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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秩序和选票消除社会恐惧

党国英

 

笔者一直认为,在那种社会性的集体疯狂背后,有一种社会性的恐惧。把这种因果关系放到组织行为背景中,会看得更清楚。

在一个组织程度弱的群体中,其领袖通常会以激进的口号来收拢人心。对一般成员来说,领袖的立场越激进,意味着他越有冒险精神,自己的风险就越小。此所谓“天塌下来有大个子扛”。于是,疯狂的“羊群效应”就容易发生。但这种情形实际上也把领袖置于危险当中了。他若要后退,就可能丧失领袖地位,即所谓“没有退路”;他若要继续走下去,除非有什么办法能加强自己的领袖地位,否则,一味靠激进口号来行动,不仅会毁灭自己,还会毁灭群体。我们注意到,在文革中,一些造反派领袖对打砸抢的行为也很恐惧,但为了保住自己的领袖地位就硬着头皮死扛到底。当自己的地位和组织的生存遇到威胁时,他们更可能采取极端的疯狂行为。

激进组织的疯狂还有一种可怕的诱发因素。通常,激进组织不便于公开活动,很难用选举的办法来产生领导人。因为没有投票信息来反映谁是多数派、谁是少数派,组织的不同领导人常常会以为自己是多数派,互相之间会发生激烈斗争。又因为这种组织的领袖没有正常的退出机制,掌权者会对退出权力核心十分恐怖,更加剧斗争的残酷性。为了在斗争中获胜,不同领袖之间可能会发生激进行为的攀比,把组织引向疯狂的恶性循环。没有退路的领袖,通常愿意把团队成员绑到战车上,死扛到底。

上述情形即使在拥有广泛群众基础的革命组织中也会发生,并给社会带来灾难。有资料披露,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一些言行引起毛泽东的恐惧。毛泽东的反击是更激进的政治手段,把本来准备反左的会议变成了反右的会议,结果取得了胜利,但社会却因此付出巨大代价。如果当时党内有适当的民主决策机制,结果会很不相同。

如果组织形态发生了变化,领袖行为也可能发生变化,恐惧与疯狂之间的恶性循环可能被打破。阿拉法特所领导的巴勒斯坦抵抗组织,在早期被西方人看做恐怖组织,他们的确也有恐怖行为。但后来阿拉法特被授予了“诺贝尔和平奖”,这个变化其实一点也不蹊跷。阿拉法特把他的拥护者们改造成了一支有纪律的军队,其社会基础的组织程度加强了,他不需要用激进的办法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了。相反,他可以和自己的对手进行谈判、妥协;他对失去权力的恐惧变小了。所以,不是阿拉法特本人发生了变化,而是他的组织形态发生了变化。

把疯狂的原因归于恐惧,会不会有为犯罪分子开罪之嫌?笔者当然无意于此。就拿文革时期来说,同样的形势下,就有无数年轻人没有参加武斗,没有做学生领袖。在那个非常时刻,也不是人人借机公报私仇,个个跟风作孽。一些实施残暴行为的人,肯定和他们的修养与性格有关系。文革临近尾声时,全国将一大批“打砸抢分子”处死,也有一定的必要。但是,谚语说得好: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如果有合适的社会组织制度,天使可能有更大的自由飞翔空间,而魔鬼则可能被束缚在尽可能小的范围。一场大范围的群众性癫狂,肯定不能说因为坏人突然增多了。如果不考虑社会本身的责任,不去通过制度建设来防范政治癫狂,我们的悲剧就总会有借尸还魂的机会。

最近若干年,关于文革的讨论热了,但浅薄之论多,深刻反省少。是的,中国人有过全社会性的疯狂,但从大的历史跨度看,西方人比我们好不到哪里去。我们没有必要动辄追溯到祖宗八代那里,找什么文革的中华文化的根源。如果硬要找历史根源,我们既有负面的,也有正面的,不可以一概而论。

一个运转良好的社会,民众需要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政治家需要有安全进退的社会宽容。但获得这种自由与宽容绝非探囊取物那么简单。首先,一个社会要有一个秩序。一个不好的秩序也比没有秩序强。有一个秩序,就方便去改革,求得秩序的改良。在无序癫狂的社会,遭殃的首先是普通百姓。其次,公共领域要有一定的竞争性,而竞争的价码最好是民众的选票。选票可以承载很多积极的信息,让政治家能不断修正自己的行为,不至于乱折腾。再者,公共领域要有一定的专业化,不必把民众都裹挟到政治领域。有了这些社会条件,冲动还是会有的,但因为智慧、知识和性格类型导致的冲动会是温和的;冲动后的利益盘算也可以通过妥协来调整,而不至于斗得鱼死网破。记得几年前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校有一个关于建立和谐社会的讲话,笔者以为,按这个讲话精神进行渐进改革,中国社会就会登上一个新的历史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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