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  DEMOCRACY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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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民主离我们究竟还有多远?

郭永丰

 

中国走向宪政民主社会,其转型模式的主要推力不外乎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两种。当然,自上而下最节约成本和代价,可以把转型阵痛降到最小化。正如李克强在两会上所说的自我革命,以及汪洋前些年所说的改革就是革共产党的命,真正挨刀受刮出大血的全在共产党的所有官权身上,当然其损失也是最小化的,广大民众只有得益处。如果自下而上,或温和或激进,都避免不了巨大代价和成本的支出,并且一定还是两败俱伤的。尤其伴随着自由派所付出成本和代价的急升,顽固保守势力所付出的成本和代价也会成正比例上升,绝不会有所缩小或降低的。甚至,如果采用利比亚等国的极端革命模式所推倒,就一定会有无数的顽固保守势力的官权甚至还要面临被斩头的清算。当然这种结果,对于顽固不化的中共保守势力,一定就是最不值得的,也是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

对于以上观点和看法,笔者想大多数人可能都认可,但对于宪政民主政体的切实转型,在所有人的心目中都还是未知数。盲目乐观者认为还有三、五年,清醒认识者认为至少还要八、九年不止,悲观者则认为至少还需要二三十年,更为悲观者则认为五六十年也难实现,等等不一而足。究竟中国切实实现民主转型需要多少年?笔者在此将实现转型的最为关键性的各要素简要分析如下:

一、即便自上而下进行实质性的民主转型改革,比如马上开放党禁和报禁,真正要走到成熟大选的一天,根据台湾模式,大陆也要十多年。

据维基百科介绍:1986年,组党后的民进党参加第一次的立法委员选举与国大代表选举,总得票率都在20%以上。此后民进党也发动了多次街头游行活动,争取当局解除戒严、争取国民代表直选与一系列的公共政策调整。初期的民进党虽视自己为台湾的“本土政党”,将国民党政府称为“外来政权”,但主要的政见还是争取民主自由,让被限制政治权利的台湾人民,有更多的参政、议政权。在此时,民进党主要通过发动街头游行等手段与国民党统治当局抗争,非支持者乃称民进党为“街头党”。民进党成立之初并未得到国民党的承认,但仍然于同年11月10日拒绝国民党的要求,如期举行第一次全国党员代表大会,选出江鹏坚为创党主席。民进党创党党纲中明定:台湾的前途由台湾全体住民,以自由、自主、普通、公正、平等的方式共同决定,标举出台湾住民自决的主张。11月30日,发生因流亡海外的许信良返台所造成的“桃园中正机场事件”。

1987年,中华民国总统蒋经国宣布解除戒严令,解除报禁、党禁,民进党继续参与台湾政治,要求总统直选。民进党通过了“四个如果”的决议文,称只有在中国国民党出卖台湾人民利益、中国统一台湾等四个条件成为现实时,民进党才会支持台独。在1989年的县市长与立委选举中,民进党的支持率持续上升。其中县市长选举部分,民进党取得了台北县、宜兰县、新竹县、彰化县、高雄县及屏东县等席次。1992年,首届全面改选的立委选举中,民进党得票率达33%,获得51席。1993年县市长选举的得票率已经达到44%,并拥有6席。

1994年,在台北市长的选战当中,民进党推出立法委员陈水扁以“快乐、希望”为主轴与新党赵少康、首次接受民意考验的中国国民党籍官派市长黄大洲竞选,并最后赢得胜选。台北市的选民,有相当数量是长久以来极力支持国民党的外省人族群,陈水扁能够当选首都市长,显示民进党已有对抗国民党的实力。

1995年5月,施明德担任党主席后,积极为民进党过去的反对形象做转型,对外于1995年9月在美国华盛顿特区的一场国际记者会上表示“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民进党执政,也不会宣布台湾独立……”,解除国际社会对民进党执政的疑虑。并对内主张政治大联合,社会大和解,以化解长期的族群对立,在1995年12月14日施率领民进党重要干部邱义仁、林浊水与当时敌对的政党新党党揆,在立法院进行历史性的会晤,却遭党内基层支持者的误解并遭辱骂。而许信良针对两岸政策也提出“大胆西进”的主张,两位党主席对于民进党的路线有着不同的思维,但始终无法成为党内主流意识。

