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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界限 引领变革

—— 在第六届全球支援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大会上的发言

韩连潮

 

政治博奕和体育竞技有许多相似之处,首先要有明确的战略目标,其次要有阵容强大的团队,还要有符合实际的战术、阵型、套路等等的配合。我想从这几个角度和大家一起探讨下引领变革的一些想法。

我想与会代表大概会有一个基本的共识:结束一党专制,实现中国社会的民主转型,以确保人民的福祉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如果这个共识成立,那么我们都是希望改朝换代的革命派,用中共的话语来说,我们都是所谓的“颠覆派”,是同一个团队的队员;虽然在通过和平理性非暴力渐进地来实现民主转型,还是通过急促突变甚至武装革命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目标问题上,我们仍然存在分歧。

中国人在改良和革命这个问题上已经辩论了一百多年。从何启、曾纪泽之辩,到康有为、章太炎、梁启超、孙中山之争,直至今天李泽厚、韩寒和无数革命论者之战,结论仍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其实,一场社会运动一旦兴起,是很难按预先设计方案进行的。这跟踢足球一样,整场方案设计得很理想,一踢球就乱了套。球员必须临场调整和发挥。如果该传球时,偏要射门,该射门时,却把球传出,都会贻误战机。所以,参与者和组织者必经把握好时间、空间和事件的关系,才能正确地引领社会运动。

从中国一百多年的变革实践看,一个专制皇权有机会通过改良转型与时俱进,但是却顽固地拒绝变老祖宗之法,而坐失良机,等想启动变革时,已为时太晚,终被暴力革命推翻。然而通过革命夺取政权的政权又被另一革命党用更为暴烈的革命所取代,建立了更为残酷的专制度。这个专制政权的统治在中国已经持续了64年,虽然近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增加了个人和经济空间,但在政治上却比清王朝更顽固地拒绝民主宪政,坚持一党独大,党国至上。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革命恶性循环的诅咒终于被海峡那边的中国人、台湾人所打破,他们成功地通过不流血的变革,实现了民主化,避免了更大的冲突和动荡,证明民主宪政可以在中国文化土壤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亚洲其他极权国家,如日本、韩国、菲律宾、印尼蒙古的民主转型,包括缅甸的民主进程也证明了其可行性。

文化传统、国民素质、发展阶段都不能成为拒绝民主转型的借口,因为这些说法既不符合现实事实,也不符合历史事实。民主宪政是人类文明演进的自然结果,是现代先进国家的标志。

我认为,台湾的民主转型为中国大陆提供了一个最佳模式。我们应当全力推动台湾转型模式。当然也不应排除低烈度、低成本的革命性转型的可能。

台湾转型的成功首先得力于台湾人民长期不屈不挠的非暴力抗争,它说明民主是争取而不是赐予的。台湾转型的成功同时也得力于执政党领袖的睿智,它证实政治妥协、与时俱进是必要的。台湾的成功还得力于国际社会的压力,它显示人权和普世价值已经不是一国的内政问题,民主和平是国际安全的重要保障。

一旦战略目标确定以后,建立阵容强大的团队就应成为我们决定性的任务。如何组建这样的团队呢?我认为应该从打破7个界限入手。

首先,打破打破改良派和革命派的界限。

正如我前面提及,如果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民主宪政,那么两派本来就是一家。造成两派不共戴天的状况可能是对改良派定义混乱所致。如果改良的目的在于通过变革巩固和加强中共的绝对权力,保证其长期永久执政,这是我们应当群起而攻之的;相反,任何削弱中共领导,限制其权力的变革和改良,尽管速度不尽人意,我们都应大力支持。

其次,打破党内党外、体制内体制外的界限。

中共有八千万党员数千万公职人员。他们中大部分也是无权无势的草民,其财产和安全并没有保障。更重要的是,他们中还有许多像赵紫阳、李锐、胡债伟、朱厚泽一类的有识之士,他们的理念和诉求跟我们基本一致。只有跟党内民主力量结合,我们才能有序有效地推动民主转型。习近平最近提出清党,要将党员人数减至三千万。如果属实的话,我们应当把他们劝退和开除的5千万党员吸收到我们的阵营,壮大我们的队伍。中共最为恐惧是党内高层的分裂,而种种迹象表明高层的裂缝已经形成。打破党内外的界限有助于中共的进一步分化瓦解。

第三,打破左右界限。

中共目前的政策是既不走邪路,又不走老路。他们不仅打压右派,也打压左派。当然对左派出手较轻。我们必经看到许多左派,尤其是低层左倾人民和我们一样,对中共褪变为权贵阶级极为不满,认为他们违背了革命的初衷。他们和我们一样痛恨官员贪腐,担忧贫富悬殊加大,焦虑社会日益不公。我们应当与这些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人结成同盟。况且,左右派的冲突并非完全不可调和。最近在支持薄熙来维护其合法权益上,我们与左派进行了合作,建立了互信,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第四,打破统独界限。

