的工会被取缔,从此俄国工会逐渐“官方化”。

这一天,主要由孟什维克组成的(联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发表〈致全俄公民书〉,这个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开头、以“社会主义万岁!”结尾的声明指出:“立宪会议被以武力驱散了。……甚至早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打算做出解散立宪会议的决定之前,立宪会议就已经被解散了。布尔什维克一如既往,首先用武力解散了立宪会议,随后便关闭了塔夫利达宫不让任何一位立宪会议成员进入。只是在这以后,才要求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关于解散的命令。因为自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以来,苏维埃的全部作用归结为在“人民委员会”的决定上盖上一个印章。没有任何“苏维埃政权”,有的只是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权,以及追随他们的那些武装队伍的政权。”38

除布尔什维克以外的各社会主义党派,即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和人民社会党还联合发表传单,指出:“1905年1月9日,尼古拉.罗曼诺夫和特列波夫枪杀过要求召开立宪会议的工人。今天,当劳动人民经过12年斗争之后,立宪会议已由人民选举产生,而彼得格勒的工人又一次为立宪会议而遭到自称是工人阶级代表的那些人的枪杀”!从此,“沙皇专制式的黑暗时代开始了。”“公民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被剥夺了。”“工人的旗帜被撕毁、被烧掉了。”39

与这份传单类似,沙皇时代素来同情布尔什维克的左派作家高尔基(М. Горький),也在这一天激愤地写下了〈1月9日与1月5日〉("9 января и 5 января")一文,严厉谴责布尔什维克的暴行。他也把当天发生的惨案比之为点燃1905年革命烈火的、沙皇屠杀和平请愿工人的“流血星期日”,并悲愤而又绝望地说:布尔什维克的“来福枪驱散了近百年来俄国最优秀份子为之奋斗的梦想”40!

显然,1月5日事件给俄国社会造成的“震撼”远远超过上年10月25日黎明前的“冬宫事件”。“十月事件”基本上是“二月”以来“革命宪政”进程的延续。而斯托雷平改革的失败就注定了自由派的失势和社会主义者的上台,事实上这个变化也是在7月和9月两次临时政府更迭就基本完成,10月末如果没有“冬宫事件”,自由派彻底下野和“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的出现也是势在必然。尽管布尔什维克的夺权手段招人非议,但既没有马上激化社会矛盾也没有导致甚么反抗。克伦斯基政府已在“冬宫事件”前一天的预备议会上遭到实际上的不信任投票,产生“第六届临时政府”并不出人意料。十月之夜逃出冬宫的克伦斯基等一些临时政府领导人曾试图组织反夺权,但因没甚么响应者而不了了之。社会革命党与孟什维克控制的全俄铁总等工会组织曾对布尔什维克的“政变”持异议,并威胁举行罢工,但在立宪会议选举如期进行后即宣布与苏维埃政权和解。由于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的主要政治力量都宣称俄国前途最终取决于立宪会议,人们也就在等待立宪会议结果的心态下,大体平静地接受了既成事实。这两个月因而在传统上被称为苏维埃政权“凯歌行进”的时期。

但驱散立宪会议就不同了。它把“革命宪政”进程完全倒转过来,成了革宪政的命,堪称是二月革命后俄国历史进程的又一次剧变。按后来“列宁主义”的说法,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粉碎了“资产阶级民主”;而按布尔什维克以外的其他社会主义党派的说法,则是“民主革命”的毁灭和“专制黑暗”的重返。不管哪一种说法,这一变化作为“民主”与“专政(专制)”的对决,都可谓超级“震撼”。你可以说它是革命,也可以(按反对派的立场)说它是反革命,但唯独不能说这变化的意义比“十月事件”小。