1996年,是中华民国总统首次直接选举,民进党推选早期的独派宣导者彭明敏参选,但因中国国民党候选人李登辉本身散发的魅力及对于本省籍选民的强大号召力,加上外在因素如1996中国导弹试射至台湾外海等举动而导致民进党惨败。党主席施明德辞去党主席职务以示为此次选举失败负责。但在地方上,民进党的势力依然强劲。

1997年,中华民国县市长选举中,民进党赢得了全台12个县市的执政权,首次超过中国国民党的县市长席次,“绿色执政”下的人口已占全台湾总人口的71.59%,民进党“以地方包围中央”的选举路线于焉产生。1998年的台北、高雄直辖市市长选举中,施政满意度高达七成,被外界甚为看好有机会连任的市长陈水扁,败给了国民党籍的马英九,失去了台北市的执政权。一般认为,马英九胜选的原因,除了马英九个人的魅力之外,时任国民党主席的前总统李登辉拉起马英九的手,喊出“新台湾人”,也使其民调大涨;陈水扁在台北市长任内严苛要求公职人员,及强势施行如废公娼等政策,被认为是拓展选票时的包袱,不过更基本的,还是台北市的选民结构中蓝大于绿以及国新两党候选人成功操作弃保所致。但在高雄市长选战中,原本不被外界看好的谢长廷却因对手吴敦义的选举策略引发民众反感(在电视广告中邀请白冰冰控诉为白晓燕命案嫌犯担任辩护律师的谢长廷“不是人”),此反感盖过了谢阵营本身错误策略(指出吴敦义有绯闻,且证据被证实造假)的不良影响。谢长廷最终而以些微差距胜选,南台湾县市全面由民进党执政的绿色执政版图情势首次出现。

选后,民进党内四大派系进行了中国政策的公开电视辩论,最终“大胆西进”与“强本渐进”两条路线互相妥协,达成了“强本西进”的共识。

1999年,为因应2000年总统大选,民进党基本政策作了重大改变,通过重要的《台湾前途决议文》,承认台湾已是民主的国家,目前国号就是“中华民国”。并在随后推选落选的前台北市长陈水扁与美丽岛事件参与人、时任桃园县县长的吕秀莲参选正副总统选举,选战过程原本不被外界看好,但兴票案的发生使宋楚瑜的支持度大跌,在由邱义仁、张俊雄、吴乃仁为首的民进党竞选团队的操盘,加上陈水扁提出的新中间路线及李远哲以“相信改革的力量”支持陈水扁,获得许多的中立选民支持,陈水扁最后与吕秀莲以2.5%差距胜选,实现台湾历史上首次透过民主机制达成的政党轮替。

台湾民进党在1987年正式开放党禁和报禁后,虽然获得在台湾地区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但参与大选以至执政,则是1999年到2000年的事情,其间隔就有12年。

二、只有自下而上的推动,没有自上而下的变革意向和趋势,都会让人心里无底。

在开放党禁和报禁前,台湾民进党已发展成型,已能组织街头运动,并参与基层的一些选举。

据维基百科介绍:1949年,由中国国民党执政的中华民国政府因中国大陆发生国共内战失败后撤退到台湾作为根据地,之后实施戒严长达三十余年(1949年-1987年),人民的参政权受到一定管制,但仍有部分党外运动人士(即非中国国民党人士)争取民主与参与政治的权利。党外声势逐渐发展壮大,1979年发生的美丽岛事件成为党外运动的高潮,施明德、黄信介、林义雄、吕秀莲、姚嘉文、陈菊等多人并因此而入狱服刑。

