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  DEMOCRACY  PARTY

   热 点 新 闻  |   |    |    |   |  万 众 一 心  |   |

 

 

财富安全与历史发展

 


第一章 永远的诱惑

第二章 财富的永远与社会类型

第三章 人治社会

第四章 制衡型法治社会

第五章 监督型法治社会

第六章 中国的民主与法治

第七章 为什么中国人守不住财富

第八章 走向永远,实现真正的民主法治



第一章 永远的诱惑



当生物进化成人之后,趋利性就表现为追求保存自己的利益至到永远,具体可分为生命的永远保存和财富的永远保存。

当年秦始皇派徐福到蓬莱仙山求不老仙药,却落了个怅望东海,客死途中的下场;秦始皇退而求其次,希望自己的帝国能够千代万代传下去,结果他儿子胡亥继位后,三年就亡了他的帝国。

人们之所以希望自己的财富永远保存,是因为所有的人类需求都是通过财富来满足的,归根揭底是人类趋利性的表现。

当人们吃不饱,穿不暖,没地方住的时候,人们如果满足不了这些生存需求,就会死;因此,生存需求是第一位的。

在满足生存需求后,人们希望自己总是能够吃得饱、穿得暖、有地方住,因为如果不满足这些安全需求,自己仍会死,只是会晚些而已;因此,安全需求是第二位的。

在满足安全需求后,人们希望别人都认为自己是好人,同自己交往,这就是人们的归属需求;归属需求的潜在动机是,这样自己就有机会遇到合适的配偶,繁衍下一代;因此,归属动机是第三位的。

在满足归属需求后,人们希望做出一些重要的事,显示自己的能力,引起人们的尊重,这就是人们的尊重需求;尊重需求的潜在动机是,向其他人显示自己的竞争优势,吸引潜在的配偶;因此,尊重需求是第四位的。

在满足尊重需求后,人们希望能够活得无怨无悔,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就是人类的自我实现需求;因此自我实现需求是第五位的。

这就是马斯诺的人类需求五层次理论。

人的这些不同层次的需求在群居性动物身上也可以观察到。比如说狼群、猴群。

狼和猴需要吃、喝,这样它们才能活下来,这就是生存(生理)需求。

狼会弄个狼窝,猴会找个住处,这样它们就可以保护自己,这就是安全需求。

狼和猴都希望留在一个群落里,这样它们才有可能遇到自己的配偶,这就是归属需求。

强壮的狼、猴都会争当狼王、猴王,这样它们就可以随意交配,这就是尊重需求。

当然它们都没有自我实现需求,因为它们的头脑不如我们发达,不知道自我实现为何物。

弗洛伊德说过,人类做事的动机无非是“性冲动”和“渴望伟大”。

弗洛伊德错了!弗洛伊德错的原因是“求生存”这一动机太过于明显,以至于他视而不见;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找他去做精神分析的人都是衣食无忧的家伙,“求生存”表现得不够明显。例如:一个饿汉路过一个面包店,伸手偷了几个面包,撒腿就跑;你总不能把偷面包行为的动机归结为“性冲动”或“渴望伟大”吧。

按照弗洛伊德的动机理论,“生存需求”和“安全需求”可以归结为“求生存”;“归属需求”和“尊重需求”的一部分可以归结为“性冲动”;“尊重需求”的另外一部分和“自我实现的需求”可以归结为“渴望伟大”。但“性冲动”可以解释为追求生命的延续;“渴望伟大”可以解释为希望吸引异性;所以这一切都可以归结为“求生存”。

人的这些需求都是一直存在的,但低层次的需求在实现上有更强的迫切性,因此高层次的需求通常就被压制了。一般人们都是在低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后才去追求高层次的需求,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保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的道理。但已有例外,特别是高层次的需求可以很方便地得到满足时。比如说,一个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帅哥(安全需求未满足),遇到一个美女,美女说,咱们做爱吧(性冲动),百分之百这个帅哥会说“咱们去哪?”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常说“我相信你是好人,但我不给你犯罪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人们痛恨“钓鱼执法”,因为如果你没有提供一个犯罪机会,对方可能真的就不会犯罪了;对方犯罪完全可能是因为你提供犯罪机会造成的。

因为高层次的需求通常被压制了,所以我们意识不到。我们在低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后,会有短暂的满足感,然后我们会发现自己还有高层次的需求。如果我们高层次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我们就会在低层次的需求上过度满足自己,以补偿自己无法满足的高层次需求。外国人总说中国人奢侈,就是因为中国人无法满足自己的安全需求,所以在吃、喝等低层次的需求上过度补偿了自己。

弗洛伊德还有个本我、自我、超我的理论。人的需求层次越高,就越接近本我;“自我实现需求”是最接近本我的。超我则是现实的约束,越是低层次的需求,就越接近超我。自我则是人类需求与现实的平衡点,代表理性。如果你吃不饱饭,自我会告诉你,赶快想办法吃饱饭吧;如果你有可能被杀,自我会告诉你,赶快想办法把自己弄得安全点。

人的各个层次需求的满足,都需要花费财富;比如说,你想吃饱饭(生存需求),你得花钱买饭;你想住在屋子里(安全需求),你得花钱租、或者买房子;你想表现得象个好人,让别人亲近你(归属需求),你得帮别人些小忙,花费一点钱;你想赢得社区人的尊重(尊重需求),为社区修一条路,你得花费一大笔钱;你想要飞到月球,让人们永远记住你(自我实现的需求),你得花费更多的钱。所以,财富是人类满足自己各层次需求的工具;人类希望自己的财富永存,就是希望自己的需求能够永远得到满足。