实际上,甚至“土地与和平”这两个据说是由十月革命解决的主要问题,当初的争议主要也不是要不要议和、要不要分配土地,而是要不要由立宪会议来决定这两者,或者即便苏维埃造成了既成事实,也要不要立宪会议来承认其合法性。主导最后两届临时政府的社会主义党派实际上是赞成议和与分地的。社会革命党领袖切尔诺夫(В. М. Чернов)作为临时政府部长颁布的土地法曾得到列宁的赞许──他甚至起来驳斥“资本家对切尔诺夫进行无耻的诽谤性攻击”41。但切尔诺夫等人认为应当由立宪会议来做这两件事。而像全俄铁总等一些民主组织虽然认为苏维埃政府可以做这些事,但还是应当由立宪会议来认可。“一月剧变”使这些人与苏维埃政权的矛盾变得不可调和。

总之,与“冬宫事件”相比,布尔什维克废除“革命宪政”的“一月事件”无论就当场造成的流血42,就事件给俄国人带来的“震撼”,还是就事变内容的社会深刻性和历史影响来看,都要大得多。没有“十月事件”,俄国肯定也会出现社会主义者政府。当然,民主竞选制下谁也不能保证它永不下台,但“十月事件”中产生的那个“永不下台的社会主义政府”如今又安在哉?而如果没有“一月事件”,宪政下无论左派还是右派政府就如其他民主国家的社会党政府与保守党政府一样,不会让“近百年来俄国最优秀份子为之奋斗的梦想”惨遭破灭,让俄国陷入惨烈血腥的内战,更未必会在俄国历史上造成七十多年的极权时代。

事实上,1917至1918年间俄国并不是发生了两次,而是只有一次革命,其开始与终结则成为震撼世界的两件大事:它于1917年2月发生时不仅是“民主革命”,而且当时就终结了斯托雷平的资本主义改革,在逻辑上开始了导致社会主义者执政的“向左一面倒”进程。换言之,它是民主革命,却不是“资产阶级革命”,按如今人们习惯的政治光谱来划分,毋宁说它更像是“民主社会主义”革命。而1918年1月社会主义者(尽管并非布尔什维克)占压倒优势的立宪会议被武力驱散,意味着这一革命的终结,它结束了民主,开始了“专政”(但未必是“无产阶级”的专政)。而两者之间的“十月事件”,既不是社会主义的开始,也不是民主的结束,只是“不稳定的民主国家”中常见的一次政变而已。

后来人们用来称呼“十月革命”的“开辟人类历史新纪元”之说,考诸历史,这话最早出自托洛茨基(Л. Д. Троцкий)。他下面还有一句话:“开辟了铁与血的新纪元”43,后来人们却不提了。但他是在二月革命后从国外侨居地回国时说这番话的,那时还未发生“十月事件”,可见他指的就是二月革命,但是“铁与血的新纪元”真正到来,却是“一月剧变”后的事了。

  

五 “一月剧变”与内战

事实上,所谓十月革命后相对平静的政局,即苏维埃政权“凯歌行进”的局面,正是在这场“一月剧变”后被打破的。俄国的国内矛盾自此迅速尖锐化,不久就爆发了大规模的残酷内战。关于这场内战各种“官书”上有着许多定义,但是列宁1919年致罗日科夫(Н. А. Рожеков)的一封私人信件有个坦率的说法值得一提:列宁认为当时的内战是“苏维埃政权反对“普遍、直接、平等、秘密的”选举的斗争,即反对反革命立宪会议的斗争”,“这是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议会制的世界性大崩溃,无论在哪个国家,没有国内战争就不会有进步。情愿者命运引着走,不情愿者命运拖着走。”44

十月革命后最初两个月苏俄实际上没有军队,似乎也不需要军队。自马克思以来的社会主义者都一贯反对“常备军”,民兵代表革命,常备军代表反革命,这种理念甚至可以追溯到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但1918年1月15日,在“一月剧变”后仅十天,苏俄政府即颁布了建立红军的法令。法令仍许诺“在不久的将来实行全民武装代替常备军”45,但很快这个“不久的将来”就被证明无限遥远。二月革命以来布尔什维克最积极提倡的“士兵民主”立即被严禁,托洛茨基直言不讳:“红军的组织原则与沙皇军队的组织原则是非常相似的”46。而实际上前者比后者更严厉,包括推行残酷的人质法和什一法。用当时的话说,民主已经过时,现在是“对信奉过的一切要憎恨,对憎恨过的一切要信奉”47。的确不这样也不行,“一月剧变”后各地的小规模叛乱很快蔓延升级,到5月间捷克斯洛伐克战俘叛乱和萨马拉“民主反革命”合流,全面内战的局面形成了。

