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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康谈邓小平

 

2月19日是邓小平去世十七周年,日前,王康先生接受记者采访并谈到这个号称“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领导人。一谈他的性格和人品;二谈他的历史功过;三谈他对今天中国的影响。

记者:首先来看看邓小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邓小平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两度被时代周刊选为年度风云人物。这个身材矮小,四川口音的中共领导人,影响了二十世纪后期几代中国人的命运,也改写了中国在世界的地位。他不仅在中共党内享有极高的地位,在国际社会也赢得相当的尊重。邓小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个性与为人中有哪些不为人知的一面?我们的讨论就从这里开始。

首先想请各位用一两个例子来说明一下邓小平个性的特点。有请王康先生。

王康:毛泽东已经死了38年,邓小平也去世17个年头了,我们还要不断地来评价这两个人,有时候还会争得面红耳赤,大动肝火,算是中国特色。毛泽东说邓小平是柔中带刚,绵里藏针。所有的人物,尤其是历史大人物,他们都是历史的产物。邓小平活到93岁,少年时代在他的四川广安农村,他的名字叫邓至胜,后来改为邓希贤,希贤成圣,名字非常大,但是如果没有后来的经历,他就是一个农民。他最早一此改变首是到欧洲,法国勤工俭学。在法国5年时间,从1920年到1925年。在法国他受到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的影响,后来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他大量地刻写复印了《共产党宣言》。然后1926年他转往莫斯科,先后入读斯大林大学和中山大学,成为一个列宁主义者。他在自己的履历上说,我是在莫斯科完成了共产主义的洗礼,我要把一生献给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同时,邓小平在莫斯科期间刚好是苏联的新经济政策时期,新经济政策就是用资本主义的办法拯救俄国社会主义。当时布哈琳发出了著名的口号,号召农民们资本家们:发财吧,积累吧,发展自己的经济吧!只有白痴才说我们永远需要贫农。布哈林这些话实际上是邓小平后来改革的一个样板,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其实都是布哈林的遗产。布哈林在1938年被斯大林枪毙,这些理论成了他复辟资本主义的罪状。邓小平在法国和俄国变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然后1927年回到中国,经过22年与国民党两次腥风血雨的内战,八年抗战,1949年后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之一,毛、刘、朱、周、陈、林、邓嘛。后来成了中国事实上的最高领袖。邓小平是中共少有的几个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历、有一定世界视野的政治家。比如1960年,中共中央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九评”,就是邓小平主持写的。1963年,到莫斯科和赫鲁晓夫唇枪舌战两个礼拜,回来之后受到毛泽东亲自率领5千人到机场去欢迎的也是邓小平,1974年作为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美到纽约,在联合国第六次特别会议上发表演讲,还是邓小平。邓小平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角度)来看,属于右翼人物,跟俄国布哈林、捷克的斯蓝斯基、杜布切克,跟匈牙利的卡达尔、纳吉,属于国际共运中的右翼。但是邓小平又是一个强人,一个铁腕人物,这种铁腕和强硬主要是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共掌权之后党内党外长期腥风血雨斗争中形成的性格。

记者:王康先生,我知道您有一个看法就是你觉得邓小平和毛泽东有很大的区别,那么您谈谈这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王康:斯大林说毛泽东是一个“人造黄油的社会主义者”,他是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者,毛一生没有到西方去过。毛信奉法家,自比秦始皇,他是斯大林加秦始皇,东西方专制主义的集大成者。稍有头脑和历史常识的人都会得出这个结论。毛掌权统治的27年间,中国苦不堪言,有几个基本特征:第一他大权独揽,实行个人绝对独裁;第二他不断强化阶级斗争,冤狱遍地;第三他不断推行大规模、长时间的群众政治运动,败坏几代人;第四他一味优先发展重工业化、军事工业化、核工业化,老百姓又穷又苦。然后他对外输出战争,鼓吹革命,在1957年莫斯科大会,他公开鼓吹世界核大战,中国死掉一半人也无所谓。毛时代可以简单概括,就是不停地革命、造反、折腾、破坏。邓在诸多方面跟他不一样。邓上台之后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把毛时代冤狱遍地的情况基本上扭转过来;邓不搞阶级斗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邓基本上不搞个人崇拜;邓对国际社会提出,以和平和发展代替战争与革命。毛泽东代表了中共内部极端反动、黑暗和邪恶的力量,而邓相对开明,如果没有六四镇压,邓算很开明的人物,在国际共动和中共历史上史上他都属于开明派和右翼代表人物。

记者:好,我想再谈谈民间对邓的感情。虽然邓小平在高层可能有一些这样的劣迹,但是民间对邓小平的感情还是有的,而且对他的评价也有相当多正面的因素。那么您如何比较中国民众对于邓小平和对于毛泽东的感情与评价?

