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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政治领袖陈子明病危入院

 

中国当代政治家、思想家、异议领袖陈子明,因胰腺癌晚期日前入住北京一家医院进行紧急治疗。

今年61岁的陈子明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民主运动和公民社会的核心人物之一。 他是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的“四五英雄”,参加过民主墙和高校竞选运动、举办过民刊社团与刊物,1989年前,他开创性地办起了中国最早和最有影响的民间思想库,最大的私立大学并管理着中国著名的自由派报纸之一——《经济学周报》。

陈子明着有《陈子明文集》12卷, 约500万字,他是中国现代西方政治学、行政学的主要开拓者和中国民主、宪政理论与民主运动理论家。

北京大学教授郑也夫说,“在一个庸俗、肤浅、拜金、谄媚、见小利忘命、遇大事惜身的社会中,发现陈子明是一道惊喜,认识陈子明是一种幸运。”清华秦晖教授说, 陈子明“属于我们这个多难的民族在文革后期严酷环境下出现的很少一些先知先觉者。”

1989年“六四事件”后,中
以"反革命煽动、阴谋颠覆政府罪",判处陈子明有期徒刑13年,1994年5月第一次保外就医时,陈子明曾经被查出患有癌症。

陈的家人表示,由于陈子明目前处于关键治疗阶段,家属希望关心陈子明的各界朋友暂时不要电话询问和前往探视。



陈子明的传奇人生


民运「三朝元老」

陈子明在毛泽东死后三十年的中国政治异议运动历史中,是一位相当富传奇色彩的人物,尤其是在前十五年,在中国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他基本上是无役不兴,因此有民运「三朝元老」之称。

陈子明的第一次政治亮相是文革后期的一九七六年反四人帮的「四五」天安门运动,时年二十四岁的陈子明成为广场领袖,作为示威群众代表与当局交涉。事后运动被镇压,当局在全国通缉几个「小平头」。奇怪的是在专制铁网密不透风的毛时代,陈子明这位「小平头」竟渺无踪迹,成为当局抓捕的四五反革命的漏网之鱼。直到毛泽东死亡,四人帮被逮捕才知道,原来陈子明上广场前已因批评四人帮被打成反革命,他就读的北京化工学院正拟遣送他去京郊劳改。在要送未送之际,「小平头」在天安门广场上大闹了一场,然后才去劳改农场报到服刑,因而躲过四五镇压之劫。

文革结束,陈子明成为反四人帮英雄,又参加西单墙民主墙运动,任民刊《北京之春》编辑,旋即又发起和参加北京高校竞选运动,当选海淀区人大代表。

在胡赵掌权的八十年代,顶着四五英雄的光环,陈子明和他志同道合的事业伙伴王军涛本来在体制内是大有发展空间。但陈子明和王军涛却拒绝官场的诱惑,辞去铁饭碗,走进民间,去践行他们推动中国公民社会的理想。他们的最大成就是创办了八十年代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民间科学研究机构「北京社会经济研究所」。这实际上是一个大型的文化综合实业集团,旗下有中国规模最大的两所民办大学----中国行政函授大学,北京财贸金融学院 (一届招生就有二十三万人报名。)一份报纸《经济学周报》,及人才评价考试中心,中国民意调查中心、图书出版发行公司、旅游纪念品公司等等。

社经所财雄影响大,与活跃于各界的有志知识份子关系密切,定期举办各种文化学术研讨活动,谈时论政,扮演着陈子明称为「民间思想库」的角色。这时的陈子明是成功的民营企业家,又是社会活动家,在当局眼中则是危险的「职业革命家」。六四镇压将这个迄今绝无仅有的大型民间思想库化为乌有,而陈子明和王军涛则被中共指控为八九民运幕后黑手判刑十三年,为八九民运人士中判刑最重者,而且是唯一判阴谋颠覆政府、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的四人之一。其它三人为王军涛、刘刚、陈小平,都与社经所有工作关系。

是否八九民运幕后策划人?

自此以后近二十年的时间,这位在八十年代叱咤风云的社会活动家几乎被完全消音了。

陈子明夫妇抵达香港的次日,在朋友的陪同下到开放杂志社与我和金钟见面,在陈子明夫妇离港前日我又与两人作了一次长谈。陈子明真如他的许多朋友所说「其貌不扬」,平凡憨厚的外表平实、沉稳的谈吐与他传奇的经历形成强烈反差。妻子王之虹则予人精明爽朗的感觉,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女子。这对年过半百的患难夫妇非常恩爱,四目相对,仍会流露出少年恋人那样的深情爱意。

陈子明和他的社经所在八九学运中扮演的角色是很多人关注的。他是否真是八九民运的幕后策划者?

