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  DEMOCRACY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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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革命和改良

——兼与韩连潮先生商榷

潘晴

 

本文缘起:

今年10月6日,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在美国田纳西州发出“民主革命檄文”。其口号是:“改革已死,革命当立,废除专制,再造共和。”口号的前半截“改革已死,革命当立”来自国内民运人士的呼吁,并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认同。

“改革已死,革命当立”口号的提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急剧变化时期的社会心理状态。对此,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作是“六四”镇压后,海外民运中革命主张的老调重弹,和对东汉黄巾军“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口号的现代翻版。因为,这个口号的提出来自国内。这说明了,在“改革开放”35年之后,中共虚假的“改革”已被人民唾弃,国人已不再寄希望于中共的政治改革。而真正的“变革”——即改变腐朽专制政治体制的革命,已成为民众最强烈的愿望。

从《檄文》发出后各界的反馈来看,虽然存在一些争议但普遍认为:革命概念的重新提出,是一部分民运人士对中国社会转型过程长期反思的结果。更是民运对国内民众抗暴行动和体制内外人士革命呼声的回应。表明了中国民主运动对推动“民主革命”当仁不让的政治承担。

笔者作为田纳西会议的参与者和《民主革命檄文》的发起人之一,对此口号有清醒地认识和理解。并认为:革命概念的重新提出,是中国民主运动在当今变革时代中最重要的政治表述。历史已证明,不到无路可走,人们绝不会轻言革命。如今,统治者已明确拒绝政治变革,并公然对人民“亮剑”。因此,国人将视野再次投向“革命”,只能说是被逼出来的。这也表明了,这个“火山口上的红色帝国”,已危机四伏、败象毕露了。

基于这样的思考,笔者在10月21日于加拿大多伦多召开的《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第六届年会》上,作了“论革命与改良”的专题发言,就一些重要的政治概念提出了个人的看法。会中又与一些参会者进行了深入地交流,在如何看待民主革命的问题上形成共识。从会议各方面的反应来看,革命的话题已引起了广泛关注。

北美开会回来后,一些关心“革命”话题的朋友与我交流,催促我将相关思考整理成文字。这些建议即反映了朋友们不言而喻的“革命热情”,也合乎情理。好在多伦多大会发言时,我有一个简要的文字提纲,根据大会记录再做一些补充,基本上可以完成“这项任务”。而这些想法,原本是希望和韩连潮先生以及与他持有相同观点的朋友们当面讨论和商榷的。为了弥补这个遗憾,只好选择用文字的方式来完成了。

更重要的是,“革命”这个话题对于民主运动来说,是无法回避和必须认真思考的。笔者在此“抛砖引玉”,是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关心这个话题,以探寻中国民主革命的正确方向。这篇文章只是个人的一些浅见,不当之处,欢迎韩连潮先生和朋友们批评指正。



正文如下:(根据多伦多会议发言记录整理,并作了相关内容的补充)

感谢大会主办方给我选择了“引领变革”的发言主题,不过我还是想利用这个机会来谈谈革命。三天会议下来,大家都已经很累了,其实我本人也很疲惫。不过也许革命的话题带有火药味,比较刺激,可以让各位“脑力激荡”一下,兴奋起来。加上会中我和李伟东、高健、叶宁、汪岷等人交流过,认为革命的话题必须要谈,有些重要的概念需要澄清。既然我是最后一个发言者,看来“这一炮”只能是由我来放了,希望各位谅解。

一、 概念:政治革命和社会改良

自辛亥革命之后的百年以来,革命一直是中国政治话语中的核心概念。中国人从欢迎革命话语到迎来一个接一个噩梦般的革命后果,如今已对革命的话题谈虎色变和充满恐惧了。这既反映了人们对中共以革命的名义实行专政的憎恶,同时也表明了,在官方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人们对革命话语观念上的误解和看法上的歧义。这说明。在大变革时代来临之际,首先需要的是对革命概念的澄清,即在观念上消解对革命话语的误导和错误理解。

因此,重新梳理革命话语,正确解读和区分“政治革命”与“社会改良”的概念,对中国民主运动来说,就有了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长期以来,中国人实在是被中共的“革命”搞怕了,以至于一听到“革命”,就以为是又要“打土豪分田地”和“杀人放火”了;一谈起“革命”,就联想起一幅“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和“千百万人头落地”的图像。今天,当我们提出民主革命(即宪政革命)的主张时,就必须对革命的概念作出明确的定义。同时,也需要对改良在政治上的定义作出说明。