王康:每个时代对统治者的评价好坏一般都以那个时代受害还是获利者而有不同结论。怀念毛时代对毛有感情的人,大概是毛时代各次政治运动的打手、积极分子、御用文人们,以及城市国营企业的工人们,除此之外还有对暴君和独裁者怀有病态崇拜和特殊个人目的的人如薄熙来、刘小枫等。按人群分,对毛反感的首先是农民,农民在毛时代太惨,完全是农奴,饿死几千万。知识界肯定不喜欢毛,而倾向于邓。六四之后又当别论了。至于几千万海外华人、港台人士、国民党人士,不大可能拥毛。在中国民众当中喜欢毛、怀念毛的人,应该是少数,这少数人是代表历史的过去,历史的阴暗面。不能说喜欢邓的人代表中国的光明面,事实上六四之后,中国人和世界人士一样,对邓的看法是大打折扣,从邓品格强硬、残忍一面受到得到一次痛苦的教训。

记者:王康先生的意见呢?

王康:邓小平一生有三大污点,不可原谅的劣迹。一是1957年反右运动,邓是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他在1957年9月《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中为反右运动定性,使几十万右派分子家破人亡。后来给右派改正时,邓小平坚持反右运动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只是严重扩大化而已。为此,不惜从559,957名右派分子留下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五位,邓自称一贯实事求是,问心无愧,在反右运动上他既不实事求是,也应问心有愧。第二,邓在80年代初本来可以“非毛化”,大量平反冤假错案过程中,毛的罪过越来越多地为党内外人士所知道,而且当时党内外的呼声和意愿非常强烈。如果邓小平真的是对历史负责任的话,邓当时众望所归,本来能够将毛请入历史的垃圾堆。但是他采取机会主义态度,如高文谦所言,他的一只脚还插在毛的阴影里。他在回答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毛泽东的像是否还要挂下去”的提问时回答,要永远挂下去。这使得后来改革开放直至六四直到今天的中国都被毛的阴影拖住。邓小平自己说不定哪一天会在毛泽东卷土重来时再次被“打倒”。第三,六四镇压。今年是六四25周年,六四是中国历史上最可耻的事件,中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翻译《红楼梦》的那位,从来不过问政治,但是六四以后他冒险接受BBC采访说:中国历代反动政权从来没有对手无寸铁的大学生和民众开枪屠杀,连日本人占领北京时也没有干过!邓小平、杨尚昆、李鹏和陈希同这四位四川人士——真是川人的奇耻大辱——他们把国家军队变成私家武装,这个罪过是要载入史册的。六四镇压无论如何是不能辩解和宽恕的。想起六四我们至今痛心疾首!

王康:西方人向来误读中国,西方要了解中国还有漫长的道路。毛泽东去世后,西方各国元首,法国总统德斯坦、德国总理密特朗、英国首席卡拉汉、美国总统福特、日本首相三木武夫、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对毛的评价几乎可称肉麻。称毛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现代世界最卓越的人物之一“、”耶稣基督以来,没有哪一个人像他一样影响过人类!“直到毛的罪过慢慢地被世界开始了解后,西方才明白这是一个什么人物。2000年《新闻周刊》评出20世纪三大暴君,毛高居榜首,因为他和平年代整死了3900万中国人,饿死了4300万自己的同胞。邓小平浮出水面后,西方对他产生好感,邓小平是第一个访问西方的中共领导人,1975年访问法国,在爱丽舍宫用法文高呼“中法人民的伟大友谊万岁!”;78年访问日本,他题词道:向伟大、智慧、勇敢、勤劳的日本人民学习、致敬!尤其是1979年访美,邓在德克萨斯观看马术表演,戴牛仔帽,参观休斯敦宇航中心,西雅图波音公司,在白宫国宴上跟可口可乐、百事可乐、福特(公司)、通用(公司)的大老板们碰杯,公开说中国欢迎你们来投资,我们需要你们的资金、先进的管理经验;邓还接受《时代》周刊采访,公开鼓吹中国愿意和美国和西欧团结起来,共同对付俄国北极熊;这一切当然投合西方的好感。西方需要做给中国生意,遏制苏联,承认他们的生活方式,美国民众说:这个人不象共产党人嘛。但是六四镇压后,西方对邓的评价急转直下,其中一位代表人物是费正清。这名一辈子同情中国革命的美国头号汉学家痛心疾首,他说,我一辈子对中国的研究都失败的。苏联亡党亡国为邓提供了一个最后的机会,既然苏联都亡党亡国了,还分什么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邓小平92年南巡讲话是在戈尔巴乔夫在克林姆林宫宣布苏共下台后不到一个月,紧接在苏联解体之后,这种时间关系不是无足轻重。除了大讲韬光养晦,稳住阵脚,善于守拙,绝不出头外,邓还大讲市场经济,告诫不要分姓社姓资,十三大报告一个字也不能变。但是邓92南巡讲话之后的改革已经不可能是六四以前的改革了,在那之后,邓小平再也无法在任何意义上、任何形式上提出经济领域之外的任何改革了。这就势必导致两种现象,一是一个贪得无厌的权贵集团出现在中国大地上,并且支配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另外就是知识界和一代大学生的理想主义被粉碎了。

