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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棺,神圣的隐喻

王康

 

世界已不再从属于由生而死的法则,而是从属于一个更
高的法则,即由于代表永恒生命的耶稣之死而产生的由死而
生的法则。从那个时刻起,世界不再是从前的世界了,大自
然已获得了另一种意义;历史被改变了,而你与我不再是、
也不应该再是从前的我们了。
——【美】保罗•蒂里希:《爱比死亡更强大》


身为拒绝纳粹主义并遭受希特勒德国驱逐的第一个“享此殊荣的非犹太学者”,蒂里希与斯宾诺莎和贝多芬一样,属于“为上帝而陶醉的使徒”。在现代人对终极关切和人生价值的信念方式普遍动摇之际,他以“向怀疑者传布上帝福音”为己任,致力于在精神大危机中重新发现并献身于新的拯救希望。
把蒂里希归为美国思想家,只在“流亡”的叙事性质上成立,——这位杰出的德裔基督教哲学家思考的对象远远超越北美大陆,正如不能把爱因斯坦称为美国科学家一样,——20世纪世界性流亡已在精神上把人类命运结为一体。
同样,流亡向郑义授予一项特权,他据此可以不受阻挠地观察、发现,按某种逻辑把被时空分割的世界衔接起来。在《红刨子》、《石磨盘路》和《金棕榈》中,郑义已表现出非凡的“衔接”之功,《素棺》则是又一次绝妙的尝试,在东西方两种极端对立的像征物中,为中国人的现代祛魅与心灵苏醒斩伐罗网,并又一次开启了中国人未曾亲炙过的人格世界,塑造了一个神圣的隐喻:素棺。
世界就是、并且永远是一个新大陆。
阿基米得、哥白尼、哥伦布、牛顿、爱因斯坦们之所以出世,就在于隐藏在物质世界后面的奥秘有待于发现和揭示,但丁、莎士比亚、贝多芬、索尔仁尼琴们从事着同样的工作。与前者不同的是,他们面对的是宇宙中最微妙最复杂最变化莫测的人类精神奥秘,但两者都拥有一种奇异的契机:世界突然显露出它那决不轻易示人的奥密。那奥密是一个支点、一个苹果、大海远方一条闪动的地平线、一道等式:E = mc²(爱因斯坦质能方程式),或一扇通向天堂的门户、一个幽灵般的父王、一串敲门声、一个缩写Архипелаг Гулаг(“苏联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俄文缩写)……,它们如同闪电、梦幻,转瞬即逝。
“当人们肩着那棺材从彼得大教堂高大的门厅出来,通过几棵苍翠的盆栽棕榈树,走进南欧那如葡萄酒般令人微醺的春风——”,一个奥秘在郑义眼中闪现:罗马梵蒂冈教宗约翰•保罗二世的棺材,竟然是——只是“一个长形木箱,一个包装箱!”现场二百多位显贵、几十万信众和全世界数十亿电视观众,有谁会发现装殓教宗的原来是一只“薄薄的未漆未画未雕的木匣子”,还准确地估算出它的长、宽、高度,甚至辩认出那是一只“柏木箱”,厚约五公分,属“常见树种,经济实惠”?郑义立即名之为“素棺”。
有谁会在极尽庄严肃穆的神圣丧礼上,紧盯住逝者的棺木并“感觉到某种来自心灵的震撼?”偏偏有一个人会。就像无数苹果在无数人面前坠落,偏偏有人没有无动于衷,那个普通的苹果竟然把月亮和太阳这两个——对人类而言——最伟大神秘的星球以及无数天体联系起来,宇宙奥秘经由一个苹果显示于牛顿。
牛顿是剑桥大学高材生、微积分创立者和英国皇家学会会长,千年一出的天才。郑义曾经拥有巨量读者,如果他不参与严重超越作家名份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其读者还将持续增加。当教宗在梵蒂冈撒手尘寰时,郑义的读者已门可罗雀。牛顿有毕达哥拉斯、亚里士多德、托勒密、柏拉图关于宇宙结构与运动规律的经典理论,有哥白尼、伽利略、培根、开普勒、笛卡尔、布鲁诺等科学先驱和殉道者开掘前路,他的发现首先归于其天才大脑,也是欧洲科学界共同的荣耀。流亡者郑义没有任何测量仪器,他却发现了我们时代的一大奥秘,——不能跟牛顿的伟大贡献相提并论,但在“发现”的意义上,存在比较性价值。
就其专业而言,郑义没有僭越之嫌。他为自己开具的资格认证是:
我曾经是一个木匠,一瞬之间,我觉得我领悟了教宗棺材所隐含
的寓义。
在连续几段木匠的棺材专业的叙述后,郑义用了一段三段式论证,再次确认自己发现教宗棺材所含隐喻的依据:
当过木匠的作家恐怕不多,做过棺材的作家就更少了,当过木匠做
过棺材又亲睹教宗葬仪且为素棺所震动的作家,全世界有几位呢?