统独是一个敏感话题。但是我们知道,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在专制体制的大一统与人民福祉、人民自决问题上选择的话,任何真正的自由派人士都应当豪不犹豫地选择后者。早在1920年,毛泽东就支持将中国分裂成27国。毛说,“既然全国的总建设在一个时期内完全无望,那么最好的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22个行省3特区两藩地合共27个地方,最好分为27个国。”

毛的策略仍然适用于今天的中国。这里,毛也明确地支持西藏独立。

我认为,在专制体制下,提出独立诉求的地区和族群越多,对中共的转型压力就越大。所以这个界限必须打破。

第五,打破族群、宗教界限。

今天在坐的有许多族群领袖,可见我们已经开始打破了这个界限,这是一个可喜的进步。我们应当进一步建立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打破宗教间界限是我们的一个薄弱环节。目前中国的各种教徒信众上亿甚至数亿,这是一股巨大的变革力量。但各宗教门户观念太重,沟通欠缺,加之民运团体和宗教团体之间互存偏见,很难形成整体力量。这些问题有待克服。

第六,打破两岸三地界限。

在目前的情况下,无论如何强调香港的重要性都不过份。香港是中国民主转型的前沿基地。台湾是大后方,大陆是主战玚。两岸三地人民的利益和前途密切相关。这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一旦切割开来,就不能首尾呼应,失去应有的力量,造成唇亡齿寒的局面。

第七,打破国内国际界限。

这里涉及两个层面的问题:国内外的民运团体和个人应当打破地面与非地面、国内维权与海外民运、内线与外线的划定。全攻全守,里外合一。互联网为此提供的技术支持使这一构想成为可能。

另一个层面是将国内问题国际化,比如将中国严重侵犯人权的官员个人进行国际司法问责等。公民力量发起的制止中国成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成员国的活动也是打破这一界限,争取国际社会支持的实例。

如果我们能够打破这七个界限,我们就能组成最为广泛的民主转型统一阵线。

团队组成后,必须有适当的战术配合来发挥选手的技能。

切实可行的民主转型的策略战术等必须基于对中国社会各阶层状况的精准分析和判断。我们需要冷静、理性、不带情绪地分析和研判中国局势。

我的看法是,虽然中国社会矛盾激化加剧,但其程度既未达到革命的临界点,也未达到全民不服从、全民抗命、全民非暴力抗争的临界点。突发事件引发中共崩盘的可能性存在,但它的不确定性太大。谁也无法预计,也不可能仅仅坐等突发性事件的到来。当然我们不仅应当有应变方案,在突发事件发生时,不至于束手无策,同时,还要不断为突发事件创造机会。

我们必须看到,民主力量跟独裁力量相比太不成比例,公民运动和公民社会的形成和壮大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在此种清况下,我们必须通过个人和团体的行动来开创空间,通过出色的控球技术,不断跑位变换,利用各种隐蔽的真假动作,通过灵活的转身运球,短传长吊,拉宽中共防守,实现全方位渗透;一方面从边线切入,一方面从中线直接威胁禁区,制造临门一脚的机会,引发变局,实现转型。

最佳阵式是,以香港为前锋,台湾为中锋,大陆边锋,海外为后卫来发动民主转型的攻势。香港利用占领中环、特首普选等议题,先发造势。无论中共是否改变普选的承诺和时间表,事件本身会对大陆产生强烈冲击。通过紧逼禁区,突破防守,不断进攻,进球得分。

最近的习萧会表明,中共对台湾施压力度加大,要求尽快政治解决台湾问题,而不能一代代拖下去。国民党和民进党都躲不开中共的强势高压。中共的软实力已经渗透台湾社会,如何应对,不仅关系到台湾的前途,也关系到大陆的未来。台湾可以利用其特有的地位和杠杆作用,就体制、人权、价值认同等问题与中共进行对话,甚至启动两岸制宪会议,通过快速反击、中路进攻,直接打开禁区。

中国大陆的民主力量则应当通过没有组识的组织保全和积蓄力量,利用非政治议题,如环保、食品安全、物价、通胀、住房等,从边线切入。通过边路传中、边路斜向突破,甚至边路高吊球或弧线球直接射门。

只要我们每一个人能在最佳时间、最佳位置,发挥自己最佳技能,就能为团队创造临门一脚的机会。

最后,我们有什么杀手锏可以与中共博奕呢?

我认为目前最有效的武器就是互联网。我们应当充分利用互联网与中国专制政权打一场网络超限战。善用这个武器,我们就可以以弱胜强,以小打大,以少胜多,甚至以一人之力胜共军的百万雄师。如果大家不知道起超限战为何物,看一下中共空军少将乔良写的《超限战》一书,他在书中对此战有详细的叙述,我们所做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我的话完了,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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