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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继畬:千夫所指的思想先驱

王龙

 

1998年6月29日,北京大学礼堂。600多名北大师生屏神静气,正在聆听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发表演讲:

从我在华盛顿特区住所的白宫往窗外眺望,我们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纪念碑高耸入云,这是一座很高的方尖碑,但就在这个大碑上有一个小石碑,上面刻着赞颂美利坚的话语:美利坚“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袭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这话并非出自美国人之口,而是由中国福建巡抚徐继畬(音同“余”)所写。1853年,中国政府(注:又有说是美国华商送的,既然清政府1851年正在整肅他,就更不是政府送的了。-徐文立注。)将它作为礼物赠送给我国,我十分感谢这份来自中国的礼物。

克林顿还特别指出,这块汉字碑是“150年前美中两国关系沟通交往的见证”。

克林顿口中盛赞的这位晚清人物,不仅使在场的听众大多面面相觑,国内众多媒体也非常陌生,对徐继畬其人知之甚少,对徐称颂华盛顿的那段名言更是莫名其妙,以至于各种翻译差错百出,连徐继畬这个名字也出现了不同版本的拼写方式。

人们开始纷纷猜想,神圣庄严的华盛顿纪念碑上,为何会出现一位来自清朝咸丰年间的中国人的文字呢?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腐朽没落的清王朝江河日下,正处于四处挨打的可悲境地,在国际上没有什么威信、地位可言。但美国人为何对一位普通的清廷官员给予如此隆重的礼遇,甚至将他的话镌刻在纪念开国之父华盛顿的“圣碑”之上?

应该感谢克林顿道出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使徐继畬这个陌生的名字,终于进入中国大众的视线。华盛顿纪念碑就像一个超越时空的平台,把历史与现实拉近,把东方与西方拉近。镜头的焦点,最后聚光在这位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先驱者身上。

很少有人知道,1853年,当徐继畬的著作原文被雕刻到花岗岩上,远渡重洋运抵美国时,这位美国人视为绝世“哲人”的大清国“朋友”,正身陷重围,四面楚歌,经历着人生中最为痛苦难熬的炼狱之苦。

两年前的1851年,贵为福建巡抚的徐继畬,因轰动一时的“神光寺案”突遭仕途巨变,被咸丰帝以“身膺疆寄,抚驭之道,岂竟毫无主见,任令滋扰”的理由,将其革职召回北京,贬为太仆寺少卿,从封疆大吏一举跌落为管理马政的小小“弼马温”,而且还是副职。第二年(1852年),吏部继续追查徐继畬在巡抚任内逮捕罪犯迟误一事,他因此连遭罢斥,彻底被逐出官场,凄惶孤独地返回故乡。为了糊口,只好到介休县任超山书院山长,过起了贫困、烦闷的教书生涯。

从高居巡抚沦落为教书先生,从大清朝的贬官罪臣到美利坚的知音友人,1853年的徐继畬经历着截然不同的两重人生境界,可谓东边日出西边雨,墙内开花墙外香。

那么,这个神秘的徐继畬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物?答案是,他是大清官场一位特立独行的超级异类。

道光欣赏的帝国能吏

徐继畬,号松龛,山西五台人,出身于书香门第,七岁受教于当时有名的才子、《红楼梦》续作者高鹗。19岁中举,31岁朝考第一,中进士,入翰林,可谓春风得意,仕途顺利。

徐继畬的前半生为何“官运亨通”?有人传说他曾应邀为道光宠臣穆彰阿之母写过一篇祝寿文,因此深受穆的青睐,此后仕途通达,多赖穆彰阿之力。事实证明,这完全是一种误解谣传。徐继畬二十余年的顺利宦途,完全是出于自己的操守廉洁、政绩突出,赢得了道光皇帝的特别赏识之故。在“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大清官场,不做贪官不易,不做庸官更难。然而徐继畬不仅为官清廉,且体恤民情,勤于政事。在他看来,为官者的主要任务是“养民”而非“治民”,传统儒家教育中的“民本”观念在他的思想中根深蒂固。他经常走出官衙书斋,关心世态民情,民生疾苦,通过实地调查写出了许多博大宏深、切中时弊的政治论文。

