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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全面强化维稳的决定

——再读三中全会《决定》

鲍彤

 

【按】三中全会有三种关糸可分析。一是变与不变。决议在15方面60实事上提出改变政策为变。当然这些变是有限的。政体方面不变,反有倒退。二是放权与集权。小权,经济管制权进一步放松,大权,政治之权进一步由政向党向中央向个人集中。三是改良与革命。所变所开放改革所放权其本质皆为修补完善的改良。与求改变一党专制的革命本质不同。北京查建国


把三中全会决定中关于市场改革的内容不折不扣不走样地付诸实施,可以帮助中国经济走出困境和绝境。我不怀疑这一点。

主要依赖国外市场,这条路已经难以为继。依靠政府向垄断企业投资来驱动经济,这条路是饮鸩止渴。破坏祖宗资源,透支子孙生存环境,这是死路一条。三条老路都已封死,除了改弦易辙,能有什么办法?别听那些自欺欺人的废话,当家人不糊涂:“万恶的资本主义”有2%的增长速度足以安居乐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低于7%就捉襟见肘了。这就是一面信誓旦旦“决不搞”普世价值,一面不得不转而求助于自由市场疗法的秘密。

以自由为特徵的市场未必是“最好”的,但和一元化领导的统制经济相比,它是活的,它能创造,它有生生不息的生命。经济改革以市场为目标,是找对了方向。这也不是新方向。25年以前,国务院发展中心总干事兼社科院副院长马洪先生问总书记赵紫阳,“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有什么不同?”总书记回答:“没有不同。市场经济行之有效的,我们都可以採用。有人不喜欢‘市场经济’这个概念,所以我们在文件中用了‘商品经济’的提法。”江泽民不在中央,他也许不知道。当时的常委,包括李鹏和姚依林,应该记得,都没有表示过任何不同意见。不少人虽已去世,但有关单位不可能不传达。应该有不少知名经济学家和经济工作者直接或间接听到过传达。

问题是邓小平有“两个”基本点:除开包括市场经济的“改革开放”,还有“四个坚持”。赵紫阳研究邓小平,发现了这“两个”基本点。“两个”基本点不是赵的,而是邓的,但赵必须执行。在执行中,赵致力于落实“改革开放”,落虚“四个坚持”,但难矣哉。最后,“四个坚持”压倒了“改革开放”,当然也压倒了市场。“改革开放”和“四个坚持”不共戴天,这是三十年来最严重的教训。无视这个教训,等于对近三十年来的中国无知。

通读这次三中全会《决定》后,我感到困惑不解的是这个决定的题目。它确切的名字,本应是“全面强化维权”,不应该是“全面深化改革”。在市场领域中,它确实提出了深化改革的内容,但在政治、军事、反腐、思想、文化、网络乃至所谓“社会治理”等更广泛的领域中,它坚持而且周密地强化一党领导、高度集权的原则。这个原则在新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手里,大概可以确保领导者主观战斗精神的亢扬,却难免是千百万民众主动创新精神的摧残者。一元化和市场如何匹配?17世纪以来的人类文明史解决不了这个难题。许多目空一切的大英雄,一个个身败名裂。倒是一代又一代的平民百姓,在多元化和市场之间找到了水乳交融的联繫。

不能排除:市场改革的天敌,根本不在三中全会决定之外,它就存在于本决定之中。

心里想提升GDP,手里却集权加压,这两者的比重,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它们之间这样那样的组合,能达到全面维稳的目的吗?

我不知道,不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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