人类社会的很多事,都可以归结为“追求财富”;人类社会的所有事,包括追求财富,都可以归结为“求生存”;生物界的所有事,包括求生存,都可以归结为“趋利性”。

比如说,为什么人生娃,一胎通常只生一个,而猪妈妈一胎却生七八个?这是因为人是靠智慧生存,而猪是靠数量生存的;人若一胎生好多,就不利于抚养孩子,传授知识,就会在生存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并最终被淘汰掉,归跟揭底是大自然的“趋利性”在起作用。

为什么男人的性欲强,而女人的性欲弱?这是因为男人抚养孩子不是必须,而女人必须抚养孩子,为了保证孩子存活,女人不得不做出牺牲,归根揭底是“求生存”在起作用。

这种现象在大自然也可以观察到。比如说,母狮怀孕,或抚养幼狮时就不会发情;当另一只雄狮打败原来的狮王,成为新的狮王后,往往要杀死前任狮王的幼狮;母狮在幼狮死后,就会很快发情。

社会上为什么有那么多女人做妓,而很少有男的做鸭?这是因为有市场需求,归根揭底是“追求财富”在起作用。



第二章 财富的永远与社会类型



自从人类进化到能够产出剩余产品(即财富)后,为争夺财富,逐渐产生了阶级和阶级社会。整个阶级社会的发展,都是围绕着财富的分配及保存进行的。每一个人、及阶级都希望自己能够获得最大的财富分配,及长久的保存自己的利益。

在斗争中取得胜利的一个人,或者一群人,就是统治阶级,它的成员,被称作人民;另外一群人则被称作被统治阶级,它的成员则被视作仆人、财产、物、或者敌人。

最初,人民只重视如何得到财富,对待被统治阶级比较严苛;后来人们逐渐重视如何长久地保存自己的财富,对待被统治阶级就比较友好,一方面是为缓解阶级矛盾,另一方面也是为能获得更多的财富。例如:最初人民会把俘虏杀死,如奴隶社会前期;后来人民把俘虏当成奴隶,如奴隶社会;后来人民把俘虏迁到本国当农民,如封建社会;后来人民允许外国移民来当工人,如资本主义国家;后来人民承认外国移民的平等地位;如现代的资本主义国家。

人们逐渐认识到,财富的永远保存是与社会类型密切相关的。

实现财富的永远保存,需要所有人都遵守分配及保存财富的规则,即“法”。如果社会存在永远不变的“法”,人们只要顺从“法”,就可以保证自己的财富能够永远保存。但要有“法”就已经很难了,要“法”永远不变,更是难上加难。

要存在“法”,必须得有民主。民主,即人民当家做主,决定自己的事务。民主的主要表现是立法的民主。

要实现民主,就得定义民主,即怎样才算是人民当家做主。在“天赋人权,人人平等”学说的支配下,每个人民手中给张选票,每张选票都平等,得票多的决定代表民意。执行民意,就是民主。因此,要实现民主,就得有人民做决定的平等,即政治权利的平等。

本文所说的平等,专指政治权利的平等,不包括物质享受的平等。不是那种“均贫富,等贵贱”的平等。人在趋利性的作用下,争的就是富和贵,否认了富和贵,就否认了人的趋利性。 “均贫富,等贵贱”是与人的趋利性相矛盾的,是违反科学,不能够实现的。

因此,“法”、民主、平等是相伴而生,不可分割的。

“法”是人民制定的,因此“法”只能反映人民的意志;人民都有趋利性,因此“法”只能为人民提供最大的利益。

在君主立法的社会,社会上只有君主能够决定“法”的内容,可以看作是一个人的民主。在趋利性的支配下,君主必定是见“法”对自己好就执行,见“法”对自己不好就不执行。这时“法”对其他人的稳定性就荡然无存,因此这种“法”就不能被称作“法”。

在民主立法的社会,社会上有一群人(人民)决定“法”的内容,任何一个人都无法改变“法”的内容;要改,必须是这一群人同意改,这样就保证了“法”的内容不会被随意更改。这样的“法”才是真正的“法”。

民主立法的社会,参与立法的人民数量越多,各人的利益分歧就越多,越难以达成一致意见,越难以制定新法或者改变旧法的内容,只有真正符合人民共同利益的内容才会被通过,成为“法”。因此,民主的人数越多,越有利于实现“法”的稳定性。

民主立法的社会,是稳定的社会。人民没有什么高尚的思想境界,只是想保持自己的财富和性命而已。当社会发生大的暴动,威胁到他们的财富,或者性命时,他们就会妥协,或者让更多的人变成人民,或者改变“法”,让被统治阶级得到一些好处,使社会回复到和平状态。

民主立法的社会,参与立法的人民占人口总数越多,社会就越稳定,越不容易发生大的社会变动。当社会上人民的数量超过总人数的半数后,社会就处于极度稳定状态。统治阶级人数多,组织好,装备好,被统治阶级不可能再推翻这种民主制度。因此,民主社会必定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形态;这种社会的“法”也会极度稳定,能够为个人财富的保存提供非常稳定的保护。

当社会上的所有人都是人民时,因为人们知道自己根据“法”所得到的结果是民意的反映,在少数人民主的社会,可以通过改变人民的数量来改变民意,或者掀起大的暴动逼迫人民妥协,来改变“法”,而现在人民的数量已经无法改变了,也掀不起大的暴动来威胁人民的安全,因此民意也就无法改变了,任何尝试更改民意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因此他们就不会再去尝试,而会安于自己的所得。因此,所有人都是人民的社会,必定有最稳定的“法”,必定是和谐社会。