1980年代,党外实力逐渐整合,最终在1985年组成“党外中央选举后援会”,开始具备政党的雏形。1985年,党外中央选举后援会提名11人参选该年的台北市议员选举,结果全数当选。1986年7月起,由党外人士组成的“建党十人小组”,此十人为费希平、傅正、尤清、江鹏坚、张俊雄、周清玉、谢长廷、游锡堃、陈菊、黄尔璇。开始秘密进行组党事宜。1986年9月28日,由132人与会的党外中央选举后援会在台北市圆山大饭店二楼敦睦厅开会,讨论年底国民大会代表选举及立法委员选举的辅选事宜,朱高正提案要求党外立即组党:“我坚决反对,民主运动发展到这个阶段,大家还坐在那儿讨论‘组党筹备委员会’。当年雷震还在筹组政党阶段,就已经‘鸡仔鸟仔抓到没剩半只(鸡啊鸟啊抓到一只都不剩)’。组党靠决心与勇气,我正式建议:今天,现在就宣布组党!”此话一出,立即获得在场党外人士的热烈响应,全场开始讨论组党,最后决定采用由谢长廷及尤清主张的“民主进步党”作为党名,主席费希平大声宣布:“民主进步党正式成立。”民进党创党后,十人小组又增加八人,扩大成为“十八人建党工作小组”,此十八人为费希平、傅正、尤清、江鹏坚、张俊雄、周清玉、谢长廷、游锡堃、陈菊、黄尔璇、康宁祥、苏贞昌、许荣淑、颜锦福、李胜雄、邱义仁、洪奇昌、郭吉仁。11月10日,民进党在台北市台北环亚大饭店五楼文化中心举行第一次全国党员代表大会,由费希平担任大会主席,朱胜号担任司仪,开始逐条讨论由黄尔璇、尤清与傅正起草的党章与党纲。党章除保留第12条全国党员代表大会及第13条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其余完全照草案通过;党纲全文139条则采全案表决通过。11月10日晚上,由党员代表以无记名连记法选出黄尔璇等31位中央执行委员(中执委),再由中执委选出11位中央常务委员(中常委)。11月10日,民进党11位中常委在台北市元秾茶馆选举党主席;会中由江鹏坚击败费希平,当选首任党主席。

由于当时组织政党是国民党政权所不允许的,国内外的焦点纷纷集中在当时的总统蒋经国身上。后来蒋经国以“时代在变,潮流在变,环境也在变”而默许民进党的成立。在解严之前,国民党当局仍不愿承认民进党;而当时大部份受国民党控制的媒体,在新闻报道时都以“民X党”、“X进党”暗指民进党。

1986年,组党后的民进党参加第一次的立法委员选举与国大代表选举,总得票率都在20%以上。此后民进党也发动了多次街头游行活动,争取当局解除戒严、争取国民代表直选与一系列的公共政策调整。初期的民进党虽视自己为台湾的“本土政党”,将国民党政府称为“外来政权”,但主要的政见还是争取民主自由,让被限制政治权利的台湾人民,有更多的参政、议政权。在此时,民进党主要通过发动街头游行等手段与国民党统治当局抗争,非支持者乃称民进党为“街头党”。民进党成立之初并未得到国民党的承认,但仍然于同年11月10日拒绝国民党的要求,如期举行第一次全国党员代表大会,选出江鹏坚为创党主席。民进党创党党纲中明定:台湾的前途由台湾全体住民,以自由、自主、普通、公正、平等的方式共同决定,标举出台湾住民自决的主张。11月30日,发生因流亡海外的许信良返台所造成的“桃园中正机场事件”。

由此可知,台湾开放党禁和报禁,绝对不是国民党政府自觉自愿的,而是于1979年参与美丽岛事件之后,1980年秘密组建早期民进党的雏形,以高度组织化运作模式开展各种抗争运动,以及国际社会的压力下迫使国民党执政当局不得不产生的必然结果。

而目前的中国,任何形式或模式的组织都被中共集团坚决彻底地扼杀于摇篮中,而能够像民进党的前身一样,“1980年代,党外实力逐渐整合,最终在1985年组成“党外中央选举后援会”,开始具备政党的雏形。1985年,党外中央选举后援会提名11人参选该年的台北市议员选举,结果全数当选。、、、”这在目前的中国大陆就绝不可能发生或能够存活下来的。如此说来,如果中国的所有反对派力量,能够在中共铁桶一般的专制氛围下,能争取到民进党的前身所处的台湾1980年的空间和环境,这恐怕还要很多年,也是一个未知数。