革命一词,在社会学以及日常口语中,通常表示一种极端的、常常带有暴力的、对现存政治和经济关系的社会性变革(颠覆)。【1】

一般而言,“革命”表示一个政治制度的改变。在政治学上经常出现的与“革命”相对的概念是“改革”——即改良。前者指对现行体制的推翻或取代,而后者则是指体制内较大规模的修改。【2】

英国政治学家海伍德认为:“革命”一词的最初含义是指周期性的变换(来自动词“循环”),正如1688年英国所谓的光荣革命是对“正当的”政治程序的恢复一样。【3】

海伍德对“政治革命”的定义是:“是包含超出法律范围的大众行为的群众起义,它们通常(并不必然地)带有暴力的色彩。这就将革命与武装政变——小团伙摄取权力的行为区分开来。革命不同于造反和叛乱,因为革命导致根本性的变革——即政治制度的变革,这与纯粹的统治精英的更换或政策的变化并不一样。”【4】

如果人们同意海伍德对“政治革命”的定义,我们即可以这样认为:民主革命究其实质,是指对专制制度进行政治变革。而且这种变革必须是有利于保障自由、人权和人们追求幸福生活权利的。因此,中国民主革命——指的是建立宪政民主制度的革命。

从上述定义中,我们可以发现:不是所有的社会变革都可以被称为革命(如中共所谓前30年到后30年的变革),以及是否以暴力手段达成变革目的(即是否流血),也不能成为区分革命和改良的标准。在判断一系列变革是否真的构成一场革命时,主要是对其目的——即是否改变现行社会制度进行检验,而不取决于其手段是否“激烈”,转变是否“急剧”(如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改朝换代,和当今世界民主潮流下的颜色革命或和平革命就有了本质上的不同)。

改良improve,一般意义上,是指去掉事物的某些缺点,使之更适合要求或得到改善。【5】

改良主义Reformism 是相对激进革命而言的。其主张在现有架构和基础上渐进演变,逐步进步,反对激烈变革,反对疾风暴雨式的推翻现有架构,重新构造新架构的革命。主张在保存现有制度相对长期不变的条件下,实行逐步社会改良的一种政治思潮。【6】

社会改良migliorare(意为改进),持该论点者旨在通过一系列温和民主的措施而非剧烈变革,从内部来改进社会制度体系——即在维持现存社会结构本质的前提下,对社会结构关系作渐进的、局部的变革。社会改良旨在完善和调整现存的社会结构,通常在社会体系中是由上而下地实现的。【7】

从上述对革命、政治革命,和改良、社会改良的不同定义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评判标准:即革命是超越统治者所制定法律范围的民众起义和政治制度的改变。而改良是指不触动基本政治制度前提下,对社会结构关系渐进的、局部的变革。这样,我们也就可以客观地将革命与改良的分野确定下来。

一般而言,改良在政治领域是统治者的话语专利,而不是政治反对派的话语权利。如果将改良的概念扩展到民间社会,如将“公民维权运动”纳入“社会改良”的范畴。笔者发现,虽然这些民间抗争有着社会的广泛参与以及同情和支持。但严格地讲,这并不等同于改变社会制度的“政治革命”,也很难为它贴上“改良主义”的标签。因此,我们只能将其称为:在专制统治下争取公民权利的民权运动。

进行了上述概念的澄清之后,对政治革命和社会改良的深入探讨才有可能。而讨论任何实际问题,即使以理论的方式进行,也不得不与具体现实相映照,讨论革命和改良的问题同样如此。

二:政治革命与社会改良的分野

在这次大会中,韩连潮先生作了《改良派与革命派是一派》的专题发言,开宗明义的立论:“就结束专制,追求民主的目标而言,改良派与革命派是一派。”并用当代“政治博弈学”中的相关理论,来说明改良在现实政治博弈中的重要作用。

韩连潮先生在发言中,生动的以“球场比赛”中的例子,就民运在当下的政治环境中,如何利用“博弈规则”来达到政治目的作了介绍。颇有新意的将“政治博弈”和“比赛规则”联系了起来,对“改良”=“革命”这一理论加以论证。

需要说明的是,我对韩连潮先生非常尊敬,也不反对改良对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但我仍然认为“改良派与革命派是一派”的主张,既存在着理论上的误区,也有违政治现实。很抱歉,因为韩连潮先生已经离场,所以我只能单方面的来说明我们在观点上的分歧了。

在我们熟知的中共意识形态中,官方赋予了改良(即中共称之为的“改革”)广泛地社会含义,内容可谓包括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当然也包括了政治改革和社会变革。由于受官方话语系统的影响,在很多人的观念中,想当然地认为:“改革”(改良)是包涵了经济制度变革、所有制变革、和政治体制变革等方面的。

如果我们不加思考地接受这一概念,将不由自主地落入官方所罗织的陷阱。既然“改革”已成为官方的主导话语,而社会改良又是代价相对较小的转型方式。那为什么我们不积极顺应,利用合法的规则来进行“政治博弈”,在现有的政治框架内,形成和执政当局的良性互动,以渐进改良来推动中国的政治转型呢?