「我不是黑手。」陈子明很肯定地回答。妻子王之虹说,像六四这样的大规模政治反对运动,当局一定要找出黑手才能作出交代。而陈子明和王军涛恰好符合当局的黑手条件:民运三朝元老,又拥有一个在野的关注社会变革,充当民间思想库,影响很大的大型综合企业集团。陈子明说,苏联领袖戈尔巴乔夫抵达北京之前一日的五月十四日学生拒绝撤离广场,这时他已预见当局事后会镇压,而他这样的人一定会被打成「黑手」。

陈子明自八十年代初以来一直是当局监控的人物。他说,早在一九八八年已传出话说当局想抓他。一九八七年北京市委派了一个很大的审计队伍到社经所驻扎了半年,要查他的经济问题,只要稍有差池就会把他抓进监狱,但结果甚么也未查出。

六四后中共除全国通缉二十一名学生领袖及方励之夫妇,还通缉了七名知识份子:严家祺、包遵信、陈一谘、万润南、苏晓康、王军涛、陈子明。陈子明解释说,在他和王军涛被审判定为黑手时,严家祺、陈一谘、万润南、苏晓康已逃亡海外,而包遵信没有历史旧帐,所以他和王军涛就只有当黑手了。「如果严家祺在国内,也肯定是黑手。」

陈子明指出,中共定他黑手之罪,但官方媒体乃至判决书也从未能提供任何证据坐实他的罪名。首先是陈希同的动乱报告,报告其中列举四月十九日的《世界经济导报》悼念胡耀邦座谈会不少人讲话,其中只提到陈子明名字,因为陈子明对胡耀邦有褒有贬,而且不主张学生上广场,不合导报胃口,因此未予引用。陈子明在会上说,胡耀邦一九八零年初有个讲话,称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发生过「三次学生反党运动」:一九五七年鸣放,文化大革命红卫兵运动和一九八零年的高校人大代表竞选运动。当时胡讲话已送到印刷厂,准备形诸于文件。团派的主要干部反对,向胡游说,胡耀邦从善如流,即从印刷机上把文件撤了回来。陈子明在讲话中赞扬胡耀邦勇于纠正错误。当年参与北京高校竞选的学生多数受到清算,而陈子明这位始作俑者则因中国科学院党组和研究生院领导顶住压力保护他才免受迫害。

再如九零年四月中共参考消息引外电报导流亡诗人老木回忆陈子明四月十六日(胡耀邦逝世次日)召开蓟门饭店会议讲话谈学运,以此指控陈子明的社经所策划动乱早有预谋。陈子明说,实情是老木把日子记错了,这个会议是学生运动已起来后的五月十七日召开的。

他指出在中共这类报导中,张冠李戴甚多,甚至他的判决书罗列的所谓犯罪事实,一半以上是他人的言行,有的与他无关,有的他一无所知,有的甚至是他反对的。

社经所在八九年的角色

民运圈传在北大办民主沙龙的王丹和北京学运组织北高联的关键人刘刚是社经所的人,因此学运的发起背后有社经所的影子。陈子明澄清王丹不是,证据是在八九年二月王丹还批评王军涛是新权威主义者,如果他认识王军涛不会发生这样的误会。刘刚虽然是,但在社经所兼职,目的是想在北京有个落脚处,而且发起组织北高联是他个人行为。

在北京各界纷纷表态支持学运时,陈子明最初对学生运动是不介入,原因一是他反对学生上广场,认为学运不会取得太大成果,高瑜八九年四月发表在香港《镜报》上的报导题为〈将民主从街头引向人民大会堂〉,即反应了陈子明的看法;其次要维护社经所既定的工作计划。因此最初只委托王军涛和陈小平与学生接触。五月十四日在统战部任副局长的陶铸女儿陶斯亮要社经所的人去说服学生停止绝食,陈子明仍不愿介入,研究所所务会议投票表决时他和王之虹都投反对票,但多数人支持,最后派了王军涛和闵琦去说服学生,仍无效果。