很难反驳木匠作家的逻辑,但其说服力还不够充分。
威斯敏斯特修道院牛顿墓纪念碑上,一幅天像图,标刻着1680年慧星划过夜空的轨迹。一个小天使一边摆弄棱镜,一边给太阳和月亮称重。牛顿划时代的贡献在于他对物理世界的伟大综合。从此,尘世与天堂、自然与人类的两重世界,被一个相互依存、联系和影响的宇宙体系所取代。
郑义的深层逻辑指向与教宗的素棺“相关的种种故事”。这些故事都是实际存在于这个星球上,以物化形态控驭过一半人类的东西,它们与素棺共同构成现代世界一种特异而荒诞的联系,——与那个幸运的苹果一样,简陋的素棺承载着一个奥秘,因而具有非同寻常的隐喻意义。

即使在网络时代,郑义关于五具共产党领袖水晶棺的描绘所传达的信息,也格外令人触目。
这是五幕阴森、血腥、地狱般的现场描写。肯定还有更多郑义和所有局外人都无从知悉的幕后情景,但冰山一角也足以让人倒抽冷气了。一个“普遍联系”的世界,自然包括曾经统治了近一半人类的共产国家集团。它们由思想体系、社会制度、五年计划、意识形态、党、官僚、军队、警察以及众多象征符号诸如红旗、宣传画、标语口号、巨型雕塑、大型歌舞……构成,凌驾一切之上的则是红色君王们。链接这些现代西泽与亿万子民、无量暴政元素、震慑天下威仪遐迩的,最终凝结在红色帝国庞大金字塔顶端的,是共产党帝王们的陵寝——分布在莫斯科、北京、河内和平壤的五具水晶棺材。从1924年列宁之死到1994年金日成之死整整七十年间,欧亚大陆五名自称无神论者的著名共产党元勋——无论有多少种族和个性差别——都在死后被装进水晶棺。此外,还有五名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者也先后委身水晶棺: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季米特洛夫、蒙古人民革命党创建人乔巴山、捷共主席哥特瓦尔德、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党主席内图、圭亚那人民全国大会党主席伯纳姆,他们的遗体都由苏联专家进行防腐处理,后因种种原因陵幕被毁,水晶棺被拆除。据称,委内瑞拉独裁者查韦斯2013年去世后也将享受水晶棺待遇。
万物都有被辩护的权利。水晶棺确实不该由共产党创始人负责。列宁本人究竟自然死亡还是死于非命,至今是谜。这位死在54岁的苏联缔造者曾留有遗嘱,本应有时间交代后事。写下《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列宁无论如何不会料到,死后被作为20世纪第一个现代木乃伊崇拜的样品。苏联历史充满诡密和谎言,关于列宁遗体、水晶棺与红场,世人所知甚少。据传托洛茨基、布哈林认为,“把列宁遗体制成干尸是对他形象的侮辱,这与列宁的世界观完全背道而驰。”列宁夫人曾央求苏共政治局,“不要把对列宁的哀悼变成对他个人形式上的尊敬,不要修建他的纪念碑和以他命名的宫殿,不要为他举行隆重的纪念仪式……他在世时对这些都不屑一顾,并把它们看作难以承受的负担。”