但现实无情地告诉我们,中共政权空喊了30多年的“政治体制改革”,迄今仍然顽固地坚持独裁统治不变,继续镇压人民对民主的追求,所谓渐进地政治变革早已寿终正寝。而正是人民对中共30多年来“改革”的绝望,“革命”才会成为越来越多人士的共识。这就是人们喊出“改革已死,革命当立”的根本原因。

当韩连潮先生将改良派与革命派划等号时,实际上是认为:就社会变革方式的选择,改良优于革命。而在结束专制,实现民主的目标上,双方是一致的(差别只是路径和代价)。但即使如此,我们仍然不能将改良与革命——即政治革命等同起来。这说明,我们在区分政治革命和社会改良的关系时,不光存在着不同的立场和看法,也存在描述不同政治概念关系上的逻辑问题。

从逻辑上讲,渐进改良当然是社会变革的一种方式。但在现实政治中,统治者和反对派之间,并不存在逻辑关系上的平等地位。仍举韩连潮先生关于“体育比赛”的例子来说明:在中国的政治现实中,由于“比赛规则”是统治者制定的,并且不受监督。因此,它可以在比赛中任意更改规则(或根本抛开,滥用“潜规则”来替代)。政权作为比赛的控制者,不光野蛮地使用暴力参赛,而且无耻地用“吹黑哨”和“滥发红牌”等手段,将不符合其统治利益的参赛者“逐出赛场”(包括体制内人士)。就更不用说,在官方和民间完全不对等的博弈中,政权的无耻和流氓行径了。请问,这样的比赛如何进行?不光是对付民间人士,即使是中共高官,不是说拿下就拿下,胡耀邦、赵紫阳即使已在顶层,但一旦触及到中共的“统治规则”,哪怕只是做稍稍开明一些的变更,同样是回天无力,落得被“逐出赛场”的命运。

体制外人士就更惨了,无论你多么“温和”,多么遵守“比赛规则”——即表白自己不准备推翻政权,只要求渐进改良,推动公民社会的成长,等待你的却照样是监狱。更何况,你连入场参赛的机会都没有,迄今我也没有看到哪位民运人士(哪怕你非常低调和愿意配合当局),拿到参加所谓“政治博弈”的入场卷。事实上,中共的“博弈规则”,在89“六四”清场的枪声中已明白无误的展现在世人面前。请注意,中共在镇压人民时,经常用的一个词汇是“清场”(无论是在“六四”镇压中,还是在其它大规模“群体事件”发生时)。这说明,在中共的逻辑中,人民是没有“入场”资格的,更不要说请你合法参赛了。中国民主运动多年来血的教训告诉我们:如果不将中共制定的“比赛规则”彻底改变(颠覆),由民间推动的渐进改良,只能是在中共一次又一次的“暴力黑哨”中归于失败。

我们之所以提出政治革命的主张,就是要打破中共制定的“暴力黑哨”规则,让“政治博弈”回归人类的文明准则,使社会正义得到彰显。而渐进改良的主张,无论其出发点多么良善,在现实中有多少合理性,我们却只能将其归人官方的意识形态框架中去,而无法与政治反对派应有的政治立场相对应。大陆网民曾一针见血的指出:不合作、非暴力、公民社会、推动宪政、改良、渐进……全是变形的“我不是要你下台”的另类表述。其实多年来,民运中不乏这样的主张,如:“争取和执政党的良性互动,充当建设性的反对派;民主运动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对中共除了批评之外,也要正面肯定它的改革”。对此,我们只能理解为:这些朋友迄今没有从“第二种忠诚”的思维中解放出来。

就政治现实而言,韩连潮先生所称的民间改良派并不存在,实际状态是:官方既不承认,民间也不认同。目前,在中国以各种大规模“群体事件”为标志的“公民维权远动”。就其表现形式和诉求而言,将其贴上“改良派”的标签,实在是有些牵强附会。如果问一下各种“群体事件”中的参与者,你们是“改良派”吗?人们一定会“瞠目结舌”和“不知所云”。因此,客观地评估是:“公民运动或维权运动”属于中共专制统治下的民间抗争。事实表明:改良派主张,充其量是一部分民运人士的“主观愿望”。