一般认为,直接导致内战的原因有三个:废除立宪会议导致民主派的反抗,对德和约引起“爱国主义者”的抗争,以及余粮征集制激化与农民的矛盾。但实际上,布列斯特和约的问题在几个月后即随德国战败、苏俄废约而不复存在;余粮征集制虽有深刻的思想背景,但作为一项具体政策,应当说它是内战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虽然它引起的农民反抗导致了内战延长。因此,解散立宪会议,亦即废除宪政,实为导致内战的首因。

从某种意义上讲,内战是一场围绕“立宪”的战争,列宁政府的反对派最著名的口号就是“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而内战中出现的许多反苏维埃势力也都以民主立宪为旗帜。包括大量的左派势力,也在“既不要列宁也不要高尔察克(А. Ф. Колчак──引者注)”的口号下成了反对派,他们要求在“左派”专政与右派专政之外选择道路,回到1917年9月前的民主政府,甚至是“一月剧变”前的苏维埃。“专政”与“民主”的冲突如此尖锐,以至于布尔什维克方面当时抨击“民主”常常连“虚伪的”、“资产阶级的”等限制词都不用,干脆流行起“民主反革命(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ая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я)”、“立宪反革命(Кадетская контрреволяция)”的说法,并由此衍生出“民主反革命时期”、“民主反革命缓冲地带”、“民主反革命政治派别”等一系列术语48。“专政”是“革命”,“民主”就是“反革命”,一月前后的剧变乃至于斯!


这当然不是说后来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力量都是立宪会议的支持者或所谓民主派,而是说:二月革命以来人们期待的宪政民主前景在1918年1月的消失引起了空前的震动,打破了俄国社会当时已十分脆弱的平衡,使各种矛盾都集中爆发出来。不仅各支民主派(后来被称为“资产阶级民主派”,但当时布尔什维克更常称之为“民主反革命”)打出立宪会议的旗号反对布尔什维克,先后在伏尔加河流域的萨马拉、乌法等地形成很大势力,在格鲁吉亚等地还建立了孟什维克领导的民主共和国。更严重的是,在二月革命后慑于当时人们对民主的认同49而一时蛰伏的各种旧俄势力,现在随着宪政民主前景的破灭也堂而皇之地出来抢夺江山。他们显得非常理直气壮:既然不搞民主了,沙皇的遗产凭甚么就是你的?“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局面于焉形成。

事实证明:从二月革命到一月政变期间,俄国政局在民主预期下的日益左倾,并未受到右翼反民主势力的多大抗拒,像科尔尼洛夫兵变那样的个案转瞬间也就平息了。不仅“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本已水到渠成,就是布尔什维克抢先夺权后,在许诺尊重立宪会议的七十天内全俄局势仍然基本稳定。正是在布尔什维克摧毁宪政后,右翼反民主势力起而效尤:继“一月剧变”布尔什维克驱散立宪会议后,4月乌克兰哥萨克首领斯科罗帕茨基(П. П. Скоропадский)驱散了二月革命后出现的乌克兰议会(中央拉达),12月初军阀高尔察克驱散了从伏尔加河迁移到鄂木斯克的立宪议会委员代表大会。二月革命后昙花一现的民主权威至此荡然无存。而二月革命以来对“混乱的民主”不耐烦的人们,在混乱变成内战后也就各立山头“收拾残局”。加上乘乱而起的民族分离运动、外国支持的势力,俄国一时陷入了空前残酷的兵燹战祸中,数百万人死于非命。