当列宁遗体已无可挽回地被强制施行了防腐措施后,克鲁普斯卡娅只能发出无力的抗议:“你们这是拿伊里奇做交易!”斯大林们当然有理由拿列宁的一切做交易,——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列宁死后,斯大林就是党。直到今天,是否保存列宁水晶棺,仍然是困扰俄国的一个累赘。
斯大林虽然生前为自己发动了空前的个人崇拜,但这名前神学院学生猝死之后,一场最高权力的争夺立即开始,以致这名暴君来不及阻挡他那些各怀鬼胎的同僚把他开膛剖肚。斯大林当年争取到肩扛列宁遗体的前排位置,极富象征性地争取到最高继承人的地位。1953年,苏联新统治者重演了这一幕。1976年,中共新政治局作出的最重大决定,就是修建毛泽东纪念堂,打造毛泽东水晶棺。中国人也许永远无法知晓,曾在死后火化字据上带头签名的毛泽东,怎么也重蹈列宁斯大林覆辙,违背中国人“人死为大,入土为安,”的风俗,让自己被他那些同样各怀鬼胎的接班人最后利用一把。深谙中国权力史的毛当然知道伍子胥鞭尸楚平王的一幕,难以理喻,毛一辈子经营自己的王朝,到头来却落得尸骨未寒,老婆亲信被掳,老身被体解弥缝的下场。
毛泽东自称“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他们真的无所畏惧吗?他们迷恋权柄、名份、天下、万世一系,贪图越多者,畏惧越多,当把整个天下玩于股掌后,独裁者有可能产生厌倦而无所畏惧。让心理学家去分析毛式人物吧。路易十五称,我死之后管它洪水滔天。他至少无耻得真诚。毛应有自知之明,他的包括这句谵狂话语在内的许多胡言乱语都出自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头脑和口舌,但他多半不知,像他这种被唯物主义征服后再去征服中国的“特殊材料”已被俄国作家和诗人预表过。陀思妥耶夫斯基、梅涅日柯夫斯基、别尔嘉耶夫和舍斯托夫都告诫过,欧洲的不幸,俄国的不幸,世界的不幸,无一例外地都起源于与流氓痞子市侩无赖及其总精神代表魔鬼同流合污而丧失了上帝,而且后来还以为没有上帝也可以生活、甚至能进入天堂。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度撇开了帝国的罪孽,深入到人性邪恶的深渊,发现了能“超逾善恶”的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可怕性。托尔斯泰很早就转向宗教和人的得救问题,他们都隐约窥测到二十世纪先是俄国、继而是中国人遭逢的更为残酷而复杂的局面。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他所预感到的世界性演变与恐怖,对即将来临的全人类的生命流失和价值倾覆,对他所忧心如焚的一亿俄罗斯人被魔化的未来世纪问道:俄罗斯将走向何方?