此外,现实中也不存在韩连潮先生所说的“合法博弈”规则,中国民众的维权,从来就是在中共分化收买和暴力镇压下的艰难抗争。千万冤民上访无门,求活无路。千万失地农民被迫离开他们祖祖辈辈生存的家园。仔细看看中国的现实吧:如今的中国已是“时局动荡、民怨沸腾”,各种“群体事件”此起彼伏,随时都有爆发大规模社会动乱的可能。而且在中共的暴力镇压下,它只会导向革命,而绝不会被改良所吸引。因此,“改良与革命是一派”的说法,客观上掩盖了革命和改良在政治内涵和诉求上的分歧。不光在操作层面,这一提法混淆了民间抗争中蕴涵的“革命愿望”和利益诉求之间的差异,很容易被官方找到借口镇压。更关键的是:在政治逻辑上,既然改良=革命,那人们何必吃饱饭了没事干,来鼓捣革命这档子“掉脑袋”的事呢?人们只要按照精英们鼓吹的“依法维权”、“和平、理性、非暴力”、“渐进改良”,坐等哪一天当局的“良心发现”,恩赐给我们一个民主就行了。问题是,老百姓愿意这样选择和等得到哪一天吗?

因此,将中国民间抗争纳入“社会改良”的范畴(纳入“政治改良”更是逻辑错误),实在是民运精英们的一厢情愿。是在当事人(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均不认可的现实中,人为制造出来的一个概念。那还不如回到真实的场景中“打开天窗说亮话”:中国的民间抗争,就是“非暴力抗争”的民权运动(与改良无关)。中国民众的维权抗暴——是人民在中共暴政压迫下的血泪控诉;是中国人反抗奴役向往自由的顽强搏击;是这个民族还能够走向未来的希望所在!

回到政治常识上来看,由政治反对派来扮演“改良派”的角色,也存在着认知误区和严重的角色错位。余英时教授曾经指出:“政治改革必须从权力中心发动,其途径是由上而下的,古今中外莫不如;反之,则是所谓革命。”——这本是政治学的常识,不知为什么,多年来,民运精英们却总是视而不见?实在令人费解。对此,项小吉先生有过精辟地总结:即“改良”是统治者的话语,而“革命”或抗争才是民间的选择。为民运贴上“改良”的标签,实在是贴错了地方。用一句很形象的话来描述:“即太不把自己当外人了”。如果民主运动仍将其奉为“正确的”策略和主张,则不光束缚了自身的手脚、自废武功。还低估了民众反抗暴政的决心和智慧。因此,渐进改良的主张,被日益觉醒的民众所抛弃,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简言之,笔者认为:推动民主革命和倡导渐进改良,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政治概念和政治诉求——即改良派和革命派无法划上等号。

中国民主革命——是在中国废除专制,建立起保障基本人权,实行自由、民主、法治,和构建公平正义社会制度的政治革命。这是自辛亥革命以来,无数仁人志士所追求的,这也是一部分坚定的政治人物,在历史时机到来的转折关口,依靠正确的观念,汇集起大多数民众的共识,采用有效的方式组织起各种社会力量,以必要的、突破性的行动方式,打破统治者的“暴力黑哨”规则,来加以完成的。革命既可以用人民“和平起义”(如天鹅绒革命)的方式来实现,但在独裁者诉诸暴力镇压的时候,人民有权用各种方式,包括以强制性手段——即用暴力革命的方式(罗马尼亚模式)来完成。

对中共“社会主义革命”所带来灾难的恐惧,不能抹杀许多国家由革命建立宪政民主制度的历史。事实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建立民主的过程都经历了革命。因此,我们认为:如果制度腐朽暴虐,那么以建立保障自由人权为基本目标的政治革命就是必要的,甚至是必须的。

三、政治革命与社会改良的关系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里,积累了不少有关政治变革和社会演进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民运理论家们的一个重要使命,是对历史事实进行梳理、分类、归纳,从中寻找出具有指导意义的参照模式,以争取中国民主运动尽可能少走弯路,少付代价。

在中国社会转型中,政治革命与社会改良——这一不同的政治概念,不光民运自身需要对此精准把握。其实这也是中国所有参与变革的政治势力(官方、民间、左、中、右各派力量)都需要面对和抉择的。同时,它还是区别和检验不同政治势力真实立场的重要依据。