按照社会上是否存在“法”,人类社会可以划分为三个类型,即人治社会、制衡型法治社会、监督型法治社会。

按照社会上“法”是否容易变动,人类社会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即一个人的民主社会、少数人的民主社会、多数人的民主社会、及所有人的民主社会。



第三章 人治社会



人治社会的特征是不存在所有人都遵守的“法”。因为不存在“法”,所以当一定的事实出现后,它的结果取决于君主的意思。

人治社会把人分成两类,即人民(君主)、财产(奴隶、农民、军队、官员等)。官员(实质上是君主的仆人)也是君主的财产。因为君主需要利用他们来管理自己的财产,所以君主赋予他们一些特权,如“刑不上大夫”。

人治社会对个人财富的保护是最弱的。如在封建中国,君主把整个国家视作自己的私有财产,当君主要征用臣民的财产时,臣民得“谢主隆恩”;当君主要臣民的性命时,臣民得双手奉上,这就是常说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臣民享受的财产,只在名义上属于自己,实际上属于君主。君主可以凭自己的喜好让某个臣民享受该财产,或者让该臣民无法享受该财产。臣民为了享受财产,只有拼命地讨好君主,甚至不惜把自己的女儿送给君主,供君主玩乐。

按照有没有法律,可以分为无法律的人治社会与有法律的人治社会。

无法律的人治社会,如中国的夏、商、周、及春秋时代,不重要的事实出现后,其结果直接取决于君主(及官员)的意思;重要的事实出现后,它的结果取决于占卜,然后由官员翻译成可执行的决定,实际上仍是取决于君主的意思。

有法律的人治社会,如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因为“刑不上大夫”,及“法自君出,君主不受法律制约”,这些官员们,和君主看到法律对自己有利就遵守,看到法律对自己不利就不遵守,或者直接改变,所以事实的结果仍然是取决于君主的意思。

人治社会是个人人自危的社会。

君主拥有整个国家,享受最好的待遇。整个国家,包括人,都是他的个人财产,他可以随意处置。君主是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一个。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会羡慕君主这个位置,因此君主得时时提防。自古君主都多疑,官员们伴君如伴虎。

人治社会还有一个固有的缺陷,即整个国家的命运取决于一人(即君主)。而人总是有缺陷的,有时候会是判断错误,有时候会是自制力不强。英明的君主老年时也会发生判断错误,如孙权;更别说自制力不强,为享乐,竟把政权交给赵高把持的胡亥了。

因为人的上述缺陷,当国家的命运系于一人时,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兴、衰、乱交替出现的局面。



第四章 制衡型法治社会



法治社会的特征是存在所有人都遵守的“法”。

法治社会是资本主义革命的产物。新兴的资产阶级在经济实力上超过了占统治地位的君主和贵族,不堪忍受他们随意剥夺自己的财产,妨碍自己发财,他们需要“法”,需要那种对自己有利的“法”。为了得到这种“法”,他们奋起反抗,要建立自己的理想国度。

为了建立自己的理想国度,资产阶级喊出了“自由、平等、民主”的口号。所谓自由,就是要废除君主和贵族为贸易制造的各种障碍,方便自己通过贸易致富,换句话说,就是要“法”的内容对自己有利。所谓平等,就是要废除君主和贵族的那种不受制约的特权,换句话说,就是要有所有人都得遵守的“法”。所谓民主,就是要使“法”的内容反映资产阶级这个团体(人民)的意志。

首先产生资本主义革命的都是小国家,因为小国家阶级力量对比容易发生变化。象中国这样的大国,即使是个别地方发生了资本主义萌芽,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从整体上看,阶级力量对比仍没有变化,君主和贵族可以轻易而举地调动军队把革命镇压下去。这就是中国早在宋朝就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却不能产生资本主义革命的原因。

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他们面临一个关键问题,即如何制定他们想要的“法”,如何管理这个国家。这时候就产生了一种需要,即需要按照一群人(人民),而不是一个人的意志来管理这个国家。这一群人的意志就是民意,表现为“法”,或者国家决定;这形成民意的过程,就是民主。民主思想就是应这种需要而得到普遍接受。民主思想是法治的前提。

有人说先有民主才会有法治。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民主仅仅是产生民意(一群人意志)的方法,是一种思想,不具有强制力。有了民主思想后,有人规定了个产生民意的规则,然后大家照着做,这样才有民主。所以正确的说法是:先有民主思想,然后有民主规则;先有民主规则,然后有立法的民主;先有立法的民主,然后有法治和其他的民主。

民主包含四个部分:第一、选举的民主;第二、立法的民主;第三、其他决定的民主;第四、执行的民主。

因为人民数量很多,制定法律,或者管理国家,不可能让所有的人民都参加,人民必须得选举代表来做这些事情,因此需要“选举的民主”。

对于那些反映所有人民,或者多数人民意志的规则,如果事实经常发生,每遇到一次事实发生,就由人民决定一次结果,效率太低,浪费太大,因此需要制定为“法”,让所有人都遵守,以提高效率,这就需要“立法的民主”。

对于那些不经常发生的事实,如果影响到人民的利益,它们就需要人民选举的代表来做决定。这些决定,同样应该反映所有人民,或者多数人民的意志,因此需要“其他决定的民主”。

对于那些反映人民意志的“法”,及反映人民意志的“其他决定”,只有确实执行下去,才是人民真正想要的,这就是“执行的民主”。“执行的民主”也就是守法,是把规则转化为“法”的过程。

但是人是聪明的、趋利的动物,不会自觉遵守规则,要想使他们遵守规则,就得能够发现他们的违反规则的行为,并处以震慑性的惩罚,使他们通过成本利益分析,认为遵守规则才符合自己的最大利益(即有效监督),这时候他们才会主动遵守规则(即“法”)。由此可见,存在“法”是“选举的民主”,“立法的民主”,“其他决策的民主”的保障;没有“法”,民主将不存在,资产阶级追求的一切都将不存在。

资产阶级革命成功时,当时的科学技术尚不发达,无法做到有效监督。没有有效监督就意味着没有“法”,怎么办?