如此细算下来,中国大陆的实质民主转型,恐怕正如悲观者的预测,也许还要二三十年的漫长时间。

总之,自下而上是动力之源,自上而下是迫不得已而为之,乃大势所趋,最终归宿。无论中国民主转型时间需要多长,采用何种模式,首先唤醒所有被蒙骗的民众,让所有热心政治者勇敢积极地参与进来共同维权争取,这乃是当务之急。并且当且仅当,只有形成全社会的共识与共同抗争的浩荡压力,才能促使中共当局痛下决心彻底结束一党专制,不得不率先开放两禁,而朝着宪政民主的阳光大道前行。

三、无论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中国都绝对缺少不了与现有执政党——中共所抗衡的最大在野党势力,否则,一定都是遥遥无期的。

中国民主转型,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必须只有经历,除共产党之外,培育或自发孕育出一个或者多个相当于共产党实力的成熟民主政党迅速崛起,并发展完善和成熟。正如台湾的民进党,早在开放两禁之前就有所成型,且蠢蠢欲动,开放两禁之后,更获得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势头,虽然已成为合法发展的在野党了,还发展了十多年,才具备了真正能够执政全国的能力,切实能取国民党而完全代之,以致在执政之后,也有能力对原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以及冤假错案做到彻底的清理和整顿,并迫使本来就是独裁模式运行的国民党,也不得不进行彻底全面的完全市场化的现代政党模式转化,让其真正脱胎换骨,全面转型,比如王金平与马英九竞选党主席,就是国民党首次完全依照选票数量最终决定谁是党魁的。

今日的中共,空喊党内民主几十年,依旧还是极为陈腐的老面孔,如果不赶其下野,怎能实施如此彻底全面的脱胎换骨与焕然一新呢?只要其在台上一天,一日不下野,永远都是一个封建官僚恶习极浓厚的独裁型政党,至于他们为应付被蒙骗的大众所唱所说的,无论多么好听,永远都是谎言,只是用于忽悠和欺骗广大被蒙骗的民众的,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维护这个老态龙钟的腐朽党再延年益寿许多年。但一定不是很长久的,关于这一点,他们自己都心知肚明,比谁都最清楚。

当然,根据台湾的经验,中共的反对党势力,要等到中共当局开放党禁,其期限就不可预测了。而在开放党禁后,迅速组织如台湾民进党的反对党实力,则更是未知数。因为台湾民进党打的旗号是本土化,在今日大陆,也便只有反腐败,可所有反对党都反腐败,且相互极难咬合在一起,而各树旗帜,各自招兵买马广纳贤才和栋梁。究竟鹿死谁手,何种大鱼吃小鱼,抑或是强强联合,强强弱弱联合,完全依照民主原则选举政党的领导人,届时,笔者认为,恐怕就是谁的财力最大,谁所在的政党才会最得势,能够迅速发展为最大的。如此说来,让中国民主转型最大的困难和阻碍主要为:

1、中共当局的顽固执守与负隅顽抗。在国内,将任何属于反对派的组织模型无一例外地全部消灭于萌芽状态,致使任何组织模式都没有丝毫发展的空间,属于中共的反对派力量极难被有效整合起来,而阔步走向未来中国最大在野党健康发展的阳光大道。这便决定,在国内绝不可能组建未来中国最大的在野党。

在国外组建中国未来最大在野党未必没有空间和机遇,但也遭受很多困扰,第一就是中共所派遣大量特务和间谍在海外任何反共组织内的大量渗透与专门搞破坏与捣乱活动,实际也防不胜防。这让海外资源本来极为有限的各民运领袖长期困惑不已。毕竟作为中共,乃是拿着一个拥有十三亿国民的超级人口大国的所有资源和财富专门干尽做绝各种坏事的,当然,海外各民运领袖对此也都无可奈何。

2、有点名气的民运领袖极难真正放下架子和身段,切实跑龙套或公仆的精神,用最实际的行动非常谦卑谦逊地行出未来民主国家领导人的朴实无华专干实事高风亮节的高贵作风和品质来。一般采用的都是登高一呼天下云集响应的模式,都自认为自己最正确,就应做老大和最高领袖的,从而造成海外山头林立,相互倾轧,在极为有限的空间里争极为有限的资源而斗得你死我活,老死不相往来,这致使海外民运,极难相互包容、容忍、妥协、让步、大度、宽宏、大量、谦卑、谦逊、礼让地真诚走在一起,和谐相处,同仇敌忾,所以就绝不可能形成一定的组织大气候。