历史是由长时段因果关系决定的还是“偶因”造成的?应该说两种因素皆有。笔者曾指出:1905年俄国曾经有过自由市场经济与政治民主化进程互相促进的强大势头。如果不是那场风波中各方之不智造成“双输”之局,俄国完全可能在君主立宪框架下完成政治、经济的现代化改造而避免1917年的局面。但是斯托雷平政治专制下为权势者对传统农村公社进行“警察式私有化”积下民怨,加上后来又唐突发动(参加?)世界大战而失利,“不公正的改革导致反改革的革命”便在所难免。而且这种“革命”天然具有反对“腐败的经济自由”和重建“公社世界”的性质,自由主义成为输家几乎是注定的:临时政府难免要社会主义化,立宪会议即便不被驱散,也没有几个自由派当选。但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者”中谁能得势、以及得势后具体会导致甚么后果,则是不确定的。主要在政治侨民中活动的布尔什维克最初并无优势,长期流亡后在1917年4、5月间才回国的列宁、托洛茨基也不被看好。国内反斯托雷平运动的主力社会革命党和在工会中影响巨大的孟什维克都曾经很有希望,但是阴差阳错的权谋较量使列宁最终胜出。1917年2月开始的进程本来是由传统专制向宪政民主的转型,结果到1918年1月后演变成“专制”到“专政”之间一场改朝换代式的战乱。继1905年后俄国历史上又一次民主大实验,就这样以更惨痛的内战以及内战后的“专政”告终了。

  

注释

   1 两篇文章皆以笔名发表,参见苏文:〈传统、改革与革命:1917年俄国革命再认识〉,《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7年10月号,页4-16;卞悟:〈列宁主义: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民粹主义化〉,《二十一世纪》,1997年10月号,页37-47。

   2 高国翠:〈“忏悔”的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页54-57;吴庸:〈俄罗斯在翻跟斗〉,《议报》,第315期(2007年8月13日),www.chinaeweekly.com/viewarticle_gb.aspx?vID=5910;〈为甚么反斯大林的索尔仁尼琴会赞扬斯大林〉,http://post.baidu.com/f?kz=190562576。

   3 该书第一卷《1914年8月》和第二卷《1916年10月》分别于1971和1984年在巴黎出俄文首版,第三卷《1917年3月》上下两册俄文版于1986年也在巴黎由ЩНГБ出版社推出,但奇怪的是它不是首先推出单行本,而是作为《索尔仁尼琴全集》的第十五、十六两卷问世(Красное Колесо, уэел. 3 Март Семнадцатого. А. Солженицын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э, Том 15-16. Paris: YMCA Press, 1986),因此几乎没有引起注意。俄文单行本直到2000年才在俄罗斯国内出版,英文版迄今尚无。

   4 Россиыская Газета, 27.2.2007.

   5 所谓索尔仁尼琴“悔过”之说夸张太甚,实际上索尔仁尼琴对斯大林暴政的谴责没有任何变化,这从他的一系列近期言论可见。德国《明镜》(Дет Урйезем)周刊对他的专访,参见索尔仁尼琴:〈我从未违背自己的良知〉,《南方都市报》,2007年7月25日。但是从“文化”上讲,似乎就有点“复杂”了。

   6 Sergei Roy, "From Autocracy to Anarchy: Reflections on the February Revolution", www.theliberal.co.uk/issue_10/politics/russia_roy_10.html.

   7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页179。

   8 中国共产党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一分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页41。

   9 普列汉诺夫着,刘若水译:《我们的意见分歧》(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页77、40、242、258。

   10 卞悟:〈列宁主义: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民粹主义化〉,页37-47。

   1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二十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页282-83。

   12 这是当时公认的“社会主义政党”。列宁当时也经常这样表述。后来苏联时期的官方史学肯定布尔什维克“唯我独社”而其他左派政党都姓“资”,其实他们的纲领都以社会主义为奋斗目标。

   13、14、18、4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三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页53;55;260-61;52。