道光十三年(1833年),徐继畬调任陕西道监察御史。他在任上留心世务,常给朝廷上疏有关国计民生之策。由于直言敢谏,徐继畬颇受道光皇帝器重。道光十六年(1836年)七月,徐继畬上《政体宜崇简要疏》,力陈跑官买官、横征暴敛、官官相护等时弊。道光皇帝读到这份奏疏后,十分震动,立即召徐进宫召对。君臣促膝谈心,开诚布公,徐继畬结合这些年自己的亲身经历,向道光帝剖析了政治体制的诸多弊端,当他以自己亲眼所见,详谈老百姓生活的困苦艰难时,道光皇帝流下了眼泪,第二天就任命他为广西浔州知府,数月后,提升为福建延建邵道道员。

如果不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突然打响,可以想象,徐继畬将会在承平之年步步高升,安安稳稳地拜相封侯。但战争猝然而至的惨败,却给徐继畬以当头棒喝,也给他一生命运带来戏剧性的沉浮起落。

鸦片战争爆发后,徐继畬受命于危难之际,被派往福建海防前线,兼署汀漳龙道台。对于禁绝鸦片,徐继畬一直抱着冷静理性的态度。他在任福建汀漳龙道期间,著有《禁鸦片论》,详细论述了鸦片之害与禁治之方。他主张既要严禁鸦片贸易,又使殖民主义者找不到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在国力十分虚弱,武装抵抗外国侵略完全没有取胜把握的情况下,这种意见不失为另一种明智之举——不能简单认为“主战”就是爱国,主和即为“卖国”。但徐继畬的建议,并没有受到清廷的重视。

英国悍然发动侵华战争后,一贯慎言战争、不主张“轻启战端”的徐继畬,立即挺身国难,身先士卒,坚决抵抗。道光二十年(1840年)四月,英国军舰驶入穿山洋,福建边疆骚动。时厦门告急,徐继畬沉着备战,亲自调集民兵,采集大木排,沿江钉立排桩,堵塞港口,指挥军民同仇敌忾,扼险固守。敌知有备,未敢侵扰徐继畬防守的地区。

第二年(1841年)七月,英军攻占厦门。徐继畬督兵昼夜防守与厦门一水相望的漳州,誓与城池共存亡。八月,浙江定海、镇海等地接连失败。徐继畬亲眼目睹清军屡败于英军,心如刀绞,为之“发指眦裂,泣下沾衣”。他总结失败的直接原因时说,清朝官兵“承平日久,人不知战,名之为兵,实则市人,无纪律,无赏罚,见贼即走,此其所以败也”。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惨败告终。对徐继畬而言,这是一针清醒剂,令他幡然猛醒。身处战争一线,徐继畬眼睁睁看到清王朝二百余年全盛之国威,转瞬之间竟被远道而来的“英夷”击得粉碎,文武将帅,连续捐躯流血,而不能伤英军之皮毛。他的内心,翻腾着一般人难以体会的切肤之痛。徐继畬开始认真总结反思,试图为重病的帝国开出一剂良方。他意识到,大清朝再也不能自欺欺人、闭目塞听了。要避免再次挨打,就要冲破藩篱,真实地了解外部的世界。

鸦片战争结束后,徐继畬接连升职。出任福建布政使时,道光帝召见徐继畬,命他办理厦门、福州两口的通商事务。面对辽阔的大海,徐继畬焕发出强烈的认识新世界的热情和冲动。大海那边那个强悍的民族,到底蕴藏着怎样的强国秘方?(徐继畬真正睜開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我的2008年拙著《人類正常社會秩序概論》便有提及。——徐文立注)

千夫所指的思想先驱

在繁忙的政务之余,徐继畬开始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访问西人,耳闻笔录,搜集资料,“披阅旧籍,推敲考订”,创作《瀛环志略》一书。