民主运动在倡导革命的时候,也要看到政治革命与社会改良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不仅是逻辑关联,也是具体社会现象的事实关联。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社会改良与政治革命有着密切关系。任何政治革命的发生,都要经社会改良的长期积累。只有在社会改良无法进行下去的时候,制度上的革命才会爆发。

这不光是理论上的描述,这也是现实正在发生的情形。对中国社会目前蔓延着的革命情绪,大陆有一句经典的形容:即改革和革命的赛跑。这说明,如果改良(改革)不能应对变革时期的各种社会矛盾和震荡,那么就有可能引发革命。反之,如果当局以可能爆发革命为由拒绝变革,那么革命就被迫成了唯一选项。这其中的逻辑关系是清晰的、明确的——即改良和革命是相对的概念,虽然存在密切关联,但相互之间没有等号。

社会改良真正的作用是在革命之后,当制度转型完成后,人们需要正常的社会秩序并不断地对其加以完善。只有政治革命而无社会改良,社会无法形成稳定的结构,人们无法进行正常的社会活动,社会生活就会动荡不安。因为社会变革比制度变革要复杂的多,制度变革通过革命可以实现,但社会变革以及社会的良性成长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公民社会需要长远细致的工作,不可能通过革命来达到。

社会改良可以改进由于制度的不完备性所导致的社会缺陷,调节人们对一个常态社会中各种缺失的不满,和对政府在社会管理中正常失误所导致的不公正后果进行修正。因此,不能采取革命的手段(如中共发动的历次远动,以至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它必须是局部的、零散的、渐进的,以及在公民责任意识提高的基础上,形成社会多数人的共识并参与其中,才能逐步达成的。

但上述目标在一个专制政权的统治下并不能建立,由于被压迫、被奴役的人民无法自由的联合起来,搭建由各种民间组织构成的社会框架;无法形成人民对国家事务的正常参与;无法对他们期待的社会进步和民生改善有所作为,因此,缺乏民主法治的制度保障,社会改良的目标也就不可能实现。

而中共所倡导的改革(社会改良),即使在一度曾获得了社会大多数人的认同和支持(80年代)。但由于统治集团不愿放弃因一党专政带来的巨大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89年用坦克和机枪镇压了人民对改革的参与和希望。因此,在随后中共发动的第二轮改革时,由于政改停滞,导致官权极度膨胀,人权状况严重恶化。在由权力和资本相互勾结的改革中,由于涉及到不同社会阶层和每个人的具体利益,特别是在对民权的肆意侵犯下,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大量的社会冲突。虽然在经济发展中,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但由于官权的腐败和暴虐,加上权贵利益集团的疯狂掠夺和社会公平正义的严重缺失,已造成社会巨大的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以及人们对改革的期待与现实状况的严重断裂。

虽然中共不断地用所谓:改革开放、三个代表、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和中国梦来欺骗和愚弄人民,在国际社会制造虚假的认同。但问题是,经历了中共35年的“改革”之后,人民当初对改革的真诚期盼,早已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土崩瓦解。中共的改革在当初承诺的“幻境”和现实的对映下,已原形毕露。中共改革给中国带来的荒诞是:或许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天堂里,问题是这个世界不存在天堂,尤其不存在一党专政、独裁统治下的天堂。当人民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梦幻中醒来时发现:确实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中共权贵利益集团),但改革的恶果和代价,却要让全体人民来买单(而其中绝大部分人是再也富不起来的)。所以,当中共最新领导人用“深化改革”、“中国梦”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乌托邦来继续“忽悠”人民时,人们已清楚地知道:一旦新的独裁者巩固了权力之后,一个以“三个自信”为代表的“红色帝国”。只会更加暴虐地奴役人民——“而奴隶是不可能建立什么天堂的,不但不可能建立天堂,连建立人间都很困难,只能建造地狱”。【8】——对于中国民众来说,“改革”早已死了。

四、革命无法告别——由改良到革命

既然“改革已死”,那么“革命”又是否会发生呢?笔者不是预言家,因此不敢断言。但政治逻辑告诉我们,没有革命观念的确立和深入人心,革命就不会发生。而国人长期以来的一大思维误区,是对革命观念的严重误读。以至于造成了思维混乱和行动失措。这种混乱一方面来自于所谓社会精英对革命概念的刻意歪曲,另一方面也来源于人们缺乏认真思考的习惯,以及深入思考的能力。

就革命话题而言,自89民运被镇压之后,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的基本取向是否定革命,包括90年代中一度对广场学生领袖“过激言行”的批判和指责。国内影响很大的李泽厚、刘再复先生在其对话录《告别革命》中宣称:“要告别一切革命,要告别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革命,还要告别二十一世纪的革命。”刘再复先生还特别指出:“我们决心告别革命,即告别来自左的革命,也告别来自右的革命。”