3、完全没有架子和身段,非常包容、容忍、妥协、让步、大度、大量、谦卑、谦逊、礼让,且很殷勤、勤劳、勤奋行的人也不少,但却由于缺乏名气和影响力,极难与大名鼎鼎的人物接触上,或者接触到一两个,却极难把所有名人都聚拢在一起。因为所有名人都不吃这个无名之辈的这一套,固然,这种组织体系肯定更难建立起来。

4、缺乏一个民主组织的大平台健康良性地高效运作起来。很多人常常说,中国目前站出来的坚定民主人士数量有限,根本成不了大气候。何况,也没有任何大款资助,根本不可能搞出什么名堂的。而总是困惑于人数少,没有钱,便一筹莫展,手足无措,长期无所事事无所作为。笔者则认为,只要把眼下已经站出来的所有民主人士圈在一个平台里,并形成有效的团队效应和组织作用,就一定会产生应有的社会效果,届时,这钱根本不用担心,一定会有众多大款主动积极地来投资。比如笔者经常遇到一些亿万富翁,他们也想让中国早日实现民主,并愿意投巨资支持,但在眼下,中国根本就没有这样一种平台和组织出现,切实能够吸引他们极为放心大胆地投巨资。果真有这种平台的话,笔者想,立刻筹资几千万亿美金的经费应该没有多大问题。这便说明,属于中共反对派的正能量,目前紧急缺乏的不是人才、人数和资金,而是一个把大家都心悦诚服地聚拢在一起的组织大平台。当然这个平台一定要以委员会平等民主法治的形式出现,有健全完善的各类规章制度和选举罢免各级主要负责人的体制和机制,以及各种在岗人员绩效的考评办法。肯定的,在一个反独裁专制的民运内部,谁也不会愿意为一个独裁者效力?民运人士个人之间,究竟谁还愿意绝对顺从地完全服务于某个个人的颐指气使呢?

5、凡是在国外的组织口号都很激进,所以极难让国内人士完全公开地参与进来。但如果太温和,又不可能获得国外任何政府、团体或个人的支持。这个矛盾也是困惑海外民运人士的一道不可逾越的门槛。针对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就要在国外建立最温和的组织,比如笔者发起的中国公民监政会什么的,在一开始时就按照中共所宣示的法律、制度和政策运行,只是一个独立组织而已,丝毫不受中共的任何控制!彻底揭穿中共执政的一切黑幕,把其说一套做一套挂羊头卖狗肉,欺世盗名蒙骗人民群众的骗局和堡垒彻底撕碎,这样一来,凡是在国内被蒙骗的愚昧无知的国民,只要看到这种真相,立刻就会醒悟过来,有资源的勇敢者,立刻就会投入进反抗的队伍,或公开,或潜水,立刻开始大量做工了。如此以来,该组织在一开始时肯定获得不了海外任何激进人士的支持,但可以自筹少量资金,先活着,先把这样一个团队建设并运作起来。实际上,任何组织,在一开始时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循序渐进,逐步发展完善的。就看参与组织建设与创办的人的心态是否端正,是否是真诚摆上的,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不贪图任何虚名,绝不为个人谋私利的。

如此说来,中国民主转型,首先必须培育或自发孕育一个或多个最大在野党,当且仅当,已经成为大名人的各个民运领袖必须首先放下如同共产党的官僚一样的大架子和身段乃是至关重要的。就学习耶稣基督把自己完全摆上的精神,甚至还能够给门徒洗脚丫的侍奉最卑贱低微人士的朴实无华精神,而彻底牺牲自我,完全大我忘我化,只一味殷勤、勤奋、勤劳地为中国民主事业做工干实事,且不图任何虚名,这也许才是最重要的,实际也才是最难得的人才。可这种人才,说起来容易,真正要得到实在太难了。由于根本无处寻找到,便也决定着中国宪政民主的成功转型,更加遥遥无期。也便只有还是在民间非常散漫、细小的维权微波作用下,督促中共当局慢慢良心大发现,而自我循序渐进施仁心了。

2014年3月10日
《公民议报》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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