记者:再听听王康先生的意见。你觉得习近平承袭了邓小平哪些最大的特点?又有哪些最大的不同?

王康:我不了解习近平。但是,我认为所谓说毛的话走邓的路,在历史逻辑上是错误的。毛不仅在实践行为给中国带来深重灾难,他的大多数言论也是荒谬错讹的。说什么“风景这边独好”,饿死几千万人,还叫风景独好?按照邓自己的标准检验,邓的路也不能走。邓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说过,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了两极分化,如果真的产生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走上邪路了,我们就错了。六四后,中国岂止两极分化,中国岂止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比这严重得多了。薄熙来事件、周永康案情……所以,毛的话,邓的路,都不能再说再走。为什么不能重新开始走自己的道路呢?这个星球上,值得中国人学习效法的多的很,美国国父们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两百多年前他们就拟订提了一个非常棒的宪法,确保新大陆绝对不犯专制集权的错误。俄国的教训也可以汲取,欧洲社会民主主义,中国孙中山、蒋中正,尤其是蒋经国晚年的经验都可吸纳、可作借鉴。

记者:王康先生。邓小平的实用主义对于道德伦理社会造成什么影响?

王康:邓小平个人品格、脾性跟毛不一样。他不喜欢毛的那套狂热的意识形态乌托邦,邓走向另一个极端:猫论,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毛式的狂热、虚矫、混乱和破坏的意识形态,但同时带来的整个民族的功利化和犬儒化,道德的沦丧,精神的颓唐。四项基本原则显然也是功利主义的,为了维持和巩固政权,不是真的邓相信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什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路。不管白猫黑猫,还是四项基本原则,都是实用主义的工具。邓不是个思想家,没有治国理念。中国这么一个大国,需要一套全民族认同的思想文化,道德基础,并在这个基础上构建一个好的制度,一个民主宪政制度。从知识结构,人生经历,邓并不具备现代国家的意识和观念。

记者:王康先生,刚才我们已经提到邓小平是一个铁腕人物。很多人都说,在他之后,中国的很多领导人都缺乏邓小平的魄力。他们甚至说邓和毛具有一定的历史感和远见卓识,但后来和江、胡和习都缺乏他们那样的领导能力和魄力。你觉得这种看法是否有道理?例如,相比于邓小平,你觉得习近平的人格或者性格怎么样?

王康:我希望,中国今后再也不要出现毛泽东式的暴君和邓小平式的强人。中国显然需要一个好的制度,把智慧、魄力、勇气、担当,放在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制度上来。我很难理解也不能认同,非要期待一个强人出来,扭转乾坤,这既危险,又愚蠢。在这方面,中国人上的当,受的骗还少吗?完全没有一种现代意识。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性,广泛的政治参与,这个国家将永无宁日。靠强人们重新收拾江山,中国的将来极其危险。我们这一代已经饱领教训了,希望年轻一代不要再盼望强人出现救世。历史再三表明,强人的出现是非常危险的。强人绝对不会把中国带上光明的道路。

记者:王康先生,邓小平去世这么多年,您觉得今天的中国社会和邓时代的最大区别是什么?领导人面临的挑战有什么最大不同?

王康:邓小平为中国社会留下的后遗症今天越来越明显了。中国当前的危机比六四前要严重得多,是一种总体性、结构性、制度性的危机。连中共高层都不断谈论亡党亡国的危机,可见问题之严重。同时,中国今天有六亿多人成为互联网用户,高科技和信息时代是否可以使得中国产生了可能摆脱毛和邓阴影的新一代中国人?悲观和乐观同时存在于今天的中国大地上,我看不出哪种前景更占上风。还是既忧患,又谨慎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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