我们清楚,“左”的革命是指中共的革命,那么“右”的革命是指什么呢?作者没有明言。但不言而喻的是,对当今政权来说,所谓“右”的革命,即我们倡导的民主革命。在这二者中,后者才是“告别革命”的真正论敌。因为,李、刘虽然是从评价历史上的革命立论,但宗旨还是反对现在和未来的革命。所以李泽厚说:“我们只是告别革命,并不是简单地反对或否定过去的革命。”

当然,思想界最初否定革命是对官方革命话语体系的一种反动,但这种出于逆反心理的主张并没有经过理论上的深刻检验。其实文革之后,中共自己已开始告别革命话语,所谓“改革开放,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一百年不动摇”——即出于邓小平的名言。六四镇压后,中共对革命的话语已十分忌讳,如修改刑法中的“反革命罪”,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来替代。并在意识形态领域,刻意地将革命的概念与改革等同起来。如邓小平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习近平上台后,再次提出:“深化改革就是一场革命”。其用意是尽量将革命与改革的概念模糊化。因为,由革命起家的中共,深知“革命”将会是他们的坟墓。

笔者之所以对韩连潮先生的主张产生敏感,正是因为“改良派与革命派是一派”的提法,和中共的“改革(改良)就是一场革命”的宣称,在政治逻辑上是一脉相通的。因此认为,由民运方面提出的政治主张,就不得不认真思考、慎之又慎,已避免落入中共的政治逻辑陷阱中去。不过,笔者知道,韩连潮先生的本意不是否定革命、告别革命,只是在政治概念的表述上存在着误区。

长期以来,相当多的民运人士,由于对共产革命导致的极权主义暴政所造成的愚昧、狂妄和灾难的恐惧,因而反对一切形式的革命。这种反对也包括了民主革命(即政治革命)的主张。就政治光谱而言,民运中的革命派长期被边缘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改良派确实占据了民运的主导地位。虽然革命派与改良派有过长期的争论,其中不乏真知灼见的闪现。但现实中,革命派一直处在非主流状态。包括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许多人再次用轻蔑的口吻谈论革命,其中不乏民运人士。

笔者认为:那些轻易就否定革命、告别革命的人士,其实并未对革命这个概念下过真正的功夫,他们即没有能力区分政治革命和社会改良的界限,也没有能力对社会变革的机制进行切实分析。这些人仅仅通过想象而不是建立在对社会现实认真地观察和思考上,就轻易地否定革命的正当性和必要性。骨子里,这些人要告别的是推翻中共专制的民主革命。我甚至怀疑,他们连人民有反抗暴政的权利都不敢承认——“如果承认这一点,就无法否定革命是如何一个奴役制度下人民的正当权利。告别革命,是一种奴性的话语体系,就其本质而言,与动辄倡导社会革命的极权话语体系两级相同。”【9】

此外,民运中流行的,认为改良优于革命和排斥革命的主张,其观点和立场也是不对的。各国变革的历史表明,这一观点不符合人类的经验。虽然民主革命在中国尚未发生,但如果不管中国的时局变化会怎样发展,就断言渐进改良(改革)会获得成功,而发生革命只会带来社会动荡,一定归于失败,同样缺乏事实根据。——“历史上,改革失败的例子远远多于成功。如果说清末的“百日维新”失之于时间太仓促,那么从赫鲁晓夫时代始的苏共改革延续了三十多年,时间不可谓不充分,但最终还是转变为一场革命。反之,革命成功的例子不胜枚举,远的有美国革命、法国革命,近的有菲律宾的民主革命和台湾的“宁静革命”,以及苏联、东欧的民主化变革(天鹅绒革命)”。【10】更不用说近年来风起云涌的“颜色革命”浪潮了。

因此,虽然革命不是民运人士或其他什么人所变的魔术,说句我革命啦,它便会从天而降,说句告别革命啦,它便会离地而走的。但对那些担心革命、惧怕革命的人来说,革命的权利你可以不用,但不能放弃;你可以不选择革命,但不能保证告别革命。即使是已宣布告别革命的李泽厚也认为:“改革或者说改良是一种自我调整和自我完善。但是,改革如果失败,革命就来叩门了。【11】