他们使用了一种叫做“制衡”和“满足官员的低层次需求”的技术。这两项技术使他们制定的规则接近于“法”。

在一个人的民主社会,君主拥有立法权、执法权、司法权,合称为君权。拥有君权的君主在司法时,若发现法律对自己不利,就不会遵守法律。因此,要使法律成为“法”,就得把司法权从立法权、执法权中分立出来,两者相互独立,相互制衡,这就是许多西方国家实行的“议会制”,也有国家让司法权、立法权、执法权三者相互独立,相互制衡,如美国的“总统制”。相互制衡的意思是,如果任何一方做得过火,引起公愤了,有一方可以采取纠正措施,否决该方的过火行为,平息公愤。

一些西方国家(如美国),给予一些需要严格遵守法律的官员(比如说法官)以优厚的待遇,满足其生存需求;给予终身制(或优厚的退休金),满足其安全需求;然后这些官员都会追求归属需求,要求社会上的其他人承认自己是好人;而社会上其他人对官员的期望就是要官员遵守法律;这样,为满足自己的归属需求,官员们就会主动遵守法律。

单独终身制(或优厚的退休金),并不能保证重要官员的安全需求。重要官员的安全需求是通过新闻自由、制衡、及终身制(或优厚的退休金)三者相互作用来保证的。一个重要官员的合法权力被随意剥夺了,新闻媒体一定会报道,一定会引起轰动,造成人民无法忍受的愤怒,这就是制衡需要平息的过火行为。

马克思主义者为挑起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恨,总是谴责资产阶级的“法”,说它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只保护资本家的私人占有制,是保护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法。实际上那些资产阶级只是想多挣些财富,保住自己的财富而已。他们说“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西方国家宪法的核心和灵魂”,难道有人愿意别人随意侵犯自己的私有财产吗?“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反映的只是人们想要保住自己财富的本能愿望而已。

所以资产阶级革命家所追求的,以及资本主义国家所实现的,首先是法治国家。法治才是资本主义国家最本质的属性。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对资产阶级有利,这只不过是资产阶级作为人民所拥有的红利,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最本质的属性,没有这个,资产阶级也能接受。

法治国家一旦建立,人民的财富安全就有了保证,所以就极大的激发了人民积累财富的兴趣,极大的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若干年后,一群船坚炮利的西方小国用武力敲开了庞大的中华帝国,迫使清政府不得不低头求和。

法治国家同时也必定是民主国家。在民主国家存在的几百年历史中,我们见证了民主国家的稳定。

选举权利是西方民主的重要权利。拥有选举权利,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重要标志。资本主义国家最初的对人民(选民)的限制都比较多,如要求有一定的财产,具有一定肤色,是男性等,这时候人民占国家总人数的比例就比较小;慢慢的,通过被统治阶级的斗争(罢工、游行、暴动等)和人民的妥协,这些限制被逐渐取消,或者放松,最后人民占国家总人数的比例就慢慢变大。

作为一般规律,民主国家的暴动规模会越来越小,人民所占人口比例会越来越多,社会会越来越稳定,这都是人民(或者掌权资产阶级)为保证自己的性命和财富,权衡利弊后妥协的结果。



第五章 监督型法治社会



要实现真正的“法”,就得有有效监督。要实现有效监督,就得有摄像机、录音机这样能够客观记载事情发生经过的工具,就得有互联网这样能够同时满足数量巨大的人民投票表达意见的工具。

现在的资本主义制衡型法治社会,与真正的法治社会(监督型法治社会),差距在哪里呢?下面通过核对民主的四个部分逐一说明。

“选举的民主”:这是民主最显著的特征,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民主的最主要标志。选举的目的是要选出能够真正代表选民意志,选民信任的代表人。候选人想要选民选择自己,首先得让选民了解自己,这就需要包装自己,把自己好的一面展示给选民,因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选举是要候选人自己掏腰包花钱的,而且越是重要的岗位,竞争就越激烈,越需要花钱。如果自己没有钱,就得取得大财团的资金支持。这样一个安排就造成了两个结果:第一、因为选民对候选人不了解,所以哪个候选人把自己包装得越符合选民的心意,就越有可能当选,所以选民即使选择了候选人,仍然不能客观地了解自己所选的代表。第二、对于一些需要花大钱竞选的岗位,因为需要财团的支持,所以候选人在选举前要向财团做出承诺,当选后要履行承诺,这导致人民代表做出的决定会偏向支持自己的财团。第三、因为缺乏有效监督,候选人为了当选,很有可能做出一些违反规则或“法”的行为,结果导致按正常程序不该当选的人当选了。

监督型法治社会的对策是:第一、候选人可以包装自己,但必须得由代表民意的中立组织核实,并公布其他中立组织认为选民应该知道的事情。第二、候选人需要得到必要数量的选民推荐,这个推荐过程需要中立组织监督;经过推选的候选人在竞选过程中的费用由国家出,以避免大财团过分影响候选人。第三、整个选举过程由中立组织监督。

“立法的民主”:前面提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代表做出的决定会偏向支持自己的财团,所以不可避免的,代表做出的立法提案、草案肯定也是有所偏向的;而批准立法提案、草案的仍有可能是偏向这些财团的代表,这导致最终通过的法律会偏向支持某些财团。