徐继畬不懂外语,没有受过历史著述的规范训练,但他的著述方法比林则徐和魏源都要脚踏实地。有位英国人士说徐继畬“是一个思想解放的人,他对西方地理政治的熟悉程度,简直令人吃惊”。他广泛接触英、美等国的传教士、领事馆人员和商人,如饥似渴地探求域外知识,思考西方国家走向强盛的原因和性质。为了取得信实的材料,他不耻下问,常向底层的当事人求教。在描绘南洋群岛的现状时,他亲自拜访去过当地的福州老舵手。有一次,英国驻福州领事阿利国的夫人,应徐继畬请求帮他绘制了一幅世界地图,以不同颜色标注各个地区。徐继畬收到此图,立即发现无阿富汗国,去信问询原因,大家知道原委后,无不敬佩至极。

道光二十三年末,徐继畬在厦门认识了一位极为关键的人物,他就是美国传教士雅裨理,徐继畬称他为“西国多闻之士”。此人是徐继畬一生洞识西方世界的关键人物。相识之初,雅裨理在回忆中说:“这是我迄今遇见的最喜欢提问的中国高级官吏”,“一天下午,我们带了尽可能多的资料送给他,这是在他约定的短时间里尽力为他提供的。”雅裨理是为了自己的传教使命而来,他把《新约全书》等基督教书籍送给徐继畬,试图通过这位封疆大吏把“上帝的福音”传递到更远的地方。而徐继畬对雅裨理一再宣扬的“天国”教义不感兴趣,却对他带来的“绘刻极细”的地图册表现出巨大的热情,而且对世界史地知识愈来愈感兴趣。他把与雅裨理的接触,当作学习域外知识的极好机会,表现出了解外部世界知识的迫切愿望。雅裨理也无可奈何地写道:“他对了解尘世间各国的状况,比聆听天国的真理急切得多。”

雅裨理为徐继畬提供的珍贵的世界地理、历史和政治知识,在客观上促成了《瀛环志略》这部中国人研究和探索域外史地名著的诞生(经“五阅寒暑”,数十次易稿,1848年终于问世)。西方人认为,这部著作是中国人“在正确的方向上迈出的一步”。“我们认为,它将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中国统治阶级和学者们的傲慢自大,消除他们的愚昧无知,向他们证明,他们并非地球上的唯一(文明)国家。”

就在《瀛环志略》付梓的同一年,《共产党宣言》也在欧洲问世。《共产党宣言》震撼了欧洲,《瀛环志略》也在大清国死海般的思想文化界激起了层层波澜。作为中国近代化的启蒙宣言书,《瀛环志略》具备鲜明的觅新知于域外的理性精神,徐继畬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力求尽可能准确、详细地向国人介绍外部世界的情况,使此书以高出同辈之上的独特见识,而大大区别于其他同类著述,堪称“开眼看世界”思潮中独特的文化标本。

在魏源编著《海国图志》的基础上,徐继畬的《瀛环志略》又大大地迈进了一步。徐继畬对世界地理和形势的了解,不要说一般的中国人,有时就连西方人也感到惊讶。

如果说徐继畬以广博的见识为中国人打开一扇窗户已属不易的话,那么他能超越自己的专制官僚阶级,站在人类共同文明的立场启蒙国人,则成为真正的思想家与卫道者的根本分水岭了。最耐人寻味的是,对于美国的立国历史、政治制度,徐继畬表现出了高度的热情和关注。特别是对于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创立的赫赫功绩,徐继畬更是敬佩莫名。他用充满感情的笔触赞美描述道:华盛顿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后,就交出了权力而过平静的生活。众人不肯让他走,坚决要树立他为帝王。华盛顿就对众人说:“建立一个国家并把这种权力传递给自己的后代,这是自私。你们的责任就是选择有才德的人掌握国家领导职位。”

对于这样一位创下不世之功,但却功成不居的人物,徐继畬借鉴中国历史的经验满腔热情地发出赞叹:

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

徐继畬的这段文字,是中国人首次评价美国总统。他以悲天悯人的情怀,纵观了中国历代皇朝的周期性兴衰和中外众多元首选举交替方式,而格外看好华盛顿和美国宪政中的总统任期制,称颂华盛顿实为古今中外的第一伟大人物。在一个“君权神授”思想根深蒂固的国度,徐继畬能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颂扬一位民主体制下的总统,这种夸父逐日般的勇气,无法不令今天的我们为之动容。

今天的学者早有一种定论,认为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历程是器物—制度—文化的递进次序,而徐继畬早在《瀛环志略》中就勇敢地透过器物表面,看到了西方强国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以及文化等方面的先进性。他在书中介绍了英、美、法、俄、瑞士等国的选举制、议会制和立宪制,对于议会的组成、职权范围等,都作了详细的叙述。他指出,实行议会制是欧洲各国的共同体制,“不独英吉利也”。这正是《瀛环志略》最有特色且最引起争议的地方。

在当时大清朝专制的统治下,徐继畬对西方政治制度的介绍与推崇,后果可想而知。厚而无情、黑而无色的文化铁壁,将晚清帝国数亿君臣吏民笼罩于黑屋之中,谁胆敢说屋外还有亮光,谁就会成为千夫所指。

《瀛环志略》在中国一经出版,便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士大夫们开始强烈攻击徐继畬,痛骂他身为朝廷命官,竟敢影射抨击天朝制度,公开赞美外国元首,与西洋传教士沆瀣一气,“称颂夷人,献媚夷酋”!就连思想开放、曾称赞徐继畬为“天下奇才”的曾国藩,也脸色大变,声讨“徐松龛中丞著书,颇张大英夷”。更有甚者,个别人采取断章摘句的手法,将书中论及日耳曼联邦有“西方王气,方兴未艾”的话,故意删去“西方”二字,用来弹劾徐继畬,欲置徐于死地。

然而谁也想不到,在山雨欲来的氛围中,最终将徐继畬推入绝境的,竟然是同为“睁眼看世界”的林则徐。

林则徐眼中的“卖国者”

1850年正月,道光皇帝去世,咸丰皇帝登基。五月,英国的一名传教士和一名医生通过英国驻福州领事馆租赁了城内神光寺的房间,租期为六个月。由于不熟悉两国条约的有关规定,福建福州侯官县令在租约上盖了章。按照中英南京条约的有关规定,英国人是不允许住入城内的。徐继畬得知此事后,命令侯官县令向英国人说明自己的错误,并提出照会要求其搬出城外。而英国驻福州代领事金执尔却认为这是已经得到中国官方认可的事,要等香港总督批复后再搬。显然,金执尔是在拖延时间。

此事引起了回乡养病的前任云贵总督林则徐的不满。当地士绅多有林则徐的门生、故旧,林实质上成了当地士绅、闽籍京官弹劾徐继畬的“精神”支柱。林则徐组织部分士绅书写公开信质问侯官县令,斥责他在租赁合同上准盖县衙印章是“投降”“卖国”。县令不服,林则徐随即上书福建巡抚徐继畬,要求效法广州,将这两个英国人从神光寺驱逐出去。

徐继畬开始答应“调查”,但未完全按士绅意见办理,而是主张从缓设法,避免激起事端。他认为,英人租住神光寺一事,双方都有错误,不宜操之过急,应当采取外交手段,从容处理,使英人心服口服,自己搬出,以免扩大事态,使正在沿海寻找机会挑衅的英国人找到战争借口。同时,他采取“藉民拒夷”的策略,暗中布置福州百姓不给英人修理房屋,不去求医,给英国人施加压力,不露痕迹地逼其早日搬出。

林则徐闻讯十分气愤,认为徐继畬的做法太过软弱。他再次上书,一连串提出十二个问题,表明不惜为驱逐两名英国人而引发一场大战。他还以激将法的语气告诉徐继畬:如果需要当地士绅民群出资相助,成立抗敌民团,我本人愿意听候调遣,唯你马首是瞻。此时,福州城内书院的学生也对英人进行威胁、恫吓。为此,金执尔十分不满地向徐继畬提出抗议,要求中方保护英国平民的生命安全。徐继畬于是派出士兵在神光寺巡防,也对英人进行监视。而城内部分士绅则认为,这是官府在庇护夷人,镇压民众,对徐继畬更加不满。