五、海外民运的立场和选择

海外民运由于基础是流亡者所构成,无法直接地投入中国的变革。因此,智慧的政治立场是:倡导革命,推动变革,但严守自己的界限不越雷池,让真正的选择归于人民自己。这就要求民运的名人们,放下精英心态,将主要的关注点放在对国内社会脉动准确地把握上,真实地了解国内民众在想什么和要什么。

笔者此次北美之行,接触了几位刚从国内逃亡出来的民运人士。在交流中,听到了许多使人汗颜的批评。国内严酷的政治现实,不可能让海外的人以想当然的态度,来成就中国变革的美事。如果我们不去认真体会自己的历史角色,反思自己的内心信念,反省多年来传统的操作模式,仍然自以为是的对国内采取指导心态。那么,被国内民众和其它政治变革力量所抛弃就是必然的。如果我们的民运领袖真正开始在中国急需的政治革命上下工夫,并切实地采纳来自国内人士的中肯建议,形成和国内变革力量扬长避短的配合。发挥海外优秀,将重心放在那些国内无法开展的工作上。就一定会重新赢得国内民众的理解和支持。

既然民主革命的目标是:“推翻专制、再造共和”。我们就不应再对中共独裁政权,寄于不切实际的幻想和期待。自由和奴役是一场生与死的政治较量,人们已不难从中共的最新动态和军方制作的“杀气腾腾”的影片中,看出一个专制政权在末日来临前的疯狂。因为我们的对手深知,在即将来临的这场民主革命中,将会剥夺这些特权阶层现在享有的空前的政治特权和巨大的经济利益。事情一旦涉及到社会各阶层的权利和利益重新分配的领域,就绝无可能只凭着道德说教和良心感化,就会使统治者自愿交出政权。因此,中国变革的艰巨性我们绝不应该轻视。

倡导民主革命并不是否定改良,之所以我们和主张渐进改良的朋友存在分歧,是基于正视中国现实的立场所决定的。八九民运时,老百姓提出的还仅仅是“反官倒、反腐败”的诉求。当“六四”被镇压后(当局视为“暴乱”,同时又被一些知识界人士视为“激进”),中国在渐进改良(改革)的道路上又走过了二十四年。如今,人们不得不面对的是:在中共特权阶层和利益集团的疯狂掠夺和对生态环境资源的破坏下,中国大地已成了毒气、污水之乡,雾霾笼罩之地。如今“国在山河破”,中国的普通百姓怕是已看不到未来了。中国两千年来未能摆脱的“王朝周期律”,再一次地浮现在人们的眼前。

人们之所以向往革命,是期盼新的社会来临,而绝不是渴望流血的刺激。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人们对革命的概念有了全新的理解。在重新审视革命和变革的关系时,我们发现:现代民主革命:如“天鹅绒革命”、“茉莉花革命”、“颜色革命”等,基本上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暴力行为。在新的革命概念中,似乎又出现了革命一词最初的原始含义——即革命是对社会正义价值(政治程序的正当性)的回归。虽然革命一词在人们的观念中仍然有着历史烙印的影响,但民主革命是基于人类文明价值选择的逻辑并没有改变。即使在现代社会的条件下,对革命的模式提出质疑(如对武装革命的质疑——即枪从哪里来?)。但我们仍然无需放弃对革命的理想,因为,革命revolution的词意中,本来就有轮回和复兴的含义。社会条件变化是动态的,革命的模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六:革命的发生机制和类型

在大变革中和平转型,这当然是最理想的途径。但我们决不能在理论上排除其他形式的选择。从正当性上说,革命乃至起义的权利,是一种天赋人权。美国《独立宣言》指出:“当政府长期倒行逆施,一贯实行专政,一意孤行地把人民压制在绝对的君主专制统治之下的时候,人民就有权利有义务推翻这样的政府,并为其未来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

革命并不必然和暴力联系在一起,人民可以采取和平起义的方式。因此,革命并不一定会血流成河,也未必会“千百万人头落地”。如台湾的“宁静革命”和苏联以及大部分东欧国家的民主革命(天鹅绒革命)。我们希望和平革命,但决不放弃人民有正当的“武装自卫”的权利,特别是在统治者暴力镇压的时候,人民有权采用暴力革命的方式,一举推翻中共的独裁统治。革命也并不一定只有大规模群众起义的一种模式,如辛亥革命。虽然当代的民主革命需要大众一定程度和范围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

笔者认为:对于改变政治制度来说,代价最小的革命既是最好的革命。因此,中国需要的是一场低烈度的“光荣革命”。中国政治局势给我们的启示是:当掌握各种政治、经济资源的潜在势力(指体制内要求变革的力量),和民众强烈的变革愿望结合在一起时(即“官反”和“民变”结合时),共同形成社会全方位的政治压力。在关键的时候,采取断然措施,拨乱反正,一举摧毁独裁体制,以实现中国“再造共和”的宪政革命。这是有可能的,也是社会代价较低的革命。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和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和第四波“颜色革命”浪潮,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