  苏联帝国警察首脑雅戈达及其同志们,每次洗澡前,都要对特意设置的圣像开枪射击,每次处决犯人后都要摹仿犯人临死前的可笑举动,索尔仁尼琴分析这些武装起来的、制度化和体系化的二十世纪的拉斯柯尔尼科夫们时指出:
麦克佩斯的理由是无力的──所以受到良心的谴责。雅各布也只是一
只小羊羔。莎士比亚的恶人们的想象力和气魄也就止于几十具尸体。……
历代的世界文豪──莎士比亚也好、席勒也好、狄更斯也好──接二连
三地给我们炮制出一些漆黑一团的恶人形象时,我们感到这在现代人心
目中多少有点滑稽和笨拙了。他们的恶人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是恶人,意
识到自己的灵魂是黑的。
 “因为他们没有思想体系”。索尔仁尼琴认为,俄国二十世纪的悲剧就在于“从西方刮来的那股黑风”,“它折磨和伤害了我们的心灵。”“思想体系!──它使暴行得到所需的辩解,使恶人得到所需的持久的坚强意志。那是一种社会理论,这种理论使恶人能够在自己和别人面前粉饰自己的行为,使他听到的不是责难,不是咒骂,而是颂扬和称誉。”
由于思想体系,二十世纪遭逢了残害千百万人的暴行。莎士比亚的恶人不能逾越的界限,有思想体系的恶人却能越过去──并且他的脸上挂着微笑。晶莹剔透的水晶棺竟然被用来贮盛魔鬼,20世纪的怪戾和荒诞莫此为甚。

需要几篇博士论文,才能深入剖析何以苏共、中共统治集团会光天化日实行水晶棺木乃伊崇拜,究竟是特殊环境或一时灵感,还是其历史必要性、政治竞争史、统治术、极权主义心理学以及民众集体意识等共同促成的异常结果,抑或在共产主义经典文献里虽无蛛丝马迹的暗示、却在20世纪国际共运史上公然施行的精神反祖措施。
究竟是什么力量让这些以仇恨、骄狂、抢掠、杀戮、蒙骗为业的暴君作出并非出自其本意的临终安排呢?是什么魅惑让他们的接班人敢于把他们的导师、领袖、统帅、舵手和父亲开膛剖肚,与溃烂尸身作无望的抗争以至最后用假肢假躯长久诓骗世人呢?郑义给出的初步答案是,“他们的皇储们为了以先帝之威望确立新君之地位,”因而“这些手握王爵、口出天宪的极权暴君也被他们所创立的制度剥夺了自由”——死的自由。
郑义进一步发现,水晶棺贮藏着某种特殊的人性秘密:
这些红色君王们尽为偶像崇拜者,偶像崇拜的秘密是:以人凌驾于
神, 把人性的罪恶神化。作为暴君和偶像崇拜者的人,他们身不由己
地服从于一道铁则:从他们一生自封神圣的行状,以及蛰伏于内心深处
的隐秘欲念,水晶棺应该是一个没有违背他们意志的逻辑终点。
这几句判断,已经本质性揭示了水晶棺主人的可称正常的人性根据。郑义却没有止于这种发现。把五具水晶棺僵尸联为一体,把他们忍受令人毛骨悚然的被制作过程以如此可悲的方式联系起来的,还有一种不能明言的特殊缘由:对死亡、尤其对永死的恐惧。
因为罪恶巨大,所以恐惧也格外强烈,对不朽和万世长存之物也就
异常渴求:在他们的集体意识里,能使尸身不朽并供万世敬拜的水晶棺
,就成了永生、永恒的一个假想的实现。
 
木乃伊崇拜是人类蒙昧、野蛮与文明开化之间的分水岭现象。大金字塔垒筑的不仅是埃及帝国的强大威仪,也是不朽与永恒的神灵符咒显现于法老们的尘世图景。拉美西斯二世的巨大神庙、石雕连同其木乃伊,借助古老的防腐术保存了3,300余年。基督教的兴起,耶稣上十字架又死而复生的神迹,使金字塔式尘国肉身不朽的尝试,永远成为迷信。
某种意义上,埃及法老拥有其合法性。古代帝国的兴起与衰落、目的和手段,代表了人类文明草创时期的自然状态,没有谁会审判他们。