徐继畬的上司、闽浙总督刘韵珂从外地阅兵回来,知道事情的经过后,也赞成徐继畬的做法,认为强行驱逐英人以及成立民团,都会引起边衅,留下后患。林则徐对刘、徐二人的行为更加不满,认为他们是害怕英国人,敷衍塞责。

此时福州城传出种种谣言,说夷人在往城里运枪炮,将要占领福州城,并且破坏了中国的大炮。虽然徐继畬经过调查,证实纯系谣传,但林则徐仍然感到事情严重,发动朝内福建籍官员给咸丰皇帝上奏,弹劾刘、徐二人庇护下属,强迫百姓服从夷人。

弹劾奏文雪片般飞向紫禁城。奏文列举的罪名捕风捉影、无中生有。例如一纸奏文称徐放弃“海防”,并列举说海防炮垒的火炮锈蚀斑斑,炮眼都被堵死了。咸丰非常愤怒,对刘、徐进行了指责,下诏要求迅速处理此事。他撤了徐继畬的巡抚职务,并由二品降为四品。徐继畬丢下亡妻的灵柩匆匆返京“复命”。曾任闽浙总督的刘韵珂为此不平,上书皇帝为徐辩护,奏文不但未被咸丰帝采纳,连他也受到牵连,被撤掉闽浙总督的职务。

咸丰帝旋即派满洲贵族裕泰接替刘韵珂为闽浙总督。裕泰带着咸丰帝“到任后不动声色,再行严密查访”的御旨赴任,并于2月23日报告说:“刘韵珂等覆奏各情,尚无不实,亦无掩饰情弊。”明知徐继畬遭受了冤屈,咸丰仍漠然置之。清廷不但不为徐继畬平反,还在其遭撤职十三年之后,又找到一个不是理由的“理由”,罢了徐继畬的全部官职。

在“神光寺事件”中,徐继畬和林则徐之间的分歧,原本只是策略的不同,二人的目的都是要“驱夷”,徐主和缓,林主强硬。而这一事件作为林则徐复出后唯一插手的与西方有关的事务,人们看不出他有高于当时中国社会的思想和手段,相反他不惜轻率动武的姿态,说明并没有吸取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茅海建先生的推论更让人有共鸣:“我们可以认定林则徐有着可贵且有限的开眼看世界的事实,但还不能推导出他有着改革中国的思想。”但把策略分歧立场化、道德化,也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传统之一。此后的百余年间,徐、林之间的策略分歧却被说成是立场不同,徐继畬一直深蒙“妥协”“卖国”之诬。

历史学者袁伟时先生评论道,中国近代史上一直存在着两种类型的爱国主义:一种如林则徐,致力于抵制外来势力,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尊严,这类爱国主义在任何时代都会被推崇为道德的楷模,因为它涉及的主要是保卫而不是改造原有的社会和传统。另一类型的爱国主义,致力于改造原有的社会机制,从困境中挽救国家,由于这种爱国主义构成了对传统的挑战,势必触犯某一社会集团的既得利益,因此往往遭到出自不同动机的非议。徐继畬在乌山(神光寺)事件中的遭遇就是对此最好的注脚。

我向来赞同袁先生的这一结论。直到今天我们既不缺少知识上的“义和团”,更不缺少情绪上的“义和团”,中国人对自己爱讲“相时而动”,“能屈能伸”,一旦延伸到国家层面,极易借爱国之名,行害国之实。百余年的民族悲情,往往使中国不是演变为制造顺民的工厂,就是变异为制造暴民的乐园。林、徐之间的乌山之争如此,今天某些民众的意气用事亦如此。

美国人爱戴的“东方伽利略”

徐继畬后半生连遭厄运,被罢官的真正原因,其实还是因为他撰著的《瀛环志略》一书。

徐继畬从未曾踏出过国门一步,却以一代直臣的使命感,在时代夹缝中潜心著述,以免中华继续陷入“举国昏昏、上下噩噩”之尴尬境地。然而,他的诸多精彩之论,不但未得到清廷上层的肯定和支持,相反却招来无穷无尽的麻烦。

回归故里后,徐继畬已心如止水,准备在家乡终老残生。想不到就在此时,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人无意中听到徐继畬的事迹后,被深深震动了。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在相隔万里、闭关自守的“老大中国”,居然还有这样一位黄皮肤黑眼睛的知音!