陈子明说,直到五月十七日有三件事促使他改变了不介入立场:刘刚告诉他高自联对广场绝食学生已不起作用;经济学家吴敬琏找人捎话给他说,局势再僵持下去,改革开放就会倒退;中科院副院长叶笃正和他通了个电话,拜托他给学生做工作。陈子明遂决定召开蓟门会议讨论学运及发起成立首都各界联席会议,正式介入学运。

当时陈子明和王军涛这两位社经所的灵魂人物是有分工的。王军涛到台前与学生合作,陈子明则留在台后,以期保住社经所。但陈子明承认,随着局势的发展,他也很难保持冷静,曾被王军涛指责他不该到一线曝光。五月十九日中共正式宣布戒严那天,陈子明于下午二时接到陈一谘下面的人打来电话说赵紫阳已下台,北京立即实行军管。他和周舵、杨百揆等人在悲愤中以「国家机关部份干部」名义起草了一份告全国人民书,披露在五月十七日政治局会议上赵紫阳被解职,当局当晚将对绝食学生采取强制措施的惊人消息。后来在秦城监狱陈子明为此受审一百次。

五月二十三日联席会议成立,名字是陈子明取的。他说,宗旨是把学生带离广场,缓解局势。了解到镇压是无法避免的结局,五月底陈子明组织社经所内外的一批朋友开始赶写一组有关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理论文章,打算赶在《经济学周报》停刊前最后一期一次全部发表,但陈子明慢了一步,文章还在赶写中,长安街已开始流血。红色恐怖降临中国大陆。

绝食真相:是谁出的主意?

反思一九八九民运学生的失败,很多人认为绝食是个关键。陈子明说,他反对绝食,认为那是左倾冒险结果,把党内改革派搞下了台。如果没有绝食,按照八九年的政治形势发展下去中国的民主道路会走得更宽。

这个绝食的主意是谁出的?陈子明建议我读绝食发起当事人之一的学生领袖马少方的文章,他说,此文将经过写得很清楚。马少芳这篇文章是「六四十五周年反思」。读来既可气又可笑。绝食原来是马少方、王文、王丹、杨朝晖、程真、吾尔开希等八个学生很轻率随意作出的决定。他们开始并不以为会真走上广场绝食,以为把绝食的消息放出去就可以给政府施加压力。借戈尔巴乔夫访华这个外交事件向当局施加压力是他们根本没有想到的。局势激化,最后演变成流血,乃至政治全面倒退更是他们的意料之外。十五年后反思,充满悔恨的马少方说「我们在不当的时机,因一腔热血,满怀正义,却发动了一次错误行动。」

对自己被定罪为黑手,承受了不该承受的责任,陈子明有何话可说?陈子明很平静地说,如果历史选择了他在法庭上为八九民运申辩,他愿意承担。在被判罪后的辩护书中,陈子明这样写道「因为许多无辜的青年已经含冤九泉之下,许多神州赤子已经漂流异国他乡,无法再在法庭上辩护了。作为活着留在国内的人,为他们辩白洗冤是历史所赋予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又问了他一个假设的问题:要是赵紫阳如后来的叶利钦一样挺身振臂一呼,与学生站在一起,公开与党内顽固派对决,或赵紫阳不辞职由他来主持戒严清场,六四的结果会否不一样?

「两种可能性都不存在。」陈子明认为,叶利钦登上坦克反对政变,是因为俄国民主化已搞了两年。而赵紫阳做不了叶利钦,他没有实权,对此赵应是作了判断的。而第二种可能,赵紫阳即使不辞职,中共保守派也不会再信任他,他也不可能再主持中共大局。他说,赵紫阳的下台是由两个家庭会议决定的。五月十七日赵紫阳召集子女开会,家人同意他辞职。同日,邓小平家也开会,邓小平很听子女的话。他的子女说,赵紫阳五月十六日与戈尔巴乔夫谈话把我们邓家卖了,邓小平听进这句话,邓赵决裂已不可挽回。

把坐牢当作出国读书深造

陈子明和妻子王之虹一九八九年十月十日在广东湛江被捕,一九九一年被判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一九九四年五月获保外就医,因悼念六四死难者,一九九五年六月再收监,次年十一月再次保外就医,但被软禁在家。二○○二年十月十日刑期届满,可自由行动但仍受监控。

我们问陈子明夫妇,这十三年监禁和软禁的生活是如何过来的?在他们俩娓娓叙述中,我们听到了一个矢志不移追求真理的理想主义者,在严酷的黑狱及与世隔离的孤绝中,排除万难,埋首苦读,研究国情,着述不缀的动人故事。