历史显示,共产主义本质上是基督教在20世纪的异化变种。它宣称将在地球上建立天国,为达此目的,它自我授权,拥有基本教义、选民、大法官、红衣主教、异端裁判所和上帝。它同时扮演着古老帝国的异代继承者,依靠巫术(宣传)、魅惑(欺骗)、恐怖(暴力)、许诺(解放),赋予这一切以活力的,是最高领袖的“道成肉身”与自我封圣。必须借助宗教性仪式和器皿,才能完成共产主义的世俗目标。
另一个不能明言的理由是,按照红色教父们的理论,共产主义的选民主体
——工农大众——是文明历史的被抛弃者,在马克思恩格斯、尤其实际掌权的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之前,他们是“沉默的多数”,在砸烂旧世界与创立新世界之间,他们必须拥有一种神圣的合法性。只有从莫斯科到北京的水晶棺,才能唤起一种沉寂了数千年的神圣性,一种类似十字架的救赎—牺牲—复活—永生世界。只有死亡,才能提供这种神圣性。
共产主义的纲领和实践,乃是其不义、不合法和罪恶的完整证据和自供状。它的历史性失败的一种人性证据是 ,它的代表者、执行人几乎无一例外地堕落为独夫民贼和伪善者,并且最终都凝固在他们堂皇而阴郁的囚笼——水晶棺中,等待着无数冤魂的唾沫和终难防范的鞭尸之辱。最让他们永蒙污秽的是,人类全面觉醒与自由的浪潮已在另一半世界和红色暴政奴隶们的内心汇成主流,十字架的光辉、善的意志和爱的力量,正在奏响新纪元的主旋律,世界历史的天平已从阴森的墓窟移到阳光普照的广场。这一伟大的转移已经经历了两千年,几具丒陋的僵尸不能阻挡。
顺便提一句,不知出于何种考虑,邓小平不仅不为自己另建水晶棺,也不埋尸入土,而是一烧了之。恐怕多少有些“后怕”:遭受楚平王的命运。

郑义难以掩饰自己极度厌恶的心绪,记下毛泽东遗体防腐处理过程 ,御医们往尸体灌注福尔马林,“一直把毛灌得全身肿胀,表皮光亮,防腐液如汗水从毛孔中渗出。此刻的毛,形象怪诞,脸如气球,颈头同粗,两耳外翘……”万事都需付出代价。
关于共产主义邪恶和罪愆的历史记录和政治批判早已成为一门专业学问,郑义本人在《红色纪念碑》里曾作过系统分析。在历述五具水晶棺蓄藏的血腥恐怖骯脏后,他已不再有兴致作任何理论辨析,只是引用《圣经•创世纪》中“第一位杀人犯该隐的故事” 。上帝在该隐额上刻下记号,免得为人误杀,并宣称“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死亡是太轻的惩罚,“该隐必带着耻辱的印记与世长存”。
天下良善者、好人、君子和圣徒未必能并肩作战,歹徒、恶棍、奸贼和暴君虽则不共戴天,但却孱杂一种鬣狗豺狼秉性,一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生存魔性。神性总诉诸于每个个人的道德自觉,在具体历史环境里,不忍之心、谦卑、温情、虔敬、敬畏、辞让、博爱,常常抵不过恶,更无力应付制度性的恶。在20世纪,若非自由美国,法西斯和共产主义两大轴心集团国家,很可能实际统治着世界。——在此意义上,“美国例外”是一个幸运而苦涩的偶然。今天,这一威胁依然存在,这种威胁的轴心从莫斯科、柏林转移到了郑义的祖国中国。
五具水晶棺,如此触目地嵌于历史。郑义的天才在于,将世人熟视无睹的事实如此一目了然地坦陈于世,共产暴政的特殊印记被如此确凿地定格于历史的“前额”。郑义以一己之力,对曾诱骗亿万人匍匐其下的暴君作了集体审判。上帝对该隐说,你做了什么事?你兄弟的血,从地里向我哀告!郑义追寻他的神问道:
这样的一些仇恨与死亡的播种者、死神,怎么就胆敢盛敛于透明的
水晶棺里供后世瞻仰呢?
他们与希特勒一起,制造了一个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世纪,怎么就
胆敢奢望永生呢?
他们就不怕后人会指着他们的不朽之身说“那就是他吗”?
他们就不怕最后的审判吗?