   15 所谓“革命护国主义”是指许多沙皇时代反战的革命者,在沙皇垮台、民主革命成功后认为战争性质已经改变,其中的一些人引法国革命后与欧洲诸王反法联盟的战争为例,认为民主俄罗斯与英美法这些民主国家为一方、德奥土保几个专制王朝为另一方的战争已经成为民主对专制的战争,因而主张争取战争胜利,反对媾和,尤其反对背着民主盟邦而与德皇单独媾和;而更多的人虽然仍主张退出战争,但面对德国大举进攻的形势也主张先打退敌人以保卫革命,然后再争取有尊严的和谈。其实布尔什维克自己掌权后也是这样做的,但在他们上台前却一直反对为保卫二月革命的成果而战,主张现在就要和平,所以“革命护国主义”当时成了其抨击的对象。

   16、23、30 James Bunyan and H. H. Fisher,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1917-1918:Documents and Materials (Hoover War Library Publications, No. 3) (London: O.U.P., 1934), 133; 91-92; 133.

   17、21 Leonard Schapiro,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1), 182.

   19、20 费希尔(Louis Fischer)着,彭卓吾译:《神奇的伟人:列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页220。

   22 关于这几届临时政府的构成与政治色彩的演变,详见苏文:〈传统、改革与革命:1917年俄国革命再认识〉,页12-13。

   24、34、36、38、39 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一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页36;184-87;182;184;182-83。

   25 例如,二月革命后第一个权力机关杜马临时委员会还是右翼自由派(十月党、进步党等)为主,其后的第一届临时政府改以左翼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为主。而7月24日和9月25日上台的最后两届临时政府都已以社会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与孟什维克)为主了。

   26 Октябьское вооруж?ное восстание в Петрограде. М., 1957г. стр. 353. 后来调查说当晚共有六人伤亡,并非“未流一滴血”,但“几乎没有流血”是可以说的。

   27 Октябьское вооружж?ное восстание в Петрограде. М., 1957г. стр. 392-93.

   28 参阅闻一:〈“列宁在十月”〉,《学习时报》,2007年5月7日。

   29、31 1917年11月9日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载《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一卷,页66-67。

   32 Л. Г. Протасов,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е учередительное собрание: История рождения и гибели. М., 1997г. стр. 241-42, 248.

   33 Ш. М. Мунчаев, В. М. Устинов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от становление самодержавия до падения советской власти. М., 1999г. стр. 311.

   35、43 这个数字是列宁当时收到的报告所说。后来布尔什维克的公开报导说是两万人,甚至说只有五千人。见多伊彻(Issac Deutscher)着,王国龙译:《先知三部曲.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879-1921》(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页410;282。

   37 高尔基着,朱希瑜译:《不合时宜的思想:关于革命与文化的思考》(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页260-61。

   40 参见金雁:〈读不懂的高尔基〉,载《火凤凰与猫头鹰》(北京:三联书店,1999),页114。

   42 布尔什维克当时(据斯维尔德洛夫[Я. М. Свердлов]1月12日在苏维埃“三大”上的讲话)承认有二十一人在镇压1月5日抗议示威时被当场枪杀。(См.: Петрогрдский голос. 1918. 12 января речь Я. М. Свердлова на ЙЙЙ съезта Светов)反对派方面估计的数字要大得多。

   44 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二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页142-43。

   45 徐天新选译:《世界史资料丛刊.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页110。

   46、47 转引自多伊彻:《先知三部曲.武装的先知》,页523;446。

   48 参见Н. Г. Думова, Кадетская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я и е? разгром. М., 1982; Васильев, Г. А. Барьба против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я в период освобождения Красноярска от колчаковщины. красноЯрскстр. 1972等书。

   49 那时不仅左如布尔什维克疾呼召开立宪会议,皇位继承人米哈伊尔大公(Р. Михаил,末代沙皇之弟,当时迫于革命的沙皇已禅位于他)在辞位诏书中也宣布:“伟大的俄国人民应该进行全民投票,通过自己在立宪会议中的代表来确定治理方式和俄罗斯国家新的根本大法”。参见阿宁(D. Anin)编,丁祖永等译:《克伦斯基等目睹的俄国1917年革命》(北京:三联书店,1984),页111。因此在立宪会议被废除、沙皇被杀前,即便右如保皇派,要造反也是缺少起码的口实。

   金 雁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着有《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村社传统与俄国现代化之路》、《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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