1868年3月29日,美国《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引起全国注意的重要评论。此文论述一位清朝官员因研究科学被撤职,并遭到皇帝放逐,长达18年。其科研成果是一部世界地志专著,名为《瀛环志略》。因为这本书的诞生,从此“中国历史悠久的地志体系,被这位东方伽利略改革了……对中国人来说,研究夷人历史,肯定险象环生,而这位地理学家,正直勇敢,不怕重蹈伽利略的覆辙”。

美国人盛赞为“东方伽利略”的人,就是早已寂然隐退的徐继畬。

1867年10月21日,即将离任的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美国著名律师、政治家和外交家,著名废奴主义者),代表美国政府将一幅华盛顿像赠送给了徐继畬。这幅画像是当时的美国总统约翰逊特地请人按照美国著名画家斯图尔特所作华盛顿肖像复制的。

赠送仪式在北京举行,气氛相当热烈隆重。蒲安臣公使热情洋溢地致辞曰:“华盛顿‘与中国人民一样,坚信世界上每个人都能呼吸自由的空气;与中国人民一样,坚持孔子在2300年前就提出的一个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更为难得的是,蒲安臣代表美国对徐继畬表达了非同寻常的敬意,他说:“盖为我国之民所敬仰而深慕者,独有兄台一人而已!”这样的盛誉,在美国的历史上恐怕也不多见。

徐继畬被美国人熟知后,他的仕途也突然时来运转。

第二次鸦片战争惨败后,清王朝终于感到不明白外部世界的种种苦处。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同治四年(1865年),最早熟悉“夷情夷务”的徐继畬又被朝廷想起,两宫皇太后命其入京,担任通商衙门行走(相当于外贸部长),徐继畬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任主管对外通商的官员。《瀛环志略》也由总理衙门于1866年重新刊行,成为近代中国人了解世界的“标准本”,此时距此书初刻,已近二十年矣。同治六年(1867年),徐继畬又担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兼总理同文馆事务大臣,即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第一所高等学校首任校长,成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重要开创者。

1869年,徐氏告老还乡。同治十二年(1873年),清廷赏加徐继畬头品顶戴,似有“补赏”以前对他处分不公之意。刚刚获得这份荣宠的徐继畬,这一年不久即在家中病逝。

耐人寻味的是,徐继畬病卒后,美国学者誉其为“世界公民”。而徐继畬却从不敢以此自居,他生前的每一刻都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毕竟是大清的奴才,处世为谨,方幸得善终。伽利略因钻研和传播科学真理而遭到宗教迫害,高压之下,伽利略最终屈服,公开宣称自己错了。同伽利略一样,当年为了《瀛环志略》能够出版,这位“东方伽利略”徐继畬也屈服了,他在引言中写道:“坤舆大地,以中国为主。”这才是中规中矩的传统士大夫的论调。

“身处阴沟,仰望星空”,一个终生向往民主政治的人,却在专制之下胆战心惊地生活了一辈子。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无奈的讽刺。

光绪二年(1876年),郭嵩焘出使西洋,目睹了西方世界的实际情况,印证了《瀛环志略》对外部世界的真实描述。在给国内的信中他感叹地说:“徐先生未历西土,所言乃确实如是,且早吾辈二十余年,非深谋远虑加人一等者乎?”今天,凡是去美国参观华盛顿纪念碑的人们,尤其是华人,看到异国奉为珍奇的这块汉字碑,聆听到160多年前就发出的这个勇敢的声音,想象徐继畬曾蒙受的种种不公,我们会是何种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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