监督型法治社会的对策是:立法提案、草案仍然由代表提出,但是否通过变为“法”则由人民说了算,不由代表决定。这个人民通过“法”的过程用“抽样技术”来实现。具体做法是:把法律草案公布在网上,通过身份证号码找出这个法的“受影响群体”,由受影响的群体直接投票决定他们是否想要通过该法。

“其他决定的民主”:这里所说的“其他决定”是指不方便制定为“法”,但同样影响到许多人民,需要动用公权力的决定,主要是行政方面的法规、决定、命令等。对这些决定影响最大的是行政机关的首脑(总统、总理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比如说美国,竞选总统需要耗费相当多的钱财,取得大财团的支持成为竞选成功的必要条件,因此,美国总统的政策不可避免的要倾向于保护大财团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越南战争那么不得民心,但美国还是要把它打下去,因为大财团不愿意看到共产主义扩散;这就是为什么每个人都说伊拉克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美国还是要侵略伊拉克,因为布什总统要保护石油财团的利益。

监督型法治社会的对策是:这些“其他决定”往往是临时的,或者是需要快速做出反应的,往往不适合事前让人民监督通过;但人民选举代表是想让你们按人民的意志做出决定,事前不适合监督,可以尽可能快地事后监督,以方便人民及时纠正,不要在违背人民意愿的做法上一错再错。

“执行的民主”:即法治。前面介绍过,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法”是靠国家满足官员的生存需求与安全需求实现的。在满足以上两个需求后,一般情况下官员会希望其他的一般人认同自己是好人。但这并不百分之百准确,这取决于官员的价值取向,比如说,官员喜欢什么样的美女。最后的自我实现需求更是千奇百怪,有人希望上月球,有人希望治疗艾滋,有人希望作为最大的骗子名留青史,所以有人说“每个人都可以被收买,只要你付出对的价钱”,所以依靠满足官员的低层次需求,让官员们自律并不能保证法律成为“法”。

监督型法治社会的对策本来就是依靠可靠的监督手段,使官员的违法成本远高于守法成本。不管你出多大的价钱来收买这个官员,这个官员因为违法付出的代价一定比得到的利益要高,通过成本利益分析,官员自然不会违反法律,因此可以有效地保证法律成为“法”。

另外,制衡型法治国家因为缺乏有效监督,并不要求官员不违法,也不要求官员不违反民意,只要不做得过分,以至于引起公愤就可以,所以它不是真正的民主国家。美国最近曝光的“棱镜”项目,美国政府进入网络巨头的服务器,监控美国公民的电子邮件、聊天记录、视频及照片等秘密资料,尽管不得民心,却已经施行六年之久,就是明显的例子。监督型法治国家,是真正的民主国家,这样的事件是不可能发生的。

因为制衡型法治国家并不是真正的民主国家,所以就算是国家的所有人都是人民,都拥有投票权,国家机关仍然会做出些违反民意的事,时不时激起人民的反抗,引起暴动,有时还会死人。

监督型法治国家不仅满足一些重要官员的安全需求;因为存在“法”,所以它满足所有人民的安全需求。

监督型法治国家谈不上无处不均匀,但绝对是无处不饱暖;而且是不依靠国家强制分配实现的。这是因为在监督型法治国家,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实现了生存需求和安全需求,这些人的需求就变成了归属需求,会有很多人产生尊重需求。在有人吃不上饭,穿不暖衣的时候,你送上食物和衣服,这些人自然会尊重你,在生产力已经很发达的今天,这一点很容易做到,是个明显的目标,所以会有很多人主动来做这件事,这样,无处不饱暖就自然而然地实现了。

监督型法治社会绝对是和谐社会。和谐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接受“法”惩罚的人认定自己无法改变这个惩罚,更重要的是内心强制。在现在的社会,因为不民主,存在人民与国家机关之间的对立,有时候人民会把罪犯欢呼为对抗政府暴政的英雄。在监督型法治社会,这种事情绝对不会发生,因为“法”与民意是一致的,你违反了法,就违反了“民意”,人们就算嘴上不说,心里也会嘀咕,“这家伙不是好人”。当你接受处罚后,因为你不存在生存需求及安全需求无法满足的问题,你迫切需求满足的就是归属需求,你希望别人承认你是好人,在这种情况下,你只会加倍努力去补偿,而不会再次故意违法来报复社会。

在监督型法治社会,国家机关办事的效率会比较高,因为有效监督是一种震慑手段,是预防性的,不象制衡性法治社会那样办一件事需要几个部门的批准。而且有效监督可以有效防止国家机关办错事,因此纠错成本会很低。

因为监督型法治社会是和谐社会,自觉守法是人民发自内心的愿望,因此监督型法治社会不需要很多警察来维持秩序,不象现在我们在北京,走不了多远就看到警察。

更好的一点是,监督型法治社会的这一切好处,都是依靠人类的趋利性实现的,是自发的,根本不需要什么思想教育。不象我们现在,从几岁到几十岁,一直都在接受思想道德教育;人家告诉我们,什么是好的,值得赞扬,应该鼓掌,什么是坏的,应该唾弃。我们作为人民的一部分,居然连什么对人民好都判断不出来,可真是白活了!