1961年,列宁格勒、莫斯科、格鲁吉亚和乌克兰代表团在苏共22大上联名要求,尽快将斯大林水晶棺移出列宁墓。大会于10月3日做出决议称,“鉴于斯大林严重违背列宁遗嘱,滥用职权,对忠诚正直的苏联公民进行大规模镇压,再将斯大林的水晶棺保存于列宁墓,将是一种亵渎” 31日晚,这一决议被执行。斯大林的遗体被落入一个深坑,再浇灌上几卡车水泥。诗人业甫图申科在《斯大林的幽灵》中写道:
大理石不会说话,水晶棺默默闪着光。
笔立的哨兵,脸色晒得又黑又红。
当他们把他抬出列宁墓大门时,
几缕青烟在棺木上缭绕,
一丝气息从裂缝中漏出。
棺材慢慢升起,檫过了哨兵的刺刀。
他没有说话,他没有,他沉默着,闭着眼,
紧紧握住他那经过防腐的拳头。
他只不过是装死,他在里面谙中注视着,
他只不过是打个盹儿,他在谋算……
我呼吁我们的政府,我请求你们,
派两倍、三倍的哨兵来来看守这副棺材,
不要让他东山再起!
7月4日,根据苏联30个城市数十万人签署的致苏共中央的呼吁书,决定在莫斯科建立一座斯大林时期牺牲者纪念碑,以及有关档案馆、博物馆和信息研究教育中心,“以永远纪念在斯大林恐怖专政下死去的苏联公民,培养我国公民不与罪恶和暴力妥协的精神。”斯大林水晶棺被销毁,是撬动庞大苏联帝国柱石的第一步,这个横跨欧亚的现代“利维坦”再也无法战胜它赖以存活的内在悖论了。
历史在俄国翻过一页,列宁水晶棺被移走已是时间问题。还有三副水晶棺、尤其在北京和平壤的两个额印,还横亘在中国和北朝鲜的心脏上。要铲除它们,还需要时日,也许还需要流血。
郑义不再为此操心:该隐必带着耻辱的印记与世长存!
如前所述,人类奥秘乃是宇宙之谜中最复杂最难戡破的黑洞般的幽微世界,它必须通过心灵(而非大脑)方可望抵达。伟大作家不仅必须触动心灵,而且必须感动心灵,丰富和纯化心灵,才可能洞察人类精神的光明本源。否则,一切都可请历史学家和文献学家代劳。

很难说郑义受哪位作家影响更大,我在《素棺》里的阅读之乐,似乎更接近雨果风格,即至善与极恶两极世界的对比描写。素棺与水晶棺的比较已经判然明晰,如同天使与恶魔。在两者之间,还横亘、绵延着无数装载生命终点的棺材。郑义没有忘记,在教宗与共产党党酋之间,发生着一场特殊的争夺。无权无言的“老百姓”在巍然矗立的帝王陵墓前只能感到难以抗衡的威仪恐怖,睡在水晶棺里的统治者遮断了他们与世界的联系。他们很难知悉,还有另一类死亡、棺木和葬礼。郑义始终怀抱某种“人民”情结。从某种角度,郑义写作的特殊动机,是跟共产党争夺人民。雨果从来不是人民中的一员,他却把他最伟大的作品《悲惨世界》献给了人民。乔治•桑、欧仁•苏、大仲马、巴尔扎克、佐拉都写过同情人民的长篇小说,只有雨果心中的人民上升到了崇高的位置:
对苦难人民的爱活在我的心中,
情同手足,我和他们心心相印。
可是啊,怎么捍卫穷人的权利?
如何帮助彷徨瓢泊的人们?