从革命的发生机制来看:只有当民主革命的观念确立并广泛传播,革命的主张深入人心的时候,革命才会发生。因此中国的民主革命首先是一场深刻地思想观念革命。项小吉先生指出:“政治逻辑告诉我们,一定是先有革命者,后发生革命”。笔者认为:当革命已不再是思想家书斋中的主张,而成为社会上流行的话语,被人们支持或反对时,这时候革命话题已不再是一两个人的思想,而成为千百万人的想法和愿望时,革命就会来临。而当今的网络时代已为革命观念的传播提供了绝佳的条件。对此,敏锐地国内政治观察家提出,一场“键盘革命”已经开始。

笔者在与这位政治观察家深度交流之后,在会议中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极权专制在全世界溃败的事实证明,极权专制的物质技术基础——信息垄断,正在前所未有地被抽空,信息技术、电脑、互联网、微博、微信,这些新时代的网络技术革命,使依赖信息垄断而存在的极权专制极其迅速地丧失了物质技术基础。如果一个统治集团主要靠谎言生存,那它在如此迅猛的信息冲击下,崩溃的命运将不可避免。当一个时代的主要工具系统升级换代后,不管统治集团多么顽固的阻挠人民对自由的追求,具有巨大精神能量和真实物理空间的互联网,必将无情地穿越专制笼罩的铁幕,迎接一场全新的革命模式的到来”。

对此,笔者在多伦多还写下了另外一段话:“民主力量必须打破国内与国外、维权与民运、体制内与体制外的界限。在网络时代,任何地域均是民主革命的战场”。这即说明在一种全新革命模式到来的时候,人们的观念转变有多么重要。同时也反映了我们对如何推动民主革命的认真思考。

笔者认为:民主革命必须在政治道义上赢得社会大多数人的共识,只有真正“顺乎天而应乎人”,各项条件充分成熟,人民起义式的革命才是可能的和必要的。换句话说,民众革命不是个别人能够事先策划和人为制造出来的。革命的发生,往往是各种复杂因素风云际会的结果。孙中山精心设计的武装起义次次失败,满清政权在“皇族内阁”设置上的颟顸,和“铁路国有化”上一个不经心的错着,却导致了人们期盼已久的共和革命。【12】

结语:

民主运动中不同观点和不同派别的存在,既有历史的缘由,也是人们在一个复杂世界中多元视角的反映。回到这个意义上,笔者诚恳地向韩连潮先生提一个建议:修正“改良=革命”的提法,置换成“非暴力革命”或“和平革命”的主张。虽然我们在具体的操作模式和策略选择上,也许仍然会有分歧。但在“结束专制和实现民主的目标上,我们是一致的”。只要民运的朋友共守这个底线,在我的政治视角中就是“革命派”。因为真正意义上的反革命,并不是体制内外主张改良的人士,而是指那些专制程序的顽固维护者,和反对社会政治变革,镇压人民追求民主的统治者。

笔者坚信:在民主理念已高度张扬的今天,顺应历史潮流已成为中国绝大多数人(包括体制内人士)的共同选择。因为,真正的革命针对的旧制度而不是任何个人,民主革命也不是哪个人或哪个政治集团的专利。在我们倡导的民主革命观念是:在中国的这场大变革里,不仅要允许阿Q和吴妈(老百姓)起来革命,也要允许“假洋鬼子”(知识精英)来引导革命,更要欢迎赵太爷(体制内官员)“咸与革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倡导的民主革命是一场全新观念的革命,是对中共极权主义“伪革命”话语体系的革命。

当代中国需要一场政治革命(民主革命),它是中国社会整体变革的一部分,甚至可能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对于中国人来说:

——“从奴役走向自由是革命;从专制走向民主是革命;从臣民走向公民是革命;从人治走向法治是革命;从极权走向共和是革命;从专政走向宪政是革命。在被称为是大变革时代的中国,这个时代就是革命的时代。对于自由而言,革命已无法拒绝”。【13】

特别说明:本文并不是笔者“闭门造车”的一家之言。它的形成,源自一些民运同道和一些国内同仁的看法和立场。有些看法反映了这些思想开拓者前瞻性的思考。在此,笔者向他们表示真诚的敬意!

2013/10/22初稿于多伦多,2013/12/28完稿于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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