监督型法治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后阶段。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无论是在制约型法治社会,还是在人治社会,人们都会发现,利用法律监督的漏洞、和科学技术迅速发财,这个诱惑简直抵挡不住,如瘦肉精事件、毒大米事件、官场的行贿受贿行为等。这会造成极少数的受益者和极大多数的受害者。受害者不满,却又无处化解不满,会造成与国家机关的冲突,官员会让步,最终会导致有效监督的产生。



第六章 中国的民主与法治



当列强们用枪炮打开中国的大门后,中国进入了屈辱混乱的百年,当时的愤青们都急于改变现状,却不知道该怎么做,这时候传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告诉中国的愤青们,人类社会的最终归宿是共产主义,那时候所有财产公有,人们按需分配,你们不仅可以赶上,而且可以超过现在的资本主义强国,率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但是你们必须得革命。

这对于当时的愤青们来说,无疑是一颗救命稻草,他们毫不犹豫地紧紧抓住了,他们还把马克思主义吹捧为科学。

但马克思主义毕竟不是科学,它不过是一个人的想象而已。

马克思认为,在物质极大丰富的时候,人们可以自觉地各取所需。这就是马克思的理想社会,共产主义。这个观点的错误之处在于,不管社会上的物质如何的极大丰富,因为制造物质过程中的误差是无法克服的,所以最好的物质永远都是极少数;这道理就象“世上女孩很多,但美女不多”一样;在趋利性的驱使下,人们会发现自己需要的原来就是这极少数,而这极少数是不可能极大丰富的。

所以共产主义如果要维持下去,必须得克服人类的趋利性,而这是不可能的。

马克思主义者还认为,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满足社会需求所需要的劳动力会越来越少,最终导致大量的失业,这些失业的劳动力会奋起反抗,把人类带入共产主义社会。这一观点的错误之处在于把社会需求看作一成不变的东西。人的需求是逐渐增高的;生产力提高了,满足了更多的人的低层次需求,这些人并不是没有需求了,而是有了更高层次的需求,因此,社会需求也随着增高了。不存在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满足社会需求所需要的劳动力越来越少的现象。

马克思主义者老爱说阶级矛盾不可调和,必须得革命。呸,哪有什么阶级矛盾不可调和!司马迁说得好,“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大家不都是为了财富嘛,互相让一步得了。这和“我想要发财,但我不去抢银行”是一个道理。

英国的资产阶级不是和封建贵族达成妥协,搞了个“光荣革命”吗?德国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也妥协了,美国的资本家也经常与工会谈判,并做出让步吗。没见人家非要斗得你死我活。这充分证明了没有什么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只有那种无知的,蛮横的,自以为是的人才老想要革别人的命,结果往往把自己的命给革掉了。

马克思主义者说,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另一说是根本动力)。如果阶级斗争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直接或根本动力,那么所有的社会发展,包括发明,都应该间接或直接与阶级斗争搭上关系。人们发明安全套、治疗艾滋病与阶级斗争有什么关系?照我说,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是人类的趋利性,大家都只想过好日子而已。

马克思主义者说阶级斗争是围绕着物质利益进行。这不就是在争财富,不就是趋利性嘛!马克思主义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立,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为什么无产者要联合起立?还不是因为人多力量大,容易实现目标嘛,归根揭底还是趋利性。然而马克思在设想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阶段时,却把人的趋利性丢到一边了。马克思主义者还真是把趋利性当成了工具,需要的时候就用,不需要的时候就扔。但,你扔得了吗?

马克思主义如果是科学,英国和美国早就该进入共产主义了;而我们看到的恰恰相反,共产主义运动在这些国家几乎绝迹了。马克思和革命者们开了个玩笑,东欧、美洲、亚洲等很多国家的革命者们在自己的国家开展共产主义运动,他们以为自己在把国家带到一个更高的层次,而事实上恰恰相反,他们把国家带到了人治社会,是更低的一个层次。

“均贫富,等贵贱”思想孕育出来的毛泽东也抓住了马克思主义这一颗稻草,并把自己包装成马克思主义者。战神毛泽东以游击战、运动战、歼灭战等神出鬼没的战术,带领弱小的红军击败了国民党的百万大军,夺得了政权。

革命成功后,毛泽东不屑于搞资本主义制衡的那一套,他弄出个人民民主专政,根据他的说法,这个人民包括社会上绝大多数人。他要大跃进,让人民吃大锅饭,提前进入共产主义。

但“趋利性”狙击了毛泽东的计划。人人都想揩大锅饭的油,想少劳动,多享受,结果人人干活没积极性,生产急促下降。

毛泽东拥有无穷斗志,他说“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他发动了举世瞩目的文化大革命,他要全中国人丢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官僚主义等自私自利的思想;要把全中国人改造成象雷锋、白求恩这样“纯粹的人、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人”。

但他与“趋利性”的战争以惨败而告终。这场战争让中国损失千万人,经济倒退十年,与世界差距扩大二十年。

邓小平不和“趋利性”抗争,他掌权后说,“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一时间全国不管是官员还是百姓,都去当抓经济这条老鼠的好猫去了。

但官员手握公权力,如果没有规则约束,可以轻易而举的掠夺百姓的财富,这样老百姓就不敢去发展经济,国家的经济就发展不起来,于是共产党提出要依法治国,旨在给官员以约束,使官员不可随意掠夺百姓的财富。

自共产党提出依法治国,我国已有近千部法律法规。由于缺乏有效监督,官员们看到法律对自己有利就适用法律,看到法律对自己不利就不适用法律,结果法律变成了专管老百姓,官员们用来掠夺老百姓财产的工具。

也正是由于缺乏有效监督,官员们和老百姓一样可以沦为权力的牺牲品,一样没有安全感。他们得过且过,能享受一天就享受一天,这导致了官场普遍的帮派主义、短视主义、作秀主义;这也导致了中央在管理经济时常遇到的“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现象。