陈子明判刑后对来探监的父亲说,可以将他的服刑视为出国读书深造,待他从监狱中出来,必然会带着学习和研究的丰硕成果来见父母。陈子明如此说,也如此做了。

判刑之前陈子明被关押在秦城监狱。他在受审时一再要求无限制提供书写的原稿纸,提供广播、报纸,允许家人送书,否则他不会向办案人员答复任何问题,迫得办案人员被迫同意。五百天秦城监狱,陈子明用了数千张原稿纸,写了一部二十多万字的《反思十年改革》及翻译了近三十万字的英文《中国文明史》。

一九九一年四月陈子明转北京市第二监狱服刑,环境恶劣,无法读书写作,陈子明作了顽强抗议,甚至多次绝食,迫使狱方让步。四年狱中生活,陈子明读书两千册,笔记百万字,写作四十万字、翻译三十万字。王之虹为给丈夫借书,办了十多个借书证,每次探监要拎两个旅行袋,一个装食品物品,一个装书。王之虹不但为他借书,查阅文献资料,为让丈夫获得充份外界讯息,不与世界脱节,还在每次探监之前,会晤一些有思想深度的朋友,听他们介绍分析时政,一一记下,然后回家死记硬背,见陈子明时再一一复述。

在北京二监,陈子明用笔名在海内外报刊发表了数十篇文章。陈子明告诉我,这些是何家栋老先生从他写给王之虹的信中摘出来的,笔名也是何家栋起的。他前后用过的笔名有喻希来、王思睿、于鸣超、华伟、沈延生、余韧等。

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熊景明女士告诉我,数年前,中心读到中国科技大学沈延生讨论中国农民问题的文章,认为写得很好,发函到中科大邀请沈延生来港参加学术讨论,收到回函说学校「查无此人」。后来才知道原来沈延生就是陈子明。

陈子明一九九四年五月十三日保外就医,新华社英文电讯报导陈子明已出狱时,陈子明还在狱中捆扎他的几十包书和几百万字的手稿信件,因而延误出狱。

第二次保释后,陈子明软禁家中,他自称是「家囚」,非公安批准陪同不能离开家门,除父母同胞兄妹直系亲属以外,其它亲友也不能上门探访,监禁他的公安最多时达五十多人,监控之严相当于对赵紫阳和鲍彤的监控。到他二○○二年十月十四日刑满,六年来,陈子明是在完全的隔离的状态中生活,只有住家一个片警常上他家与他聊天,听他分析国内外形势,是他唯一的听众。在公安陪同上街时会撞到一两个朋友,见得最多的是两个书店--万圣园老板刘苏里和风如松老板王炜,因为他常到书店买书。

在监禁、家囚及监控的十八年,陈子明共发表论文及文章两百余篇,出版专着(包括《反思十年改革》)共四部及一部尚待出版。他兑现了他给父亲的诺言。

留在中国决不流亡海外

我问陈子明,有没有想过流亡海外获得自由?他说,从来没有想过。六四事件后他已决定不出国,因为他当时说过:「一旦流亡海外,二十年都回不来」。当局有否劝其出国?陈子明说,当局不敢向他提出来,但则不断游说妻子王之虹,从一九九四年一直说到九八年,说甚么出国可以治病读书,当局还可以让他们全家都出去等等,说得天花乱坠,但陈子明不为所动。他对自己的使命感有明确的定位。

陈子明刑满后的二○○三年,有报导称陈子明的社经所已获准复所,但实际只是以网站「改造与建设」(www.bisis.org)名义恢复,是个空架子。而网站亦一度被关闭。

虽然现在连政治剥权期也届满,但就像武林高手被废了武功,满腹才华的陈子明要干一点事完全没有机会,即或做生意也会受干扰。但陈子明心态沉稳,不急不躁,他说决心就像在狱中,在家囚中一样继读书学习着述,充实自己,关怀社会。我问他,今后有机会还会不会再办一个社经所那样的民间思想库。他微笑不语。

在这个天阴的午后,陈子明和王之虹在尖东海旁悠然漫步,流露出内心的愉悦和轻松。这是他在香港的最后一天。第二天他们就要返回中国大陆,回到这个社会大监狱,但奇人自有高招,只要心灵自由,即使身陷黑狱,也一样看到光明。陈子明夫妇十八年的路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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