这一切令我忧心如焚。
郑义不仅深怀人民情结,他自己就直接属于人民,长期跟微贱的人民同呼吸共患难。郑义身上特别优美动人的经历和品格,是他对自己人民身份的确认,那份受压迫受侮辱者的履历,给予他坚韧、智慧、幽默和灵感的凭证。无论闻名遐迩的年代,还是四海飘泊无所依傍的流亡岁月,在他的言行和文字中,很难找到任何优越感、傲气或顾影自怜孤芳自赏的痕迹,中国人最为世界称道的美德——质朴——几乎就是郑义的天性。
在教宗素棺与五具水晶棺之间,郑义动情地描绘了太行山深处一座煤矿木工厂的师徒们打制“平板棺材”的细节,引用了《神树》里“活底棺材”令人心碎的盗墓故事,右派反革命的“狼肚皮棺材”以及韩战期间的“布棺材”。“就在人家那些保密厂、劳动模范、优秀党员精心研制水晶棺同时,我们木工厂的弟兄们也隔三岔五地打造些寻常木棺”,郑义还独自为穷小子“黑小”弟弟赶制了一口棺材。他把两段文字祭献给连死亡都应付不起的苦难兄弟。细节,对话,声响,神情一一逼俏而至。难兄难弟使郑义恢复了温柔,——话到人民意便沉。面对水晶棺主人,郑义是另一付面孔,铁石心肠,冷漠无遮。在两万余字的《素棺》里,郑义两次动粗开骂。一次为那早夭的苦孩子钉死棺盖时,“没讲究,没讲究,咱穷人家有他娘的啥讲究呢!”一次是在计算金日成陵寝造价之昂贵与同期北朝鲜300万饿殍后:
教宗的素棺、我当木工时和弟兄们打造的木棺,以及那些“活
底棺材”、“布棺材”、“狼肚皮棺材”、黑小弟弟的棺材之属,委实
与水晶棺隔天隔地隔着九重天堂再加上狗日的十八层地狱。这些普通简
陋的棺材,装的尽是无权无势的穷人、好人。水晶棺则不然,那些以尸
身不朽来僭越上帝的偶像,无一不是两手染血的杀人犯。
业已申明,郑义的发现绝对不能与牛顿的发现相提并论,郑义把教宗的素棺跟中国底层人民的简陋棺材等量齐观,那是出自也已提请注意的“流亡与自由”赋予他的特权。
郑义再次慷慨无私地把又一个貌似寻常的发现,放在我们眼前。一个中国文学长廊不曾出现的形象,一种中国历史传统和道德世界不曾产生过的人格,从此问世。

文风陡变,——叙述对象变了,心绪变了。
亲切,敬爱,温馨,赞美,全身心的欣悦。
决非远离苦难、悲剧、死亡,郑义强调,素棺与水晶棺,简朴奢华还在其次,其间深在的意义是死亡——如何理解并面对死亡。
身为作家,郑义涉猎深广,文学、艺术、哲学、历史、政治、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其学识可称渊博。流亡赐予他的,是与一切外在、纯粹知识有关联而自成精神—心灵世界的信仰生命。基督教信仰使郑义的文学创作发生的变化远非任何知识、学理甚至经历所能比拟。一种全新的观照如“一线晨光照亮思维的小径”。郑义未必系统地研读过20世纪基督教神学哲学,蒂里希、舍斯托夫、巴特、舍勒、拉康、西美尔、梅涅日科夫斯基之间的论辩,梵蒂冈宗教会议有关文献未必都在他的视域内,何光沪、曾庆豹、刘小枫、林安梧等汉语神学译介也未必增益了他的基督教信仰。正如郑义的文学创作一开始就不是从政治学、异化理论、权力批判和人道主义切入,而直接受惠于人生经历、内心体验和良心一样,他的宗教信仰也决非借靠基督教历史、神学理论的门庭进入,而因由某种持久的感动、热情以及呼吸生死之际的心灵震撼所赐,——正是信仰之为信仰、《素棺》之为《素棺》的奥秘所在。顺便提一句,刘小枫近年转向红色帝国,认毛泽东为其“国父”,令学界诧异。孔子早已断言:知及之, 仁不能守之, 虽得之, 必失之。刘之变,此其谓也。
基督教信仰的垂临,使郑义的文学发生了哥白尼式的革命、路德式的新生。
1949年以前,西方传教士入华传教400余年,中华帝国解体,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始肇。即或发生俄国十月革命、《凡尔赛协议》和日本入侵,中国也可望经由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而成为正面接纳包括基督教在内的西方文明的东方大国。但是《雅尔塔秘约》与苏联出兵中国东北,造成中华民族发生内战,代表中国历史传统和与西方主流文明汇合的中华民国被向苏联“一边倒”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导致中国民族生命与精神生命发生空前分裂。基督教和西方主流文明被指斥为西方帝国主义全球征服的精神入侵。