为了让官员们廉洁,国内先后有人提出过“高薪养廉”和“司法独立”。

“高薪养廉”还真施行过,国家曾经大幅度提高公务员的工资。这下公务员的日子可好过了,但是公务员也同时变成合同制了,而且我国仍然没有制衡制度、没有新闻自由。换言之,有权人想收拾你这个公务员,还是可以收拾你。所以高薪养廉只是短期提高了公务员的生活水平;公务员的安全需求仍然没有满足,所以公务员仍然不廉。过了一段事件,就有人开始嚷嚷,说“高薪养廉”这条路行不通。

这里要说明的是,我并不反对公务员合同制,我欢迎合同制。在权力缺乏有效监督的制度下,公务员终身制只会加强权力的相互勾结,稳固腐败分子的势力。

现在有人主张“司法独立”。“司法独立”通常是指司法权独立于行政权、立法权。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公务员法又规定了“党管干部”这一原则。只要“党管干部”这一条原则不废除,我看“司法独立”就永远实现不了。

就算“司法独立”真的施行了,现在法官的工资又不高,又不长期,同样没有制衡制度,没有新闻自由,法官同样没有安全感,凭什么法官会廉洁呢?

另外要注意到,他们追求的目标是让官员“廉洁”,而不是“守法”。所谓“廉洁”,就是不贪污,不受贿。要知道官员只有“可以不守法”才会“不廉洁”。这“不廉洁”和“可以不守法”的关系就象“发烧”与“感冒”一样,要官员廉洁而不要求官员守法,就象要求病人不发烧,而不去治感冒一样,是不可能成功的。

有人说中国几千年都没变,还是人治社会。照我看,中国变了,变得还不如封建社会。在封建社会,起码君主会把国家当作自己的家,有把国家管理好的愿望;官员们也把忠于君主,孝顺父母当作自己的道德准则。现在的官员们,逮住机会搜刮些钱就溜走了,有几个还把中国当成自己的家?有多少人还孝顺父母?

为了控制思想,共产党又重新发现了忠、孝的价值,教导国人要忠,要孝。所谓忠,就是一心对领导好,主要是无条件地听领导指挥;所谓孝,就是一心对父母好,主要是无条件地听从父母的指挥。如果人人都听父母的,都听领导的,国家自然就好统治了。但这些东西在毛泽东时代被当做封建残余给丢了。

道德也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法律是外部强制,道德是内心强制,建立道德的关键在于建立内心强制。在古代中国,君主自称天子,代表上天来管理百姓,百姓因为不能解释自然现象,存在鬼神思想,相信“人在做,天在看,鬼神在判”。因为害怕上天惩罚,百姓才接受了君主的教导,接受了忠孝思想。现在我们早把鬼神思想当作封建迷信给丢了,如何重建忠孝道德观念还真是个问题。

有人为人治社会唱赞歌,说人治社会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瞧,咱们的卫星上天了,咱们的太空舱也上天了,咱们的航空母舰也下水了,还有隐形战斗机,多牛逼啊!这种麻醉百姓的把戏罗马也玩过。当年罗马皇帝在罗马竞技场举办大型的人兽肉搏表演,每次都能赢来罗马市民激动、热烈的欢呼。

但激动过后,欢呼过后,想一想你的财富有没有增加,你的安全有没有增加;如果没有,那么这些壮举就跟你半毛钱的关系也没有,瞎激动个啥呀!

再说了,如果这些东西真的是人民想要的,难道真正的民主法治社会就不会做,就不能做得更好吗?



第七章 为什么中国人守不住财富



“富不过三代”在中国差不多被接受为公理了,而西方国家很多家族都富了几百年;中国人的智商、坚韧都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到底为什么中国人守不住自己的财富呢?

说到底还是个制度问题,中国是个人治社会。

在人治社会,风头不能盖过官府,不然官府会认为自己没有权威,会找个借口把你查办了。

在人治社会,有太多看不到的风险。不小心得罪一个人,该人正好与官府有勾结,结果是官府把你查办了。

在人治社会,有太多违法的机会。你可以勾结官府谋取不应得的利益,一不留神,某个买卖做得过火,得罪了不应该得罪的人,结果仍是官府把你查办了。

最可恨的是,你没有得罪谁,仅仅因为你有钱,招人嫉妒,于是有人抢劫你的财富,强奸你的女儿,打死你的父母,打残你和你的儿子。你去找公安、找检察院、找政法委,人家忙得很,顾不上理你。你绝望了,你要实施“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式自力救济;哇噻,这下子可捅了马蜂窝,警察迅速出现,逮捕、折磨、宣判,剩下的日子里你就在监牢里慢慢忏悔吧,有的人甚至连忏悔的机会都没有,直接处死。

在这种环境下,有钱还不赶快花,等着别人来抢吗?

在人治社会,人人没有安全感。人在低层次的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往往不会主动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而只会在更低层次的需求上过度补偿自己。

中国古代有首名诗,“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看似豪迈,视死如归;其实它反映的是看破现实的无奈和绝望。翻译成现代话,它的意思是“老子命都保不住了,还不趁我能享乐时赶快享乐;就算我在战场上醉倒、被杀,起码我已经享乐过了。”

因为安全需求无法满足,人们就在能够满足的低层次需求上放纵自己,吃喝玩乐,无所不用其极。穷人因为财力有限,放纵不出什么乱子来;富二代、官二代因为不差钱,而且自恃有权力保护伞,放纵起来更加肆无忌惮,因此也更容易触犯法律。当他们触犯法律过火时,很容易引起公愤,这就是李天一的案子所展示给我们的。

所以,破解中国人“富不过三代”这一难题,还得从建立法治入手。满足人民的安全需求,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和坚忍不拔的精神,别说富三代,就是富个十代八代,甚至永远富下去都有可能。



第八章 走向永远,实现真正的民主法治



要使社会对个人财富提供最稳定,最长久的保护,就得建立真正的法治,建立真正的民主,怎么建呢?