与此同时,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宣扬的人道主义、理性原则、怀疑精神和批判哲学遭遇马克思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主义和尼采超人哲学,演化成激进主义与虚无主义,严重损毁了欧洲古典主义和基督教,造就两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德国两大极权主义。基督教几个核心观念诸如天国即将来临的末世论、弥赛亚救世主义、选民优越性、最后审判,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中国的胜利,在中国不可避免地异化为民粹主义、共产极权主义,最后彻底滑向其反题,不仅激活了秦始皇大一统帝国宿梦,而且引入现代人类最大的“敌基督”——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起唯物主义无神论的中华红色帝国法统。中国1949年以后的灾祸之所以具有如此邪恶而强大的破坏性力量,既不只是中国两千年皇权专制、也不只是西方—俄国现代极权主义,而是两种恶力在中国连手结盟的集大成后果。中国儒学与基督教成全人类、救赎世界的神圣理想,都被可悲地遮蔽和取代了。
1949年后,传统儒生及其赖以依存的社会结构遭到犁庭扫穴式的摧毁,西方文明和基督教沦为最大禁忌,乃是上述集大成恶果和历史宿命维持其异端正统性、非法合法性的逻辑必然。全部中国知识界遭受整肃和迫害,所有中国基督徒被囚禁、流放、处决的事实,明白无误地表明,现代中国悲剧,不仅因为江山易手,而系于文明的大颠覆。偌大中国,凡受传统文明和西方文明濡染者,无一幸免地饱罹磨难的惨剧表明中国现代噩运的双重性质:秦始皇压倒了孔子,西泽僭越了耶稣,罗马征服了耶路撒冷。
如果一定要划分轻重,那么今天可以看得清楚,从西方和俄国输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模式远远重于秦始皇到朱元璋的亚细亚专制帝国的份量。北京政权的合法性来源连同其国家基本制度、意识形态体系、社会结构、宪法文本以及文学艺术、美学符号……都源自莫斯科——第三罗马。在此意义上,基督教以某种极端诡谲的变异形态,征服了中国,中国成了最大的敌基督国。
对于中国,“敌基督”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概念。传统中国,与圣贤、君子、豪杰、大丈夫相对应的是暴君、小人、懦夫、乡愿,善恶标准出于道德裁决。《圣经》显示,使徒约翰最早发出“敌基督”将会出现的警告。按照基督教,凡是伪称代表上帝者、擅自以弥赛亚自居者,都是基督的敌人。在约翰两封书信(约翰一书、约翰二书)里,“敌基督者”以单数和复数两种形式出现。敌基督是耶稣的反面,耶稣极端仁爱,敌基督极端邪恶;耶稣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其中一位,敌基督是龙、兽、假先知三位一体的其中一位;耶稣从天父得到权柄,敌基督从撒旦获得权柄;耶稣基督以拯救人类脱离苦难的为使命,敌基督以陷人类于大灾难为目的。敌基督是人类罪恶势力的集大成者,他的出现成为史无前例大灾难的象征。无疑,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等正是大大小小的敌基督。
作为莫斯科红场列宁、斯大林水晶棺的仿作,北京天安门毛泽东水晶棺,即是敌基督这一象征难以遮掩的物证。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都意识到,毛不是通常的独裁者、暴君,而是一个难以理喻的怪物,即与耶稣孔子争夺世界的撒旦魔鬼——敌基督。“敌基督”是分析、判断20世纪几大暴君最合适的概念,舍此不能作出公正而有效的审判。需要神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综合分析。郑义没有使用“敌基督”一词,而素棺与水晶棺的对比已经鲜明地擘画了上帝与魔鬼、耶稣基督与敌基督的两重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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