因为现在的法治民主国家都是多党制国家,很自然的一个想法就是另外建立一个政党,搞两党轮流执政,或者干脆请共产党下野。这个想法是非常不现实的。

共产党不会主动交出政权。在人治社会,拥有政权,几乎可以实现自己的所有梦想,你想吃多好的饭,就可以吃多好的饭;想住多好的房子,就可以住多好的房子;想睡多漂亮的女人,就可以睡多漂亮的女人。共产党不会傻到把政权主动交出来,搞得自己的安全都没有保障。历史上,除极个别昏庸的君主被说服放弃政权,留下历史骂名外,只有人们争夺政权,而没有主动交出的。作为一般规律,政权都是通过革命赢来的,所以毛泽东说,“枪杆子里出政权”。

在中国革命会成功吗?

想一想资本主义革命为什么没有发生在中国。中国是个大国,除非执政者无能,导致国家出现大的动乱,否则革命的苗头一露出来就会被掐得死死的,根本没有发展的机会。现在革命的机会显然还没有到来。

所以,要在中国建立法治,建立民主,就得换一种思维。要牢记我们要的是法治、民主,而不是政权;而法治、民主是可以在不改变政权的情况下实现的。我们只要实现有效监督就可以了。

共产党早就说要建立法治社会了,你建了十几年,没建成,我们来分析分析原因,帮你建立法治,没错吧?我们无害于执政党、无害于国家、无害于人民、一心只想在中国实现法治,你总不能打压我吧?

只要我们实现了真正的法治,民主、平等、自由、人权等,都是水到渠成的事,根本不用刻意追求。

2013年9月24日,我在网上发表了《请为正义提供一个落脚点》,明确提出要建立中国平民正义协会,中国平民正义协会以实现有效监督为目标,不受执政党约束,不要公权力(即不争政权);明确提出要建立法文化传播中心,以建立中国平民正义协会。27日我被传唤,28日我被刑拘。

在刑拘期间,北京公安局多次派人问我。他们问,“你出去了要干什么?”我回答,“要成立法文化传播中心,宣传法律法规,解答法律问题,讨论建立中国平民正义协会!”他们问,“你也不反党、不反政府、不反国家?”我回答,“不反!”他们问,“你是否同意法律是底线,得遵守?”我回答,“同意!”最后他们说,“很高兴我们能够达成一致意见。”如果这些就是他们的底线,我当然也很高兴。

中国平民正义协会与官员的关系,就象是紧箍咒与孙悟空的关系一样。

孙悟空神通广大,要保护唐僧西天取经,但唐僧管不住孙悟空,后来孙悟空带上了紧箍咒,孙悟空再不老实,唐僧就念紧箍咒,紧箍咒就让孙悟空不舒服,然后孙悟空就老老实实保护唐僧去取经了。

官员拥有公权力,要遵守法律,但人民管不住官员,等我们成立了中国平民正义协会,官员们再违法,人民就反映给中国平民正义协会,中国平民正义协会就让官员们不舒服,然后官员们就老老实实守法了。

中国平民正义协会不但不反对执政党,而且还要帮助执政党实现法治,谋求与执政党长期和平共处。

根据现行法律法规,筹备社会团体得先由业务主管单位的批准,再由登记管理机关批准;而要成立中国平民正义协会这样的组织,在中国还找不到业务主管单位,而且它也不应该有业务主管单位。因此,目前我们绝不开展中国平民正义协会的筹备活动,我们只是讨论中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平民正义协会,该如何建立中国平民正义协会。

我提出要成立法文化传播中心,是要实现三个目的。第一、通过传播法律法规、法理知识,使法治思想深入人心;第二、通过提供法律分析服务获得一些收入,以便能够维持下去;第三、提供一个固定的机制来讨论中国平民正义协会。

我这样做,即使是最腐败、最卖国的官员也不能反对我。我没违法,对吧?建立法治国家,需要百姓懂法,对吧?我提供合法劳动,获取一点劳动报酬,不违法,对吧?我们讨论如何实现法治、讨论中国平民正义协会,不损害执政党、国家、人民任何一方的利益,对吧?哪个官员敢反对我,就彻底在全国人民面前暴露了共产党提出的“依法治国”的虚伪性,到时候别说全国人民,就算共产党也未必容得下他。

10月28日,我被释放了,这证明了我的设想。即,建立法文化传播中心能够被容忍,讨论成立中国平民正义协会能够被容忍。这就是我所看到的,和用两个月蹲看守所的代价换来的,能够在中国实现真正的法治、民主、平等、自由、人权的唯一一条切实可行,几乎是零风险的路。

下一步应该做的,就是把这个成功的经验复制下去。

我们应该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宣传,把人民从狭隘的、好斗的、自相矛盾的、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桎梏中解放出来,取而代之以科学的人类需求理论、趋利性理论、有效监督理论。让人们明白,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后阶段,不是共产主义社会,而是民主法治社会。

我们应该在全国范围内成立尽可能多的法文化传播中心,宣传法律知识、有效监督思想、提供法律分析服务。各法文化传播中心应该相互联系,讨论成立中国平民正义协会。当全国人民都在讨论要成立中国平民正义协会时,成立中国平民正义协会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Copyright © 2012 CHINA DEMOCRACY PARTY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